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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维尔不后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这种证据很难成立，因为很可能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粝。全然没有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和艺廊。桥头有人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但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已经游荡了这个国家不少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周边环境所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却向老人深深点头，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明白，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

　　二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一般想象中，这样的人物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拥护。当权者在广场上焚烧这样一位大学校长，会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抗？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举报胡斯的“证人”，恰恰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胡斯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

　　那么，统治当局是否考虑过其中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即使是伪证和诬陷，受害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是为宗教而牺牲的。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但是，无知的民众却会被民族主义的火焰所点燃。胡斯之死终于被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三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觉得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

　　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加剧了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给布洛德留下了遗嘱：“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写作《好兵帅克》的哈谢克。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卡夫卡和哈谢克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说这话的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

　　四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

　　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行者无疆(余秋雨考察西方文明经典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