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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巴勒斯坦

　　所罗门石柱

　　从埃及到以色列确实不容易，我们在两国边关办手续，整整折腾了六个小时。倒也没有任何怨言，因为这是“出埃及”，如果轻而易举，反而觉得失重。

　　从荒凉的西奈半岛进入以色列，实在是对比强烈。埃拉特（Eilat）不仅美丽，而且现代，让人不敢相信自己刚刚从“海已枯而石未烂”的地方走出。

　　以色列的国土像一把锥子，埃拉特正好在锥子的顶端。经昨天晚上一觉酣睡，今天一早就匆忙北上，目标是将近三百公里外的耶路撒冷。但是，上路不久就停下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叫做“所罗门石柱”的所在。

　　所罗门（David Solomon）这个名字对我很有吸引力，他是犹太民族历史上堪称划时代的英雄大卫的小儿子。所罗门继承大卫统治希伯来王国，开创了犹太民族百世回味的黄金时代。那么，他的“石柱”是怎么回事？

　　走近一看，原来是所罗门时代的一个铜矿。铜矿正面山崖上，有几个天然岩柱。

　　我吃力地爬上岩柱边的陡坡向下俯瞰，一张幽远的历史年表在眼前翻卷。我想：犹太人也真是太不容易了。所罗门王朝辉煌于公元前十世纪，离现在已经足足有三千年了；如果再往前追索，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Abraham）的带领下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居阿拉伯沙漠，创造早期犹太文明，已经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了。连我们前几天提起过的摩西带领部属出埃及，也已有三千三百年。这也就是说，犹太人在公元十世纪之前，花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把自己的故事演绎得非常壮丽。这故事里有感人的精神、决绝的举动和奢华的建设，绝不比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逊色。

　　他们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为了民族解放不惜一次次大迁移。不管走再远的路，只要落脚，就能快速创造出一个优于别人的生态。如果哪一天发现这种生态中还有被奴役的成分，那么，他们宁肯放弃，再一次选择流浪。

　　但是，真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对这个民族如此不公，居然有那么多巨大的灾祸接二连三地降落在他们头上。驱逐、杀戮、奴役，怎么也摆脱不了。

　　我脚下，所罗门时代的繁华安然长眠，伟大的英雄们不知道自己身后居然会发生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公元前六世纪犹太王国遭巴比伦洗劫，数万人被押往巴比伦，成为历史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巴比伦之囚；

　　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罗马人一次次攻陷耶路撒冷，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宁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剩下的只能逃亡异乡。但几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遭到迫害，即便在罗马灭亡后的中世纪，犹太人的处境仍然骇人听闻；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希特勒还在欧洲杀戮了六百万犹太人，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一九四三年就处死了二百五十万犹太人。这一血淋淋的史实，终于撼动了现代人的良知。

　　犹太人屡遭迫害的原因很多，但后来他们明白，没有祖国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是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多少血火情仇都在这里浓缩。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心头的一个大问题：人类，为什么如此对同类过不去？

　　犹太民族不大，但由于灾难和流浪，他们的身影远远超过了那些安居乐业的人群。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隐隐听到他们的歌声：

　　啊，耶路撒冷！

　　要是我忘了你，

　　愿我的双手枯萎，不再弹琴；

　　要是我忘了你，

　　愿我的舌头僵硬，不再歌吟！

　　在全球的反犹狂潮中，倒是我们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貌似木讷的宽容和善良。从宋代朝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上海，都善待了犹太流浪者。结果，希伯来文融入了河南方言，又融入了上海口音，由黄河、长江负载着，流入大海，去呼唤遥远的亲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

　　向谁争夺

　　四周是茫茫沙漠，但一个个种植棚却出现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花树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

　　我们钻进一个棚，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地下仍然是沙，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加入了肥料的清水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

　　由沙漠和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无数个欧洲家庭，每天都离不开来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鲜花。

