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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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文化究竟是什么?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摆弄文化,却没有人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翻翻词典凑个定义是容易的,但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
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渴求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的。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个部分——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请容我分别加以说明。
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力掩盖,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交往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
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那些行书已收入我的几部书法集。因此,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或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 何谓文化(中国人不可不读的文化自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