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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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中欧
仁者乐山
一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也就是从南欧进入了中欧。
意大利当然很有看头，但家业太老，角落太多，管家们已经不怎么上心了。奥地利则不同，处处干净精致。同样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懒洋洋地展示年岁，让游人们来轻步踩踏、声声惊叹；在奥地利，则一定把头面收拾得齐整光鲜，着意于今天，着意于眼前。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并不古老却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
时至今日，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陷入太多程式化的纪念聚集，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中国人刚刚开始热衷的“金色大厅音乐会”之类，也已开始失去生命力。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二
奥地利的山区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
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岙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却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满山满坡都是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一片片整齐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单纯明丽，把种种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了开阔气韵。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整治草地和森林的当然是人力，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不是原木色，就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原生态，再好的建筑看上去也像是山民的板屋和茅寮，绝不会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埋。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民众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强烈的人为印迹，贫困时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富裕时搭建出艳俗的房舍。奥地利告诉我们，人类只有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看不到那些自以为热爱自然、却又在损害自然的别墅和度假村。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回归自然”的时候，实际上蚕食了山区农村的美学生态。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三
在奥地利，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孔子对于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这里的“乐”字，古代读“要”，一个已经死了的读音。但是我觉得这八个字很有现代美学价值，应该活下去。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就是所谓“智”；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则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万古不移的形态给我们带来定力，这就是所谓“仁”。
其实，整个人生，也就是平衡于山、水之间。
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
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
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
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四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
那些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又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的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物件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
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悬崖上的废弃
一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一个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的庄严安详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原来，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一目了然，太令人遗憾了。
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二
这座城堡好大。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出口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十五个子女！
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道貌岸然的端方之士。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
三
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
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茨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
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闹着笑着，自成日月。
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五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但是，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和算计，家庭经济变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来到墓地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如果后一种传记是真实的，那么萨尔茨堡应该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内心的创伤，为何没有倾覆他的乐章？……
萨尔茨堡正在惶愧，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六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也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这本是好事，但反过来，却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一路看到的欧洲文化的大毛病。在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这样。为此，我不禁又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
“酒窖。”我说。
“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
“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
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平静。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座，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瞭了玻璃壶一眼，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施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说完便示范，平平地端杯，轻轻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后入口。嘴部动了两动，便伸手拉过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来。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红酒，也倾倒进去了。
由于这杯酒出现前经过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我们眼看着这种倾倒，深感心痛。厂长知道我们的心意，说还要品尝多种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这当然是对的，但出于痛惜之情我还是偷偷把那口酒咽下了，却又不得不把杯子里的酒倾倒在陶桶里。
倾倒时尽量缓慢，细看那晶莹的琥珀红映着烛光垂直而泻，如春雨中的桃花屋檐涓然无声。
接下去，光头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壶上来，厂长每次都瞭过一眼报出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我们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倾倒。开始时还偷咽几口，后来不敢咽了，因为已经感到身热脸烫，酒窖似乎也变得不再阴凉。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磐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我们相视而笑，每人脸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红。