　　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不知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站在这里我想，以色列人在沙漠里拓展种植的奋斗，要比任何军事占领都更有意义。人类应该争夺的对象，是沙漠，而不是他人。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自从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以看到英姿飒爽的持枪士兵，男女都有。但是，只要看到街边那些不穿军装却又特别深沉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都会多看几眼，心中暗暗猜测：“是摩萨德吗？”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但是如果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只要是正派的学者，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年老的你

　　去耶路撒冷，有一半路要贴着死海而行。

　　死海是地球上最低的洼地，湖面低于海拔三百多米，湖深又是好几百米，基本上是地球的一个大裂痕。

　　水中所含盐分，是一般海水的六倍，鱼类无法生存，当然也不会有渔船，一片死寂，因此有了死海这个名字。

　　现在死海是以色列、约旦的边境所在，湖面各分其半，成了军事要地，更不会有其他船只，死得更加彻底。

　　但是，死海之美，也不可重复。

　　下午五时，我们来到了死海西岸的一个高坡。高坡西侧的绝壁把夕阳、晚霞全部遮住了，只留下东方已经升起的月亮。这时的死海，既要辉映晚霞，又要投影明月，本已非常奇丽，谁料它由于深陷低地，水汽无从发散，全然朦胧成了梦境。

　　一切物象都在比赛着淡，明月淡，水中的月影更淡。嵌在中间的山脉本应浓一点，却也变成一痕淡紫。从西边反射过来的霞光，在淡紫的外缘加了几分暖意。这样一来，水天之间一派寥廓，不再有物象，更不再有细节。我想，如果把东山魁夷最朦胧的山水画在它未干之时再用清水漂洗一次，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色。

　　这种景色，放在通向耶路撒冷的路边，再合适不过。

　　走完了死海，朝西一拐，方向正对耶路撒冷。这时，很多丘陵迎面奔来，一座又一座，脚下的道路也不断盘旋。夜色苍茫间只见老石斑驳，提醒你这条路从太远的历史延伸出来，切莫随意了。

　　世界上没有另一座城市遭受过这么多次的灾难。它曾毁灭过八次，即便已经成了废墟，毁城者还要用犁再铲一遍，不留下任何一丝痕迹。但它又一次次重建，终于又成了世界上被投注信仰最多的城市。

　　犹太教说，这是古代犹太王国的首都，也是他们的宗教圣殿所在；

　　基督教说，这是耶稣传教、牺牲、复活的地方，当然是无可替代的圣地；

　　伊斯兰教说，这是穆罕默德登天聆听真主安拉祝福和启示的圣城，因此有世界上第一等的清真寺。

　　三大宗教都把自己的精神终端集中到这里，它实在超重得气喘吁吁了。

　　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乘虚而入。于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在现代又成为最大的是非之地。

　　有人说，在今天，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耶路撒冷，我实在无法描述走近你时的心情。

　　也许，年老的你，最有资格嘲笑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神的花园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管辖的杰里科。

　　刚出发就遇到了一位名叫阿蒙·雅各布（Armon Jacob）的历史学博士，以色列人，乐呵呵的满脸大胡子。他最想把此地的古今事迹介绍给外国人，于是便请他上了我们的车。

　　杰里科（Jericho），在《圣经》里称作耶利哥，阿拉伯的名称叫埃里哈（Ariha），在耶路撒冷北部四十五公里。这是整个巴勒斯坦发展较快的地方，但与以色列管辖的地区相比，生活方式的差别还是判若天壤。说实话，极度的贫困和混乱，让我们不好意思多看。

　　以前就知道，这里经常发生冲突。我们小心停车，慢慢下来，没想到转眼间街上的多数人都围过来观看。他们衣履不整、态度友善，但围观时间一长，却使我们隐隐感到一种巨大的不安。

