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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练习生

　　导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一方面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高涨；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破产加剧了城镇经济生活的危机，大批失业者为了生计疲于奔命。这一时期叶圣陶先生创作的小说《一个练习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矛盾。

　　《一个练习生》发表于1936年7月1日，刊于《文学》7卷1号。小说讲述了上海书局的一个练习生，无意中参加了上海的反帝大游行，而被公司解雇的不幸遭遇。

　　小说语言凝练，首尾呼应，仅写“我”起先如何奔波当上书局练习生，后来又如何因偶然遭遇而被解雇，这一头一尾，就概括了当时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百业凋零、人民斗争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

　　初中读了两年，没法读下去了，就停了学。好容易找到一个职业，以为每天几碗饭到晚一张铺总不成问题的了，谁知道为了偶然的缘故，就被斥退出来。

　　妈妈的眉心一向打着结。爸爸的叹气声比猫头鹰叫还要幽沉可怕。我虽然拿着张伯伯的信，他替我说明这并不是我的错处；可是想想那眉心，想想那叹气声，就够气馁的了，何况往后结要打得更紧，气要叹得更幽沉。我怎么敢回去见他们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辞退了。农民连饭都没得吃，只好吃一点野菜煮番薯，哪里还缴得出什么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哪里还请得起什么管账先生？失业的管账先生的儿子比黄包车夫的儿子都不如，钱的来路一断绝，就像西风里的苍蝇一样冻僵了，还哪里读得成什么初级中学？

　　爸爸叹着气说：“这一学期的学费是交付了，你还是读你的书去。下一学期可不用提了，我们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还读什么书！”

　　妈妈不声不响，低着头，皱着眉心，糊她的自来火盒儿，像一个孤苦的影子。她两只手机械似的运动着：拿起一张薄木片，照它的折痕折起来，把那黄地墨印的小纸张箍上去，就成一个长方小盒儿，随即丢在身旁的篾篮里。这种工作的代价是三十九个铜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两千，可以收进七十八个铜子。

　　下一学期不得读书了，我觉得非常难过。可是仔细想想，又说不清为什么要难过。读书算是快乐的事情吗？我实在没有感到什么快乐。硬要记住一些枯燥无味的东西，硬要写下一些账目一样的笔记；每月一小考，一学期一大考，好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哪里来的快乐？不得读书算是痛苦的事情吗？这种痛苦实在也平常得很。第一学期过后，就有三个同学因为力量不够停了学。第三学期第四学期开学的时候都少了人，原因相同。起初全班五十个人，到现在只剩三十五个人。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学所感到的一样，他们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忍受呢？

　　虽然这么说，自从听了爸爸的警告，我却在功课上真个用起心来。好比吃甘蔗，开头只是乱嚼一顿，直到吃剩一节两节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舍不得糟蹋一滴蔗汁。用心的结果，枯燥无味的东西变得新鲜甜美了；历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叫人头痛的算学也有咬嚼。除了应该交给先生批阅的笔记以外，我还写了一些学习笔记，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记在里头。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节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了吃完的时节。这就是说，第四学期读完了，我再不能在学校里多尝一滴蔗汁了。我不作一声，对每一个先生和同学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把教室里我的座位以及运动场上的运动器械痴痴迷迷地抚摩了一阵，就此溜出了学校。

　　爸爸叹着气说：“这样总不对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点事儿。薪水且不必说，最要紧的是拿人家的饭填饱你的肚皮。家里的饭是……”他停住了，眼睛斜过去，看着妈妈机械似的运动的两只手，手背上缀满了汗珠。

　　我愿意出去，我愿意出去做一点事儿。可是到哪里去呢，做什么事情呢，我却完全茫然。

　　岂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见亲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们请托，总是这么几句话：“费您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里的学徒也好，工厂里的学徒也好，无论什么都好，只要让他填饱肚皮。”无论什么都好，其实就是漫无目标；他的眼前也只见白茫茫的一天大雾。