走过长长的巷道我们又回到地面。厂长细心，在品酒过程中看出了我们最喜欢的牌子，一人送了两瓶，那种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铁门轻轻地关住了，外面，骄阳如火。没有下窖的几个伙伴，奇怪我们为什么耽搁那么长时间。为了抚慰，我们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给他们。
又是寻常街市，又是边远小城。如果没有特殊提醒，实在很难想象就在脚底下，有如此深长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看来，谁也不能说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你看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下面，竟然秘藏着如许醉意。连裴多菲和纳吉的热血都没有改变它的恒温，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干扰它的酣梦，那是一种何等的固执。
大哉酒窖。
哈维尔不后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这种证据很难成立，因为很可能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粝。全然没有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和艺廊。桥头有人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但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已经游荡了这个国家不少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周边环境所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却向老人深深点头，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明白，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二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一般想象中，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当权者在广场上焚烧这样一位大学校长，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抗？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举报胡斯的“证人”，恰恰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胡斯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
那么，统治当局是否考虑过其中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即使是伪证和诬陷，受害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是为宗教而牺牲的。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但是，无知的民众却会被民族主义的火焰所点燃。胡斯之死终于被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三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觉得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
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加剧了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给布洛德留下了遗嘱：“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写作《好兵帅克》的哈谢克。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卡夫卡和哈谢克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说这话的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
四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
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黄铜的幽默
一
斯洛伐克与捷克分家后，首都设在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在我们嘴上还没有读顺溜的地名。
沿途景象表明，这里还相当贫困。
两位同伴上街后回来说：“快去看看，人家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什么？我在街上寻找。是灰墙巴洛克？是阳伞咖啡座？是尖顶老教堂？
突然我肃然停步：路边一个真实的地下井口的铁盖已经打开，正有一个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
初见到它的行人都会微微一惊，在辨别真假的过程中发现幽默，然后愉快地轻步绕过。
这种幽默陈之于街市，与前后左右的咖啡座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订立已久，因此浇铸它的不是闪亮的钢铁而是古旧的黄铜。
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
于是我可以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长久以来生存状态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这种深层风度，我看有一半应归功于艺术家。
艺术家奉献了这样的雕塑，而他们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钻在地下，疏通着欧洲文明的管脉。
二
布拉迪斯拉发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黄昏时分，这里人头济济，风华四溢，丝毫不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逊色。
但是，这里的行人过于漂亮，说明除了最自信的恋人们，别的人还没有逍遥于户外的闲情；
这里的行人过于年轻，说明历史如何亏待了上一代，使他们还没有可能牵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门玩乐的事，完全交给了儿孙。
那么，论天下贫富，亮丽的青春不足为据。青春可以遮盖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盖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懒的眼神里，深深的皱纹中。
同样，看城市潜力，拥挤的市中心不是标志。市中心是一个旋涡，把衰草污浊旋到了外缘。真正的潜力忽闪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园里。
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春潮初动，精彩始发，不能不表现出一种展览状态。如果社会发展状况稳定，几十年后，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仍然敢于抛头露面，而他们的儿孙，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闲，两相结合，就会比今天的景象丰满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欧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边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大概各有去处吧，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们把街道交给了爷爷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满街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
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装、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
城市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追询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两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琢磨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成了废墟。纵然是废墟，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担心它仍然会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心理威胁，不敢把它重新作为首都。他说：“一旦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不管怎么说，既然来到了柏林，我就要向它询问一系列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记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这样一种比喻：德意志有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墓地荒荒
一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他是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兴趣所在，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我一听，正中下怀。
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拥挤在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那就是这个地方属于原来的东德。西德就好得多，我在那里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很长时间，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只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这个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又从石碑返回书本，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动。
在这里我突然明白，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也会使人们的心理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
二
