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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拿起摄像机，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一位伙伴与他们做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有很多银行抢劫犯，因此，来了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这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不让他们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奇怪，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

　　按照西方的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

　　这一点，是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是各国同行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世界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是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之类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牵动全局。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

　　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

　　我请他把那种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据统计，对孩子们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事情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又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我的幻想中，文化人最好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内外的各种文明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公共空间，需要一整套被集体公认的逻辑。如果一时没有，就需要赶快建立。 行者无疆(余秋雨考察西方文明经典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