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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夜空

　　NIGHT VISION

　　那晚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的内心受到了召唤：我要从事宇宙研究，没有什么能阻止我。那时我才9岁。

　　早年

　　那夜，暮色正浓，繁星点点，65华氏度的气温舒爽安逸，抬头望去是无边无际的夜空。无数的繁星缓缓地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在秋天的夜空中连成一个个星座，皎洁的月牙渐渐没入西方的地平线。大熊座和小熊座高悬在北方的天空，在恰当的位置上及时出现。同样高悬在夜空中的还有木星和土星。有一颗星星，我忘了是哪颗，好像闪着一道光落向了地平线。不，我弄错了。那是一颗流星在大气层里气化了，只留下一条闪着光芒的长尾。当时有人告诉我那夜无云，可我看到了一条又长又稀薄的流云横跨整个夜空，在地平线上缓缓飘浮。可我又错了，我看到的不是流云，而是银河。它有些部分明亮，有些部分晦暗，层次分明，如梦似幻。我从没像那晚一样清晰地见到过如此壮美的银河，就在那个漆黑的、繁星闪烁的夜晚。面对绝美的夜空，我一时难以置信，忘乎所以，不知不觉中45分钟过去了，房间里昏暗的灯光又恢复至原先的亮度，而我正站在曼哈顿中心海顿天象馆天空剧院的穹顶之下。

　　那晚的情形就是如此，我的内心受到了召唤：我要从事宇宙研究，没有什么能阻止我。那时我才9岁，但已经知道那个大人们总是会问的问题的答案了。“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虽然那时的我还不太会说那个词，但以后的我会回答：“我要做一个天体物理学家。”

　　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那个在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在天文馆里看到的星空就是天空真正的样子吗？还是说那只是幻想的产物？或者更糟，那就是个谎言？诚然，天上有无数的星星。我曾在布朗克斯看过夜空，在我公寓的焦油屋顶上。我的公寓建在布朗克斯一座高高的山上，是三栋一组的房子中的第一栋，先前有人把这些公寓叫作“夜空景观”公寓。它们一栋挨着一栋，坐落在哈德逊河东西两岸。

　　最北边的一栋房子里住着菲利普·布兰德福，他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就相识的好友兼同学。他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平时都很忙。他们的父亲在和母亲离婚后独自抚养姐弟三个，常常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我偶尔去拜访他们，布兰德福先生总是不在家，而菲利普则常常在我家待很久，特别是在周末。他总抱怨我的父母太严厉，总限制我的玩耍时间，而他的父亲就不会。我想他的父亲可能觉得我们这样稳定的双亲家庭氛围可以让菲利普懂得规矩和纪律。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不管菲利普在家是不是守规矩，他都比我聪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教我下棋、打扑克、玩皮纳克尔纸牌，玩大冒险和地产大亨游戏。他给我看头脑风暴书，这种书的内容类似高中数学课上难解的应用题。但在好的头脑风暴书里，有些题目的答案简单得出人意料，常带有欧·亨利式的戏剧性转折。

　　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道题：4只蚂蚁分别站在正方形桌面的4个角上，桌子的边长为12英寸，每只蚂蚁都以相同的速度朝着它右边的蚂蚁爬，当所有蚂蚁爬到桌面中间会合时，问每只蚂蚁爬了多远？（答案：12英寸）

　　再说一个：准备一副崭新的、没有洗过的扑克牌，或把一副牌根据花色和数字一一码好（就像刚买回来时那样），然后切牌，像开始玩牌之前那样。就这样连续切牌100次，请问再次让这52张牌按照花色和数字排好的概率是多少？（答案：100%）

　　我喜欢有关数字的头脑风暴题，比如，每秒钟数一个数字，需要多久才能数到一万亿？（答案：31710年）还有更具娱乐性的问题，像是你要让多少个人进到一个房间里，才能保证让其中某两个人生日是同一天的概率超过一半？（答案：24个人）

　　11岁的我越是玩这些游戏，头脑越是灵光，思维越是开阔。

　　然而，菲利普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看双筒望远镜。我之前也用过望远镜，不过是用来看看比赛赛事，望望别人家的窗户。对普通市民来说，双筒望远镜不过就这两种用处。可菲利普让我用望远镜望向遥远的天空，望得比街灯、高楼、云朵还要远，要望向月亮和夜空中的星星。

　　任何语言都无法准确描述我第一次在布朗克斯用望远镜望向月亮时看到的景象，它是如此广阔，令人难以忘怀。哈德逊河上，皎洁的月牙悬挂在新泽西帕利塞德陡崖之上。透过7×35倍的望远镜，我看到的月亮不但更大，而且更美。在月球上那些黑色的阴影的映衬下，月球表面呈现三维立体的效果，上面遍布着山脉、山谷、陨石坑、山丘和平原。我突然发现，月球不再只是一个星球，而是另一个世界。用简易望远镜就能把月球看得如此清晰，试想用山顶望远镜看到的宇宙会是怎样一幅画面？

　　后来我才知道，伽利略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宇宙的人，他看到了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景象：月球表面的结构、太阳的光斑、金星的阴晴圆缺（和月球一样）、土星和它美丽的光环、围绕着木星运转的小行星以及闪着微光、汇聚了繁星的银河。当我也看到这些景象时，我和伽利略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共鸣。我看见了瑰丽的宇宙，虽然这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在我看来，我在纽约布朗克斯看到的景象一定和四个世纪前伽利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看到的景象一样令人振奋。不仅如此，伽利略的观察地点是窗台和屋顶，我也是。

　　这些带给我启蒙的事情，以及后来的一些其他事情，都发生在常规教育模式和计划之外，在课堂上可接触不到。可是老师们，特别是小学老师，往往不太了解学生课外的兴趣和活动。所以当我把我的课外活动和课内学习相比较，会发现这两者非常不协调。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再从八年级到十二年级，没有一个老师料想到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我上小学的时候，没人说过“尼尔以后会有出息”“尼尔有很大的天赋”，或是“我们对尼尔的期望很高”。多数老师可能觉得我长大后会成为加油站的小工，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让人学习的榜样。我的成绩和课堂表现都不突出，老师们觉得我在课外花费过多精力会影响我的学习。有个老师还在家长会上跟我母亲说“您儿子笑得太大声了”。

　　最好的老师先评估每个学生的综合才能，再根据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探索未来的职业之路。而最坏的老师仅仅评价你的行为是否符合标准，好让你跟其他学生一样。

　　我的老师奥康奈尔女士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报告卡上的“教师评价”一栏里抱怨：“尼尔应该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习。”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泰勒女士依然没有对我除学习以外的其他方面作出任何评价。等到了五年级，情况还是没有好转。老师戈德曼先生在评价我的时候，又唱红脸又唱白脸：“尼尔是个好的领导者。他尊重他人的权利、尊严和感受，但他对待作业、写作和学习笔记有点懒散，还需受到鼓励和督促。”他可能注意到我过多的课外活动其实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无奈传统的评价学生课业的方法还是没有什么突破。六年级的时候，在报告卡的第一栏，克林德勒女士用圆体字潦草地写道：“你必须少参加社会活动，多在学业上用点心！”

　　克林德勒女士是个高大、自信的女人，十分强调学校纪律，可能是我小学里最聪明的老师。我的小学是81号小学，位于布朗克斯的里弗代尔大道（尽管记者们总把布朗克斯南部，或当地其他在夜晚充斥着黑帮和暴力的街区当作我早年的生活场所，但我小学所在的里弗代尔大道位于布朗克斯西北角，是一个安全的、相对封闭的中产阶级社区）。期中的时候，克林德勒女士自发地从当地报纸上剪下海顿天象馆的小广告，宣布那个学年要在海顿天象馆开办一系列天文学课程。课程中有一门叫作“青少年关于天文学的深度话题”，面向初中高年级和高一的学生。她从我上交的大量天文学书籍的读书报告中看出，我对宇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虽然课程有年龄要求，但她觉得我应该听得懂，于是就建议我去参加。可能她也觉得如果我过多的课外精力可以用一种明智的方式在校外培养，我可以不受常规课堂的限制自我成长。克林德勒女士确实重新给我的“课外活动”指明了方向，虽然她曾一度批评这些，这样在她严肃的课堂上，我就能乖乖听话了。从那以后，海顿天象馆成了培养我天文学兴趣的广阔平台。先前我只知道这是个有着美丽夜空的地方，但经过了解，我才知道真正的宇宙可要大得多。

　　一个学生的学习并不仅仅来自课堂，还可以源于大量的课外实践。好的老师知道这一点。最好的老师会保证这一点，他们会把自己当作教育者，关注的是丰富学生的人生，而不是看有多少学生在他们的课上拿了A。

　　我把我大多数重要的学校文件保留了下来，都整整齐齐地按照年级顺序放在一本叫作“尼尔的学校生涯”的册子里。封面上“尼尔的”这三个字还是文具店老板用花体字写的。我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报告卡、美术作品、考试卷和抄写本都保存了下来。我还在一些特定的留白处记录了朋友们的名字和我的爱好。我很小的时候，还在册子里记录了长大后想做什么。那时候，小孩子都要从预先设定的选项列表里选择长大后的理想。男孩的选项是军人、牛仔、消防员、警察、棒球运动员和宇航员，都非常合情合理。而女孩的选项却完全不同，其中有母亲、护士、老师、空姐、模特和秘书。为什么女孩子长大后可以成为母亲，而男孩长大后却不能成为父亲？这一点让小时候的我非常费解，但是我们暂时先无视那个年代的性别歧视吧。在选项表上，你还可以在一个地方写上你自己的理想。六年级的时候，我在那里写上了“天体物理学家”。

