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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逃向海边

　　终于，我对马兰说，决定离开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马兰大喜过望，却又忧心忡忡：“你这么一个纵横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处处不便？”

　　我说：“正因为纵横世界，哪个角落都可以安居。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走投无路时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边。”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

　　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曾经创下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档期最长的纪录。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主演的《秋千架》。

　　马兰大胆地在东方古典美学的演出中溶入了现代舞，受到极高评价。

　　马兰主演的《长河》，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她的顶级票房，没有牵制她大胆的国际化实验。而她的实验，也没有影响她的票房。在这方面，我与她心心相印。她对于我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并不陌生。

　　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在这个群体中，我一律被叫为“姐夫”。这一叫，使得踉跄于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妻子几次回家，表情奇异地告诉我，不知怎么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领导把她找去，悄悄告诉她：“他们的‘局’排定了，没有你。你还是走吧！”

　　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领导，说不出一句话，只在心里问：“他们”是谁？什么叫“局”？我为什么要走？走到哪里去？……

　　那些日子，马兰只是等，等一个说法，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字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在等的过程中，她一直在猜测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会影响官员的政绩？”“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我因为怕开会没答应？”……

　　我说：“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创建东方音乐剧的大踏步实践，严重超越了这里的文化管理体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给这里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

　　妻子没有反驳。

　　那年，她才三十八岁。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是同样的年龄。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把自己所在的剧种，推到了当代国际戏剧学的大门口，只差了几步。

　　上海没法留了，安徽不让留了，我们能到哪里去呢？

　　马兰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妈妈的遭遇。就在前不久，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都风光无限的时候，爸爸、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现在，大多数笑脸都冰冻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对着一双双冷眼。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却又前后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却能看到一小角夕阳。马兰背靠着几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说话。

　　她平日几乎不流泪，这次却流泪了。她赶忙擦去，别过身去看夕阳。

　　这个夕阳下的剪影，让我几天失眠。

　　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儿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居然有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那该多好！那就不会再有攻击，再有排挤。于是，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费在房子装修上。

　　好在两人都吃过苦，什么劳累活都扛得下来。为了办各种手续需要在一个个小窗口排队，那是马兰的事，好在深圳没有多少人能把她认出来。我负责买各种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卖场的摊子里买，还学会了讨价还价。两人每天回家，都尘土满身、腰酸背疼。

　　马兰排队的成果之一，是家里装了电话。想把号码告诉朋友们，但是，两个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几个需要通话的朋友。朋友曾经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却少而又少。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连重新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从盗版集团牙缝里漏出来的一点稿酬也能过日子，但我现在这样天天挨那么多媒体的狂轰滥炸，也不会再写什么书了。她想，如果以后年纪大了，有了医疗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电话铃突然响起，这在我们深圳家里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广西杨长勋打来的，他是我告诉过电话号码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被他们罩住！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报纸上骂你什么吗？”

　　“骂我什么？”我懒懒地问。

　　“骂你深圳的房子！他们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就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做编辑。”杨长勋说。

　　“他不是在北京吗？”我问。

　　“深圳也有他们的人，“啃余族”早已联网，疏而不漏。在中国，你到哪儿也逃不掉，我早就说过了，还得走！”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托北京一位律师打一个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报纸以通版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败诉的消息，口气欢天喜地。

　　我问了两个在媒体工作的学生：“有没有可能在哪家报纸上说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在深圳购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两个学生几乎同时回答：“不可能。报纸已经‘炒’完这事，这事就过去了。其他报纸与那些报纸都属于同一个系统，是一家人，更不会为了您得罪同行。”

　　连法院都判决我深圳的房子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住在这座城市了。应该逃到哪里去呢？没有了，因为不管到哪里，他们都会设法轰逐。媒体站在他们一边，法院也站在他们一边。

　　我开始理解杨长勋要我离开中国的意思了。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我判断一定是有了新的坏消息，等着她自己说出来。

　　她怕我难过，犹豫地看着我，最后还是说了。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

　　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沓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

　　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我最怕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弟弟说：“有一次爸爸到医院看病，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与医生说了几句，这一下子就在医院里会集了一批‘粉丝’。爸爸为了看病方便，与这些医生有一些交往，可能会讲到你的一些事情。”

　　“医生会不会把外面报纸的情况告诉他？”我问。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好像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赶快回到深圳。彼此没有工作的夫妻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工作，也就只剩下了牵挂。往往是，刚刚告别就牵挂了，好像已经告别了很久。

　　在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我只要写书，一般总会畅销，也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到时候再站在老人们前面遮掩，就来不及了。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写一些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我写毛笔字。

　　我抬头看她一眼，说：“你有那么多观众，我有那么多读者，但一转眼，我们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也找不到我们了。”

　　这情景，想起来还是有点酸楚。

　　我们两个，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点艺术文化，从来不会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却不知怎么变得寸步难行。要摆脱这种困境，有好几条路，连傻子也知道。我们不傻，当然更知道。只要走其中任何一条，就能立即得势、热闹、风光、安全，但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路，一条也不是。因此我们两人只能彼此为路，相持相扶一步步走下去。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正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边的渔船不见了，

　　山上的小庙坍掉了。

　　外公提着灯来了，

　　和尚打着伞来了。

　　灯灭了，

　　伞断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经了……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于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冷眼，因此对于罕见的点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我初见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亚，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惊人的善良。

