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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的老人

　　一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中国流落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捡拾自己的旧信息，反而带走人家的老图像？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像样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聪明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二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我们找到了第一层门卫，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

　　走到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让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很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他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门户的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当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的时候，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行者无疆(余秋雨考察西方文明经典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