　　我的哥哥和妹妹也有这样的小册子，是奶奶送的。我的奶奶名叫阿蒂玛·德格拉斯·泰森，晚年和我们一家人住在夜空景观公寓。她知道教育很重要，总是念叨着要在学校读书，要去上大学，要用才能在社会上立足。虽然她自己没上过大学，但她的五个孩子都上了。她的中间名（娘家姓）是德格拉斯，后来成了我和我父亲的中间名。虽然德格拉斯是法国名（大概源于一个法国海军将领，他在独立战争时期与美国殖民者作战，后来被俘，关押到了加勒比海的一个岛上），但阿蒂玛深受英国传统的影响，特别是重视正规教育。她在加勒比尼维斯岛上长大，现在的尼维斯岛已经与圣基茨岛一起成为了主权国家，它们都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她始终保持着重视教育的态度，从女孩到母亲，从尼维斯岛到埃利斯岛，从母亲到祖母，她一向如此。

　　我年少时住的夜空景观公寓总共有22层，每一层都按顺序标有“A”到“X”的字母。喜剧演员和其他表演艺人喜欢在拖车停车场逗住在拖车里的居民，嘲笑他们居然住在这么小的地方。但除了可能受到飓风的影响，住在拖车停车场和住在纽约的公寓里没有什么分别。我住的公寓有20个楼层编号，而不是22个，因为纽约大多数公寓设计者（包括夜空景观公寓的设计者）都有些迷信，他们去掉了13楼，也顺便去掉了14楼，以保证楼层编号保持“单数，双数，单数，双数”这样的顺序，方便人们数楼层，而且两个分别负责单双数的电梯也能正常运行。

　　住郊区房子的人一般不会羡慕住在城市公寓里的人，但我觉得我们有一点还是值得别人羡慕的。万圣节期间，住城市公寓比住郊区房子更方便讨糖。不到45分钟，我和我的朋友们每个人就能讨到满满一购物袋的糖。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要到的糖都足够吃一整年了。因为讨糖活动都是在公寓内部进行，你穿着卧室的拖鞋也能挨家挨户讨糖。住在公寓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公寓的房顶够高，你只要坐电梯就能到达布朗克斯的最高处。我可以托着我的望远镜，清晰地看到地平线上各个方向的景象。据我所知，埃佛勒斯峰上也不见得能看到这么清晰的星空，虽然我连新泽西以西的地方都没去过。

　　在我不到12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暂时从布朗克斯搬到了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市波士顿郊区的一间高级住宅。我父亲西里尔·德格拉斯·泰森是一位社会学家和经过培训的教师。在那个民权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约翰·V.林赛市长手下当了6年的特派员。我想远离城市对他来说是个好选择。他那时接到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为期一年的任职邀请，同时，他也是科技和社会项目的研究助理。我们把纽约的公寓转让后，住进了一所私人住宅。那所房子所在的街道叫孔雀农场路，有一个铺满草坪的后院，旁边还有一棵李子树，屋后是一条小溪，反正完全跟城里的房子不一样。

　　住到莱克星顿的这一年，我上七年级，那是我学业最成功的一年。我的成绩拿了全A，还获得了学校公民奖（相当于年级毕业代表）。很多同学的成绩都拿了全A，至少每个年级有一个，多的话，每个班级一个。拥有这个荣誉之后，我发现这是社会上被人们评价过高的一项荣誉。上学时拿过全科A的成年人一般都集中在科学领域。博士学位一直都在筛选出好的学生，所以至少是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领域，几乎每位研究员都在中学或大学时期，或者两个时期都取得过全科A。从这个现象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每个在社会上被认为“成功”的人士，以及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没有拿过全科A。

　　不信的话，就去问问他们。这些人包括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成功的创业者、发明家、有名的艺术家、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和作曲家、畅销书作者、获奖诗人、喜剧演员、剧作家、制片人、获得学院奖的演员以及职业运动员。我们创造并甘愿支持这样一个教育评分系统，并用它来表彰班级里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可对于那些利用自身才能真正塑造当代文化的人来说，完美的高分对他们的人生并没有什么预测价值。除却世界历史上那些最有名的人物，大家普遍认为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但他却出现在了《巴特利特的引用》一书中。高智商专家玛莉莲·莎凡是世界上可测得智商最高的人之一，但她既不出名，也不为人熟知，也没有出现在《巴特利特的引用》上，更没有治愈癌症或研究宇宙的奥秘。我最近得知关于她的消息是她在《大观》杂志上设了个专栏，内容是娱乐其他高智商人群的字谜和思考题。我不想评价别人，特别是评价像莎凡女士这样的容易受大众评判的对象，可鉴于她的老师们对她未来给出的高评价，她的简历读起来有些单薄。

　　七年级优秀的学业表现也是我个人的成就，因为我从来没有，之后也没有在学业上有过如此突出的成绩。虽然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规则教育让那一年变得如此不一样，可那时的我没有电视看，卧室的窗外也看不到操场，只有绿草和树木。更别提晚上那种瘆人的寂静了。没有警车的鸣笛，没有汽车的喇叭声，也没有街角人们的争吵声，但夜晚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我一时半会儿可忘不了蟋蟀每晚烦人的叫声。我不禁怀疑：为什么蟋蟀的叫声是“自然”的乐声，而我们人类自己发出的声音却被认为是“噪声”？

　　直到从蟋蟀的行为中发现周围环境的信息，我才渐渐适应了它们的聒噪。我推断出了常人不太知道的蟋蟀叫声和户外温度的关系：在15秒内数蟋蟀叫了几下，再把这个数字加上40就是室外的华氏温度。等气温降到40华氏度以下，蟋蟀就不再叫了。

　　住在莱克星顿那段日子里，我还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架单筒望远镜，那是父母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早就对宇宙建立了浓厚兴趣，我的父母也知道，一架有3个目镜、1个太阳能投影屏幕的2.4英寸折射望远镜肯定是我梦寐以求的礼物。望远镜很快就发挥了它的教育和启迪作用。我可以在后院连续好几个小时心无旁骛地观察天空。白天的时候，我就观察不停变化的太阳表面上太阳黑子的移动情况，记录其为期25天的运动轨迹。到了晚上，新英格兰郊区的夜空比城市更漆黑，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能尽收眼底。马萨诸塞州的冬天经常下雪，我就在后院雪地上铲出一块圆形的空地，城市好像在寒冷的天气中静止了，但我还像往常一样观察天空。

　　我对宇宙的热情迅速高涨，很快我的望远镜已经满足不了我的观测需要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的望远镜自然比小的望远镜好。观测宇宙的时候，望远镜的尺寸确实很重要，这可能跟你之前听说的不太一样，所以外行天文学爱好者集会时，大家都会礼貌性地“嫉妒”拥有大尺寸望远镜的人。大尺寸望远镜能聚集更多的光线，这样就能看到更多暗处的星星。回纽约上初中的时候，不像其他孩子每周或每个月能领到零花钱，我从没在父母手中拿到过零花钱，虽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便宜的关于数学和宇宙的过期书籍满足我的兴趣。我要找个工作才能买得起昂贵的望远镜。

　　我在夜空景观一带找了个替人遛狗的工作，用赚来的钱买了一架名为“标准动态镜”的6英寸牛顿反射望远镜。我遛的狗不是一般的狗，而是毛茸茸的住城市公寓里的狗，跟街上那些缺半只耳朵、住在小巷里的垃圾箱旁边的狗可完全不一样。我遛各式各样的狗：大狗、小狗、对人友善的狗、刻薄的狗、年轻的狗、年老的狗、臭烘烘的狗、干干净净的狗……不过它们都不喜欢坏天气，都喜欢坐电梯而不是上下楼梯。带它们出去不过是因为它们在温暖干燥的室内待久了，要出去解解闷。下雨天，大多数狗会穿雨衣，还有的戴宽檐帽和兜帽。每只狗遛一次，我能拿到5美分。我整个初中都在帮人遛狗，赚到的钱足以支付一台望远镜和一台入门级五轴35毫米单反相机2/3的费用，那台相机还特别配备了天文摄影适配器。我坚持想买这些东西和配备的硬件，父母也被我打动，欣然支付了剩下的费用。

　　望远镜有一根5英尺长的白色镜筒，装在一个重型金属支架上，看起来既像大炮，又像榴弹发射器。和大多数高于一定价格的望远镜一样，我的望远镜配有一个能追踪星星运行轨迹的电子转仪钟，以补偿地球的自转，减少误差。公寓的屋顶有两英亩大，但上面没有电源插座，而我的牙医（我们家的老朋友）碰巧住在19楼。所以我要从4英尺长的石制安全栏杆上解下一根100英尺长的重型电源延长线，然后通进牙医公寓卧室的窗户，再把延长线和望远镜一起拖到顶楼。我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就让比我小4岁的妹妹帮我拖重的部件，因为轻的光学镜筒组件贵多了，我不放心让她拿。30年过去了，我妹妹还在跟我抱怨这事呢。