　　在正常的生活环境里，人们见到外国人只是扫一眼罢了。如果大家都对任何陌生信号有一种超常的敏感，那一定是长期不安定的结果。而且，还会酿发新的不安定。

　　除了不大的市中心外，其他地方的房子，有很多只有门洞和窗洞，却没有门窗。看上去，这种房子就像睁着惶恐而委屈的眼，一直没合上。

　　雅各布不断催我们赶快离开。我们问他为什么，他用英语说：“人生苦短，为何要冒这个险？”

　　但奇怪的是，他作为以色列人，却与当地的巴勒斯坦警察关系友好，互相神色诡秘地打招呼。他对我们解释说：“我和这里的警察局长是朋友。民间其实并不对抗，比较麻烦的是双方的政治极端分子。”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我看来，巴以冲突牵涉很广。政治家敏感于主权归属，文化人敏感于历史伦理，老百姓敏感于生态差异。其中，最根本的是生态差异，包括生命节奏、教育背景、风俗特点、卫生习惯、心理走向都不一样。在这一切的背后，又都潜藏着世代的自尊和委屈，因而必然产生麻烦。

　　即使只是生活习惯上的互相鄙视，甚至只鄙视在眼神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政治冲突、军事冲突都是对文化冲突的故意夸张，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反而比文化冲突更容易解决。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世界上很多曾经尖锐冲突的地方，现在都已经纷纷和解，原因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生态能够沟通。但是以巴冲突至今没有看出和解的希望，再过多少年也不乐观。原因也恰恰是文化生态上的不可调和。

　　离城区不远，我们看到了杰里科古城遗址。考古证明，这座古城存在于公元前八千年，距今正好一万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我下到一个考古坑里，仔细地看了一座观察塔的遗迹，心想早在一万年前人们已在骄傲地守望着这座城市了，而现在的城市竟然还那样破败和危险。

　　据《圣经》记载，古代犹太人渡红海、出埃及，从西奈沙漠进入约旦河流域，首先是攻克此城，才定居迦南（Canaan）地区的。有关攻克此城的故事，记得详尽、生动，读了很难忘记。

　　杰里科历来被称为“神的花园”，我也曾经在一些想当然的现代书籍中读到过对它出神入化的描绘。今天我站在它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处在生态对抗和精神对抗的第一线，再悠久的历史也只能枯萎。这里现在很少有其他美丽，只有几丛从“神的花园”里遗落的花，在飞扬的尘土间，一年年花开花落，鲜艳了一万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从耶路撒冷继续向北，夜宿加里利湖（Sea of Galilee）畔的Nof Ginosar旅馆

　　每一步都面对孩子

　　告别杰里科之后往北，很快就到了大名鼎鼎的“约旦西河岸”。

　　约旦河见不到水，河谷中心有一些绿色的植物，两边都是荒山野地。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连接着，一路上很少有正常生活的迹象。

　　铁丝网很细密，直封地底，连蛇也爬不过来。

　　路旁经常出现军车，士兵们见到我们这一溜吉普，都打招呼，以为又来了军事观察团。其实我们连车牌都来不及申请到，只怕被他们“观察”到什么。

　　前面有一个大关卡，我们再一次为车子的牌照悬起了心。几个军人要我们停车，很负责地把头伸进车窗，仔细地打量了一遍车内的情况，就放行了。他们检查了一切，唯独忘了看车牌。

　　于是，我们进入了戈兰高地。

　　高地先是堵在我们路东，一道长长的山壁，褐黄相间，偶有绿色。待到我们渐渐翻了上去，它就成了脚下高低起伏的坡地，有军营、炮车、坦克。很多地方挂着一块三角黄牌，写明有地雷，那儿就杂草丛生。

　　走着走着，我们已进入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隔离区。这时天色已晚，遇到一个铁丝网重重翻卷的关口就过不去了。抬头一看，写着UN only，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哨所，过了关口就是叙利亚。

　　哨所上没见到有人影，我们很想拍摄这个关口，但光线太暗，只得把吉普车的前灯全部开亮，两台摄像机同时开动。这事想起来十分危险，如果隐蔽在什么地方的哨兵看到了这个景象又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没准会向我们开枪。

