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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和果麦一些年轻朋友合作的一个《诗经》读本。虽然作为策划者这些朋友没有在书上署名,但他们做了不少工作。
这个读本的设想,就是满足当今普通读者诵读欣赏的需求,希望它读起来比较轻松,容易理解,又富于美感。《诗经》本就是一部歌谣的集子,虽然有些作品比较庄重,但大多数是富于生活气息的,向我们说着日常的欢喜与忧伤。
在文本处理上,这个本子采用随文注音的方式,让所有的读者都能即时诵读。所谓“读书”,最本质的需求就是能够读吧。然后每首诗都有题解,让读者明白诗篇的主旨。注释从简,但也求全,并适当保留重要的异说,为读者提供不同视角的解读。同时也不再直译,以免破坏原诗中优美的意境。
二百余幅精美插图则能实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目的。
以前我在一个进修班上讲过“《诗经》与中国文化传统”这样一个题目,现在就把讲演纪录加以简化,作为对《诗经》这部书的介绍。它并不全面,但阐述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
一、《诗经》概况及性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现存三百零五篇。原名《诗》,后来成为儒家经典,被称为《诗经》。
对于《诗经》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阐述:
一是《诗经》收录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正源,也是中国文学的总源头。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对我们民族文化有非常高的意义,这本书里,我们能体会我们先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情感特征。
其次,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它又是儒家的经典,从儒家的立场上来看,理想的政治、理想的社会,以及君子应该具有的修养是什么样子,可以通过《诗经》来认识。儒者为了宣扬他们主张的政治理想和伦理哲学,会对《诗经》的作品加上额外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一定是《诗经》本义,而是儒学家们会把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加入到《诗经》中,借阐发经典来宣扬他们的主张。因此,儒家的解经之说会跟《诗经》原义发生偏离。但不管怎样,《诗经》作为儒家经典,承载了很重要的文化讯息。
再进一步说,《诗经》也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因为它产生的年代远远早于儒家发展成为一个学派的时候。如果把孔子当作儒家创始人,他就是用《诗经》作教材教育学生,对孔子来说,《诗经》已经是很古老的东西了,这些诗当然不可能按照儒家的思想学说来形成。所以从第三个层面说,它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元典”。
“元典”就是一个民族在它的文化特征形成的时期出现的具有标志性的经典,可能这些元典本身非常简单,但后人在学习、阐释、研究这些书时会不断加入一些内容,实际上就是把本民族的核心价值灌注在一些经典当中,这就成为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塑造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东西。因此它体现着一个民族文化基本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或者说关于民族文化一些重要的特质。元典影响了一个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具有特别崇高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将《诗经》与一般的诗歌总集等同而论。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诗经》,才能把它的意义和价值看清楚。
二、《诗经》的用途及文化特点
《诗经》收录的这些诗,来源和应用场所各有不同。比如《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雅》的成分就比较复杂一点,它既有宗庙祭祀的乐歌,也有在高层政治场合,比如君主会见群臣这种场合时使用的一种具有礼仪性质的诗歌,也有普通的歌谣。“雅”这个概念本来是一个地名,指西周的王畿,就是都城和都城周围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叫做雅。在这个地方产生的诗歌统称为《雅》。那么《大雅》《小雅》可能在用途和音乐特征上有些不同吧;至于《风》就是各个地区的歌谣,《风》里面的作品,民间性会比较强一点。
《诗经》里的作品,在古代都是可以歌唱的,简单来说都是古代的歌词。可以诵,可以唱,可以配舞蹈。是不是三百篇都可以配舞蹈,现代学者的看法不一,但是这三百零五篇的诗歌在古代和音乐舞蹈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这些诗,在古代大体上有三个用途:一是各种礼仪以及各种祭祀场合专用的一些乐歌,如祭祖先、祭神,丰收之后祭天等一类活动,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政治场合,如朝会之类专门典礼上使用的诗歌,这种诗歌当然都是属于社会上层的。其二,另有相当一部分诗歌是社会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对于社会问题及政治问题所表达的一种看法,对于社会政治的不满或对君主的不满,可以通过诗歌表现出来,这种诗歌具有政治批评的性质。第三,则是娱乐性的诗歌,所谓娱乐性的诗歌就是表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抒发感情,这类诗歌在《诗经》中占据大多数的篇幅。