　　大约15岁时，我就能轻易地观测宇宙了。我在楼顶搞的这些事情，在叽叽呱呱的邻居们看来，就好像我是个全副武装的小偷，准备在夜里带着便携武器从屋顶上吊着绳子顺着大楼爬下来入室盗窃。我在屋顶观测，三次中就有一次会招来警察。

　　但是，不管报警的人跟他们说了什么，一旦登上屋顶，警官们无一不为望远镜里月球、行星和恒星的景象折服。单单是土星迷人的景象就足以说服他们。据我所知，要不是因为观测夜空，我可能早就要被枪毙好几次了。

　　* * *

　　初高中时期，我至少选了六门海顿天象馆在职导师开的课。课的内容、导师们的专业知识非常适合我当时的学习阶段，那是我学习最快的时期。

　　在那些天文课的老师中，如果有什么“上帝之声”之类的比赛，弗雷德·赫斯博士肯定会赢得第一名。赫斯博士是个很和善的人，身材像圣诞老人一样，公众对他的信任度堪比沃尔特·克朗凯特。我选的他的两门课都开设在海顿天象馆的天空剧院里，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门是“恒星、星座和传说”。他带有磁性的嗓音在海顿天象馆的穹顶之下放大，竟像众神之父宙斯的声音一般，似乎是从太空深处散发出来的。有时候，我上了太多的高数课和物理课，会感到有点疲乏，而赫斯的课却能让我陶醉在夜空的庄严与浪漫中，更使我确信：望向天空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

　　我现在也常在天空剧院穹顶之下或者夜空之下开设讲座，这个习惯可以说是受到了赫斯博士的影响。赫斯博士还是位季节性月食的追随者，也是世界上少数记录月食全部时长的人之一。

　　我参加海顿天象馆课程那些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马克·沙特朗三世博士是海顿天象馆的馆长。他是位充满智慧、负责又热情的导师，总能在他教授的任何内容中添加一丝幽默——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笑话或一句话带过的俏皮话，而是一种自然地流淌在他讲课内容中的幽默感。沙特朗博士可以把他精通的天文学知识和独特的幽默感以一种令我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如果宇宙包罗万象，那么它应该很有趣。我见过很多体育界的大人物，从田径明星到棒球健儿，但沙特朗博士打破了这个界限，成了我在体育界以外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偶像。然而，我并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只是单纯地想像他一样认识宇宙、同他人交流关于宇宙的知识。那些年，我选了他的两门课。这两门中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所有课程中最喜欢的一门叫作“天文学圆桌会议”，虽然名字很简单，但它涵盖了相对论、黑洞、类星体、宇宙大爆炸这些方面的知识。15岁的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其他人至少比我大15岁，我大概只能听懂课上的一半内容。但如果我要对宇宙知识了然于心，必须先懂得入门知识。

　　那时候，每个在海顿天象馆学完一门课的人都能得到一本证书。证书印制得很厚，设计和外观都很像毕业证书，适合装裱起来当作留念。我还保留着我的每一本证书，上面都有馆长的亲笔签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馆长签名这一传统渐渐淡化了。25年后，我成了海顿天象馆的馆长，又恢复了这个传统。我希望我简单的签名可以影响下一代的科学家，就好像上一代的前辈们影响我一样。每年，我要签几百份授课证书，为了提高效率，我的助理建议我用橡皮章代替亲笔签名，但我谢绝了。在我看来，一份一份地用钢笔签这些证书是我最重要的荣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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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行星中，我最喜欢的是土星。不用怀疑，不用争辩，土星就是最美丽的行星。我用我的第一架望远镜观测到的第一个星球就是土星。想象一下，对准一个天上的星星，用瞄准器的十字准星瞄准它，然后通过望远镜的目镜看到另一个世界：一个旋转着的天体周围是一圈比它本身还要宽三倍的光环，这时你该有多兴奋。你可以通过简单的望远镜清晰地看到土星的几颗卫星，但最后统计出的卫星数量是十几颗。

　　与此同时，七年级的时候，木工课程（那时，只有男生上木工课）的一个单元要求我们每个人做一盏台灯。虽然课程大纲建议我们采用现成的几个台灯样式，但我决定自己设计样式。我想到的一个设计方案是受到水泵外形的启发，你只要按压“水泵”把手就能开关台灯。另一个方案是模仿酒桶，酒桶的塞子安在灯泡上，开关就是塞子的龙头。这些设计都很妙，也能检验关键的木工技能，但都不能在我的心中产生成就感。我的木工台灯要有一个和宇宙有关的主题，要以一个行星命名。我的台灯的名字就叫“土星”。在我的设计方案中，灯泡的灯罩位于一个直径约9英寸的、箍了木板条的白色松木球体的顶端。在球体的南北两极钻孔，中间伸进一截导管，再让电源线穿过导管。从球体中央的赤道上伸出两根榫钉，用来支撑略倾斜的宽大红木圆环。把与灯罩底端相连的灯链连到圆环上面，这样通过倾斜圆环就能开关台灯。支撑球体的是一个木质底座，底部有一层毛毡，可以保护放置台灯的家具。

　　我的作品拿到了A＋的好成绩，如今，这盏台灯依旧是我桌面的主灯。

　　与土星相关的另一件事，虽然记不太清了，但也让我十分欣喜。1973年6月，我去非洲西北海岸观看了日全食，返程的路上，我们在堪培拉号上说到了土星。我们那时带了移动平台，这样就相当于带了一个可靠的气象学家，再也不用担心在日食那天受到恶劣天气或多云天气的影响。我们乘坐的这艘坎纳德豪华邮轮被改造成了一个漂浮的科学实验室，在太阳完全被挡住的七分钟里，我们可以在船上进行各种天体物理实验，那也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日全食。（10年后，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这艘邮轮又一次被改造，但那次却是为了把英国军队运送到南半球。）当时，纽约探险家俱乐部给我一笔小额奖学金让我去参加那次观赏日食之旅。我那时只有14岁，是这个为期15天的旅程中年纪最小的且无大人陪伴的成员，但我带的望远镜足以成为我的旅伴。人们问起我的年龄，我就谎称自己已经16岁了。我以为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两岁，船上的大人们就会对我另眼相看。

　　探险家俱乐部是曼哈顿上东区一个装修精美、布置华丽的地方。每个房间里装饰有固定在墙上的哺乳动物的头，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你。俱乐部吸引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探险家。他们喜欢出来和大家分享各种冒险经历，诸如潜入幽深海底、爬上险峻高山、探入丛林深处、遨游浩瀚太空。他们的教育部长弗农·格雷恰巧也参加了海顿天象馆的“天文学圆桌会议”课程，而且与我同期。有次下课，在我向沙特朗博士请教一系列关于黑洞的问题之后，格雷先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我面前。他介绍了一下自己，又给了我他的名片，让我有空给他致电。我那时年少无知，忘性还大，心想：大人一般不会把名片给一个毛头小子吧。第二天，我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给他打通了电话，这才明白了他的意图：他希望我加入探险家俱乐部。探险家俱乐部不仅给学生颁发奖学金，还会保留其他奖学金项目的参考数据，好提供资金让一些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去世界各地探险。与格雷先生的简短会面，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为我早年的事业提供了一系列的良机。最开始是日食之旅，那次旅行让我对宇宙更加痴迷，我也由此想到：一个人是如何挥舞着机遇的魔法棒改变了另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堪培拉号上有2000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日月食爱好者，其中还有一些名人，像是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斯科特·卡彭特。作品颇多的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也在船上。他用亲切的布鲁克林口音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又内容丰富的讲座，讲的是日食的历史。虽然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但15年后，我在寄给他的信上提到了那次日食之旅，并诚恳地请求他为我的第一本书《梅林的宇宙之旅》写封底的推荐语。他同意了，并写出了任何出版商都会喜欢的溢美之词。阿西莫夫读了我的手稿，并在三天内给我回了信。这三天中还有一天是星期天，邮递员星期天不工作，所以我本可能在两天内就收到回信。阿西莫夫这个大忙人那时真的读了我300多页的手稿还亲手打字回信了吗？这我无从得知，但他确实找出了书里的一个错误并在信中告诉了我。

　　堪培拉号上，有四位科学家和教育家是海顿天象馆的代表，其中的两位就是弗雷德·赫斯和马克·沙特朗，他们在船上开了多个讲座。赫斯亲自主持关于日食的各项庆典活动。我们又见面了。我当时距离非洲西北海岸只有1000英里，船上还有两位在纽约海顿天象馆工作的先进教育工作者。我真是个幸运的孩子。

　　返程的七天里，除了各种讲座和报告，船上还举办了一些有趣的娱乐活动，像是天文学小知识竞赛，我关于土星的知识在这时可派上了大用场。约五十个参赛者各自组成小组，分开坐到四五张桌子旁，主持人开始问各种关于宇宙的问题。开始的一些题就很难，很快很多小组都被淘汰了。其中有道题难倒了所有人：“你不可能在一年中的哪一天看到日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顾着想是一年中的哪个日期，而没有想是一年中的哪一天。正确答案是复活节。在北半球国家，复活节定在春季第一天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因此复活节肯定至少是在满月后的第七天。而日全食只在新月的时候发生，新月距离满月的时间是两周。回过头想，其实任何阴历的节日，只要不是在新月这一天，都可以是正确答案，像是受难节、逾越节、斋月的第一天和中国的春节。