　　有几个人的回答很动听：“我认识一家绸缎铺子，可以去问一声。”“德大当铺的当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里收不收学徒。”“现在这时代，劳动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向利华铁工厂打听打听吧。”这几句话好像直向将要沉没的海船划过来的小舢板，载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希望——出死人生的希望。

　　但是过不了几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无比的希望沉到了海底。绸缎铺子正在裁员减薪，谈不到收学徒。德大当铺的主人久已想收场，可是收不了，在那里勉强支持残局，再不愿多添吃口。利华铁工厂制造了大批的摩登家具，陈列在发行所里没有人过问，熟练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学徒做什么？

　　虽然看见小舢板打翻，还是伸长脖子四望，搜寻载着希望的东西，哪怕是一根水草也好；爸爸和我每天借报来看，所有登载广告的地方不肯漏掉一个字。征求推销员的，招请助理教员的，延聘家庭教师的，物色编译人才的，都使我们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样样不合格；几大张的广告对于我们宛如白纸。

　　一天，一条广告好像射着光芒似的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练习生”，“初中毕业或同等程度”，这就是两道强烈的光芒。我闭一闭眼睛，待一阵眩耀过后，才细看全文。原来是上海一家书局登的，招收练习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试它一试。

　　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说：“既有同等程度的话，当然去试它一试。机会是不来伺候我们的，只有我们去伺候机会呀。”

　　于是依着广告上的话，誊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写了汉文的英文的两张习字，又写了一封信，叙述自己的学历和家况，连同一张半身相片寄给那家书局。

　　回信来了。“不合格者恕不作复”，得了回信算是合了格，可以去碰第二重机会——到上海去受试验。这当然是好消息，连妈妈的眉心也似乎抹掉了几条皱纹。可是我们不比无愁的游客，什么时候想动身就可以跨上火车；我们是说了许多的恳情话，向东家借一点，向西家借一点，实足拖延了两天工夫，才得挤上蜒蚰那样爬行的四等车。如果再拖延一天的话，试验的日期就错过了，也不用动身了。

　　在四等车里被挤得臭汗直滴，在浙江路的小客栈里被叮得满身是红疙瘩，我们都觉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放心地说：“你自问有把握吗，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不要把它放过了！”我怎么说呢？我没法试验我自己，哪里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只能回答爸爸说：“我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当夜我没睡熟。爸爸也老是翻身，还时时幽沉地叹一声气。

　　第二天跑去受试验，看见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几个，其中七八个年纪比我大得多，嘴唇周围已经生了黑黑的髭须。招收的名额才八个，这里却来了四十几个，不是说一个人得意，必得有五个人失望吗？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须的七八个，他们的学识和经验该比我这个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这样想，不由得胆怯起来，好像逢到楝树花开的时节，周身软软的没有一丝力气。

　　直到把心思钻进试题里去，这种胆怯的情绪才渐渐忘怀。这并不比学期考试困难，除开“英”“国”“算”，所有科目合并为“常识测验”，只有二十个试题，认为对的，画个圈儿，认为不对，打个叉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试”。一位满腮帮生着黑胡须的先生坐在一间屋子里，好像个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额，相我的眼睛，相我的鼻子……总之，我的全身都给他的眼光游历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头来看自己的鞋。大约经过了四五分钟，他开始用毫无感情的声调问我的学历和家况。我依照先前写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检出我那封信来核对，竖起我的半身相片来和实体比照，最后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后，他依然毫无感情地说：“好了，你到隔壁房间里检查身体去。”

　　我有点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叫我检查身体去，这不是有了被录取的资格吗？是我的卷子做得实在好，还是我的相貌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么关系，我有了被录取的资格是真的！那位医生在听心音的时候，一定觉察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厉害。

