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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文明造的孽？

　　我们“出埃及”的路线与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线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议的西奈沙漠。但是，这种神圣情怀很快就被忧虑和惊恐所取代。中东啊中东，从约旦河两岸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再从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麻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这个地方，拥挤着人类几个特别辉煌的古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层层的马蹄，敲击着古代空旷的地球。它们都曾经以为，普天下的命运就维系在自己手上的缰绳间。果然，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那些后起的文明，不管有多么得意，不管有多少发明，在宏伟的原创意义上，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是，这次我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么一片悠久而荣耀的土地，全然被极端主义的冲突闹得精疲力尽、遍地狼藉。

　　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铿锵的理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痛切和铿锵，这就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这种群体性的极端情绪再与各自的宗教、历史、文化一拌和，冲突立即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大家都拒绝理性，拒绝反思，有时看起来似乎出现了理性与反思，其实都只是斗争策略。这样，每一方都被自己绑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强大而勇敢，实质上狭隘而气闷。更麻烦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人群，是无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都因生态沦落而失去真正的个体尊严。失去个体尊严的人群，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评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动、自杀炸弹、绑架威胁，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兴高采烈地进行。

　　极端主义说到底并没有“主义”，只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加上极端的行为。因此，在这片曾经非常神圣的土地上，人们在抬起头来仰望一个个世界级“王者”雄魂的同时，又不得不低下头来俯视一场场不知所云的恶斗，实在不胜唏嘘。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难道，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契机？

　　我由此产生的伤感，无与伦比。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大家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本身极不坚牢，奋斗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来，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来文明虔诚而充满忧郁，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受尽苦难，长期被迫流浪在外，处处渗透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希伯来文明充满智慧，今天的现实生态在中东的各个族群中首屈一指，但这种紧张仍然挥之不去，散落在那么多人的衣冠间、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边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弥漫四周。一种文明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气象终究不大，或者说，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学术标准，阿拉伯文明远远算不上人类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纪之后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征服过好几个“古文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巨大的空间体量和严整的礼拜仪式，成为当代世界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员。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古代到现代都显得非常严峻。它自身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这一路，从埃及开始，能够完全跳开阿拉伯文明的机会极少，因此对它特别注意。我发觉这是一种沙漠行旅者的强悍生态，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样，但最终却又融合了其他各种文明。它有能力展开宏伟的场面，投入激烈的战斗，建立辽阔的王国，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固守和执着。它与其他文明的长久对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误会，但这些误会似乎已经无法全然解除。这是它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伊拉克的巴格达，曾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那是一个极尽奢华的所在，统治着非常庞大的国土。其实谁都知道，在这之前二十多个世纪，这里已经建立过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从巴比伦帝国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这儿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楔形文字，发展了天文学和数学。这一切几乎都领先于其他文明，因此后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点。这种想法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他几个文明各有自己的起点，但这块土地仍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初开拓地。遗憾的是，高度早熟引来了远远近近的觊觎，而这个地方又处于四通八达的开阔地带，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这个极盛极衰的轮回。例如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后终于入不敷出，日渐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东部的攻击……总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来了最密集的征战刀兵，这儿由反复拉锯而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战场，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满足于文本钻研而寄情于现场感悟，那么，最好能在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之后，争取到巴比伦故地走一走。那儿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泽边站一站，看着凄艳的夕阳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无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边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体会文明荣枯的玄机，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复的征战，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自己被别人打，时间一长，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对残酷的适应，对是非善恶界限的麻木。祖祖辈辈都缺少有关正常生活的记忆，灾难时时有可能在身边发生，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命运，根本无从辨别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遗留气韵让我大吃一惊。这又以此证明，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尽管这种现场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成为废墟。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帝国先后在居鲁士、大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西起爱琴海、东到印度河的超级庞大政权，还曾经与希腊展开过好几次大战。它战胜过很多国家，最后又被战争所灭，灭的时间太早，使它无法成为人类重要的几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文明的重要，不仅仅在于空间，还在于时间。

　　印度文明无疑是人类几个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对它的感受却非常凌乱。幸好我紧紧地抓住了佛教的缆索，没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地处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内，我因深夜路过，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这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关系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达罗消亡之后由雅里安人入侵开始的，离现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历史是不断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断分裂的历史。在雅里安人之后，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西徐亚人、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继侵入，其间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王朝，但总的说来还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发展历史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人难于理出头绪。其实，它自身的传承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似乎隐隐约约都有一些脉络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断、跌碎、混合、异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结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亚文明的时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义所在。中东的极端主义已经让人头痛，再往东走却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与贩毒集团和地方武装互相融合，显而易见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滋生文明和威胁文明，全都起自于同一片土地，这是不是一种历时数千年的报应？如果是，那么，这种报应实在太使人沮丧，沮丧到甚至对人类失去信心。

　　对此，我们除了发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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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尼泊尔博克拉，Fish Tai1 Lodge，此篇写于晚上。 千年一叹(余秋雨至为珍贵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