黑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我在过去的阅读中知道，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黑格尔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练成了国家学说。于是我想，眼前这两个小小坟墓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黑白照片
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
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名为洪堡大学，纪念一个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的人有两个，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杰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提出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这些原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发展，后来也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所采纳。弟弟亚历山大·洪堡，是自然科学由十八世纪通向十九世纪的桥梁式人物，柏林大学名誉教授，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举行国葬。这两个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么洪堡大学的命名是在纪念谁呢？就整体学术地位论，弟弟亚历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为大学，还会取名于那位哥哥威廉·洪堡。其实这事一问便知，我却不问，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反正是兄弟，只相差两岁，两人的塑像都竖立在校园里。
校园里危楼很多。那幢主楼显得更有历史，我进进出出、上楼下楼无数次，几乎把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间有一扇扇木门，这些门都很高，有些新装了自动感应开关，有些还须用手去推，很重。想当年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们，也总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夹在臂下，然后用力去推。还是这些纹饰，还是这些把手，从未更改。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他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一片斯文。他们身后的过道墙上，很随意地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象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也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获奖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别是女教授们。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佐证。
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
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学对学生的第一训诫。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慕尼黑啤酒节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做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啤酒节，让这种偶尔失态变成了群体公约。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随着她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几个人一见面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
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路，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品质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
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是“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线。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谁能辨认
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养尊处优，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记得最早读到这方面资料时我曾经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
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思想那么狂放不羁，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员的笔触。
二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乐于召集文化名人，很多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狂热，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风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也以魏玛为主要标志。
三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当然，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这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医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
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
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
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庞大的无聊
今天，我上山走进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站在平台岗楼上，可以俯视脚下的一切水陆通道、市镇田野，遥想当年如有外敌来袭或内乱发生，全部都在眼底，而背后的几层大门又筑造得既雄伟又坚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我看到楼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当然也想看看顶上那个装酒的口阀。
找到一位管理人员，正想动问又犹豫了，因为他的脸像这城堡一般阴森冷漠。转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硬着头皮问吧，谁知他毫无表情地吐出来的话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爬？请吧，但要小心一点。”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两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我估计这个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过枯竭的恐惧，因此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危机的隐忧。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视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预料的险恶土地为万斛美酒的贮存提供了理由。
但是，我眼中的这个酒桶又蕴藏着一个问题：再大也只能贮存一种酒，如果困守时间很长，对于这个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过于单调？
于是，它在无意之间完成一个逻辑转换。为了安全，必须营造保障；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营造单调和无聊。
但是，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纪后期，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国人攻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卫者都喝醉了。
学生监狱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四壁和天花板上，全是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儿就笑着读了出来：
“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做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象，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正求之不得呢。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
一、本监狱不得用棍子打人；
二、本监狱不得有警察进入；
三、若有狗和女人进入本监狱，要系链子。
这第三条监规污辱了女性，很不应该。但也证明，这所“监狱”是很纯粹的“男子监狱”，当时的女学生老实听话，不会犯事。这条监规可能是一个一连被几个女同学告发而收监的男生制定的吧？
“学生监狱”关闭在一九一四年，大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它关闭得太有气派了。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
第一，当时的校方很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
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很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历史的幽默；