　　还有一道题难倒了大家，一些小组也被淘汰了。题目是：“火星、金星和木星上的东西和外星人的学名分别叫什么？”我知道这是个冷门题。谁都知道火星人叫“Martians”，但很少有人知道木星人叫“Jovians”，知道金星人叫“Venereals”的人就更少了。天文学家不常用“Venereals”这个词，他们更喜欢用不那么顺耳的“Venutian”一词，这都是因为医学界很早之前就借用了这个词，那时的天文学家还没有好好地利用它。但我们不能怪医生啊，维纳斯（金星Venus一词也是罗马神话中女神维纳斯的名字）是爱与美之神，她自然也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学之神。

　　竞赛的最后只剩下包括我的小组在内的两组参赛者。决赛题是：“除了美丽的光环之外，土星的哪个特征明显区别于太阳系的其他行星？”我知道如果我把七年级木工课做的土星台灯扔到浴缸里，它是会浮起来的。台灯是木头做的，木头的密度比水小。同理，如果你把土星扔到一个足够大的浴缸里，它也会浮起来。土星是太阳系中唯一密度比水小的行星。我在主持人公布答案之前站起来说出了正确答案，于是我的这点小聪明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也为我的小组赢得了一瓶香槟。仰望星空这么久，在那一刻，我终于也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虽然只闪耀了很短的时间，但已足够令我欣喜若狂。

　　* * *

　　九年级之后的八月份，我又一次真正踏上离家之旅。这次的目的地是乌兰堡营地——加州南部莫哈韦沙漠的一个边远地区。负责带领我们的是两位科学老师：约瑟夫·帕特森和里克·谢弗。有些父母不知道在暑假让早熟的孩子去哪里，于是就让他们去参加这种旅行。乌兰堡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在16世纪进行的一次无望远镜天象观测的名称。在那次观测中，利用精密的瞄准装置，他初步观测到了行星的位置，因为相对于其他星星，这些行星的运动更明显。

　　那些理智的大人为什么会在沙漠里租一块地，弄来十几架高性能望远镜，聚集了一批由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组成的教师团队，又在夏季邀请一些十几岁的天文学爱好者到这里日夜颠倒地生活？我确实搞不懂，但是帕特森和谢弗确实创造出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他们出于对天文学的热情和对教育事业的深爱搭建了这个营地。

　　我们是乘一辆大篷车到的那里，车上的人坐满了一半的位子，一路从东海岸的纽约开车53个小时才到达偏远的营地，这里距离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30英里。我在这里昼伏夜出地生活了一个月，操作了一些高性能的望远镜和一台电脑（1973年，笔记本电脑还是个新奇玩意），还上了一些数学、相对论、光学和天文学的课程。

　　在那里，我以为我死了，置身于遥远的壮美星空里。

　　在纽约的时候，运气好的话，你也许可以在晚上看到100颗星星。而在莫哈韦沙漠的那晚，我看到了数以亿计的繁星。6年前海顿天象馆的那次星空秀果然没有骗我。那夜的空气湿度几乎为零，晴朗的天空足够黑暗，没有半片云，我不禁觉得“这让我想到了海顿天象馆的星空”这样的想法真是令人尴尬的城市人的思维。那个夏天，我拍到了最美的夜空的彩色照片，我从没拍到过那样的照片，之后也没有。我们拍到的有月球、行星、恒星系统、星系、星云和大量的银河系的照片。我用我的宾得单反相机的柯达高速埃克塔克罗姆胶卷捕捉到了夜空的灵魂，在星空景观公寓遛了那么多次狗可真没白费。

　　对于夜间天文摄影来说，高速埃克塔克罗姆胶卷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光敏度最高的胶卷，也是天文学家理想的胶卷。白天的时候，我也会用这种胶卷捕捉荒凉的沙漠景象。柯达克罗姆胶卷激发保罗·西蒙创作了一首同名歌曲，我差不多也是在1973年的夏天通过无线广播听到了这首歌。我们的大篷车横跨美国去往乌兰堡营地，开到中西部的时候，某个广播台突然播放起了一首流行歌曲，正是《柯达克罗姆》，它的第一句就是“当我回想起我高中学到的那些垃圾……”

　　我在哪个国家？

　　这难道不是美国吗，这个人性解放、言论自由的国度？可14岁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虽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联邦，我们的州际公路可以把所有的州都联结起来，但一个州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治理理念可能完全跟另一个州不一样。但幸运的是，物理学的定律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适用，甚至超越社会道德，在全宇宙都适用。所以当我遇到社会上不合理的事，物理学定律便成了我的一项评判准则。

　　那年夏天，我也在和沙漠里的昆虫以及其他生物做斗争，那一点也不比研究宇宙来得轻松。过去，我只会根据黄道星座天蝎座在心中想象蝎子的样子，可那年夏天，每天早上我会从靴子里抖出一些蝎子来。穿靴子是为了保护我的脚踝不被夜间的响尾蛇咬到。

　　谁说沙漠是个安静的地方？不像都市传说里精神不正常的狼人，莫哈韦沙漠的土狼可不会根据天体的景象采取相应的行动，不管天上有没有月亮，它们每晚都会嚎叫。除此之外，浑身是毛的滚圆的狼蛛无疑是整个太阳系中最丑陋可怕的生物。

　　在沙漠巨大的生物群落中待了一个月，我倒开始想念城里的蟑螂了。它们不会蜇人，不会咬人，不会吸人血，更不会给猎物注射毒液。而且，通常情况下，蟑螂一般不会跑到我们跟前碍眼。

　　乌兰堡营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参与这项活动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和我一起参加露营的伙伴中，居然有五个人后来取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硕士学位，一些人还考入了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乔·帕特森后来在得克萨斯大学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天文学教授。里克·谢弗是一位望远镜顾问和作者，同时也是《天文学》杂志的定期投稿人。后来，在我的研究生项目从得克萨斯转移到加州期间，帕特森成了我的导师。

　　在乌兰堡营地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光。从九岁那年在海顿天象馆的穹顶之下看到那场天空秀开始，就开启了我人生的天文学之旅。我最早的记忆是在4岁的时候，当时我正和妈妈、哥哥一起看电视里放的《米老鼠俱乐部》，妈妈肚子里还怀着妹妹。到了14岁（我在乌兰堡营地时的年龄），我热爱天文学的时光已经占据了我有认知以来人生的一半。

　　1973年夏季末，我人生的基调已经定了，那时我刚从为期一个月的乌兰堡营地露营回来，带回了很多惊人的彩色天体照片。那时，我已经有了人生中第二架望远镜，也成了纽约业余天文学家协会的正式会员。这个时候，新闻报道匈牙利的天文学家卢博斯·科胡特克发现了一颗新的美丽的彗星。这颗彗星离太阳系非常远，比一般新发现的彗星要远很多。那年12月，这颗彗星会到达近日点，其观测亮度也会因此增加。

　　彗星基本上就是肮脏的冰构成的大型球体，直径可达几十英里。它们通常沿着狭长的椭圆轨道绕着太阳运行。彗星中包含着大约50亿年前构成行星的纯净物质。随着彗星靠近太阳，其表面的冰在不断增加的太阳辐射能作用下汽化，就像地球上干冰——固态二氧化碳的汽化一样。汽化的气体聚集在彗核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球形膜，叫作彗发（Coma，拉丁语的“头发”），其直径可达几百万英里。这些气体也会流入星际空间。太阳持续不断散发出的粒子流叫作太阳风，太阳风和太阳光不断给彗星的气体施加压力，把它推离彗核，于是就形成了一条“彗尾”。一颗彗星的彗尾可以在太空中长达1亿英里，但无论彗星朝着哪个方向运动，其彗尾的方向总是与太阳相背。那年冬天，人们肉眼就能看到科胡特克彗星，它也是那一代人最期待的一颗彗星。

　　彗星到达近日点前的几个月里，我开始看到有人焦虑地在大街上强迫别人忏悔。他们声称新彗星的出现是世界末日到来的前兆，大家应该在那之前忏悔犯过的罪行。这种无视科学的荒唐说法怎么可能是真的？两年前，阿波罗14号的宇航员艾伦·B.谢波德还在月球上打高尔夫球。一年前，阿波罗17号上的地质学家还在月球表面收集岩石。这一年，也就是1973年，美国国家航天局发射了星际空间探测器先驱者11号，它将穿过小行星带，绕过木星和土星这两颗外行星，然后完全飞离太阳系。哪怕在我这样一个头脑日渐成熟的小孩看来，大人们对技术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科学真理也不可能无知到这种地步。诚然，无知并不是一种耻辱。一旦不理性的想法和随之而来的行为填补了无知而造成的空洞，问题就会产生。我很清楚，历史上，一旦发生什么彗星到来、行星排成一列、日食月食的现象，人们就会变得不理性。比如，公元1066年，诺曼王朝征服英格兰，哈雷彗星也恰巧在这一年到来，当时的人们几乎完全把战事归咎于彗星。好吧，那毕竟是1000年前的事了。我只是无法想象现代社会居然也有这样的不理智行为。我住的公寓那消失的第13层楼可能正体现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也许，我要先让那些因为迷信而畏惧宇宙的人了解它的法则和运行方式，再让他们见识到宇宙的美。

