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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

  一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议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修护了莫高窟。

  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将、权谋强人都会在莫高窟面前低下头来?我想,第一是因为这里关及人间信仰,第二是因为这里已经构成历史。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足以让那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

  在这个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民参与。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通俗地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除了壁画和雕塑外,莫高窟还是当地民众举行巡礼斋会的活动场所,也是享受日常娱乐的游览场所。但是,这种大众化趋向并没有使它下降为一个乡村庙会,因为敦煌地区一直拥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学贤达,维系着莫高窟的信仰主体。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成了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袈裟的僧侣。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这么多人渐渐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一批构成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

  也有了声音:佛号、磬钹声、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民众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

  这样的观看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模糊。因此,我不能不在闭馆之后的黄昏,在人群全都离去的山脚下独自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记忆、找回自己。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三

  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已经一千六百多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此时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那些雕塑略显腿短头大,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气定神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入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和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在背景山水中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风姿无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笔触精致细密,颇具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四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会点。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文化苦旅-修订本(30周年纪念版,文化导师余秋雨开山之作,热销千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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