　　雅各布博士自信地摇头，说：“不会。这个关口的守卫者是奥地利官兵，现在一定喝醉了酒在睡觉。有一次我摸上岗楼还叫不醒他们，就顺手拿起他们的枪放了两枪，他们才醒。”

　　我们笑了，觉得雅各布一定在吹牛，因此，也没有为难他再次去摸哨放枪，只管趁着夜色下山，找旅馆睡了。

　　今天一早醒来，还是放不下戈兰高地，觉得昨天晚上黑森森的没看清什么，应该再去一次。

　　先到昨天晚上打亮车灯的那个关口，看见已经站着一位威武的哨兵。一问，果然是奥地利的，雅各布调皮地朝我们眨眨眼，意思是“我没吹牛吧”？但我们谁也没有问那位士兵，昨夜是否喝醉了。

　　然后我们登上一个高处，可以鸟瞰四周。眼下有一座被当代战火所毁灭的城市遗址，断垣残壁清晰可见，让一切当代人的目光都无法躲避。

　　我把目光移向远处，突然想到，北方丛山背后，应该是纪伯伦的家乡。

　　这位歌唱爱的诗人，我在十几岁时就着迷了。不知他的墓园，是否完好？

　　下了戈兰高地，我们一行又向西南奔驰，去拜谒耶稣的家乡拿撒勒（Nazareth）。

　　耶稣在伯利恒（Bethlehem）出生后随家逃往埃及，后又返回拿撒勒度过童年，长大后又在那里传教。拿撒勒有一座天主报喜教堂，纪念天使向圣母预告耶稣即将降生的消息。

　　这个教堂经过彻底重建，把古迹和现代融于一体。现代拿出来的，反而是不加雕饰的原始形态，来烘托精致斑驳的古迹。在爱的领域，古今、文野、高低，没有界限。

　　教堂门口出现了一队队前来参拜的小学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唱着悦耳的圣诗。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老师是倒着身子步步后退的。她们用笑脸对着孩子，用背脊为孩子们开路，周围的人群也都为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真不愿相信，这些天真可爱的生命迟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纷争的苦难。

　　我想，上一代应该像这些老师，不是高举自己偏仄的口号让孩子们追随，而是反过来，每一步都面对孩子，步步后退。只要面对孩子，一切都好办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夜宿加里利湖畔Nof Ginosar旅馆

　　写三遍和平

　　今天去以色列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特拉维夫，半道上曾在两个地方停留。

　　先看到的是一座十字军的城堡。我爬上城墙，看到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饮战马的水槽，为防战马失蹄而凿下深深纹路的石板。再仔细看，发现城堡的建筑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罗马式的精致残柱。泥石裹住了破碎的辉煌，这就构成了深刻的象征，让人联想到，野蛮如何裹胁了文明。

　　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进攻性的城堡。此前看到过的一切城堡，都是防守型的。进攻性城堡的特点，一是小，可以快速建造，快速放弃；二是只驻扎兵马，没有正常居民；三是建造的材料大量取自于刚刚被毁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破坏色彩。

　　在中国，我至今没见过一个进攻性城堡。即便是万里长城，也只是坦荡荡的一堵单面外墙，筑在自家门口，不存在任何侵略含义。这已经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造型，永久性地嘲笑着一拨拨幻想状态的“中国威胁论”。

　　第二个地方离特拉维夫很近，叫雅法（Yafo），一座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港口小城，它的名字曾出现在《圣经》中。

　　当初，所罗门王朝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所用木材就是经由雅法港口转运的。这座小城直到近代，还记录了一场大冲突、大驱逐、大迁徙。

　　一九〇九年，这座小城的犹太人都纷纷离开了，不得不到北部不远处去开辟新的居住地。由此可见他们当时与阿拉伯人冲突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个新的居住地，就是今天举世闻名的特拉维夫。

