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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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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愣子

  他应该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没人知道,大家都叫他二愣子。他是阜平人。文工团经过阜平时,他来要求“参加革命”,文工团有些行李服装,装车卸车,需要一个劳动力,就吸收了他。进城以后,以文工团为基础,抽调了一些老区来的干部,加上解放前夕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组建成市文联和文化局,两个单位在一个院里办公。二愣子当了勤杂工。每天扫扫院子,整理会议室、小礼堂的桌椅,掸掸土;冬天,给办公室生炉子、擞火、添煤。他不爱说话,口齿不清,还有点结巴。告诉他一点什么事,他翻着白眼听着。问他听明白了没有,不大明白。二愣子这个名字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大家都记得有个二愣子?因为他有个特点:爱诉苦。

  那年七七,机关开了个纪念会。由一个干部讲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的战果,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当时开会,大都会有群众代表发言。被安排发言的是二愣子。他讲了日本兵在阜平的烧杀掳抢、三光政策,他的父母都被杀害了,他的一个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他讲得声泪俱下,最后是号啕大哭。一个人事科的干部把他扶到座位上,他还抽泣了半天。所有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听了二愣子的诉苦,无不为之动容,女同志不停地擦眼泪。开这个座谈会,让二愣子诉苦,目的是教育这些大学生。看来,目的是达到了,青年的思想觉悟提高了。

  二愣子对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解放初几年,每年国庆节,都要游行。游行都要抬伟人像。除了马、恩、列、斯、毛、孙中山,还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袖像是油画,安了木框,下面两根木棍。四个人抬一个。木框和木棍都做得很笨重。从东城抬到西城,压得肩膀够呛。我那时还年轻,也有抬伟人像的任务。有一年,我和二愣子分配在一个组。他把伟人像扛上肩,回头一看,放下了。 “怎么啦?”——“我不抬这个老日本!”我们抬的是德田球一。跟他说:这个老日本是个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领袖。怎么说也不成。只好换一个人上来,把他调到后面去抬伊巴露丽。

  解放初期,纪念会特多。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要开会。由文化局的副局长或文联副秘书长主持会议,一个政工干部讲讲节日的来历、意义。政工干部也不用什么准备,有印发的统一的宣传材料,他只要照本宣科摘要地念一念就行。这些宣传材料每年几乎都是一样,其实大可不必按期编印,汇集一本《革命节日宣讲手册》,便可一劳永逸,用几十年。这些节日纪念,照例有群众代表讲话。讲话的照例是二愣子。他对什么芝加哥女工罢工、示威游行、蔡特金、第二国际……这些全不理会,他只会诉苦,讲他的父母被杀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声泪俱下,号啕大哭。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他也上去诉苦,那倒是比较能沾得上边的。他的诉苦,起初是领导上布置的。后来,不布置,他也要自动诉苦。每回的内容都是一样。曾经受过感动的,后来,不感动了。终于,到了节日,人事处干部就说服他,不要再诉苦了。“不叫诉苦?”他很纳闷。

  我后来调到别的单位,就没有看见二愣子。“文化大革命”以后,见到市文联、文化局的老人,我问起:“二愣子怎么样了?”他们告诉我:二愣子傻了,进了福利院。

  一九九○年五月八日

  载一九九○年第九期《天涯》 汪曾祺作品精选(6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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