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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百年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钟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只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荫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条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个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姚文元、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姚文元、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颤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姚文元、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动作家”、“寄生虫”……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个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做“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但是，那条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一具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六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离。但那时的我，已经在独身抗争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个人。

　　那个倾听巴金诵读《神曲》的记忆，长久地贮存在我心底。我独自隐居乡下山间，决定开始研究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文革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六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个时代对文化的亏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转弯。人们立即以夸张的方式“转变立场”，还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奋地拥抱住了文化界的几乎一切老人。尽管前几天，他们还对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数老人早已身心疲惫、无力思考。巴金虽也疲惫，却没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种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时间，从者蜂拥，美言滔滔。

　　巴金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是高兴的，觉得祖国有了希望。但对于眼前的热闹，却并不适应。

　　这事说来话长。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如果遭遇围殴，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单位之内。正如我前面写到过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也来自于他熟悉的作家。现在，作家们突然转过身来一起宣称，他们一直是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共同战斗。

　　对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气的。例如，在灾难中，上海每家必须烧制大量“防空洞砖”，巴金家虽然一病一老，却也不能例外，那么请问，单位里有谁来帮助过？肖珊病重很长时间，谁协助巴金处理过医疗问题？肖珊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我只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出力，并没有看到几个作家露脸。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虚假，反觉得那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恶梦，一次次重新见到那些大字报，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眼前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隐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成了全体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课题。

　　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做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他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最夸张的是在“文革”，全国各地成立了几百万个“专案组”，清查几百万个新揭发的“历史问题”，后来证明全是谣言。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多达几千万，但整整十年，有哪一个“专案组”查清过哪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这证明，在中国，要辨别真假几乎没有可能，除非下达政治命令。果然，“文革”结束后，中央下令全部“平反”，才发现没有一件是真的。

　　几百万、几千万的数字，整整十年的时间，难道真是什么领导人在控制一切吗？不可能。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不仅大陆知道，台湾、香港都知道，再远的海外华人读书界都知道。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我对李小林说，“莫非是你爸爸要让晚辈更深入地体验棍子的邪恶、真话的珍贵吧？真是宿命。”

　　其实，恰恰是我目睹的巴金的经历，以及他在切身经历中提炼的警示和教诲，使我能在新时期的大规模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章句下》）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流放者的土地》。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陆正伟：《晚年巴金》第65页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因此，我忍不住要把巴金记了一辈子的《金缕曲》再默写一遍在下面，请读者诸君想象一位已经难于下床的病衰老人，用四川口音背诵这些句子的情景吧：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我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奉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做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很多西方政客假装不知，这些人物的“异见”，是反对中国改革开放、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带走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落地”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

　　二〇一二年四月一日 何谓文化(中国人不可不读的文化自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