　　那么，雅法和特拉维夫，构成了一部怨仇难解的“双城记”悲剧。

　　在雅法临海的圣彼得修道院近旁，我们发现了一条最动人的小街。起伏弯曲、层层叠叠，结构隐蔽，一看就知道是一些躲避战乱、又舍不得离开的居民搭建的。直到今天，一个个小门洞里还可找到雅致的小店铺、作坊和家庭式博物馆。你看，即便在恶潮般的动荡中，人们对寻常生活的渴求，仍然像血管般弯曲而强劲。

　　使一座伤残的城市慢慢复元的，并不是什么痛快的复仇计划，而是普通民众对寻常生活的渴求。

　　到特拉维夫的第一件事，去看拉宾广场。拉宾遇刺已整整四年，回想那时在遥远的中国，我和妻子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为他流过眼泪。

　　先找到特拉维夫政府大楼，登上他那天演讲的平台。然后顺着他那天的路线，朝东北方向的露天楼梯下楼，一共二十六级。楼梯底下，就是他倒下的地方。一个年轻的极端分子，永远切断了老人呼唤和平的声音。

　　这地方现在有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大理石祭坛，祭坛前的石碑上刻着：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祭坛中央垒着大块的黑石，前方三个玻璃罩里，点着很多蜡烛。我们俯下身去，点烛、献花。以色列人默默地看着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还比较罕见。

　　遇刺地点北侧是一条小路，路边长长的墙上密密麻麻留着大量祭奠者的题词。由于太多太乱，当局正在用水龙头冲洗，以保持祭坛附近的整齐肃穆。

　　我对这些题词很感兴趣，便一把拉过妻子，来到水龙头还没有冲洗的最后一块墙上去辨读。冲洗邻墙的水珠已洒落在我们头上，我们不管，满脸湿漉漉地在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中间寻找英文，我一句句翻译给妻子听：

　　我的儿子出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你倒下的那天，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并将生活在你带来的和平中。我们全家感激你……

　　事件发生的那年我还不知道你倒下的意义，但这几年我明白了。这个国家需要你……

　　生在你这样伟大的人物身旁，居然还有人与爱为敌，向你举枪，真是可耻……

　　给和平一个机会吧……

　　世界不会忘记……

　　妻子说，我们也写吧，尽管明天就可能被冲洗掉。

　　我说对，写。

　　于是我找了一个空白处，用大大的中文字写了三遍“和平”，然后签名，再用英文注明，我们来自中国。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也不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呼唤和平的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夜宿Mercure旅馆

　　交缠的圣地

　　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一脚踏进旧城，浓浓的一个中世纪。

　　阴暗恐怖的城门，开启出无数巷道，狭小拥挤，小铺如麻。所有的人都被警告要密切注意安全，使我们对每一个弯曲、每一扇小门都心存疑惧。

　　脚下的路石经过千年磨砺，溜滑而又不平，四周弥漫的气味，仿佛来自悠远的洞窟。

　　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片敞亮。眼前一个广场，广场那端便是著名的哭墙（Wailing Wall），犹太教的最高圣地。

　　这堵墙曾是犹太王国第二圣殿围墙的一部分，罗马人在毁城之时为了保存证据，故意留下。以后千年流落的犹太人一想到这堵墙，就悲愤难言。直到现代战争中，犹太士兵抵达这堵墙时仍然是号啕一片，我见过那些感人的照片。

　　靠近哭墙，男女必须分于两端，中间有栅栏隔开。

　　在墙跟前，无数的犹太人以头抵着墙石，左手握经书，右手扪胸口，诵经祈祷，身子微微摆动。念完一段，便用嘴亲吻墙石，然后向石缝里塞进一张早就写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什么，别人不会知道，犹太人说这是寄给上帝的密信。于是我也学着他们，在祈祷之后寄了一封。