　　随着关于科胡特克彗星降临的消息传播开来，我在宇宙研究上的爱好也在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和朋友间传开了。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网为我的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我母亲的众多表亲中，有一位叫弗朗西斯·克劳福德，她在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工作，总是把图书馆典藏的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借给我。有位我们家的亲密老友在摄影和黑白胶片处理上有些研究，她成了我早年的第一位天文学摄影导师。我们家还有位朋友是纽约市立大学的教授，他把我介绍给了他在纽约市立大学开放教育研讨中心讲课的同事。研讨中心给成年人提供各项继续教育，这位讲师邀请我去他的秋季课程上讲课，内容不限，只要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就行。那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科胡特克彗星，我刚在沙漠拍下了那么多天文照片，科胡特克彗星的到来又是时下的热点。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课上大约有50人，我用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讲述了天文照片上的内容：从行星讲到恒星，再讲到银河系，最后我又特别讲了关于彗星的科学知识，以及我们将在那年冬天科胡特克彗星来临时看到怎样的景象。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做讲座，但我一点也不紧张，即便教室里听课学生的年龄都要比我大上两三倍，甚至四倍。对我来说，谈论宇宙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就像别的小孩谈论他们珍藏的棒球卡片，或者影迷谈论他们最爱的电影一样，分享我所熟知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了。

　　3天后，我收到了一张50美元的支票，邮件里还说要我再去做两场讲座。显然，这是他们给客座讲师的标准待遇。那个年代，最低时薪是1.6美元，当时我才过完15岁生日两个月。这样看来，50美元的时薪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按照遛狗的报酬来算，我大概要遛1000只狗。

　　心情平静下来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个贩卖信息的卖身者。我从来没有通过分享自己已知的信息赚过钱。难道帮助和启发别人的行为属于付费劳动吗？想象一下，你帮助一个老奶奶过马路，等走到马路对面，她居然要付你钱。你帮助她又不是为了钱，你这么做只是因为这是对的事，而且帮助别人让你感到快乐。她怎么可以付你钱？当然我肯定没有把支票寄回去。虽然还是有些愧疚，但我很快明白了，传播知识与智慧和付出血汗的劳动一样，都值得得到回报。

　　那年冬天，科胡特克彗星到达近日点，但人们凭肉眼几乎看不到它，多数人都需要别人的提醒才能发现彗星的所在。科胡特克彗星真是令人失望。科学界也第一次知道了，沿着轨道运行了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彗星（像科胡特克彗星这样的）汽化的效率不是很高，所以到达近日点的时候彗发和彗尾都很小。幸好，我不用归还讲课得到的那50块钱。

　　* * *

　　第二年夏天，我和国际教育探险组织一起参加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目的地是基尔马丁郊区的一个小镇。小镇位于苏格兰西海岸附近，周围都是绿色的农场。在探险家俱乐部结识的教育部部长弗农·格雷的推荐下，我又得到了一次远途旅行的机会，这让我颇感惊喜。在苏格兰，我加入了一个由科学家和调查者组成的小组，和他们一起挖掘和绘制未知的史前巨石的天文排列图。这些巨石可跟巨石阵完全不同，虽然没有巨石阵有名。这次活动的经费来自美国教育部天才办公室。我的申请在全区、全市和全国的申请者中胜出，最后这个办公室给我冠上了“天才”的称号，可我时不时地对这个称号很反感。我难道天生就拥有这些知识吗？有人把知识交到我手上吗？谁会把知识像送“礼物”一样送给我？难道不是通过长期的努力，我才能学到这些知识吗？难道不是因为那些爱我并在乎我梦想的人在支持我吗？“天才”的衡量标准太过随意，以至于否定了那些努力却不够优秀的人。这个办公室应该改名为“努力学习学生办公室”，虽然这个名字不那么朗朗上口，但更加合适，而且这个名称会激励那些没有被选中的申请者更努力学习，争取下次做得更好，而不会因为才能没有被认可而自暴自弃。

　　我们在苏格兰调查和分析了不列颠群岛史前居民的天文学才能，两周后我就返程了。经过伦敦希思罗机场时，我看到了报纸头条上登着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辞职的消息。一瞬间，我被打回了“现实世界”，虽然我更希望听到关于宇宙的新闻，而不是“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

　　* * *

　　我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上学时，当选了学校摔跤队的队长。我也是1976年《物理学》期刊的主编，在《数学公报与生物学》年刊的主编当中，在校学生能得到的最有名的头衔就是这个了（其神秘程度比得上其他大多数学校里的橄榄球四分卫）。我很为我编的期刊感到自豪。上面的内容主要有我在苏格兰的实地考察报告和我同学的一些原创的研究性论文。这些论文的题目有《非线性张量分析》《利用铪-182治疗结膜恶性黑色素瘤》和《光子火箭技术可行性的确定》。期刊封面上印有先驱者10号和先驱者11号探测器的宣传图。那是最早能够获得足够能量离开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的太空探测器。宣传图上画着裸体男人和女人的轮廓，他们身上是各种神秘的符号，好像要告诉太空智慧生物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顺带还提到了当时的科考站。期刊的最后一页上是各种物理学头脑风暴题。全书采用周期表中的元素符号序列来指定页码，真是蠢透了。期刊共有64页，是当时学校里印刷数量最多的杂志，比其他任何科目的期刊都要多。

　　高中最后一年的秋天，我申请了五所大学的入学资格，其中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是我的三个首选。出于对申请者的礼貌，八所常青藤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会在每年冬季差不多过了一半时告知申请结果。结果有三种：不可能、可能以及很有希望被录取。我最先收到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通知，那天我碰巧去拿邮件。我站在打开的邮箱前，当时一束阳光正好照射进邮件收发室的窗户，我就把信封举起来对着阳光看（好像如果急着打开，信的结果就会变糟）。当我看到“很有希望”这几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字，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篇章。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情绪转变。先是心都吊到了嗓子眼，瞬间之后又被狂喜淹没，简直激动得要落泪。

　　我高中的大多数时间都订阅了《科学美国人》杂志。我最喜欢读的是“作者相关”部分，因为这部分包含了投稿科学家的各种个人信息，像是他们上过的学校、他们的兴趣爱好。有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已故的大卫·施拉姆教授，也是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所以除了我之外，至少还有一位科学家也擅长摔跤。在选择大学时，很多大学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中有些是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物理和天文学版块发表过论文的科学家的母校，于是我列了一个矩阵，把这些学校的编号都记录了下来。我还记录了这些作者在哪些大学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在哪些大学任职。哈佛大学在各个方面都胜出了，然而康奈尔大学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因为卡尔·萨根教授在那里任职。

　　我第一次见到卡尔（他更喜欢别人这么叫他）是在我应邀去康奈尔大学参加入学面试的时候。我先前的申请信引起了校方的兴趣，于是招生办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它呈递给了卡尔·萨根。几周后，我收到了卡尔·萨根的私人信件，他邀请我去他在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的一所僻静住处做客。我不禁问自己：这位就是NBC电视台《今夜秀》节目上和约翰尼·卡森聊天的卡尔·萨根吗？就是那个写了那么多著作的卡尔·萨根？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二月份一个雪天的下午，我如约前往康奈尔大学（后来我才知道，在冬天，伊萨卡的下午经常下雪）。卡尔非常热情，很为他人着想，也确实像我预想的那么有趣。会面结束后，他亲自开车送我去伊萨卡的公交车站，又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号码，万一汽车被大雪困住不能来了，他还可以让我留宿一晚。

　　在后来的事业生涯中，我把卡尔教授当作榜样，也像他一样亲切地对待我的学生们。可直到他过世，我也没有把这个告诉过他。

　　最后，我没有去康奈尔大学，因为我不忍放弃我对《科学美国人》杂志文章作者的分析。最后我去了哈佛大学，但在那之前，我的性格和勇气受到了考验。

　　* * *

　　高三这一年的初春，纽约迎来了冬季末的大降雪，整个市区的雪深达四五英寸。春季的雪一般在气温为零摄氏度以下的时候降临，有时候气温是零摄氏度或零摄氏度以上时，也会降雪。所以早春的积雪一般是湿雪，就是那种挂在细细的秃树枝上的雪，最适合捏成雪团。这天的阳光很灿烂，在新雪的映衬下更加耀眼。气温也上升到了40华氏度。学校没有放假，但还不如放假。在阳光的照射下，不出一天，这些雪就会全部融化。那天，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高三学生都不上课（我们逃课），加入到了全校性的打雪仗活动中。操场一边有几个学生靠着摩托车看我们，那些人出门都要穿皮夹克，上面都是金属铆钉、拉链和肩章链条。他们就是所谓的“油头”，是学校里最难对付的一群人。我不知道其他城市高中的混混有多难对付，但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他们又刻薄又可怕。然而，我们打雪仗那天，这些人貌似不想惹是生非。可是那天我扔了一个很远的雪球，它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飞出了大概50码远，然后突然像一个打偏的高尔夫球一样直直地击中了混混头子的胸口。雪球落到他胸口上，溅了他一脸，他怀里的女朋友还怔怔地看他。

