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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我的文化山河

　　一

　　一个人，迟早会经历一次极大的恐惧。

　　不是生老病死，不是瘟疫猖獗，不是盗匪来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位美丽的女教师在教室里讲“常识”课。她说：“宇宙没有边际，地球微不足道，即便是它围着转的太阳，也只是银河系中很多恒星中小小的一颗。”

　　“银河系里，大约有多少颗恒星？”一个同学怯生生地问。

　　“三千亿颗。”女教师平静地回答，却把“亿”读成重音。

　　课堂里“嗬”的一声。

　　“银河系这么大，宇宙里还有别的星系吗？”同学又问。

　　“太多太多星系了。”女教师说。

　　“大概多少？”学生追问。

　　“也以千亿计，至少。”女教师回答。

　　这么几句问答，使同学们再也不好意思问地球的事。

　　过了几天，大家从一位男教师那儿得知，微不足道的地球，倒也已经出现了四十多亿年，而人类的出现才三百多万年，不到千分之一，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最后一分钟。

　　“请记住”，男教师赶紧补充说：“这最后一分钟，是在比喻三百万年。如果要说人类开始创造文明，至多是近一万年里边的事儿，太短促了，匆匆一瞬之间，任何比喻都使不上。”

　　——这番师生问答，产生在孩子们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时候，实在有一种震天动地的恐惧。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容易转移情绪。身边的快乐、争吵、比赛，立即替代了三千亿、四十亿这些数字。在他们心中，大大的真相变成了故事，小小的游戏变成了真实。

　　只有一个孩子没有完全转移，那就是我。我不断地研习这些令人恐惧的话题，而且越来越明白，当年老师所说范围还是太小、太浅。也许是老师怕伤害了幼小的心灵，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在宇宙间无数星系的不息运动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保证地球不消失，也没有一种智慧可以判断消失的时间是很远，还是很近。

　　即使地球暂时不消失，人类也可以轻易陨灭。非洲加蓬发现了二十亿年前的疑似核反应堆，估计运转了五十万年；土耳其的一幅古代地图，似乎只能绘制于宇航之后。越来越多的遗迹让人渐渐相信，在人类产生之前很久，已经出现过不少“史前超文明”，又都一批批陨灭了。那么，怎么证明，现在的人类能够破例长存？

　　这一切，构成了我世界观的基础：一种彻底看破了周遭功利的宏伟悲观。

　　但是，这种悲观中的“悲”也被看破了，因为悲喜本是人类的作态。

　　二

　　当然，在看破一切之后也看破了自己：区区凡胎肉身，无法逃离脆弱生存，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打量同类，再打量自己。

　　我的朋友周涛写过这样一个场面：两只蚂蚁在大地上相遇了，由于矜持互相没理。爬过很久都后悔了，毕竟是同类啊，怎么没有拥抱一下？

　　我们就是这样的蚂蚁。

　　我们再渺小，也算拥有了生命。生命，有它的本性。

　　本性之一是聚集，本性之二是延续。对于智能高于蚂蚁的人类而言，就会因为聚集和延续，呼应前后左右，既自我安慰，又互相安慰。

　　人类的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主要办法是寻找“意义”。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聚集的意义，延续的意义……这在早期比较容易，只要有聪明人站出来一说“意义”，大家就相信；一到现代就难了，既然大家从小已经知道了银河系和地球的一点点真相，那就很难再从根本上信任各种“意义”。所以，现代智者特别苦恼，他们必须把知道了的一切当做不知道。用我的话来说，叫做“通过切断思维来捕获意义”。这种情景，就像哈维尔（V.Havel）所说的那样，在汪洋大海中寻找一个“意义的岛屿”。

　　“意义的岛屿”可以让人忘了茫茫大海，忘了惊涛骇浪，产生精神上的安全感，从而居住下来。这，便是文化。

　　居住在“意义的岛屿”上，极有可能产生纷争，甚至产生对意义的争夺，因此必须把意义层层细分，以便各守其事、各司其职、各耗其身。随之，文化也必须把自己的宏观能力自动缩小，使之越来越专业化、偏执化、琐碎化。结果，很多更狭隘的“意义”就冒出来了。