后来《诗经》又渐渐成为贵族教育当中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是贵族人士必须具有的文化素养。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经》就不会用典雅的方式来说话,就不能很好地管理政务。作为一个外交使者,也必须懂得《诗经》。再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说通过读《诗经》能触发人的感动,可以了解社会,可以使人相互亲近,可以用来进行政治批评,懂得怎样对待长辈,如何对待君主,还可以认识、关注大自然的各种生物。
简化来看,孔子说读《诗经》的主要作用,大概有三方面:一是把它当作语文课本来看,学会高雅的语言;二是把它当作政治和道德性的教材;三是可以增长自然知识,就是当作自然教材来用。
在孔子看来,《诗经》具有一种庄重文雅的情调,有利于人的修养。确实,我们读《诗经》也能感受到,它的情绪总体来说是温和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并不是说古人没有写过感情强烈的诗,这与《诗经》的流传过程有一定关系。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了巨量作品,后来由周王室的人把它们收集起来,主要在贵族社会和上层社会流传,逐渐把那些不符合贵族修养和趣味的诗淘汰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样子(据说现存最终版本是经过孔子的编纂)。可以使人温和敦厚的,处于克制而比较安宁的情感状态。如果说《诗经》的三百篇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孔子所言“思无邪”,也就是说它的情感表现都是正当的,没有偏邪的东西。
但在后人看来,《诗经》的东西也不是都那么严肃,宋代的学者认为《诗经》还有很多淫诗,这大概就是宋朝学者和孔子的区别。先秦时代还没有过于僵化的礼教束缚,学者们心胸更开阔一些,眼界也大一些,宽容一些,在孔子看来男孩女孩在一起嘻嘻哈哈做一点越礼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朱熹看起来就很不好。这也说明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心胸比较狭隘的人,让人活得不快乐。
简单来说,《诗经》显示了中华民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特点,以及在它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个民族的塑造作用。以前在讨论《诗经》时,更多地说它反映的是一种阶级斗争,这个解说方法是不符合《诗经》本身特点的,它主要流传于贵族社会,是贵族文化的教材,是贵族修养的依据。当然,我们如今再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一定是想做贵族,但其中的韵味、情调、感情还是让人觉得很美好。
三、《诗经》的内容要点
上帝与祖先
《诗经》中多次出现“上帝”这个概念,它有时也被称为“天”,指的是高居于人类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但是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宗教意识渐渐淡薄,因此“上帝”的力量也在逐渐削弱。从《诗经》的描述来看,那时候是两种力量并存,一个是祖先,特别是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文王死了之后他的灵魂是跟上帝在一起,跟上帝共同主持人间的事务;另外一个当然是“上帝”(或谓“天”)。而如果从祖先的亡灵与天帝共处来看,人们更信赖的一方不是“上帝”,而是祖先之灵。
我们在《诗经》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德行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干好事,而有时候不作为,有时候他糊里糊涂,有时候又性情不可捉摸。如《大雅·瞻卬》“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说的就是:哎呀!仰望老天爷,老天爷不肯好好对待我们,造成了长久的不安宁,降下了如此大的灾难,老百姓都遭受了危害,那些害人虫、坏毛病都没有平定的一天,那些有罪的人不除掉,就永远没有安宁。
老天爷有时候会犯糊涂,如果有“上帝”的话他怎么会容忍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公平,正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落实到实用主义,我们对“上帝”对神的依赖是动摇的。
但《诗经》中描述到祖先功业的时候,语气都充满了崇敬。“上帝”可以指责,但对祖宗不可以。我们在《诗经》中不可能看到对祖先的不敬之词,像《大雅》有一组诗分别歌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从形成到周王朝建立为止的历史,歌颂了这些伟人创业的事迹,表现了周人精神上的自豪与光荣。而《周颂·维天之命》则说,天命运行不已,文王的纯德宏大而显明,它足以安定我们的国家,后人只要好好地继承和实行文王的美德,那么一切都会是美好的。