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很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流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按年龄算，她们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孙女一辈。也许，她们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了祖父们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们的笑声使我突然领悟，顽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么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们拒绝女孩子进“监狱”，就是拒绝女孩子的笑声，而拒绝，正证明心里在乎。对于这个逻辑，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临下，颠倒了辈分。
战神心软了
这曾经是世间特别贫困的地方。
贫困容易带来战乱。但荒凉的中部山区有一位隐士早就留下遗言：“只须卫护本身自由，不可远去干预别人。”
话是对的，却做不到。太穷了，本身的一切无以卫护，干预别人更没有可能。但是，别人互相干预的时候来雇佣我们，却很难拒绝。
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做了棋子。
说起来这样的战争真是纯粹，只可怜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杀喊和惨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种语言，与双方主子的语言都不相同。可能，侧耳一听那喊声有点熟悉，但刀剑已下，喊声已停，只来得及躲避那最后的眼神——这种情景应该经常都在发生。
这段历史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有可能改变理由，不再是绝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对贴身卫士的挑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罗马教廷的规矩经常修改，他们的多数行为方式也已紧贴现代，唯有教皇的卫士，仍然必须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输送雇佣兵。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
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做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
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我曾用这样几句话进行描述——
人家在制造枪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阿勒河
在欧洲，可以佩服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大批我不知道名字的城市设计者。
本来，现代和古典，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但是，欧洲很多城市却把两者协调得非常妥帖，甚至在两方面都逼近了极致，为人类的聚居方式建立了典范。
然而，聪明的欧洲设计者们知道，真正要让一座城市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处理城市和自然的关系，这比现代和古典的关系更加难办。
城市的出现，本来是对自然状态的摆脱。但是，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否定之否定”，把自然之美看做城市美学的最前沿。
这事早就开始努力，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时间一长，这些山河湖林也渐渐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河道，巴黎的塞纳河，都是如此。美则美矣，却承担太重，装扮太累，已不成其为自然。
这总于心不甘。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倒置：让城市百物作为背景，作为陪衬，只让自然力量成为主题，把握局面？
闻名遐迩的“维也纳森林”很棒，可惜只围在郊外。柏林就不同了，活生生把森林的灵魂和气息引进市中心，连车流楼群也压不过它。
更叫我满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尔尼。那条穿越它的阿勒河（Aare）不仅没有被城市同化，而且还独行特立，无所顾忌，简直是在牵着城市的鼻子走，颐指气使，手到擒来。
伯尔尼把中心部位让给它，还低眉顺眼地从各个角度贴近它。它却摆出一副主人气派，水流湍急，水质清澈，无船无网，只知一路奔泻。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纯粹属于活水的生命气息，这便是它活得强悍的验证。
它伸拓出一个深深的峡谷，两边房舍树丛都恭敬地排列在峡坡上，只有它在运动，只有它在挥洒，其他都是拜谒者，寄生者。由于主次明确，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状态。与那些自以为在城市里过得热闹、却早已被城市收伏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过好了。
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脚京城，看他是否过好了，低要求，看他摆脱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由于早就摸清了路线，脚步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
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做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rsh），我现在连他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
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
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形象思维和艺术思维，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爱因斯坦的文集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终于没有推门而入。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种方式更让人舒服。
希隆的囚徒
一
瑞士小，无所谓长途。从伯尔尼到洛桑，本来就不远，加上风景那么好，更觉其近。
然而，就在算来快到的时候，却浩浩然、荡荡然，弥漫出一个大湖。这便是日内瓦湖，又叫莱芒湖，也译作雷梦湖。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湖。
瑞士有好几个语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东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谁也不愿改口，给外来人造成不少麻烦。但日内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谅，它是边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国去了，而且又是山围雪映、波谲云诡，丰富得让人不好意思用一个称呼把它叫尽。
忽然，我和伙伴们看到了湖边的一座古堡。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
先得找旅馆住下。古堡前有个小镇叫蒙特尔，镇边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馆，都很老旧，我们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满心都是富足。
这家旅馆在山坡上，迎面是一扇老式玻璃木门，用力推开，冲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办理登记的女士一见我们扛了那么多行李有点慌张，忙说有搬运工，便当着楼梯仰头呼喊一个名字。没听见有答应，这位女士一迭连声地抱歉着为我们办登记手续，发放钥匙。
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坐间，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头。
天下万物凡“派头”最震慑人。别看这个旅馆今天已算不上什么，在一百年前应该是欧洲高层贵族的驻足之地。他们当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这样的栖宿处已算相当惬意。算起来，人类在行旅间的大奢大侈，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
很快到了三楼，放下行李摸钥匙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小房间，家具全是老的。老式梳妆台已改作写字台，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顶，可惜太高。难为的是那厕所，要塞进那么多现代设备，显得十分狼狈。雕花杆上缠电线，卷页窗上嵌空调，让人见了只想不断地对它们说“对不起”。
从厕所出来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两幅滚花边的窗帘后面究竟是什么。用力一拉没有拉动，反而抖下来一些灰尘。这让我有点不愉快，又联想到当年欧洲贵族对卫生并没有现在这么讲究。特别讲究卫生的，应该是经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贵族要的是陈年纹饰、祖辈幽光，少不了斑驳重重、细尘漫漫。于是放轻了手慢慢一拉，开了。一开就呆住，窗外就是日内瓦湖和那个古堡。
我在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楼约伙伴们外出。但他们这时才等来一位搬运工，不知什么时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劝我，天已渐晚，反正已经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迟，匆忙会影响第一感觉。这话有理，然而我又哪里等得及，二话不说就推门下坡，向古堡走去。
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个城堡挤缩在一起了，一挤便把中间一个挤出了头，昂挺挺地成了主楼。前后左右的楼体在建造风格上并不一致，估计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调上又基本和谐。时间一久，栉风沐雨，更苍然一色，像是几个年迈的遗民在劫难中相拥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这个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与岩石浑然一体，好像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岩石本是湖边近岸的一个小岛，须过桥才能进入，于是它又与大湖浑然一体了，好像日内瓦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拥有这个苍老的倒影。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应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这古堡有一种艰深的气韵。我知道一进门就能解读，但如此轻易的解读必然是误读。就像面对一首唐诗立即进入说文解字，抓住了局部细节却丢弃了整体气韵，是多么得不偿失。我把两条水上木廊都用尽了，前几步后几步地看清楚了古堡与湖光山色之间的各种对比关系，然后继续后退，从岸上的各个角度打量它。这才发现，岸边树丛间有一个小小的售货部。
