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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基斯坦

　　黑影幢幢

　　从伊朗出关后，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巴基斯坦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

　　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有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

　　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

　　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小姐们还处于解除头巾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吔、吔”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小姐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在她们幸福地摆动的肩膀后面，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拿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探路”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

　　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

　　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

　　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Quetta）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才能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行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这种“故意”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司机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最后一辆车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我们一辆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几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都把车停了。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立即发动离去。

　　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很老的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袋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更没有体力，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实在想不出那么多可疑的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来源，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连空气都凝固了，这就叫“宵禁”。据说在这里，很少有不宵禁的时候。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谁也不想动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奎达，夜宿Serna旅馆

　　赤脚密如森林

　　今天惊心动魄。

　　昨天半夜到奎达才知道，这里去伊斯兰堡还非常遥远。

　　没有直路，只得到南方去绕，今夜最快也得在木尔坦（Multan）宿夜。

　　但是，不管从地图上看还是向当地人打听，绕道到木尔坦有九百多公里！

　　开出去不久就明白糟了，这是什么路呀，九百多公里开十六个小时都是快的。

　　高低不平的泥路使我们担忧，但最惊人的还是路边的景象。

　　到处都是灰土，连每棵树乍一看都像是用泥土雕出。树下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垃圾上站着无数双赤脚。这儿的人似乎都不大喜欢洗脸理发，更遑论洗衣，因此也像是用泥土雕出。

　　今天不是星期天，但孩子们都站在这里。有几个在卖一块块的面食。面食上有绿点，那是豆角，有红点，那是颜色，但更多的是黑点，那是苍蝇。

　　房子全是泥砖，用石灰刷一下便是奢侈，而这些奢侈现在也均已脱落。

　　有人说这里的老百姓极端贫困，却有少数权势者因受贿而暴富。但是这些富人在哪里造了房？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走了那么远，怎么没有见到稍稍像点样的一间房子？

　　我不断在心里警告自己：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于是暂不作为结论，只是让车不断往前开，以便让景观尽可能充分地展开。有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把车停下来细看。

　　最后，当我发现已经在这个地区整整行驶了一千五百多公里，就不能不作出判断了：辽阔的印度河平原的极大部分，承受着一种最惊人的整体性贫困。

　　对于贫困我并不陌生，中国西北和西南最贫困的地区我也曾一再深入。但那种贫困，至少有辛勤的身影、奋斗的意图、管理的痕迹、救助的信号。这一切，在这里很难发现。因此，惊人的不是贫困本身。

　　我们从伊拉克和伊朗过来，对比之下这儿非常自由。自由得没有基本的交通规则和卫生规范，自由得可以在大路边作任何搭建，自由得有那么多人在无事闲逛。我们已经在这“国道”边看到五六十个小镇了吧，所有镇子的道路旁，永远站满了大量蓬头垢脸的人，互相看来看去。从小孩、青年、壮年到老年，好像互相要看一辈子，真不知他们靠什么获得食品。

　　在这里我可断言，一路上感到的最惨痛景象，不是石柱的断残、城堡的倒塌、古都的湮灭，而是在文明古国的千里沃野上，那些不上学的孩子们的赤脚，密如森林。

　　已有充分的考古材料证明，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三千年，即距今五千年前已经高度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光从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出土的遗迹看，建筑宏伟而坚固，设计精致而科学，私人住宅已有优良的浴室，城市的排水系统也很完善。

　　我以前就知道，早在三千五百年前这种文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个地方会衰败到这个样子，却是以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按照过去习惯的思路，我们会把这儿衰败的原因说成是受到了外族的侵略和掠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也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这个国家自治已有五十多年，完全独立也已有四十多年。作为一个农业国，土地没有被夺走，河流没有被夺走，气候没有被夺走，西方文明还为它留下了世界瞩目的自流灌溉系统。振兴和自强的机会，可以说年年月月都很充分，但都失去了。

　　就近期原因而言，可能是由于陷入了与邻国的军备竞赛，可能是由于走马灯般的政局更迭，可能是由于举世闻名的官场腐败……不管是什么，都需要有一次文明意义上的反省。文明的沦落，原因之一是失去了反省能力。