整个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在西方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很惊讶。我们不是没有宗教,从殷商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天”的信仰。其实整个周朝都有对天的崇拜和信仰,只是到后来宗教意识越来越薄弱。这个趋势最早就是从《诗经》中体现的,“天”的意志多少被降低了;而对于祖先亡灵的歌颂,它有一种把人的德行放在第一的意味,认为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更看重人的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地被“上帝”、上天主宰。歌颂文王之灵,也并非是歌颂文王神化的力量,而是他伟大的德性,足以安定邦国。这种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说有很深长的意味。
“美” 与“刺”
这也是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关切政治得失。“美”是赞扬,“刺”是批评,体现在《诗经》中,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
现在讲文学的政治功能,有些人强调更多的是对官方的赞美。但在《诗经》里面美、刺是并存的,并且刺比较多,把对政治的批评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有时候这种批评很强烈,甚至是很严厉的。
前面提到歌颂祖先的诗篇,歌颂祖先同时也是赞美美政,本身也表明了追求良善政治的意图。此外,《诗经》中歌颂政治的诗还赞美了理想的君臣之道。如《小雅·鹿鸣》是一首天子宴群臣嘉宾时唱的诗,代表天子对群臣的态度:“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我有嘉宾,我就让人奏起乐歌,使他们高兴。古人宴请客人时,送礼的不是客人而是主人,表示他的善意。“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因为我的客人对我那样好,指点我光明的道路。作为天子,这样的话是很谦卑的态度。然后赞美他的客人。“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他们的美德非常明晰。“视民不恌(浮),君子是则是效。”他们给老百姓做的榜样是不轻浮的,会成为大家的好榜样。有时候我们说以德治国,那首先官员就要以德治身。“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这里有酒,让客人们快乐地享用。我们能在众多诗篇里感受到《诗经》文雅、温厚、谦卑的气息。
但在政治诗中,“刺”者还是远多于“美”者,因为一切政治总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对于政治来说,批评总是比赞美更有实用性,它对于政治有一个寻求改良的促进作用。所以在《诗经》里面刺诗很多,批评的对象也各种各样,从君主到大臣都有。
如《大雅·十月之交》,语气非常严厉,把日食、地震看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是政治出现严重问题的征兆。诗里面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整个河流都沸腾起来了,岸崩裂了,就是说高地陷落为谷地,深谷抬升为山丘。这样大的变化,这么严重的警告,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还不警戒呢?“惩”在这里是警戒的意思。这是上层人物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严厉指责。
还有不少是从老百姓角度来说话,表现对统治者的怨恨和抛弃。“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里的“贯”是“豢养”之“豢”的一个同音字。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吃我的庄稼啦,我养活你三年啦,你还不肯对我留一点情。“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我养活了你好多年,你也不肯给我做一点点好事,哎呀我就要离开你啦,我要到那个快乐的地方去,到那个快乐的国家去,才能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在《魏风·硕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政治黑暗的不平和愤恨。有高层的对君主的愤怨,也有中下层的对统治者的愤怨。
《诗经》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儒家经典,具有不可质疑的正统地位,所以也就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后来很多诗人都留下大量批评诗,如杜甫、白居易等,都沿承着《诗经》以来的传统。
战争与和平
