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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石之路

　　寻石，亦称问石、访石。

　　所寻何石？

　　非真石也。乃一古怪笔名，姓石。

　　漫漫长路，十余年矣！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操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他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布置各大学的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又要求上海的各个高等院校带头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二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有人在他去世后“清查”他所布置的文化重建项目，应该由中央批准吧，有相关文件吗？

　　第三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四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五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六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七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八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九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十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十个吧，凑个整数，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我愿意一听。

　　当然也可能是“盗窃档案”，但概率不大。因为要盗窃，必定有被盗的机关。那是什么机关？被盗后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追缉？我曾经询问过上海的档案机关和公安机关，他们粗粗一想，似乎没有发现类似的案底。

　　那么，更大的可能是伪造了。但仔细一想，伪造要比盗窃麻烦多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工夫去做？是一次性伪造，还是伪造了多次？贵报的人员有没有参与？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去了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需要向社长禀报的是，我已通过一个有趣的小官司，旁敲侧击地从一个同案犯手中，拿到了这些伪造的“材料”企图转移到湖北进行“异地漂白”以求脱罪的证据。这些文革旧人的鬼鬼祟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堂堂贵报居然也置身其间，真是匪夷所思。

　　五

　　除了《南方周末》，在“石一歌”事件上表现得最麻辣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参加‘四人帮’所组织的写作组，是‘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曾经发表过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笔杆子整人、杀人。”

　　这几句密集而可笑的谎言，已经撞击到四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且按下不表，先说香港《苹果日报》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失去理智。细看文章，原来，他们针对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发表的一段话。我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有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人道主义的心理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在大爱和至善的集体爆发力上，却未必比得上中国人。我到过世界上好几个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对比。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两位美国朋友访问我。他们问：“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造谣者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我可以判断，你们如果出现在灾难现场，会是一伙什么样的人。很抱歉，那样的人我们都见过，非常眼熟。

　　再想就一些历史问题，请教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我原来的文友——

　　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在贵报上怎么成了“四人帮所组织的”了？请出示证据。当时周恩来还活着，他是什么时候转让出去的？为什么要转让？转让手续如何？那些年“四人帮”还没有形成，那又到底转让给谁？均请贵报一一明示。如果拿不出证据，那岂不成了一种明目张胆的政治诈骗？

　　当然，更重要的，是贵报指名道姓地确认某个人曾经用笔杆子“杀人”。这是顶级的刑事指控，千万不要含糊过去。既然是杀人，当然有被杀者。几个？是谁？被杀者的家属还在不在？

　　如果贵报辩解，说用笔杆子杀人，并不是指真刀真枪，而是指用文章让人致死。那也好，请指出是哪篇文章、哪些句子，引发了什么病症，产生了致死的恶果？

　　这一系列严重的法律问题，目前在内地暂时还很难解决。贵报的文章，其实也只是在抄袭内地传媒的诽谤。这正是中国社会目前遇到的最大症结：天天由文化传媒做着践踏法律的示范、不知羞耻的示范、不受惩罚的示范，导致整个精神价值系统的不可收拾。难怪外国评论者发表文章说，现在中国社会经常出现“见死不救”的恶劣事件，是“文化精英”们示范的结果。因此我多次公开表明，中国的文化问题，首先是精神价值的问题，要解决，就看那些颠倒善恶的传媒，会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我相信香港的法制，相信《世界新闻报》事件对香港的推动，也相信香港《苹果日报》可能还有一点遵守法律的勇气。因此，对于是否主动投案，有所期待。

　　与香港《苹果日报》的事件同时，针对着我，又发生了所谓“诈捐”事件，同样与5·12汶川大地震有关。

　　其实，那是同一个事件，同样针对我的那一段话。

　　简单说来，我因看到地震废墟中的破残书本，便悄悄地出资五十万元人民币为灾区学校捐建了三个学生图书馆。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但是由于款项没有进入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就有人认定是“诈捐”，在全国网络和报刊上闹腾了整整两个月。灾区教育局的官员多次出面，反复证明我捐建的事实，居然也无济于事。

　　这实在太奇怪了，难道中国红十字会的账目，比捐助的事实更重要？

　　我没有走中国红十字会的捐款之路，倒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觉得他们太忙，不可能抽时间来为图书馆选书。那书，要我自己一本本地去选购。

　　这次先闹起来的，是北京的一个盗版者。“盗版”和“捐书”在字义上正好对立，他不痛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渐渐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角。

　　我并不认识他，却曾多次在传媒上为他辩护，还正托人找他，准备向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讲历史故事时，不要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我发现了他“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主要技术障碍，可以通过训练一步步克服。但是还没有找到他，他的进攻就来了，据说势头还挺猛，快速推高了全国性的诽谤大潮。在诽谤中，有些人又扯上了“石一歌”。