　　我把医生所填写的表格交给那位黑胡须先生，他看了看，递给我一张印刷品，这才透露一丝儿笑意说：“你考上了。进局的手续都写在这上头！”一丝儿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叫我出去，又唤进候在门外的另一个。

　　啊，那张《进局须知》不看犹可，一看之后，我的兴奋的心脏简直停止了跳动！“保证金六十元。”“在上海觅殷实铺保。”“录取后一星期不到，随即除名，由备取生递补。”这是可能的吗？一个失业的爸爸，一个糊自来火盒儿的妈妈，怎么担负得起这笔巨大的数目！担负不起，当然是“录取后一星期不到”，当然是“随即除名”。这就同做了一场欢喜梦一样，醒来时还不是看见个绝望的铁脸！

　　爸爸等候在书局的会客室里，我有气没力地对他说：“我考上了。不过……”我递给他那张《进局须知》。

　　“你，你考上了！……什么，六十块保证金！难道练习生就得经手银钱，要保证金干吗？……还要在上海觅殷实铺保！保什么呢？难道练习生会当土匪，会干绑票？”爸爸的感情激动极了，网满红筋的眼睛瞪着那没插花的红花瓶，仿佛那花瓶就是书局的主持人，爸爸对它提出了严重的质问。

　　一会儿他又变得异常颓丧，闭上眼睛说：“这是他们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们就把你除名，有什么可说呢！我们白跑一趟，偷鸡不着蚀把粞，就是了！”

　　回家的四等车里，我的心头尝着怎样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学家也描摹不来。爸爸不但叹气，而且学着妈妈的样，把眉心皱得紧紧。一路上彼此都不说一句话。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爸爸忽然把《节妇绝命诗卷》取出来，对我说：“我们只有这一件祖传的东西，依理是不该拿出去的。现在为了你的饭碗，也顾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它，买了去，你的保证金就有着落。这是末了的机会，总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却要看我们的运道了。”

　　那节妇是我的十几代的祖母，生当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写下绝命诗八首，吞金自尽。她那诗卷就成为我家世世相传的宝贝：上边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张的姓俞的二十多人的题跋，据说都是好书法，好诗词，好文章。那卷子轻易不给人家看，一看见的人总是啧啧连声地说：“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点起了香烛，把诗卷供在正中，就跪下来叩头。一面叩头，一面默默地祷告。想来是恳求祖宗原宥他吧。我看着他的拜伏的身躯以及连连点动的脑袋，不由得一阵心酸，淌下了眼泪。

　　那天下午，他从茶馆里回来，诗卷依然在他手里。他说茶馆里的一些法家看过了，都说题跋倒不坏，不过本身是绝命诗，不大吉利，谁愿意花了钱来买它。他又说只有一个人以为不在乎，如果五十块钱肯脱手的话，那就立刻成交。“我说，一百块钱吧；这上边有二十多家的题跋，家家是好手，平均起来，五块钱一家还不到呢。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得知道此刻是什么年代！此刻是民国二十四年，民穷财尽，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肯花了钱来买字呀画呀这些东西！五十块钱不肯脱手吗？好，我乐得省了钱，你也保住了你家传的宝贝！’我听得生气，就把原件带了回来。”

　　妈妈低声低气地说：“再加十块二十块不行吗？你不要生气，你可以好好地同他商量。错过了这个人，再寻第二个只怕不容易了。”

　　“好好地同他商量吗？”爸爸咽下一口苦药似的按住了胸膛，“什么商量，干脆说恳求得了，恳求他多给一点！东西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所有的钱全是他的施与！好，明天老着脸去恳求，老着脸去恳求！”他的气愤似乎消散了，他显得非常软弱，仿佛全身都瘫痪了似的。从这上边，我深深体会到他为了儿子的命运努力挣扎的苦心。