　　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一般的男人就一笑了之了，但这个混混头子立马就骂骂咧咧起来。他隔着操场冲我骂着各种脏话和种族歧视的话，一边捏紧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虽然隔着雪地，声音传播效果不好，但我能清楚地听到他说，我最好今天下午别从他身边走过，乖乖滚回学校，不然就要揍我。

　　一小时后，打雪仗结束了，大家都玩累了，全身又湿又冷，都想回各自教室休息。于是我慢悠悠地、自信满满地向学校走去，根本没有在意先前混混头子的警告。气急了的混混头子快步向大门走去，想要拦住我的去路，我却慢慢地向离大门没多远的侧门走去，于是他加快了脚步。我们相距不到10英尺的时候，他掏出了一把随身折叠刀。刀的木质刀柄很厚，刀刃有6英寸长，可以像弹簧短剑一样迅速弹出来。他赶在我进校门之前拦住了我，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两英尺。我们从没挨得这么近过。我比他高出两英寸，即便他还穿着鞋底一英寸厚的摩托车皮靴，他有些惊讶。我和他面对面站着，却一点也没有退缩或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只是一边轻微地反抗他，一边想进学校的门，这也让他有点惊讶。

　　于是他在刺眼的阳光下挥舞起明晃晃的刀子，阳光在我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我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在电影里发生或是出现在刻意编排的都市打斗场景中，比如音乐剧《西区故事》里的场景。折叠刀慢慢伸向了我的脸，距离已经不到两个刀刃的长度，他轻声说道：“你居然用雪球砸我的皮夹克。”紧接着，我把大约需要15分钟思考的内容压缩到了两三秒之内。我的心理活动过程大概是这样：

　　时间：0-1秒

　　他想和我打架。

　　他向我挥着一把锋利的大刀，可我没有刀。

　　我是摔跤队的队长，我块头比他大。

　　我可能反应速度也比他快，我还学过武术。

　　我也许可以打掉他的刀，把他按在地上。

　　可如果他打输了，他会更生气。

　　时间：1-2秒

　　今年年底之前他的伙伴们一定会替他报仇。

　　我会在担惊受怕中度过我高中的最后几个月。

　　要是我没能打掉他的刀怎么办？

　　我可能会被严重割伤，甚至送命，虽然这个概率非常小。

　　如果我们打架，我可能失去的比他可能得到的多太多了。

　　我理想中的哈佛大学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学申请。

　　我要一辈子研究天文学。

　　时间：2-3秒

　　自尊和男子气概并不能决定我是谁。

　　毕竟，是我的雪球砸中了他。

　　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主张非暴力。

　　如果我认怂不和他打，他就不会和我打。

　　既然不和我打，他也会放下刀。

　　于是我就像电脑输出一连串程序一样突然开口真诚地说：“很抱歉，我用雪球砸了你，我不是故意的，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我和他在沉默中对视了几秒后，他把刀子收回去放进了口袋，转身走向了他的摩托车。我静静地走进了学校的侧门回到了教室，总算挽救了我的生命、自尊和未来。

　　壮年

　　广泛的正规教育可以给一个人的启迪带来巨大的价值，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写很多很多。但如果你涉猎足够广泛，又会发现一个双重标准。在鸡尾酒派对上，如果有人谈到了19世纪晚期的文学、巴洛克音乐，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博学”。但如果有人谈到了强子超级对撞机、水坝的流体力学或是氢燃料电池的新兴市场，人们会觉得他是个“怪咖”。没人会对承认“我数学一向不好”的人抱有成见。人们接受这样的说法，甚至为说了这样的话自嘲一番。但如果有人说“我一向不怎么了解名词和动词”或是“书本上的字太多了”，你再看看其他人的反应。我偶尔（虽然是开玩笑的）会因为不认识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物或总统内阁的官员而受到嘲笑。先不管这些双重标准，我发现，我所知道的理科之外的知识肯定比那些非理科专业的人知道的科学知识要多得多。

　　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时候，学校的大环境培养的是逻辑和分析性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正规教育中的文科科目不过是用来满足我在学业上的好奇心罢了。因此，后来在非理科学科上的训练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有一半课程都不是我专注的理科学科。而这一切都始于我大一时选的一门叫“人文科学”的课。在那一整年关于艺术和设计的学习中，我不只学习了知识，还亲身实践了。

　　从那之后，我整个人都改变了。

　　上课的地点是哈佛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的一个工作室。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是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一个超现实建筑，也是他在西半球的唯一作品。上课的老师是路易斯·巴坎诺斯基。他是剑桥七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那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家著名的建筑和设计公司。一切就绪，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挑战了。

　　九月初，我们开始学素描，这是教学大纲的第一课。老师先用录音机播放了各种类型的音乐，然后让我们画出音乐中的力。不好意思，你要我做什么？力不就是或者E=GmAmB/r吗？力不是什么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画出来的东西。科学的一个标志就是语言和概念的准确性。这种要求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学费，当然也在浪费我的精力。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画裸体。这比画音乐什么的有趣多了，虽然我并不觉得人体有多美，特别是跟那些真正曼妙的身姿比起来。到了九月末，我们开始画各种堆在画室前的物品，像是石椅、帷帘、球体、储物柜这类你可以在某个阁楼上看到的东西。

　　十月，我们开始画一堆皱巴巴的南瓜。等到了月末，我肯定已经画了1000只南瓜。我变得越来越顺手也越来越专注，画得越来越好了，后来，我连做梦都能梦到南瓜。这门课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老师说：“别画南瓜了，画南瓜之间的空间。”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一整个月都在围着南瓜转，可突然间，要画的东西成了南瓜以外的空间，我还要把我之前赋予南瓜的意义和存在感赋予这个空间。在老师看来，我肯定歪着脑袋一脸茫然，像极了一只听到了尖叫声的狗。

　　最后，我竟然变得非常擅长画物体之间的空间。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我的世界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一个充满化学和物理事物的世界里又填充进了好多形状和形态。我打破了一个我从没感知到的逻辑箱子。从那以后，我开始拥抱一切抽象的语言表达和词汇的创造性应用。我开始不断洞悉艺术、文学、音乐和人类社会。我鼓励世界上的文科学者能在逻辑领域并肩同行。一个人需要文理科兼善，才能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驰骋。

　　* * *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很多名人的孩子，其中要数卡罗琳·肯尼迪和她的已故的表亲迈克尔·肯尼迪最有名。哈佛的学生中很多都是富豪和政治精英之后，我宿舍的一位好朋友的父亲是波多黎各总督。大二时，我所在摔跤队队长的父亲是众议院的发言人。还有一个同学来自缅因州的一个小镇，小镇的名字就是他的姓氏。

　　但我却对这些不以为意。

　　很多，或者说大多数人来哈佛是为了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上常春藤盟校，而我只把上大学当作成为科学家之路上的一站，不为别的。我不参加足球赛、学生抗议游行（要求哈佛从那些参与南非种族隔离的公司撤资）和社会活动。不过，马友友上大四的时候来我们宿舍的公共休息室演奏大提琴，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喊了四五遍“马友友别来了”。

　　哈佛传统中少数的一些东西倒是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大一的时候，我住在学校，马萨诸塞大道通往哈佛校园的路上有很多布满常春藤的拱门，其中一扇拱门上刻着两行字。你走过拱门前往校园时，可以看到门上刻着“入学是为了增长知识”。三年后，我离开校园，发现了拱门另一面的字，字迹已经快看不清了，上面写着“毕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

　　* * *

　　给我带来深远影响的导师越来越多。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天文学硕士学位的时候，几乎每学期都在做助教。这个安排满足了我、学校和学生的三方需求。我有资格申请到州内学费，学校天文学部需要人帮忙管理和运行实验室，以及协助教授天文学入门课程（得克萨斯大学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的天文学课程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学校教授那里学到了一些授课技巧。

　　没有多少教授真正在意参加他们讲座的学生是不是完全听懂了。要达到让学生完全听懂的效果，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敏感度，他们得要知道学生可能会如何曲解授课内容。做了弗兰克·N.巴什教授的助教后，我自己的授课方式也得到了提升。他是我所知的唯一一个能把知识灌输到学生脑子里，而不是照着教学大纲和板书教课的老师。他的考试没有选择题，所以作为评分者，我的工作量就很大了。他很看重适定科学问题中固有的语言逻辑。每次天文学入门课程结束后，学生们就知道了该如何去思考身边的物理现象。上了巴什教授的课，学生即便成绩得了C，也会说这门课是他们上过的最好的课，而我从没见过其他的课程也这样。我后来成了一个更好的老师、教授和教育者，这都要归功于和巴什教授共事的日子。几年后，我和他都成了美国天文学会的董事会成员，那是美国天文学家的专业组织。

　　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杰勒德·德沃库勒教授是我的一位论文导师。他是最后的旧时代科学家之一。他懂俄语、德语、法语和一点拉丁语，所以他能研读各种古老的、未经翻译的科学书籍。他了解所有他学科领域的著作，也是我认识的最挑剔的科学家。我的硕士论文手稿有130页，他在每页上都写了四五条评论、建议和批评，其他老师一般都只在每章上做四五条标记。在我看来，杰勒德·德沃库勒教授带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耐心、细致与对待科学坚定的态度。不要因为想法太大就不去探索，也不要因为细节太小就不去耗费时间研究。德沃库勒教授就像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一样，这世上恐怕再也不会有他这样的学者了。