　　哈，又是“石一歌”。

　　很快，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同时开张。很多气不过的年轻朋友要借机“教训”一下那个讲《三国》故事的人，都被我阻止了。

　　怎么“教训”呢？那可是只有年轻人才想得出来的“损招”。例如，通过网络，把三个图书馆的明细账目和购物发票全都一页页发送给他，请他慢慢核对，再定期公开询问核对结果；又如，由接受捐建的几所学校轮番隆重邀请他和那个盗版者一起参观新建的图书馆，如不接受邀请便反复再邀，公布一封封文笔极为诚恳的邀请信，等等。

　　这些做法，我都没有同意。

　　诚然，这些做法全都有助于我恢复名誉，但极有可能对他产生巨大压力。尤其是目前中国网络，“回头潮”的冲击力往往是致命的。所以，我竭力阻止事态扩大，一直等到事过境迁、不可能再有“回头潮”的今天，略加说明，以证明那三个图书馆存世的正当性，那么多学生天天进馆阅读的正当性。

　　在我看来，为了自己的名誉去稍稍伤害一个曾经严重伤害自己的人，也不能。

　　寻石之路，也是宽恕之路、积善之路、大爱之路。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祝勇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祝勇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祝勇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还怕读那些著作吗？

　　原来，这就是“石一歌”的问题！

　　我悬了十几年的心放了下来，觉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组的真实名单了。但我还对那个电话里教授太太的声音保持着很深的记忆，因此决定再缓一缓。

　　现在只能暂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几句：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由于人员太散，该组又由正、副组长和复旦大学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组成“核心组”。

　　后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协会成立的“石一歌”鲁迅研究小组，成立的时间我到今天还没有打听清楚，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由于都是出于周恩来的同一个指示，这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虽然人员不同，却还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听说还整理过前一个小组留下的鲁迅传记。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学员也用过这个署名。

　　能公布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感谢祝勇。

　　对祝勇，我只有一个劝告：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随意伤害已经去世，因此不能自辩的大艺术家，如陈逸飞。中国，大艺术家实在太少。

　　而且，我们也应懂得，大艺术家的创作未必全是纪实。即使鲁迅并没有那个藏书室，陈逸飞用画笔为他布置一个想象中的读书环境，也未尝不可。国际间很多大画家都这样做过。

　　七

　　好了，寻石之路大体已到尽头，我也不想写下去了。

　　石头已经寻得。穿过密密层层的藜棘，终于得到了与这三个字相关的文章和名单。

　　最后，我不能不说一句：对“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这三个字，给我带来了好运。我这么说，不带任何讽刺。

　　第一，这三个字，给了我真正的轻松。本来，我这个人，是很难摆脱各种会议、应酬而轻松的，但是这个可爱的谣言救了我。当今官场当然知道这是谣言，却又会百般敬畏造谣者，怕他们在传媒上再次闹事而妨害社会稳定。这一来，官场就尽量躲着我。例如我辞职二十多年，从未见过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长，哪怕是在集体场合。其实，这对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艰苦推拒，就可以从各种头衔、职务中脱身而出，拥有了几乎全部自由时间。这么多年来我种种成绩的取得，都与此有关。貌似弃我，实为惠我。国内噪声紧随，我就到国外讲述中华文化。正好，国际间并不在乎国内的什么头衔。总之，我摸“石”过河，步步敞亮。

　　第二，这三个字，让我清晰地认知了环境。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诸多人士，对于一项发生在身边又延续多年的重大诬陷，完全能够识破却不愿识破。可能是世道不靖，同行的灾难就成了他们安全的印证，被逐的孤鹜就成了他们窗下的落霞。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独立。独立的生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话语，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观。到头来，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块遗弃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难道正是这三个字的本意吗？

　　第三，这三个字，使我愈加强健。开始是因为厌烦这类诽谤，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但这么一来，失去了当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与自然生态相亲，与古代巨人相融。我后来也从朋友那里听说，曾经出现过一拨拨卷向我的浪潮，但由于我当时完全不知，居然纤毫无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快乐轻松，气定神闲。这也就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追随众人，而是逆反众人，然后影响众人。“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

　　然后，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或者，干脆都叫“石一歌”，爽利响亮。

　　不管小茶馆还是咖啡馆，进门的墙上，都一定会张贴出各种报刊十几年来的诽谤文章，证明我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名号。

　　如果那一批在这个名号后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们来了，我会免费招待；如果他们要我把这个名号归还给他们，我就让他们去找《南方周末》、《苹果日报》。但他们已经年迈，要去广州和香港都会很累，因此又会劝他们，不必多此一举了。

　　我会端上热茶和咖啡，拍拍他们的肩，劝他们平静，喝下这四十年无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还有闲心写几句。我想，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像那些退休老教授，听到各种鼓噪绝不做声。因此，可怜的是历史，常常把鼓噪写成了课本。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五日 何谓文化(中国人不可不读的文化自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