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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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给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会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再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沉寂良久。有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会等你,呃……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拨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健谈多了。事实上,这通电话似乎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是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清秀,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上,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而这些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想来他应该会找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星期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搔搔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那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向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了几英寸上去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面对着我。
“那家伙是个冷血杀手,二十几刀活活把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照说为人出面是不该设想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做出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边,再度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逮到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了这案子会转给别人,我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你那个星期五下午终究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他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遭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太太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都会经过那栋建筑。好可怕的地方。”
“我晓得。”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是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小时,但感觉好像久多了。”
“他开口了吗?”
“起先没有。他神游天外,我试着要引他话头,可是徒劳无功。他的眼神看来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激辩。我想引他开口,一边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演练而已,你知道,我没预期真会有机会跟他上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以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认为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作战——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那么不断地跟他讲话,好引他开个口,没想到他倏地扭头看我,像是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好似他一直不知道我原本就在房里。他问我我是谁,于是我又把原先讲过的话再讲一遍。”
“他看来神志清不清楚?”
托帕金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他神志是不是清楚,”他说,“我只知道他当时看起来神志清楚。”
“他说些什么?”
“我希望我能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清楚。我问他有没有杀掉温迪·汉尼福德,他说……让我想想,他说:‘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他应该就是那么讲的。我问他记不记得杀了她。他表示不记得。他说他胃痛,起先我以为他是说我们谈话时他胃痛,但后来我想想他应该是说他案发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记得自己胃痛。他说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后他就开始讲起血来。‘她躺在浴缸里,到处是血。’据我所知,他们是在床上发现她的。”
“对。”
“不是从浴缸移过去或什么的?”
“她在床上被杀,警方报告是这么说的。”
他摇摇头,“他头脑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浑身是血。我问他他有没有杀她,问了好几次,但他一直没有真的回答。他一会儿说他不记得杀了她,一会儿又说杀她的一定是他,因为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这话他说了不止一次?”
“嗯,好几次。”
“有趣,有趣。”
“是吗?”托帕金耸耸肩,“我不觉得他在撒谎。我是说,他说他不记得杀了那女孩,这我相信。因为他承认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跟她性交。”
“这会比杀她更可怕吗?”
“事后跟她性交。”
“噢。”
“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说他发现她倒在血泊里,然后跟她性交。”
“他是怎么形容的?”
“我记不清了。你是说性交吗?他说他干了她。”
“在她死了以后。”
“显然。”
“他记住这一点而没有一点困难?”
“没有。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验尸看得出来吗?”
“天晓得,反正报告里没看到。不过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能验出奸跟杀的时间是不是很接近。为什么问?”
“不知道。他不断地说:‘我干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他跟她性交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记得杀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识抹掉了这个记忆,只是搞不懂他怎么没忘掉性交那段。呃,过程我再讲一遍看看,他说他一进门就发现她倒在那里?”
“我其实也记不全,斯卡德。他走进门,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么说。其实他也没特别讲到她死了,只是说她倒在一缸血水里。”
“你问了他凶器的事吗?”
“我问了他怎么处置凶器的。”
“他怎么说?”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问他凶器是什么?”
“没有,我不用问。他说:‘我不知道剃须刀跑哪儿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须刀?”
“显然。他有理由该不知道吗?”
“呃,如果他不记得行凶,怎么记得凶器?”
“也许他听人谈到过,说那是把剃须刀。”
“也许。”我说。
我徒步一会儿,大致是朝西南方走。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个脚喝一杯。隔我两张凳子坐了个男的正在告诉酒保,他做牛做马赚的钱,都给拿去供领社会救济金的黑人买凯迪拉克了。酒保说:“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妈的在这儿混八个小时。付的税给他们买个轮胎轴都不够。”
我往西南方再走一小段路,进了家教堂坐了一下。是圣约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讲台,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出告解室。他们出来和进去时,表情完全没有两样。我在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间隔帘小密室的话就好了。
理查德·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我揪着手上的线头,想找出来龙去脉。有个结论不断缠着我,但我不愿轻易上钩。这个结论不对,一定不对,但它锲而不舍苦苦纠缠,不去面对我就没法办案。
我知道下一步绝对逃不掉。我一直躲躲闪闪,但它老不松手,我没法永远躲着不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总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动手吧。
我又晃了一下,点上两根蜡烛,往救济箱里塞进几张钞票,然后在宾州车站前拦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开往贝休恩街。
一楼的房客出去了。二楼那位哈克太太说她和温迪、理查德甚少接触。她记得温迪的前任室友是深色头发。有时候,她说,她们会在深夜把收音机或音响开得很大,但从没有糟到她得提出抗议的地步。她喜欢音乐,她说。她喜欢所有的音乐,古典、半古典、流行——各种音乐。
三楼的公寓门上有把挂锁,要撬开不难,但一定会惊动邻居。
四楼还没人回来,我暗自庆幸。我继续爬到五楼。伊丽莎白·安东内利说过这楼房客要到三月才会回来。我揿了下电铃,静候反应。悄然无声。
门上有四道锁,包括一道防窃最得力的泰勒锁。解决其他三个锁我用的是赛璐璐片——某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卡,不用白不用,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无车阶级。然后我便踢开泰勒锁,得踢两次,门才朝里飞开。
进门后我锁上其他三道锁。这儿的房客要猜出泰勒锁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话,可有一顿好忙,不过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等到三月了。没一会儿工夫我就找到连上防火梯的窗户,我把它打开,往下爬两层到了汉尼福德和范德普尔的公寓。
他们的窗户没锁。我打开来,窜身跃进,然后关上窗户。
一小时以后,我爬出窗户,走防火梯回到楼上。四楼现在有了灯光,还好我得经过的那面窗户帘子已经拉下。我重返五楼公寓,由前门走到外头甬道,把门锁上,然后下楼走出大楼。我有足够时间可以在见马丁·范德普尔以前吃个三明治果腹。 犯罪小说之王:铁血神探马修·斯卡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