　　那时，她的名声如日中天。我亲眼看到，在春节来临之际，她婉言谢绝了中央电视台的一再邀请，又以侍候老人为由推辞了领导机关的团拜和联欢。但是，就在这时，却接到了一个来自河南某地的电话。电话里传来陌生的声音：“这儿的人都很想念你，但我们这儿穷，实在付不出演出报酬……”她一挂电话就去了火车站。演出回来，她在火车上传染了重感冒，直到元宵节都躺在病床上。

　　那次去山东演出，怎么也推不掉报酬了。她就找到当地政府部门，要把报酬捐献给当地的苦难儿童。

　　“我们这儿没有苦难儿童。”当地官员说。

　　她一笑，说：“总会有。父母是残疾人，或在服刑……”

　　果然，这样的儿童还不少。

　　过了不久，她收到了很多被救助儿童的成绩单。

　　在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小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离异后本不应该再管，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发生了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来，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严重。刹那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她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是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国家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

　　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早已年老体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顶个虚名，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五十万。”我说。

　　“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后来果然，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自然不够了。

　　她一笑：“我说不够吧！”

　　这事，虽然由我亲自选购一切，还是很难瞒得住。一位记者依稀听说我在捐，却不知道实情，就按当时捐建希望小学的惯例，报道我捐了二十万。虽然大大缩小了，还是无法在中国红十字会账户里找到，因而那帮“啃余族”立即掀起了“诈捐”的风暴。

　　这下她有点着急，不是心疼钱，而是心疼我。她问：“闹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发言？”

　　我说：“这不是小误会，而是大颠倒。我一发言，对方就没法活了。而且，中间又夹进去了一个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化人，他一定会被网络上的‘回头潮’淹没。我还是老样子，顶个虚名保护别人。”

　　她说：“不错。地震死了那么多人，谁也不该在大灾难中洗刷个人。”

　　我说：“三个图书馆都在那里，用不着多说什么。”

　　我们每天讨论很多问题，从天体物理到台湾党争，无所不包，唯独对于各种捐助，从来不用商量。例如，澳门科技大学聘请我担任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每年都有很高的年薪。我觉得自己所承担的实际工作并不多，就把年薪全部捐作了学生的奖学金。她过了很久才听到这件事情，很是惊讶：“他们真还给你发那么高的年薪？”

　　但对于捐献，她一点儿也不惊讶，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两人，都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就像从乱石丛中挣扎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

　　我们躲到了深圳，用古话说来也算是“隐身南荒”了。当地的文艺界不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敢去触碰。这总该平安了吧，但无边的谣言还是在媒体上接踵而来。最让我们觉得荒诞的，是一次次地宣布我们离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体上再度闹得不可开交，南京《扬子晚报》的鞠健夫先生给马兰打来了电话。他倒是不相信我们会离婚，但还想听听我们的回应。

　　马兰立即写了几句话传过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泽地，从来没有见过山。终于有机会来到高山面前，便惊讶：这山怎么不倒？

　　过了半年，心想这下该倒了吧？一问，没倒。

　　又过了一年，便断言，这次不会有错，一定倒了。但一问，还是没倒。

　　于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敌，夜夜诅咒，天天造谣。

　　遗憾的是，那山，一万年也不会倒。

　　鞠健夫回电：“写得好！”

　　从一起起“离婚”谣言，上海的几个朋友来电，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了造谣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被我救过命，又被我绝交了的左派编剧。而且，以前的其他谣言，他都是主导者。

　　我想了一想，觉得很像。因为所有这些谣言加在一起，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政治运动结构”，造谣者一定上了年纪。你看，结构的起点总是“政治问题”，闹了半天发现不靠谱，就来“经济问题”。再不靠谱，就来“生活问题”。过去几十年，要整人，都是这么一个“三部曲”。当代年轻人即使要造谣，也不会走这么完整的“隔代程序”。

　　过了几天，在一个茶馆，遇到深圳的两位记者。他们说：“那么多谣言，你们一声不吭，读者都会相信他们，连我们也相信了。”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想用这样的语言刺激我们，让我们表态，然后再去采访造谣者，造成版面上的争辩。按照目前这些记者的职业偏向，他们主要站在造谣者一边。

　　我平静地回答：“相信了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这是人际关系的自然减员，也是一种瘦身，求之不得。”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位记者。记者中当然也有好人，但即便是好人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当代社会的是非颠倒、价值逆反，该负第一责任的，是传媒。

　　离开那个茶馆后，马兰在路上说：“我们两人，无帮无派。但是，由于从不反驳，口无恶言，自有另一种强大。”

　　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必要讨好舆论。现在，民粹主义的舆论已经成为当代魔王，大批貌似激愤的打手其实都是它的奴才。我们只逃避，不屈服，因而强大。”

　　说着，我们就到了海边。

　　深圳的风景，以海边为最佳，尤其在黄昏时分。

　　零丁洋里卷来的一排排深蓝色海浪，在夕阳下有一种壮阔而凄楚的寒意。文天祥在七百多年前写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不知是不是也出于这种意境。但对我们而言，没有了惶恐，只剩下零丁。

　　马兰最喜欢的海边景象，是台风来临时分。乌云在奔跑，海水在低吼，而她，则任凭长发轻衣大幅度飘洒，就像一位狂放的书画家在天际泼墨。

　　与别人不同，只要是台风季节，我们老是在海边。

　　后来我们老是互问：深圳几年，荒凉孤寂，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答案完全一致：台风中的黄昏，只有两个人在海边。

　　台风中的“狂草”。（摄于深圳海边）

　　天问。 吾家小史(余秋雨迄今完整家族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