战争,是人类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事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维护自身发展需要的时候,总是很难避免跟外族、外敌进行对抗,以及内部分崩离析而带来的战乱。但另一方面,战争是最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最大的破坏是对民众普通生活的威胁。所以读《诗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们对战争的一种态度,这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即中国人是不好战的。
如果从我们历史上看,中国那么古老、那么悠久,在历史上有过衰弱期,但更多时候保持着非常强大的状态,那么为何不向外拓展、向外殖民呢?以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力量,在周边拓展并形成自己的殖民地大概不是很难做到,但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历来对战争采取一种很谨慎的态度。
《诗经》里的作品,有两种类型,一部分从官方立场说话,记叙周王朝历史上一些重大战事,像周文王、周武王开国的战争,宣王“中兴”过程中的征伐战争。在歌颂这些战争时,首先强调自己这一方的正义立场和王者德性,强调德性,强调“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在《诗经》的歌颂里面,很少描述战场上的搏杀景象,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狂热的好战语言。总体而言,它对战争是持一种克制态度。
此外还有一种以普通老百姓、将士角度来描绘,表示同仇敌忾的激情,如《无衣》中大家一起上战场,相互扶持,的确是激情的,但也并不是一种很狂热的情绪。诗里说,不要说你没有衣服,我的衣服就是你的衣服,当我们需要上战场的时候,我们同心协力完成我们的责任。这个就算是《诗经》里面写战争最有激情的了,说的是战士之间的兄弟之情,也有人说这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而忽略民间疾苦。《诗经》里不喜欢歌颂战争,更没有热烈庆祝胜利的描写。
《诗经》更多表现的是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眷恋。最有名的是《小雅·采薇》,它描写的是战场上战士的辛劳,以及渴望还乡而不得的伤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说回去啊回去啊,一年就到尽头了。“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没有一个家呀,都是因为猃狁(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没有办法安居,就是因为这些外族入侵的缘故。
将士对于战争产生的原因认识得很清楚,也不是不愿意承担作为战士的责任,但他们更渴望的是在一个和平环境里安居乐业。战争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诗经》里处处流露着这种情感。《采薇》的最后一段很有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以前我去的时候正是杨柳依依,让人感受到杨柳的温柔美丽,如今我归来了是一片雨雪,缓慢地走在路上又饿又渴,唉,谁知道我的悲哀。
《卫风·伯兮》则写一位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怀念,同样诗里也隐含着对死亡的畏惧。展现了诗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赞美为国捐躯的丈夫,认为他是国家的忠臣,也值得获取妻子的忠诚,但总是逃不过死亡的影子,死亡是不值得赞美的,战争因此也不值得赞美。
再如《王风·君子于役》,这里的“役”是不是兵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古代的役主要就是兵役。这首诗是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优美的一首,中国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这首很简单的诗歌里显示出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丈夫出门服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鸡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鸡回到窝里去了,太阳落下了,牛和羊从山坡上缓缓地下来了。诗人的感情不是直接叙述出来,而是换成一个景象,让人从这个景象中体会。这里牵涉到中国人对于幸福的态度,在中国人心目中幸福就是平凡安宁的生活,就是黄昏的时候鸡回窝、牛羊回家,丈夫回到妻子身边,不是一定要升官发财。中国诗歌的特点就是比较倾向于用意境来表达,而不是用述说。这些看起来平淡的意境中,有很深的意味。最后“君子于役,苟无饥渴!”不回来也就罢了,在外面不要挨饿,过得好一点。《诗经》让人感动就是感动在很简单的地方。
恋爱与婚姻
恋爱与婚姻总会归结到爱情,而爱情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生最美好的感情。《诗经》中这一主题的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写恋爱的情怀,显得活泼而富于浪漫色彩,另一类则明确指向婚姻关系,因而较多地考虑到道德性的因素。
