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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节·

　　我一直坚持认为，文学和音乐，是从心性与灵魂的交融处产生的。

　　年年秋天又至时，于冷风瑟瑟的黄昏中，总让我的乡村回想一个一个地显现不停。当我想抓住它时，它们却腾身闪过，让思维里留下种种扑空的感觉。以至我不得不每每慨叹都市已让人没了感觉。那天，霓虹又上时，我走在汉口六渡桥的过街天桥上，忽然有人伸出手臂挡住我的去路。留心一看，地上有一摊竹笛。在我以后的伫望中，卖笛人的手臂一直在护卫那些竹笛。可惜别人没有他的那份爱笛之心，在很长的时间里，竟无一人在其面前驻足询问。后来，笛声响了起来。但是那旋律被都市的喧嚣淹没得几近彻底，剩下的那点隐约的声音，干涩得像是枯河中兽蹄印内的黄锈水和洪灾之后挂在树杈上的浮渣。卖笛人那副忘我的样子让人心生痛惜。这种痛惜，终于使我在大厦的阴影压迫下捕捉到自己的一个回想。

　　1973年国庆过后到1975年元旦之前，我被县水利局派到处在湖北和安徽省界线上的岩河岭水库工地当施工员。那地方是大山顶上的一小块盆地，隔着一道小山脊就是安徽省岳西县。工地号称有两万民工，实际在一万两千左右。这么多的人散住在工地附近的山塆里。

　　那时，我18岁，黄昏后的行走，是当年的唯一浪漫。

　　最初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那位在小学校里当老师的下乡知青悠扬的笛声。有笛声相伴的行走，总让自己心生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然而，有一天傍晚，从民工住的破屋里传出的一种笛声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一直认定那种断断续续、五音不全的旋律是从那种两角钱一支的竹笛中钻出来的。当时，天正下着不大不小的雪。我扛着测量水渠线路的水准仪，沿着山边的小路往指挥部走。不远处的工地上，那些为着早些完成任务回家去的民工，还在冒雪挑灯夜战。茫茫然的雪花遮蔽了民工们的吆喝，平素不太引人关注，作为唯一穿透雪夜的笛声，一下子突现出来。那种苍凉、冷峻的命运感和竭力挣扎的渴望，给人以颠覆性的感悟。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粗糙的、没有训练、没有装饰、不见优雅和华丽的笛声，会在几年后才开始的文学生涯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个人的文学审美、文学趣味和文学趋向。在当时，我只是知道一个人站在那片苍茫里久久地聆听。就像一名学生站在自己所崇拜的导师面前那样。

　　1992年元月，中篇小说《凤凰琴》以一队队的文字出现在笔下时，我才发现，多少年来，自己心里一直怀有对乡村中普通人的崇敬之情。小说中，那几位吹着竹笛升起国旗的老师，也即是那于风雪之夜，在破旧屋子里吹着竹笛，飘散出五音不全旋律的民工们。

　　我一直不敢在自己的写作中，对父老乡亲有半点伤害。在他们面前，我没有半点文化上的优越感。每当面对那些被风霜水土、杂草粪肥过度侵蚀的容颜时，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占了他们的便宜。所以在写作时，能与笔下的那些人物平等相处，是我想象中的归宿与解脱。我一直不太相信在从事写作的这一群人中，有谁比乡村里的老农民更懂得生活和命运。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天造的历史学家、天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在乡村里，家家户户的老水牛都是大英雄，屋前屋后的老母猪全是大美人。这话没有丝毫调侃，我是百分之百地认同这些话。老水牛那毕生不改其志的劲头，比时下许多时髦学问家强。老水牛那只管耕耘不计收获的“牛格”，比那些只想收获不事耕耘的花花公子们的人格要强。那些人，得到好处越多，越爱在办公楼里骂阵。在现实生活中越是狂捞好处，越在互联网上扮成正义的化身骂街。那老母猪心甘情愿地用一己之力，换得一户农家过上一段安逸日子，当然够得上美人级别。

　　保持一种平等之心，平常心态，用以在写作时面对笔下的中国乡村，这成了90年代，我对乡村小说奉献的一种“新状态”。城里人听不懂，也不愿听那竹笛，竹笛从本质上讲也不属于城市。

　　《凤凰琴》改编成电影以后，尽管故事情节语言几乎原封未动，可是，怎么看怎么不像原小说了。根由就在于进行电影再创作时，那种平等的状态失去了。为乡村贫困窘迫所萌发的同情、怜悯，为乡村的落后愚昧而激发的愤慨、忧虑，在一些揣着高学历，住在高楼的人那里，这些表情的潜意识里包含着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优等感觉。同情与怜悯带着施舍的背景，愤慨与忧虑则是恨铁不成钢的教师爷前提。这些东西妨碍着公正的、公平的写出乡土小说里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感来。对乡村的文化歧视，使得社会在政治经济上付出更大代价。乡下人抽鸦片和赌博总是被认为愚昧，城市人吸毒、玩老虎机则是一种文明病。乡下人按自己的意念在私宅前雕龙塑凤，却招来城市人认作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践的谩骂。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理解中国乡村。乡村中人们自己发明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己搞成了乡镇企业，让那些办公楼与研究所里的专家，跌坏了大大的眼镜。这一点既是乡村的骄傲，也是乡村的悲哀。

　　对于新乡村小说家来说，这将是一场挑战。

　　面前的对手很有可能就是自我。

　　这个自我，正是对乡村满怀善意的文化歧视者。

　　我无意让竹笛响彻城市，然而我的确想让城市听懂竹笛。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