　　刚刚想了一下又上路了。一路行去，如果发现有一小段远年的沥青路，各车的司机就在对讲机里欢呼起来，但欢呼声立即噎住在狂烈的颠簸中。按照新来的节目主持人孟广美小姐的说法，五脏六腑全颠在一起了。

　　随着颠簸，车窗前后蒙上了一片片黄尘，像是突然下坠于黄海深处，怎么也泅不出来了。

　　路上的车不少，都强光照射，开得野蛮，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地抢占着极狭的路面。我们的对讲机里不断传来第一、第二辆车发出的一个个警报：“三辆严重超载的手扶拖拉机从右边冲过来了！”“一头骆驼！三辆驴车！”“两条牛横在路口！”……

　　一算，已经开了整整十六个小时，木尔坦还不知道在哪里。司机们开始想骂人了，但刚刚骂出半句又拿起了对讲机，说：“此时此刻，大家千万不要浮躁，不要浮躁！”

　　沿途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购买食品，大家都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下肚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巴基斯坦木尔坦，夜宿假日酒店

　　美的无奈

　　实在忍不住，要专门写一写此地的车。

　　开始一进国境线见到这儿的车被吓了一大跳。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投入使用前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

　　先让驾驶室的三面外沿往上延伸，延伸到一定高度便向前方倾出，这就形成了一个圆扁形昂然凸现的高顶，大约高度为六米；车身也整个儿升高，与车头的高顶连接。几乎所有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啊，棺材！”

　　六米多高的车身，在集体高度上肯定是世界之首。这样做，不是为了扩大运载量，而是追求好看和气派。所有的车，浑身用艳俗的色彩画满了多种图形，没有一寸空闲。画的图形中有花，有鸟，有人眼，有狮子，全都翠绿、深红、焦黄，光鲜夺目，又描了金线和银线。

　　驾驶室的玻璃窗上画的是两只大鸭子，鸭子身边还有红花绿草，驾驶员就从鸭脚下面的空当里寻找前面的路，像在门缝里偷看。

　　反光镜上飘垂着几条挂满毛团的东西，车开时一直飘至车身的中段。车头四周插着几十根镀了黄色的金属细棒，每根约两米长，棒头都扎着一团黑纱，车一开猛烈颤动，一直颤动下去。

　　很多车门改装成雕花木门，像中国旧家具中那种低劣的窗架。车身联结车轮的地方，垂满了叮叮当当的金属片，有的三角，有的椭圆，花里胡哨地直拖地面。

　　这些汽车由于成天栉风沐雨，全部艳丽都已肮脏，活像刚刚从一个垃圾场里挣扎出来，浑身挂满的东西还来不及抖落。

　　更恐怖的是在夜间。由于车身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反光纸，对面来车时车灯一亮，它就浑身反光。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荒山野岭，漆黑的山道上刚一转弯，猛然见到两三具妖光熠熠的棺材飞奔而来，实在会让天下最大胆的司机心惊肉跳。

　　我们的车队初遇这种情况时大家惊慌得瞠目结舌，不知来了什么。妖光熠熠的棺材越来越多，我们的车队被挤在中间，就像置身于阴曹地府。

　　由此我猛然憬悟：美与丑的极端性对比，便是人间与地狱的差别。

　　我们开始在路上寻找不作改装的特殊例外，很难，找了几天只找到一种，那就是警车。除了警车之外的一切车辆都被改装了，这里包含着多大的产业啊。在这样的产业中，必然又有数以万计的美术工匠在忙碌，因为车身上的一切艳彩都必须一一手绘。被这样改装的汽车中，有的还是世界名牌，日本的“日野”和“尼桑”很多，买来后全部拆卸，然后胡乱折腾。真不知这些名牌的设计师看到他们的产品变成了这个样子夺路飞奔，作何感想。

　　我花这么多篇幅来谈这件事，是因为这个例证既极端又普及，很有学术分析的价值。

　　照例，我们都会主张审美上的多元化，尤其尊重某个地区的集体审美选择，肯定它的天然合理性。但是，眼前的景象对此提出了否定。

　　更麻烦的是，否定过后，还是对它束手无策。

　　一、这种丑的普及不是由于某个行政的命令，而是一种民众趋附，因此也很难通过行政途径来纠正；

　　二、除了某些技术指标今后可能会有交通法规来限制外，这种丑基本上不犯法，因此也无法用法律的手段来阻止；

　　三、如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由于事情早已社会化，讨论也必然社会化，而在社会化讨论中，胜利者一定是当时当地的行时者；