如《召南·野有死麕》写一位猎手在林中与一位少女邂逅的浪漫故事,这在《诗经》里算是比较野性一点的文字。《诗经》里面对女性的描写都是有限制的,用词温厚文雅,这也是《诗经》的特点。“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郊野里躺着一头被猎手射死的獐子,用白茅把它包裹起来,大概是因为英俊勇敢的猎手要把它当作礼品送给这女孩。女孩有想法,心动,那个男猎人就去引诱她,这个女孩长得真是漂亮,“如玉”就是温雅的样子。女孩批评他了(男孩好像有点毛手毛脚),你不能文雅一点吗,你把狗都弄得叫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野地里的故事。跟它很相似的,也是写幽会的还有《邶风·静女》,“静(娴雅)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漂亮娴雅的女孩跟我约好在城角见面,她躲藏起来就是不出现,把人烦恼得要命,这个娴静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红颜色的笛管。这根笛管很有光泽,看着它就想到你,为你的美丽而感动,从野地里带回一把茅草,实在是漂亮得不行,你有多么漂亮,美人送的东西都是美的。
广为传颂的经典作品《秦风·蒹葭》中,芦苇一片深青色,到了秋天,白露已经变成霜,我所说的那个人在水的另一边,被什么东西阻隔着,逆流往上去找她,道路险阻并且漫长,顺水去找她,她好像在水中央,就是怎么也不能走到她身边去。后面三段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诗经》的特点,通过反复的咏叹来不断递进和加深。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她,你只能看得见。非常美妙的诗意和感情,似乎告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在我们无法走到的地方。这首诗近三千多年流传下来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以后也会有一代一代的人被它感动。《诗经》的诗歌很多是这样的,我们读着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单纯美妙,有一种好像前一辈子就已经读过它的感觉。
说到婚姻的诗,《诗经》宣扬以德相配、以礼义自持,而求得家庭和睦,并把这种夫妇之德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础,这种诗特别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诗经》的第一首是《关雎》,孔子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管是快乐还是哀伤都不过度。在孔子看来不过度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过度人就会失去理性。这种理性克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么体现在这首诗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雎鸠鸟在水边鸣和,美丽贤惠的女孩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这样的女孩子令人想念。追求这个女孩子得不到,哎呀痛苦得在床上辗转难眠。这首诗其实有几个特点:一、它明确地指向婚姻,因为它后面很明确地描述这个女孩子被娶回家的情形。二、它在表现这种追求的时候是很矜持和有分寸的。“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女孩娶回家了,用音乐跟她亲近,然后两个人感情就渐渐走到一起了,最后打起鼓敲起钟让她快乐。读这首诗的味道,快乐不过度,悲哀也不过度,有一种感情的克制状态,以及把爱情和婚姻联系在一起的德性的要求。
《桃夭》则是一首送新娘出嫁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树长得很健旺,亮晃晃的是它的花,女孩出嫁了,希望她能跟夫家人相处的好。“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桃树上结了好大的果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但愿她出嫁嫁得好。
婚姻就是这样,有热烈的时候也有破碎的时候,《诗经》里面有一类诗譬如《氓》《谷风》都写出了被抛弃的妻子内心的沉痛。这种“弃妇诗”是中国文学里非常持久的主题,从《诗经》一直到后来的“弃妇文学”,就像陈世美、秦湘莲这一类故事。古代,女性对家庭的依赖性更重,因此婚姻失败给女方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男方,而关于爱情和婚姻,“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是说男人沉湎于爱情,转眼就可忘记。而女人沉湎于爱情则往往无法自拔,最终遭受痛苦的还是女人。所以述说“弃妇”的悲哀,也是强调男子对家庭的责任。
在婚姻和恋爱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活泼的浪漫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青年男女之间不过分的调情、戏谑,当然也有忧思和伤感。
《诗经》是古老的,同时又是年轻的,“诗经”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青春期,它非常有生气。
从这个读本来说,在整体的编校理念上也更多地体现优雅而活泼的元素。希望既能让读者认识《诗经》这部伟大的经典,又能从中获得美感与快乐。
骆玉明 2017年10月 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