与欧洲其他风景点的售货部一样，这里出售的一切都与眼前的景物直接有关。我在这里看到了古堡在各种气候下的照片，晨雾里，月色下，夜潮中。照片边上有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CHILLON，下方的照片正是这个古堡，可见是一本介绍读物。连忙抽一本英文版出来问售货部的一位先生，他说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发音，中文可译作希隆，那么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书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复协会”负责人的一篇长文，介绍了古堡的历史，此外还附了英国诗人拜伦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复协会负责人在文章中说，正是拜伦的这篇作品，使古堡名扬欧洲，人们纷纷前来，使瑞士成了近代旅游业的摇篮，而这个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胜景。
又是拜伦！记得去年我在希腊海神殿也曾受到过拜伦刻名的指点，联想到苏曼殊译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腊》。但今天在这儿却发蒙了，因为我对拜伦作品的了解仅止于《唐璜》。我手上这本书里的附文，并非诗体，大概是从他的原作改写的吧？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售货部那位先生的知识水平，我问了半天他永远是同样的回答：“对，拜伦！拜伦！一个出色的英国人！”
这本薄薄的书要卖七个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却又非买不可。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粗粗翻阅，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实在好生了得。
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曾经权盖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Bonivard）。
幸好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座建筑的力度。最奢靡的权力直接踩踏着最绝望的冤狱，然后一起被顽石封闭着，被白浪拍击着，被空濛的烟霞和银亮的雪山润饰着。踌躇满志的公爵和香气袭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间，有几颗不屈的灵魂，听着同样的风声潮声。
我知道这会激动拜伦。他会住下，他会徘徊，他会苦吟，他会握笔。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进希隆古堡了。
当然先看领主宅第，领略那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用坚石和大湖构筑起来的安全，那种在巨大壁炉前欣赏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为看了拜伦，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点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这个地下室气势宏伟，粗硕的石柱拔地而起，气象森森。这里最重要的景观是几根木柱，用铁条加固于岩壁，扎着两围铁圈，上端垂下铁链，挂着铁镣。
拜伦说，波尼伐的父亲已为自由的信仰而牺牲，剩下他和两个弟弟关押在这个地下室里。三人分别锁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却不可触摸……
这太让人震撼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再找一处坐下，顺着刚才的强烈感觉，重新细读《希隆的囚徒》缩写本。
时已黄昏，古堡即将关门。黄昏最能体验拜伦，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它读完。
二
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
三个人先是各自讲着想象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
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
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意，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
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穴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在这个黑牢里，这位勇士最无法忍受。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
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呻吟。他只吐露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句子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连叹息也杳不可闻。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惶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象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他想，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唯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不逃离呢？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我想，有了拜伦的故事，所有的游客都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深深钦佩。
《希隆的囚徒》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瑞士手表
在瑞士，不管进入哪一座城市，抬头就是手表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但透过橱窗看店堂，却总是十分冷落。
从卢塞恩开始，很多手表店里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国雇员，因为现在一批批从中国来的旅游团是购买手表的大户。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怎料突然有大批中国人成了他们滞销货品的大买家，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手表的起点还与中国有关，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还是应该归功于欧洲。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钟的，后来改成机械钟，不知花费了多少天才工艺师的才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机械打点的钟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钟，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计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钟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钟表具有了更大的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
手表业在二十世纪，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那就是：新兴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品牌。品牌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其实，手表的装饰功能并没有人们购买时想象的那么大。购买时它被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中心，放置在射灯的聚光点上，容易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审美预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过装饰在人体一个偏侧性、运动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会中，一位太太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手表的注意，必须先去引起手表的话题，为了引起手表的话题，又必须先去赞扬别人的手表，然后渐渐把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手上。
至于男士们用手表来装饰，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装很难使手表毕露，广告里那些男士装腔作势地频频露出手表，终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动作。我们常常取笑几位时髦的年轻朋友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冻换上了短袖衬衫，或者在公众场合不断看表，使某个演讲者误会成是催促结束的信号。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一块昂贵的手表藏在暗无天日的衣袖里，也实在太委屈了。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可惜中国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钟表商的。日本钟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钟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在我看来，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的一个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琤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很难听得下去。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