　　恳求的结果，那人居然答应加十块钱。传了十几代的《节妇绝命诗卷》一旦换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证金的数目。妈妈于是停了她那机械的工作，又像欢喜又像忧愁地替我浆洗衣服，整理铺盖。她还取出不知道什么时候藏起来的四块“袁世凯”交给爸爸，手索索地抖着，说：“我拢总藏着四块钱，你们拿去作盘费用吧。”

　　保证金的问题固然解决了，“铺保”却还没有着落，我们一到上海就去找张伯伯，托他想法。张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学，在一家橡胶鞋厂当推销员。

　　张伯伯说：“公司厂家是照例不给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东是一家鞋铺，同我还和好，托他们盖个图章作个保，想来不至于拒绝。”张伯伯的谋干果然成功了，那家鞋铺的书柬图章歪斜地印在保单上面。我们这就赶到书局。保证金，店铺的保单，一样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练习生了。在交付给管事员的当儿，爸爸脸上露出一点儿傲然的神色，仿佛表示这么个意思：“你们的题目尽管难，可是难不倒我，你看，都有在这里了！”

　　那管事员把钞票放在桌子上，先看保单。“喔，是一家鞋铺。请你们坐一会儿，我们要派人去调查一下。”

　　调查就调查好了。我们并没作假，张伯伯向那家鞋铺说得清清楚楚的，问到他们当然承认。

　　谁料那管事员听了调查报告之后，却摇着头对我们说：“不行。一开间门面。伙计都没有，只有两个徒弟。请你们换一家吧。《进局须知》上边写得明白，要殷实铺保，‘殷实’两个字必须注意！”

　　“我们找不到别一家，便怎样？”爸爸愤愤地说。

　　“找不到也得找，总之这一家鞋铺不行！我们的章程如此，不能迁就你们破坏了章程。”

　　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钞票，拉住我的胳膊转身就跑。“他们的章程破坏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时候，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旧烦劳张伯伯，恳求他特别帮忙，另外找一家殷实店铺给盖个图章。张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满头大汗地跑到客栈里来，说找到一家棺材铺了，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张伯伯答应出一封保证信，那棺材铺才肯盖书柬图章。

　　棺材铺居然被认为具有“殷实”的资格。于是重取一张保单，盖上他们那牛角质图章，交给书局管理员。钞票也点过了，不错，十二张五元票，一共六十块钱。我才亲自填写《练习生习业契约》。上边“一”“二”“三”“四”的条文很多，我的眼光跑了一下马，却没有看清楚什么。张伯伯还有任务，他作为我在上海的管护人，姓名、籍贯、年龄、职业、通信处，都填上了表格；对于书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续完全办妥，我是书局里的正式练习生了。爸爸要赶两点钟的火车回去，他把我的铺盖衣箱送到书局之后，坐也不坐，一面擦汗一面喘气地说：“你总算有个吃饭地方了，好好地在这里吧！我没有什么对你说的，只有一个字，难！……唉，真是难！”

　　一会儿他的精疲力尽的背影在马路的拐弯处消失了。我提着沉重的脚步跨上书局的阶石，“难！真是难！”直咀嚼到那位黑胡须先生给我分配工作的时候。

　　得到它是这样难，失掉它却很容易，唉，简直太容易了！

　　昨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从双层床的上层爬下来，跟每天一样，穿衣服，叠棉被。谁知道当天晚上就不容我睡在那张床上！

　　我隶属于进货部，为了提取一批纸张，一早跑出去。经过南京路大陆商场，忽然听得一阵鞭炮的声音，不知从哪里来的，爽脆，紧张。同时大陆商场涌出大批的人，人声脚步声搅起了狂大的海啸。立刻之间，我的前后左右挤满了人体；向这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向那边看看，一个个激昂的脸。白色的纸片在空中纷纷飘扬。我捉住一张来看，上面用特别大的铅字印着“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

　　我明白了。半个月来，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学生都在干这种工作，现在是上海市民来那本分内的一手。