　　背后有歌声，扭头一看，是犹太人在给男孩子做“成人礼”，调子已经比较欢悦。于是，哭声、歌声、诵经声、叹息声全都汇于墙下，一个民族在这里倾吐一种压抑千年的心情。

　　哭墙的右侧有一条上坡路，刚攀登几步就见到了金光闪闪的巨大圆顶，这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叫金顶岩石清真寺，也简称为岩石圆顶（Dome of Rock）。它的对面，还有一座银顶清真寺。两寺均建于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军队征服耶路撒冷之后。

　　我们在金顶岩石清真寺门口脱下鞋子，恭恭敬敬地赤脚进入。只见巨大的顶穹华美精致、金碧辉煌，地上铺着厚厚的毛毯。

　　中间一个深褐色的围栏很高，踮脚一看，围的是一块灰白色的巨石。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由此升天。

　　巨石下有一个洞窟，有楼梯可下，虔诚的穆斯林在里边礼拜。

　　伊斯兰教对耶路撒冷十分重视，有一个时期这是他们每天礼拜的方向。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是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圣地。走出金顶岩石清真寺我环顾四周，发觉伊斯兰教的这个圣地，开阔、高爽、明朗，在全城之中得天独厚，犹太教的哭墙只在它的脚下。

　　两个宗教圣地正紧紧地交缠着，第三个宗教——基督教的圣地也盘旋出来了。盘旋的方式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相传耶稣被当局处死之前，曾背着十字架在这条路上游街示众。

　　目前正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荆杰先生熟悉这条路，热情地带领我们走了一遍。

　　先是耶稣被鞭打并被戴上荆冠的地方，然后是他背负十字架游街时几次跌倒的处所，每处都有纪念标记。相传在他游街的半道上曾在一个小街口遇到母亲玛丽亚，现在这个小街口有一个浮雕，浮雕中两人的眼神坦然而悲怆，凝然直视，让人感动。

　　最后，到了一个山坡，当年的刑场。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这里建造了一个圣墓教堂。教堂入口处有一方耶稣的停尸石，赭白相间，被后人抚摸得如同檀木。两位年老的妇女跪在那里饮泣，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也都跪在两旁。

　　基督教把这条长长的小路称作悲哀之路（Via Dolorosa），也简称苦路。这条路在经历那么漫长的历史之后仍然不加任何现代修饰，老模老样地让人走一走，想一想。它平静而又强烈地告诉我们：无罪的耶稣被有罪的人们宣判为有罪，他就背起十字架，反替人们赎罪。

　　那么，这条路，几乎成了《圣经》的易读文本。

　　任何像样的宗教在创始之时总有一种清澈的悲剧意识，而在发展过程中又都因为民族问题而历尽艰辛，承受了巨大的委屈。

　　结果，谁都有千言万语，谁都又欲哭无声。

　　这种宗教悲情有多种走向。取其上者，在人类的意义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狭窄的意气中陷于争斗。

　　但是，如果让狭窄的意气争斗与宗教感情伴随在一起，事情就严重了。宗教感情中必然包含着一种久远的使命，一种不假思索的奉献，一种集体投入的牺牲，因此最容易走向极端，无法控制。这就使宗教极端主义比其他种种极端主义都更加危险。从古到今，世界上最难化解的冲突，就是宗教极端主义。

　　走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我都在想，中华文明的长久延续，正与它拒绝了宗教极端主义有关。中华文明也常常走向极端，但是由于不是宗教极端主义，因此很难持续。

　　从哭墙攀登到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学生，聚集在高处的一个豁口上，俯看着哭墙前的犹太人。她们的眼神中没有任何仇恨和鄙视，只是一派清纯，好奇地想着什么。她们发觉背后有人，惊恐回头，怕受到长辈的指责，或受到犹太人的阻止。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她们放心地笑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警惕玩弄历史的人

　　今天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还要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用沉闷的男低音调侃我们：“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社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生活一看就知道非常贫困。但巴勒斯坦电视台的朋友用宣传的口气说，与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我问，这么大的难民区是由什么样的机构管理的？