　　我还选了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教授的课。人们普遍认为，是他创造了“黑洞”这个词。宇宙中的一团物质崩塌了，就会吞噬周围宇宙其他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这就是黑洞。作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学生，尽管惠勒教授知识渊博，但他在自然面前仍保持谦卑，就好像自然法则是人人都要攀爬的梯子。我们都站在梯子之下，测量着它的重量，估算着爬上它的难度。惠勒对自己所知的保持谦卑，也坦诚面对自己未知的，所以他很快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上研究生物理课时总在口袋里装着一些钱。如果你能指出黑板上的一个错误，他就会暂停上课，当场给你1便士。保持谦卑，敢于承认错误，我们都该明白这些深刻却简单的道理，这些品质在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更显得弥足珍贵。

　　在惠勒教授的广义相对论课上，我还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当时她是一名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 * *

　　我当助教的时候，每个月大概要寄回家6000美元，还要为一个只有一张床的小公寓支付400美元的房租，所以我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三四美元。这样紧巴巴的预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的饮食。我只能吃些意大利面、米饭、豆子、带骨猪颈肉、鸡蛋、吞拿鱼罐头、面包和芝士这样的便宜食物。尽管如此，每天放学之后，我还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很快，3美元的伙食费就无法满足我对卡路里的需求了。不知不觉中，我竟然变瘦了，这在我的人生中还是头一回。

　　我得再找一份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先想到的工作就是去附近的一个仅接待女性的夜总会里当脱衣舞男。夜总会就在我的住处和奥斯汀市中心之间，距离我住的地方只有1英里。以我这样的体型（身高6.2英尺，体重190磅），我还算灵活。上大学时，我在两次聚会上跳过舞。我的身材也不错，曾和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代表队的队员摔过跤。我可以轻易地做出一些灵活的动作，像是完全坐成全莲花座、在两腿完全站直的情况下两个手掌着地。因为参加过训练，我也可以完成一些劈叉之类的高难度动作。我可以在坐着的时候把一只脚放到脑袋后面，还可以站着把一只脚高举过头顶，我还可以以垂直的方式把身子反向卷起来，直到脚跟碰到后脑勺。据我所知，俱乐部里身体柔软的脱衣舞者比那些身体僵硬的跳得好。

　　我想我可以每周去夜总会工作一两次来多赚些生活费。在所有可以快速赚到钱的合法途径中，从献血到捐献精子，我对去夜总会跳舞最感兴趣。一天晚上，我决定去夜总会看看舞台流程的细节以及脱衣舞男是怎么跳舞的。除了不停地扭胯，其中有一项是要求所有的女性舞者只穿丁字裤，但那不是一般的丁字裤。裤子的面料是石棉，浸满了可燃液体。一旦点燃丁字裤，没错，一旦点燃之后，舞者就会立刻跳上舞台，随着杰瑞·李·刘易斯1958年的热门歌曲《大火球》摇起屁股和胯部。

　　我在台下故作镇定地想：“我还是去当数学老师吧。”

　　让自己的裤裆着火更像是一种走投无路之下才会选择的赚钱方式，而不是跳舞的需要。于是，我选择通过一个大学组织去给本科生教数学和物理，这样既保证了我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又能不停地赚到钱。

　　这段（不存在的）经历确实让我有点尴尬。我应该在去夜总会之前就知道当家教才是正确的选择。

　　上大学的时候，我每周都志愿去一个处于一级警戒的监狱教犯人数学。他们想在牢里学习，以取得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力证书。这所监狱就是位于马萨诸塞州沃波尔附近的沃波尔州立监狱。监狱里的10号牢房是死囚区，里面有一把电椅。我的一个犯人“学生”之前一直在入室抢劫，已经进过一次监狱。他的名字叫卡洛斯，很快他就给我展示了他身上那些枪眼疤痕，他因抢劫商店被当地警察射了几枪，之后才被逮捕。做普通教育水平的试卷时，他阅读部分做得还行，但数学很差。他需要有人教他分数和算术运算。那几周去监狱教书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对监狱和犯人的看法。

　　经过一个足以检测到牙齿填充物的磁力计后，我还要通过一道道双面都上了钢板的门，门后还有一面加固的水泥墙。通过那道墙的走廊完全暴露在警察的警戒塔之下。警卫可以通过走廊上方的大洞看到这里的一切。连狱警们戴着的领带夹都是微型珠宝手铐。对猥亵犯和强奸犯来说，主楼层尤其不安全，因为在重刑犯中有一个等级制度，犯人可能会受到尊重，也可能成为其他人的出气筒。在这个被抛弃的社会里，杀死妻子或出轨女朋友的罪犯处于最高等级。抢劫银行和商店的犯人紧随其后，特别是有袭击保安和武装人员情节的。等级最低的是那些猥亵儿童、强奸他人以及伤害手无寸铁、无力反抗之人的罪犯。监狱里很快会对这些犯人进行二次审判和处决，狱警也不会保护他们。比如说，2002年，一个叫作约翰·吉欧根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因为强奸一名儿童被捕入狱，但在那之前，他就因为猥亵了130名儿童被起诉。我在听说了他的双重罪行后，便开始计算他还能在监狱里活几天。虽然被关在有特殊保护的监狱里，但7个月后，吉欧根还是被一个已经被判终身监禁的狱友塞住嘴绑起来勒死了。

　　在这个拥有其自身规则的平行宇宙里，卡洛斯在犯人里的等级还算高的。我非常了解他。那时我19岁，而他大概20多岁，接近30岁，虽然他看起来比我年轻。他气色很好，很显年轻，有一双鹰一般锐利的眼睛。他身高只有5.7英尺，作为一个街头恶棍，这样的身高貌似矮了点，但他的谈吐很粗鲁，操着一口浓重的城市口音。我怀疑“卡洛斯”不是他的真名，因为我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一点儿拉丁美洲的口音、举止特点或文化的痕迹。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敢打赌他选“卡洛斯”这个名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强悍一点。在课间或偶尔空闲的时间里，我们也常常闲聊。我发现他会弹吉他，而且很喜欢流行爵士乐。他最喜欢的唱片是马文·盖伊的经典《怎么了》，这碰巧也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之一。那张黑胶唱片发布于1971年，是同类专辑的先锋，唱片双面都录有一系列呼吁和平、社会公平、爱与和解的歌曲。

　　教另一类犯人则根本没有成效，他们要么是死刑犯，要么被判了终身监禁，永远得不到保释的机会。他们大多只想找个能陪他们下棋聊天的人，其中很多人的家人早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然而，我遇到过的几个终身监禁的犯人都培养了一些不错的爱好。一个喜欢种植物，一个喜欢养金鱼，还有一个在写他的自传。一个杀人犯竟然在牢房里养金鱼，这种奇异的反差打动了我。我当时还年轻，难免会质疑他们这样的行为，但与我想的恰恰相反，即便这些人杀过人，即便已经不可能回归社会，他们确实还保留着一丝生活的礼仪和品质。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我发誓，我愿意多缴一点税让死刑犯们活着，而不是给处以死刑。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但至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靠近了他们，看到了罪责和刑罚之下那一点微弱的理想和人性之光。有时候，我需要告诉自己，虽然我一直用科学的眼光研究星星，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但充满诗意的星辰永远是人们梦想的寄托。

　　晚年

　　20世纪90年代，我们有幸见证了几颗著名彗星的降临，其中包括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虽然颇具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彗星。它名气这么大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亮，或是有多少诗人受到它的启发创作出了传世之作，而是因为它短暂而壮观的与木星的碰撞。木星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300倍，直径大约是地球的10倍，是太阳系中最难吸引彗星的行星。在人们庆祝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陆月球25周年的那几周里，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在接近木星的时候裂成了二十几块碎片，陆续坠入了木星的大气层。由于木星的自转速度极快（每十小时一次），受到大气层旋转偏向力的影响，每块碎片都落到了木星表面的不同地点。我们在地球上用普通的家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到木星上的因为彗星碎片撞击留下的气态坑洞。

　　这场星际台球游戏中，到目前为止，最危险的是长周期彗星，也就是运行周期超过200年的彗星。长周期彗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占到了所有可能撞击地球的地外物体的1/4。这类彗星从很远的地方冲进太阳系内部，撞向地球时，其时速可达每小时10万英里。这个速度相当于在90秒内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彗星的体积比小行星大，因此，长周期彗星撞击地球会造成比小行星大得多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情况下，长周期彗星在其运行轨道上十分晦暗，难以追踪。等到我们发现有长周期彗星撞向地球，所剩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月了，我们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投资、设计、建造并发射一个拦截器以拯救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举个例子，1996年，日本业余天文学家百武裕司在用三脚架巨型双筒望远镜观测天空时发现了一颗彗星。太阳系中的彗星探测器比太空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世界各地发射的探测器都聚集在一个地带，检测着太阳系的整个平面。经过缜密的考量，在这个平面上可以检测到行星、小行星的运动。很多绕着太阳运动的彗星也会靠近这个平面。然而，百武彗星在高于这个平面90度的位置像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样向我们飞来，没有人注意到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彗星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但是从地球上看，它就像个天空中若隐若现的点，以一个稳定的速度运动着。这就好像我们看到一架在远处飞行的飞机，尽管它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600英里，但在地上的人看来，飞机不过在头顶缓慢飞过。