　　四、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权势者个人的审美水平了，但不管是油滑的权势者还是明智的权势者，都不会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对这样的事过于认真；

　　五、似乎应该等待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这样的审美现实本身，就是一所所“学校”，正在构建着后代对它的审美适应……

　　总之，丑像传染病一样极易传播，而美要保持洁净于瘟疫之中，殊非易事。就一般状态而言，丑吞食美的几率，大大超过美战胜丑。

　　那么，一个严肃的大问题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这些人已经为政治民主奋斗了大半辈子，而且还为此继续奋斗下去，但是，在文化领域，所谓“艺术民主”、“审美民主”能够成立吗？如果成立，风险有多大？这种风险，有没有可能导致文明的沦落？

　　这些汽车，也会大大咧咧地飞奔到不远处的犍陀罗遗迹所在地吧？它们一定会鄙视犍陀罗，而犍陀罗早已讷讷难言，不会与它们辩论。

　　我相信街头站立的无数闲人中，一定也会有个别小学教师或流浪医生在摇头叹息。但这太脆弱，你听满街花棺材正在骄傲地齐声轰鸣。据说，邻近一些国家也都有了它们的身影。

　　美，竟然这般无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由木尔坦至秋卡扎姆（ChowKazam）镇，夜宿中国水电公司宿舍

　　面对犍陀罗

　　伊斯兰堡（Islamabad）是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最年轻的城市，只有几十年历史。巴基斯坦决定为自己营造一个新首都，以便摆脱旧都城的各种负累，这便是伊斯兰堡的出现。

　　这样一座首都当然可以按照现代规划装扮得干净利落。我因为刚刚在这个国家的腹地走完两千多公里，见到这样一座首都总觉得有点抽象。它与自己管辖的国土差别实在太大了，连一点泥土星子、根根攀攀都没有带上来。突然产生一个想法，那些联合国官员和外国领导人如果到了几次伊斯兰堡就觉得已经大致了解了巴基斯坦，那实在是太幽默的误会。

　　伊斯兰堡周围倒有一些很值得寻访的地名，例如，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白沙瓦（Peshawar）、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以及小时候并不知道的塔克西拉（Taxila）。这几个地方离得很近，在古代区划中常常连在一起。我首选塔克西拉，主要是因为它是犍陀罗艺术的中心。

　　从伊斯兰堡向西北驱车半小时，就到了塔克西拉。

　　路牌上标有很多遗址的名称，我们先去了比较重要的塞卡普（SirKap）遗址。

　　这是两千多年前希腊人造的一个城市，现在连一堵墙也没有了，只有一方一方的墙基，颓然而又齐整地分割着茂树绿草。

　　在离希腊本土那么遥远的地方出现希腊城堡，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公元前四世纪东征亚洲的亚历山大。他的部队到这里还有八万多人，分两个地方驻扎，这儿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由一个老兵营的繁衍生息而扩充成一个都城，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情了。大概热闹了三四百年光景吧，在公元二世纪沦落。

　　作为一个遗迹挖掘出来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挖掘的指挥者是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

　　塞卡普遗址中有一个石质的佛教讲台。底座浮雕图案中刻了三种门，一种是希腊式的，一种是本地式的，一种是印度式的。门上栖息着双头鹰，据说象征着东、西方交汇于一体。

　　在这个佛教讲台边上，高高低低地排列着很多千年石块，大多是断残的，因此显得很乱。我和孟广美小姐一起坐在这乱石丛中想休息一会儿。广美问我：“亚历山大明明是千里侵略，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是用崇敬的口气谈起他呢？”

　　我想了想，说：“他攻占波斯后，带头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结婚，与他同日结婚的马其顿军官和波斯女子多达一万对。这种远征很特别，先留驻人种，再留驻文明，也就是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明。那婚礼，全都变敌为亲，使反抗失去了理由。”