　　每一种“意义”一旦成形，都会自我增量，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例如，个体的意义、群体的意义、家庭的意义、民族的意义、国家的意义、西方价值的意义、东方价值的意义，如此等等。这么多“意义的岛屿”，都在宣称自己的极端重要。但在私底下，真觉得有那么重要吗？又是那个哈维尔说的了，每一个岛屿都会自问是否连接着“海底山脉”。如果有连接，“意义”就让人安心；如果只是“珊瑚礁”，“意义”就要重新更替。按照哈维尔的自述，他从原来东欧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中拔身而出，成为捷克总统，就是因为发现了原来“意义”的不可靠。

　　但是，他找到的新的岛屿，是可靠的吗？怎么证明，它连接着海底山脉？而且，即使连接了，又怎么证明能够抵御海啸？

　　三

　　海啸和岛屿只是比喻，我们就在比喻中栖息。

　　偶尔，也会有一些诚实的目光重新提醒我们。例如，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爱因斯坦、霍金……

　　他们的提醒，常常让我们出一身冷汗。回头看世界，人们还在忙着假设各种“意义”，并由此互窥互耗、血火争斗、连篇累牍、纷纷扰扰。一提醒，才发现人们沉溺的“意义”都是假设的，因此也变得稍稍平静。

　　平静了不一会儿，人们受不了“失重”之苦，便又重新建立“意义”。为了诱使别人加入，也为了说服自己，便把这种“意义”竭力撑大，使虚假更加虚假。

　　这一来，人类文明史就分出了两大层次：假设层次和真实层次。假设层次在比例上占九成以上，而且一会儿表现为神圣，一会儿表现为壮丽，一会儿表现为强大，一会儿表现为成功，一会儿表现为深刻，一会儿表现为叛逆，都从者如云，烈烈扬扬；真实层次是摆脱假设之后的思维结晶物，很少，却可以看淡一切神圣、壮丽、强大、成功、深刻、叛逆。

　　在假设层次与真实层次之间，有一个彷徨层次。那里，很多智者在苦恼，在决裂，在求索，在挣扎，在批判……，文化，主要停留在这一层次。在假设层次上也有文化，但往往宣导色彩、痴迷色彩太浓，等级不会太高；在真实层次也有文化，但因为过于透彻、过于达观，失去了苦恼和决裂，往往笔墨疏落、月冷影单。

　　处于中间彷徨层次的文化，无意中承担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引导作用：或引向热闹的假设，或引向冷寂的真实。后一种引导很难，因为那要卸除很多东西，也就是要不断做减法，一直减到不能再减。

　　除非，有了无法抵抗的外力，使人们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不得不做最彻底的减法。

　　四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现实人生中来了。

　　我曾在一本书中表述一个特别的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真实。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陨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逃到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以通行的学术方式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但很快就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探询都依附着一条极不安全的生存底线，因此，始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在这之前，我们被灌输的都是生存意义，而不是生存状态。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总有人在路边问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然后，又把文本文化并入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

　　五

　　一路上写了不少，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以及后来整理结集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等。但是，让我重新下决心系统汇总的，是另一次地震灾难：五一二汶川大地震。

　　就像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一样，这次大地震又让我们万分惊悚地感知了人类的生存底线。只不过，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相当贫困，而汶川大地震时中国已经相当富裕。两次大地震提醒我们：在生存底线面前，贫富荣衰一律平等。

　　与唐山大地震时不同，汶川大地震之后我立即赶赴了现场。在触目惊心的废墟间，我强烈感受到，当这样的天灾降临，个人、家庭、村落、乡镇几乎都无法自救。若能延续生命、保存文明，必然是互相救助的结果。

　　这种现场感受使我得出了一个推论：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成了全人类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必然与一次次灭顶之灾中的守望相助有关，可惜没有被朝廷史官们记录下来。我得出这个推论，也因为亲眼看到了那些天，全国各地民众自发救援的感人景象。正好我考察过亚洲好几个天灾现场，又去过美国遭遇飓风的一个灾区，救援情况都远不如中国。