　　他们说，是居民委员会。

　　我再问，居民委员会上面是什么机构？

　　他们指了指街口说：他。

　　我一看街口，是阿拉法特的巨幅画像。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既然这样，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干脆住进了加沙地区，决不搬走。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很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这样的居住点，像嵌在敌方肌体上的一枚枚钉子，追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对方当然也不会让这些钉子好过，历来冲突不断，结果全都成了“前线”。我们过去一看，发现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从宏观上说，这是历史上所有悲剧中最大的悲剧。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非常冒险，因为这样反而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产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搁置历史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解决方案。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特别应该警惕那种煽风点火的“知识分子”，他们貌似充满激情，其实早已失去良知。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历史只有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才能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可以让我们明白，历史的哪些部位才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Remaissance旅馆

　　寻找底线

　　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进入主厅，每个男人都要从一位老汉手中接过一顶黑色小纸帽戴上。主厅黝暗，像一个巨大的洞窟。屋顶有一扇窗，一束光亮进入，直照地下一座长明火炬。火焰燃得宁静，边上镌刻着那些“现代地狱”的地名。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讲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都会站到这里。全城汽笛长鸣，各行各业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两分钟。

　　离开主厅时，我把黑纸帽还给门口的老汉，说声谢谢，老汉点一点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东边。东边，我没有料到，会有一个让我泪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结构的建筑，门口用英文写着：亚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馆纪念他们的儿子尤赛尔（Uziel），尤赛尔一九四四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纪念，因为紧接着还有一行触目惊心的字：纪念被纳粹杀害的一百五十万名犹太儿童。

　　进入这个纪念馆要经过一条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进入最尊贵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重地往前走，一拐弯，就看到甬道尽头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张极其天真愉快的儿童的脸，年龄在三四岁之间，浮雕下写着他的名字：尤赛尔。

　　年迈的父母在自己死亡前做了一件最有重量的事情：用这么多石头留住了儿子的笑脸。

　　从尤赛尔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转，我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在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装大人样的，撒娇的，调皮的都有。短发似乎在笑声中抖动，机灵全都在眼角中闪出。但他们，全被杀害了！

　　这些从遗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对你，你只能用泪眼凝视，一动不动，连拿手帕的动作都觉得是多余。

　　我不敢看周围，但已经感觉到，右边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左边一个年轻的妻子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丈夫一只手擦着自己的眼泪，一只手慰抚着她的头发。

　　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荫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由于有它存在，这些天不断看到的各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我们不哭

　　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巧遇几个来以色列学习沙漠滴灌种植的中国农民企业家。他们认出了我，对我说：犹太人在哭墙前都眼泪汪汪，我们中国人见到万里长城却很少流泪，是不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不如别人？

　　我说：不。

　　他们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犹太人失去国土两千年，见到一堵残留的老墙当然要哭，但中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国土。泱泱大国使我从容，茫茫空间让我放松。因此，见到长城，我们不哭。

　　一个民族的集体心态，是由环境和经历塑造成的。对此，谁也没自豪或自卑的理由。但是，对于那些比较陌生的集体心态，我们却有一份体谅的责任，看看有没有可能从远处提出一点建议。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间走走停停，踩踏着它的每一缕神圣和仇恨。心里一直在问，它该从哪里走出困境？

　　这个问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一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那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都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

　　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气之后才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

　　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圣迹，却有必要降低对峙意涵，提升文化意蕴，使人们能够愉快欣赏。这种说法好像很不切实际，但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路。

　　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在那里，当人们不再痴迷战火，许多宗教题材也就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从此，其他重量不再重要。

　　把历史消融于艺术，把宗教消融于美学。这种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引路，千年岁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结构。

　　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健康、美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馆 余秋雨作品集：中国文化的珍贵飨宴，深刻影响三代华人的价值观(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