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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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引自《国子监》
我写《国子监》大概是1954年,老董如果活着,已经一百一十岁了。
我认识老董是在午门历史博物馆,时间大概是1948年春末夏初。
老历史博物馆人事简单,馆长以下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学考古的,一位是学博物馆专业的;一位马先生管仓库,一位张先生是会计,一个小赵管采购,以上是职员。有八九个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陈列室的看守,看着正殿上的宝座、袁世凯祭孔时官员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装、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物。有一个工人是个聋子,专管扫地,扫五凤楼前的大石坪、甬道。聋子爱说话,但是他的话我听不懂,只知道他原先是银行职员,不知道怎样沦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儿子德启。老董只管掸掸办公室的尘土,拔拔广坪石缝中的草。德启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绺一绺道”,跨上自行车出天安门。
老董曾经“阔”过。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
——引自《国子监》
据老董说,他儿子德启娶亲,搭棚办事,摆了三十桌——当然这样的酒席只是“肉上找”,没有海参鱼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总也得花不少钱。
他什么时候到历史博物馆来,怎么来的,我没有问过他。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不是“手里的钱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紧了。
历史博物馆的职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带一顿饭来。带来的大都是棒子面窝头、贴饼子。只有小赵每天都带白面烙饼,用一块屉布包着,显得很“特殊化”。小赵原来打小鼓的出身,家里有点积蓄。
老董在馆里住,饭都是自己做。他的饭很简单,凑凑合合,小米饭。上顿没吃完,放一点水再煮煮。拨一点面疙瘩,他说这叫“鱼儿钻沙”。有时也煮一点大米饭。剩饭和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这种米饭面饼,我还没见过别人做过。菜,一块熟疙瘩,或是一团干虾酱,咬一口熟疙瘩、干虾酱,吃几口饭。有时也做点熟菜,熬白菜。他说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察出来。
他对这样凑凑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时还颇能自我调侃,但是内心深处是个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会满意的。他的不满,常常会发泄在儿子身上。有时为了一两句话,他忽然暴怒起来,跳到廊子上,跪下来对天叩头:“老天爷,你看见了?老天爷,你睁睁眼!”
每逢老董发作的时候,德启都是一声不言语,靠在椅子里,脸色铁青。
别的人,也都不言语。因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复杂,无从解劝。
老董没有嗜好。年轻时喝黄酒,但自我认识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烟。我写了《国子监》,得了一点稿费,因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买了一个玛瑙鼻烟壶,烟壶的顶盖是珊瑚的,送给他。他很喜爱。我还送了他一小瓶鼻烟,但是没见他闻过。
1960年(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我到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去看我的老师沈从文,一进门,听到一个人在传达室里骂大街,一听,是老董:
“我操你们的祖宗!操你八辈的祖奶奶!我八十多岁了,叫我挨饿!操你们的祖宗,操你们的祖奶奶!”
没有人劝。骂让他骂去吧,一个八十多的老人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老董经过前清、民国、袁世凯、段祺瑞、北伐、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他经过的时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老董记性极好,哪年哪月,白面多少钱一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可能是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是野史。可惜他没有写,也没有人让他口述记录下来。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日
载一九九三年第十期《追求》 汪曾祺作品精选(6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