　　冲在人群的波浪里，我身不由主，只能应合着大众的步调朝西跑。不知道怎么，一会儿我就传染了大众的情绪。我的呼吸沉重起来。我听见太阳穴的血管突突作响。如果旁边的人回头来看我，一定也看见个激昂的脸。

　　“打倒强盗样的帝国主义！”

　　无数人的声音合并成一个浪潮的怒吼。两旁的建筑物都像震动了，电车和汽车慌张地叫喊，显得混乱和可冷。

　　一叠叠的传单向无论什么车辆扔过去，飘散开来，掩没了亮得发青的电车轨道，掩没了唯一的用木块铺成的马路。人群就踏着那些白纸黑字，前进，呼号。

　　突然间，人群的波浪冲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后退了。我听见重实的拍拍拍的声音。踮起脚来看，是好些个脸红红的外国巡捕挥动着木棍，在向人身上乱抽乱打。

　　“五卅”事件！我立刻想到教科书中所讲的这个题目，现在我亲身经历当时的一幕了！

　　“不要退啊！不要退啊！”浪头回冲过去，直欲推翻那挡在前面的礁石。

　　拍！拍！拍！拍！木棍又是一阵放肆。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横倒的人身上狠命地乱踢。鲜红的血淌出来了，染上白色的纸片。又凄惨又愤怒的叫声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几乎发狂。

　　我描摹不出我当时的愤恨。谁说帝国主义只是口头的一个名词，眼前这一幕就是它活生生的表现！我们不把它打倒，只好横倒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群终于退进了大陆商场的过道以及山东路。经过两三分钟的异样的沉默，忽然霹雳似的声音响了起来。“先施公司门前去集合啊！”

　　“我们手挽着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声音，在霹雳过后的严肃空气中，特别显得清朗。

　　于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动起来。

　　这当儿我开始想到我的任务，很抱歉地谢绝了一位穿青布衣服的朋友伸过来的一只手，从九江路绕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书局里，向部长交了差，不由得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几个同学。这对于我太新鲜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里会发胀，必须吐露一下才觉得痛快。我叙述了激昂的人群，浪潮样霹雳样的呼号；我叙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样地放肆，鲜红的血淌在马路上怎样地惊心动魄；我也叙述了我当时的心情，我差不多忘了自己，人群如果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几个同学听得都咬住了嘴唇皮。

　　下午三点钟光景，忽然被那位黑胡须先生传到他屋子里去。张伯伯先在那里了，一副尴尬的脸色。我知道一定是关于我的什么事情，不觉心跳起来。

　　张伯伯咳了两声干嗽，给我说明：“这里用不着你了，叫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这里，为什么要去参加大马路的游行呢！”

　　我听见头脑里嗡的一声，墙壁随即转动起来。我定一定神，根据实际情形为自己分辩：“被挤在人群中间是有的；特地去参加，可没有这回事！”

　　“原来如此。”张伯伯转过脸去，露出卑下的笑容向那黑胡须先生恳情说，“他既不是存心去参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请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没有关系，总之，他在这里不适宜就是了。”黑胡须先生对谁都不看一眼。他从文件橱里取出一张印有黑字的纸张来，又独自似的说：“这是他的《习业契约》，第七条条文写得明白：‘书局认为不适宜时，得随时废约，由管护人领回。’现在我的根据就是这一条。”他拿起铜笔，沙沙地在纸面写上两个红字，就递给张伯伯，“批明作废，你带了去。”接着说：“这是他的保单。这是他的保证金，六十块钱，你点一点。”说罢，他划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纸烟。

　　这不是太容易了吗？

　　昨夜晚我睡在张伯伯那里，一夜没有睡熟，说不出地难过，可是没有淌眼泪。今天张伯伯为我写了信，证明我没有错处。我得乘两点钟的火车回去。但是，想到妈妈的眉心，想到爸爸的叹气声，我怎么敢回去见他们呢！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中国卷（共18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