　　由此我想，在自然暴力面前人类确实微不足道，但是，即使毁灭降临，在毁灭前一刻的善良互助，可能成为人类到过地球一次的最终安慰，也可能是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最后比赛。为此我当即发表文章说，汶川大地震证明，中华民族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像样的族群。我还说，我将把这个想法，作为今后研究中华文化的新起点。

　　与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样，仍然有一些人不明白“天事”大于“人事”，一心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这次，是全世界民众不理他们了。正如台湾学者南方朔先生所说：“这次地震让人痛心，却让中华文化在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

　　南方朔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华文化，是指在“生存底线”中的善良互助。这种善良互助在平日很可能被掩埋，掩埋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一旦大灾降临，却“震”出了集体本性，这便是文化自醒。

　　六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一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我对着这幅曲线图，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负。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着重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城。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于是有长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的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边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七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自以为获得西方立场的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绩，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生态的产物，因此不能作跨生态攀比。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回到本文开头的视野，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蝼蚁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实施跨海侵害同类的霸权和战略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天真的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他们后来编制了一些好听的概念，难道就能把这些恶行都洗白了？

　　我从来不相信那些高谈阔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了解历代祖先各种所作所为的生态理由。当然，说到底，这种了解也是徒劳。但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经验可以奉送同类。那就是：天下万物中，能够做人不容易，不妨开心过完这一生。开心的障碍是重重忧虑和烦恼，但是只要像我这样时时记得地球是怎么回事、人类是怎么回事，那些琐琐碎碎的障碍就会顷刻不见，那些曾经压迫过我们的荣誉、事业、地位也会顷刻不见。于是，整个身心都放下了，轻松了，开心了，再看周边热闹，全都成了表演。看一会儿表演也不错，然后走路。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更能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伟的史诗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的千古雄关，但消解它的，只是雨，只是驴。

　　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煌煌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陆游、顾炎武他们在旅行中让人间的大事变小、变软、变轻，这颇合我意。历史是山河铸造的，连山河都可以随脚而过，那历史就更不在话下了。

　　我不能预计地球的寿命、人间的祸福，却希望有更多的人走在路上。

　　八

　　年轻的行走者们总是希望我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最先该到哪里去。中国该去的地方不少，如果除去那些堆压了很多复杂故事的皇城、经院，偏重于渗透了文化的美丽山河，那我就可以随手写出

　　二十几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点。大家先走着，以后有机会再补充。我首度建议的名单是——

　　长江三峡；

　　黄河壶口；

　　长白山天池；

　　安阳殷墟；

　　三星堆；

　　曲阜孔林；

　　都江堰；

　　泰山；

　　兵马俑；

　　万里长城；

　　高昌故城；

　　交河故城；

　　库车千佛洞；敦煌石窟；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法门寺；

　　西夏王陵；

　　杭州西湖；

　　南京紫金山；

　　承德避暑山庄；

　　峨眉山；

　　黄山；

　　庐山；

　　九寨沟；

　　桂林漓江；

　　普洱茶山；

　　黔东南村寨。

　　写下后数了数，二十八项。

　　不管世界多么无聊、人生多么短暂，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的中国文化实在有点可爱，值得为它来人间一遭。

　　为了供行走者参考，我把自己过去行走时写的一些文章选编了一下，名为《山河之书》。这个书名，比较符合我上面所说的思路。以前也为同样的目的编过一本《摩挲大地》，不少读者觉得“摩挲”两字太偏，读起来不顺口，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英勇的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沙漠遇难后，人们在他极少的随身遗物中发现了我写的书。这事让我很感动，进一步明白了山河行走者要战胜孤独，只能靠文字互相取暖。我的书一直畅销，可见后起的行走者还是不少。又想起了周涛所写的蚂蚁。我这一只，用文字在泥土上划下淡淡的印痕，给后面的同类一点鼓励。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