　　亚历山大留下的希腊人的后代，不知经历过多少文明冲撞和融合的悲喜剧，可惜没有详细记载。只剩下这个佛教讲台上的雕刻，静静地歌颂着文化融合。

　　犍陀罗艺术，就是在这种融合中产生的。

　　犍陀罗（Gandhara）原来是塔克西拉一带的地名，公元一世纪曾为贵霜王国首都，也曾称为犍陀罗国。但在世界艺术史上所说的犍陀罗艺术，范围要大一点，除这一带之外，连同阿富汗南部方圆几百公里间所发现的公元一世纪后的佛像艺术，都可以算在里边。这是东方艺术研究中一个少不了的课题。我本人十几年前在研究东方美学时，也曾一再地搜集过与它有关的资料，因此到这里来深感亲切。

　　犍陀罗是划时代的。在它之前，佛教图像一直是象征性的动植物和其他纪念物。由犍陀罗开始，直接雕刻佛陀和菩萨像。这肯定是受了希腊人体雕塑艺术的影响，当初亚历山大远征军中就跟随着不少希腊艺术家。

　　犍陀罗的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的特征，连衣纹都近似希腊雕塑。但在精神内质上，又不太像是欧洲。面颜慈润，双目微闭，宽容祥和，一种东方灵魂的高尚梦幻。

　　如果细细分析，犍陀罗综合的文化方位很多，不仅仅是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这儿当时是一个交通要冲，各方面的文化都有可能涡漩在一起。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先生告诉我，当地有学者认为，犍陀罗中所融合的蒙古成分，不比希腊成分少。我还没有看到这位学者的具体论据，因此暂时还不能发表意见，等读了他的论文再说吧。

　　离塞卡普遗址不远处，有一个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小，其实只是分成三块小空间的一个大间房，但收藏的内容不错，其中最精彩的还是犍陀罗艺术。

　　我在一尊尊佛像前想，幸好有犍陀罗，使佛经可以直观。这里，尽管很多佛像已不完整，但完整的佛经却藏在它们的眉眼之间。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广大信徒未必读得懂佛经，因此佛像便成为一种群体读解的“本”，信徒只须抬头瞻仰，就能在直观中悟得某种奥义。我曾把这种感受效应挪移到艺术理论上，在《艺术创造论》一书中提出过“负载哲理于直观中”的审美效应理论。我把这种审美效应，称之为“佛像效应”。

　　今天，我脚下的土地，正是最初雕塑佛像的地方。居然雕塑得那么出色，一旦面世，再也没有人能超越。

　　犍陀罗，我向你深深礼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玄奘和法显

　　塔克西拉有一处古迹的名称很怪，叫国际佛学院，听起来很像现代的宗教教育机构。其实，是指乔里央（Jaulian）的讲经堂遗址。

　　由于历史上这个讲经堂等级很高，又有各国僧人汇聚，说国际佛学院并不过分。它在山上，须爬坡才能抵达。

　　一开始我并不太在意，但讲经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棕脸白褂男子，用他那种不甚清楚的大舌头英语反复地给我们说着一句话，最后终于明白，他在说，这是我们中国唐代的玄奘停驻过的地方。

　　他还说，玄奘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

　　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全是泥砖建造，上下都极其古朴。

　　首先进入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在打坐台之间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级别应该高一点。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最大的一种打坐台里，有一个玄奘的纪念座。

　　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其他宗教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这格局正好与底层相反：天井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而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

　　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

　　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当年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礅用餐。这样的石礅，现在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是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

　　我们的玄奘，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的时候，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六三〇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

　　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

　　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

　　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

　　我在两层讲经堂之间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在这里一定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〇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以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是六十七岁！

　　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现在，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在这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汇处，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远行的人们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细说起来，这四种人走路的距离还是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为了获取精神上的经典，有可能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挥洒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

　　我们与他们在犍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想，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别国的历史。那么，是插入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代的中段。大乘佛教经三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迦腻色迦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来的时候，已是大乘佛教时代的后期。他比二百多年前的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重振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得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他们都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多种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无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国门奇观

　　拉合尔向东不远就是印度。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在进行着严重的军事对峙，两国一次次进行核试验，让全世界都捏一把汗。那么，它们的边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谁料面对的是真正的天下奇观。

　　在靠近边界的时候就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刚刚还是尘土飞扬、摊贩凌乱，怎么突然整洁到这个程度？完全像进入了一个讲究的国家公园，繁花佳树、喷泉草坪，而那条路也越来越平整光鲜。