　　如果是亮度高的彗星，一般在它们能被肉眼看到前的一年，人们就开始大肆宣传起来，但在百武彗星被发现后，距离它到达地球最近点已经只剩三个月。到时候，百武彗星与地球的距离仅有1000万英里，是史上彗星距地球最近的距离之一。由于距离非常近，这颗彗星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大、格外显眼。即便身处空气污染严重的纽约时代广场，你也能（用肉眼）看到它。这次百武彗星的光临可谓弥补了70年代科胡特克彗星和80年代哈雷彗星造成的遗憾，被誉为“一生一次”的奇景。

　　在1994年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撞击木星大气层后，另一颗万众期待的彗星也即将到达近日点。两年前，天文学家艾伦·海尔和业余天文学家托马斯·波普发现了海尔-波普彗星，当时，这颗彗星距离地球还很远，比以往发现的彗星都要远。我们知道海尔-波普彗星肯定是颗大彗星，因为我们在它离太阳系还很远的时候就发现了它，但它的亮度又会如何呢？经过调查研究，这颗彗星的彗核直径超过了20英里，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彗星。随着海尔-波普彗星不断接近地球和太阳，它变得越来越亮，也成了“一生一次”的奇观。海尔-波普彗星打破了至今为止最亮且可肉眼观测时间最长的彗星的纪录。

　　在海尔-波普彗星接近地球的那几个月里，有天傍晚，我正巧从纽约飞往洛杉矶。飞机正位于3.7万英尺的高空，我透过飞机舷窗向外望去，看到了海尔-波普彗星。它就那样静静地悬在黄昏的天空中，那么耀眼，那么美丽。这架一日航班一路追随着西边的落日，但即便以每小时600英里的速度飞行，飞机也赶不上“地球的速度”，因为在洛杉矶所在的纬度上，地球自转速度约有每小时900英里。尽管如此，飞机的高速飞行仍足以延长我们欣赏暮色下彗星奇景的时间。

　　我被海尔-波普彗星的美丽景象深深打动，不禁想和这架波音767飞机上的200个乘客分享我的喜悦。机长向来喜欢用各种通知打破机舱里沉闷的气氛，我想，通过他向大家表达我的看法会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悄悄地写下了一些关于彗星的天马行空的话语。除了写海尔-波普彗星是在何时被如何发现的，我还冒险写了一两点关于世界末日的知识。比如说，彗星比小行星大得多，6500万年前，恐龙的灭绝就是因为彗星撞击了地球。如果海尔-波普撞击了地球，人类也会面临世界末日。海尔-波普彗星进入地球大气层后，首先，它会引起一阵强大的冲击波，其周围10万平方米内的植被都会化为灰烬。接着，它会撞向地壳，像碾死虫子一样压死地表下的一切生物。最后，它会留下一个直径为400英里的陨石坑。从它接触地球最外层的大气层到形成陨石坑，这个过程只需要10秒时间。形成陨石坑会激起万亿吨尘土，这些尘土会进入到平流层，地球会陷入一片黑暗，河流也不复存在，90%的生物都会灭绝。

　　写完这张纸条，我又附上了两张名片，一张上印着的头衔是海顿天象馆的馆长，另一张上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我按响了服务按钮，把折叠整齐的纸条递给了乘务员，并对她说：“请把这个给机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做真是太好笑了，就好像偷偷给一个银行柜员递了一张保证什么也不会发生的纸条。

　　不出所料，大约5分钟后，机长发布了一个所有乘客都能听到的通知，说有个天文学家在飞机上，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海尔-波普彗星的信息。机组人员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保证乘客的安全，当然，一般也要确保他们保持镇定。因此，当机长大声读出我写在纸条上的内容时，我既高兴又意外，他竟然连彗星撞地球引起世界末日的那部分也读了。显然，大家都对纸条上的内容很感兴趣，于是乘务员向我走来，邀请我去头等舱，而后给我递上了一小杯香槟和一个冰激凌圣代。14岁之后，我还没有因为愿意和大家分享宇宙知识而得到过意外的服务，并且还喝到了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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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情况下，我总是和我的学生（从初中生到大学生）或普通大众一起参加教学活动。我不常有机会和其他老师探讨知识，虽然我再乐意不过了。老师们不仅是热情友善的一群人，他们还汇集成了国家的智囊团。他们一直奋斗在学科前沿，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却只会在家里拿着电视遥控器，嘴里不停抱怨着教育系统的现状。这个国家的老师普遍不会受到大众的感激和尊重，收入不高，他们的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

　　1998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了杰出数学和科学教师总统奖颁奖典礼，主办方邀请我去发表主题演讲，我欣然接受了。我十分乐意为这些杰出的小学老师效劳。那天晚上，我随身带上了自己写的《尼尔的校园时光》，因为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两件我学生时代的事，这本书可以给我提供点材料。

　　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周我们都要度过一段艺术创作的时光。不管小孩子画的是什么，他们的画作都会被磁铁吸在家里的冰箱门上。我画的是夜空的景象，用黑色蜡笔涂了夜空的背景（那些年，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拿那支叫作“闪闪”的粉色蜡笔画什么）。看到了我的创作后，老师友善地提醒我应该要把夜空涂成深蓝色，但我没有改变主意，这让老师很伤脑筋。两天后，在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老师终于承认夜空确实是黑色的。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老师说错了，而我是对的，老师犯错可比老师不知道要严重多了。我以为这种事情在我上初中前不会再发生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五年级的地理考试卷上有这样两道题，第一道题是：“世界上最小的大陆是哪个？”这个问题我答对了，答案是澳大利亚。接下来的一道题是：“最小的大陆在哪个半球？”我写了南半球，但这个答案是错的，“正确”答案是东半球。看来出这道题的老师永远也不会获得杰出教师总统奖。

　　参加颁奖典礼的每个人，以及每个曾做过学生的人都曾遇到过给他们带去深远影响的老师。这些老师拥有能激发人好奇心的无与伦比的魔力。依我看，最没有水准的老师才会向别人展示班里最聪明的学生，还说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谆谆教导。所谓最聪明的学生就是那些全科拿A，还得了所有科学竞赛的冠军的学生。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虽然那些老师称自己培养了这么好的学生，但其实没有老师的帮助，拿全科A的学生也能做到这些。老师教得好还是教得不好，对这些学生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既然你能拿到全科A，那么你的成绩和哪个老师教你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最有魅力的老师是那些帮助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拿到及格分的老师，或是激励成绩是C的学生拿到B的老师，还有那些激起学生学习课外知识兴趣的老师。如果对学习没有兴趣和动力，学生就会变成学习机器，学习的乐趣荡然无存，对他们来说，成绩的重要性超过了培养洞察力和追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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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谁，有人能支持你的兴趣爱好总是件好事，而一般家人朋友给你的支持都是现成的。不管怎样，当你还未足够发掘你的潜力时，这些支持来得正当其时。家人朋友往往因为爱你就过分夸奖你的才能，即便这些才能可能十分薄弱，且毫无竞争力。可这会让你在“任人唯贤”的社会中处于劣势，毕竟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当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可能会受到蒙蔽，你通过努力得到的和你觉得你应该得到的这两者之间会出现偏差。因此我们不能过分看重这种亲人朋友给你的“现实评估”。我的父亲西里尔·德格拉斯·泰森和我的母亲逊奇塔·费利西娅诺·泰森都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科学教育和技术培训，但我父亲是个社会学家，我母亲在抚养大孩子后又重返校园取得了老年大学的硕士文凭。他们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都给我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但他们没有直接给我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契机。

　　知道了这一点后，接下来他们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培养我在科学方面的爱好。

　　我的妈妈肯定是第一个“足球妈妈”，只是她陪我参与的活动不是放学后去踢足球，而是放学后研究天文学。我会拖着我的望远镜、相机和其他观测配件，带上我的父母（有时候他们两个都来，有时候只有其中一个来）一起从车里进进出出，在楼里跑上跑下，不停地进出观测场地，不断地往返图书馆。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天文学爱好。我难以忘记，七年级做土星台灯的时候，我和妈妈在一个下午开车去了至少六家五金店，只为买到做台灯必须用的、但不常见的用来穿过木球的电线管。

　　不仅如此，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周末去参观城里的一个博物馆。我父母也总是替我买便宜的数学和科学读物。他们本可以不培养我的这些爱好，他们拒绝过我的很多请求，但是如果他们不培养这些可以促进我智力发展的爱好，我就会很难对自己所学的知识作出评估，我也会失去评价自我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让我知道人们何时低估了我的能力，相对地，我也能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受到了无故的夸奖。

　　我的父母从没有告诉过我要去什么地方或是学什么知识，所以我人生的志向就和太空一样纯粹。直至今日，我的父母依然在我心目中是最温暖贴心的父母。我去过那么多地方，遇到过那么多难题，经历过无数的考验，但毫无疑问，我父母对我的指导、支持和关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凤凰联动文库：论文学涵养细节（套装共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