　　终于到了边境，岗哨林立，大门重重，我们被阻拦，只能站在草坪上看。看什么呢？说过一个小时，有一个降旗仪式。我们一看时间是下午三时一刻，那就等吧，拍摄一点边境线上降旗的镜头，可能有点意思。

　　这时才发现，边境有三道门。靠这边一个红门，属于巴基斯坦；靠那边一个白门，属于印度；在红门和白门中间有一个黄门，造得很讲究，是两国共用之门。共用之门的左右门柱上各插一面国旗，左边是巴基斯坦国旗，右边是印度国旗，一样高低，一样大小。三道门都是镂空的，一眼看过去，印度一边也是繁花佳树、喷泉草坪，一样漂亮。

　　两方军人，都是一米九以上的高个子年轻人。巴方黑袍黑裤，上身套一件羊毛黑套衫，系一副红腰带，一条红头巾，红黑相间，甚是醒目；印方黄军装、白长袜，头顶有高耸的鸡冠帽，比巴方更鲜亮一点。

　　正当我们打量两方军人的时候，发现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他们好像也是来观看降旗仪式的。令人惊讶的是，印方那边也聚集了，人数与构成也基本相同。

　　四时一刻，一声响亮而悠长的口令声响起。似有回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印方也在喊口令，一样的响亮，一样的调门。他们是敌国，当然不会商量过这些细节，只是每天比来比去，谁也不想输于谁，结果比出来一个分毫不差。

　　口令声响起的地方离我们所在的国门边还有一点距离，在那里，降旗的礼仪部队在集合，集合完之后便正步向这里走来。由于印巴双方要同时走到那个共用之门，因此正步走的距离也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姿势，步步关及国威，不能丝毫马虎。两边士兵都走得一样有力，一样夸张。

　　每一步都传来欢呼，到这时才知道，那些学生和市民不是自己来参观，而是组织来欢呼的。印度那边也是一样，军人比赛带出了民众比赛。

　　仪仗队已经正步走到我们跟前，突然停下，为首的那个士兵用大幅度的动作向一个中年军官敬礼，我估计是表明准备已经就绪，等待指示。中年军官表情矜持，猛然转身，跑几步，到一个年轻的娃娃脸军官面前，向他敬礼请示，原来这个娃娃脸军官级别更高。

　　突然想起，这个娃娃脸军官在仪式开始前就有过暗示自己身份的表现。他来到后，走到我们一排人中站得最外面的高个儿驾驶员李兆波前，伸手紧握，并且讲了长长一篇话。他以为李兆波站在第一个，一定是我们一行的首领。

　　兆波也满脸笑容，与他长时间地握手、寒暄，远远一看真是相见恨晚、叙谈甚欢。但我已经听见，娃娃脸军官说的是我们谁也不懂的本地乌都语，而兆波则用外交家的风度在说山东话：“俺听不明白，俺哪里知道你在嘀咕些什么？”

　　他走后兆波还问我：“他在说什么？”我立即翻译：“他说，不知道您老人家光临敝国，有空到寒舍坐坐，礼物不必带得太多。”当时大家都笑了一通。哪知他长着个娃娃脸却官职不小，统领着国门警卫。

　　我们正对他另眼相看，没想到怪事冲我来了。娃娃脸军官接受中年军官的敬礼和请示后，转来转去玩了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向我迈进几步，居然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请示了！

　　我一阵慌张，不知怎么办。左右扭头，才发现在我身后，有一个穿蓝色旧西装的矮个子年轻人，挤在众人中间，向娃娃脸军官点了点头。唉，这才是这儿真正的首脑。他发现我们都在注意他，腼腆地一笑，快速移身，埋没在人群中了。

　　娃娃脸军官获得指令后，仪式进入高潮。抬头看去，印度方面也同样上劲了。

　　这边仪仗队中走出一个士兵，用中国戏曲走圆场的方式在这国境大道上转圈，速度之快可以用“草上飞”三字来形容。转完，回队，就有一个士兵用极其夸张的脚步向边境大门走去。

　　夸张到什么程度？他曲腿迈步时膝盖抵达胸口，迈几步又甩腿，一甩把脚踢过了头顶。更惊人的是每步落地时的重量，简直是咬牙切齿地要把皮鞋当场踩碎，要把自己的关节当场跺断。

　　用这样的步伐向印度走去，像是非把印度踏平了不可。对方也出一个士兵，脚步之重也像要把巴基斯坦踏平、踩扁。

　　两人终于越走越近，目光中怒火万丈，各不相让。这倒让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从架势看两人都要把对方囫囵吃了。

　　但是，就在他们肢体相接的一刹那，两人手脚的间距不到半寸，突然转向，各自朝自己的国旗走去，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一个在国旗下刚站定，仪仗队中走出第二个士兵，完全重复第一个的动作，要把皮鞋踩碎，要把关节跺断，要把敌国踏平，要把对方吃了，然后又在半寸之地突然转身……这时我们就不紧张了，都在捂嘴暗笑。而我则改不了看旧戏的习惯，每当他们憋一次劲就脱口叫一声好。

　　好，现在一边五个站满了，彼此又挺胸收腹地狠狠跺了一阵脚，然后各有一名士兵拿出一支小号吹了起来。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是同一个曲子，连忙拉人来问，说是降旗曲。

　　两面国旗跟着曲子顺斜线下降，斜线的底部交汇在一起。两边的仪仗队取回自己的国旗，捧持着正步走回营房。

　　哐啷一声，国门关了。

　　看完这个仪式回旅馆，路上有朋友问我有何感想。我说：越是对抗越是趋同，这种现象很值得玩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拉合尔，夜宿Avari Lahore旅馆

　　“佛祖笑了”

　　本来今天肯定要过关进印度，没想到临时传来消息，印度当局只许我们进人，不许进车。那就只好继续与他们交涉了，我们在拉合尔等着。

　　在拉合尔这样的边境城市，最容易触发对两国关系的思考。

　　巴基斯坦与印度，围绕着克什米尔的归属，吵吵打打很多年。在外人看来像是分家的两兄弟打架，没太当一回事，我们中国只是因为离得太近，才稍稍关注。但谁能料到，去年五月，先是印度，后是巴基斯坦，两国分别进行了五次和六次核试验，亦即在短短十几天内共进行了十一次！这不能不把世界震惊了，成了二十世纪末为数不多的顶级人类危机。

　　印度核爆炸的地方，离印巴边境不远，在我们现在落脚的拉合尔南方一个叫博克兰的地方。巴基斯坦核爆炸的地方，离我们那天从伊朗札黑丹到奎达的那条路不远，一个叫查盖的地方。

　　印、巴都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合法有核国家，但从连续试验的次数看来，实在都有点疯了。尤其是印度，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公开宣布在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核武器”。动用核武器居然可以“毫不犹豫”，这对全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让我难过的是，发出这种最恐怖声音的这个人种，这种嗓门，曾经诵唱过天下最慈悲、最悦耳的经文。

　　写到这里，窗外传来铺天盖地的晚祷声，这是从不远处的巴德夏希（Badshahi）清真寺传来的。这个清真寺据说是世界最大，不知是否确实。在边境线上有这样一座清真寺，象征性地表明两国的冲突有宗教渊源。

　　一九四七年的印、巴分治，其实就是在英国殖民者的设计下，由“宗教特点”来划分的。这一划，大约有六百多万穆斯林从印度迁入巴基斯坦，有二百多万印度教徒从巴基斯坦迁入印度，又把一个克什米尔悬置在那里，留下了政治冲突的祸根。

　　政治冲突和宗教冲突搅一起，终于，逐步升级到核对峙。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二十几年前印度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暗语，居然是“佛祖笑了”。佛教是各个宗教间最和平的一种，从不炫武征战，怎么到了核冒险的时刻，反要佛祖微笑？

　　这又触及到了文明的一个要害部位。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又可能是文明的归结。一种文明离开了宗教是不完整的，同样，一种宗教脱离了文明也是要不得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批准至今，在“核门槛”上徘徊的国家，仅我们这次沿途经过的就有以色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我不知道今后的人类对自身还有多少约束力，如果没有，那么，对文明的毁灭性引爆，将发生在旦夕之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拉合尔，夜宿Avari Lahore旅馆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