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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上帝与天体物理学家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科学家往往持有很强烈的怀疑态度。在科学界，获得最重大奖项的往往是那些成功指出被广泛接受模式中的错误的学者。

　　几乎在我的每一场关于宇宙的公开讲座中，我都尽量在最后留下充足的时间给观众提问。一般提问的过程无外乎是这样：首先，观众的问题是关于我的讲座的，接着，他们会提到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天体物理学话题，像是黑洞、类星体和大爆炸。如果演讲最后的时间充裕，提问次数又不受限制，话题就会延伸到上帝层面。典型的问题有：“科学家相信上帝吗？”“你相信上帝吗？”“你在天体物理学上的研究会对你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吗？”

　　出版商都知道提及上帝的书籍最畅销，而“有史以来最好的故事”的作者通常是科学家，书名同时包含了科学和宗教主题。这样的畅销书有罗伯特·加斯特罗的《上帝与天文学家》，利昂·莱德曼的《上帝粒子》，弗兰克·提普勒的《永生物理学：现代宇宙学，上帝，以及死者的复生》，以及保罗·戴维斯的两部作品《上帝与新物理学》和《神的心灵：理性世界的科学基础》。他们都是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这些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书籍，但他们允许读者将上帝和天体物理学联系起来探讨。连已故的史蒂芬·杰伊·古尔德也位列其中。古尔德是笃信达尔文进化论和不可知论的学者，可他也在最新的著作《时代之石：圆满生命中的科学和宗教》中提到了科学和宗教的联系。这些书籍的畅销表明，有些读者渴望看到有一座桥梁能够跨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鸿沟。

　　媒体记者也难免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当宇宙背景探测器卫星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结构，这个项目的首席调查员用如此简单的话语向媒体解释这个发现对现代宇宙学的重要意义：“如果你信教的话，这个发现就好像你亲眼见到了上帝。”媒体不会错过这位科学家提及上帝的瞬间，很快他们就误解了调查员的话，登出了这样的刺眼的标题《天文学家发现了上帝》，《天文学家面对面见到了上帝》。

　　《永生物理学》探讨了物理学原理能否让你的灵魂在你肉体死去很久之后继续存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弗兰克·提普勒在新书宣传时也向新教宗教团体做了很多次报酬不菲的演讲。近年来，科学与上帝运动在约翰·马克斯·邓普顿爵士的努力下进一步蓬勃发展。邓普顿是邓普顿投资基金的主要创始人，他致力于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寻找和谐融通。除了资助这方面的工作室和会议，邓普顿还设立了年度宗教奖，丰厚的奖金堪比诺贝尔奖。最近已有几位对宗教友好的科学家获得了这个奖项。

　　尽管如此，根据最近的实践，毫无疑问，科学和宗教是水火不容的。历史学家和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安德鲁·怀特所著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详尽地展现了宗教和科学之间长期敌对的历史。这两者之间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是宗教还是科学。科学成果依赖于实验验证，而宗教成果取决于人们的信念。这是两种无法调和的认知方式。无论何时何地，宗教和科学这两个阵营的相遇总是针锋相对的。就像人质谈判一样，最好让双方都持有话语权。然而这两者没有完全割裂开来，因为早期的人们总想方设法把双方团结在一起。

　　很多拥有卓越智慧的科学伟人，从公元2世纪的克罗狄斯·托勒密到17世纪的艾萨克·牛顿，都试图通过宗教书籍上的观点和理念来探索宇宙的本质。直到1727年牛顿逝世，他书写的关于上帝的文字已经多于物理学原理。他试图用《圣经》的年表来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但都是徒劳的。如果前人能成功地将科学和宗教联系起来，那么现今这两者早已融为一体。

　　可事实绝非如此。

　　理由很简单。我从未见过有人能通过推测或推算宗教教义中的信息成功预测自然界的事件。我还可以说得更加肯定一些。任何时候，当有人利用宗教教义推想自然界的基本原理时，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科学预测，即对自然界事物或现象的准确描述，都应该是在事件发生之前提出的。而宗教预测某件事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提出的不是预测，而是“后测”。这类“后测”构成了大多数创世神话以及拉迪亚德·吉卜林“假想”故事的支柱。在这类故事中，对日常现象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人们已经熟知的常识之上。在科学上，一次成功的预测比得上1000次后测。

　　在所有失败的预测中，名列榜首的要数老生常谈的世界末日了，至今为止，没有一次预测得到过证实。然而，还有一些预测真正暂停或逆转了科学发展的进程。伽利略的审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认为这是一场千年难得的审判）。他的宇宙理论和天主教主导思想完全不同。在宗教机构看来，地心说在观测上具有丰富的意义。地心说模型用完整的本轮来解释行星在宇宙中的运行，而且这个理论并不与任何已知的观测相冲突。即使在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很久之后，地心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地心说还与天主教的教义和盛行的对《圣经》的解读相符合。根据《创世记》的前几句，上帝在创造太阳和月亮之前创造了地球。先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处于中心位置，不然该放在何处呢？除此之外，太阳和月亮都被认为是光滑的天体。除了天体，无所不知的神明为何还要创造其他无用的东西？

　　随着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这一切都改变了。望远镜里展现的宇宙和人们观念中以地球为中心、纯洁神圣的宇宙截然不同：月球的表面坑坑洼洼；太阳表面布满移动的光点；木星也有围绕着自身运转而不是地球的卫星；金星也和月球一样有阴晴圆缺。伽利略激进的科学成果动摇了基督教世界，他的书被禁，他本人也因散布异教邪说被送上了法庭，而后被软禁在家中。可与修士乔尔丹诺·布鲁诺比起来，伽利略受到的惩罚算是轻则又轻了。几世纪前，布鲁诺提出地球可能不是宇宙中唯一一个存在生命的星球，于是他被视为异端活活烧死。

　　我不是说有能力的科学家在使用科学方法时都万无一失，没有犯过重大错误。他们当然犯过错。很多科学前沿的理论往往最终会被更多或更准确的数据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科学方法可以让科学工作者孜孜不倦地刨根问底，可以促使新的理念、典范和理论的形成。这个探索过程本身是极其正确的。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其他任何途径可以像科学探究一样成功地破解宇宙的运行规律。

　　人们偶尔会指责科学家狭隘偏执。这是因为科学家会很快否认占星术、超自然现象、大脚野人目击现象和其他经不起二次盲测或缺乏可靠证据的领域。但同样的质疑也会落到专业研究期刊中寻常的科学理论上。评判的标准是一样的。来看看以下的例子：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犹他州的化学家B.斯坦利·庞斯和马丁·弗莱希曼在试验台上展示了一种“冷”核聚变。科学家们立刻对此产生了怀疑。几天后，人们发现，没有人能再现庞斯和弗莱希曼的实验结果，于是他们的工作项目宣告结束。像这样宣布新科学发现的事件几乎每天都会上演（除去新闻发布会之外）。

　　科学家往往持有很强烈的怀疑态度。在科学界，获得最重大奖项的往往是那些成功指出被广泛接受模式中的错误的学者，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很惊讶。发现新的认识宇宙方法的学者也能获得同等奖项。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你最喜欢的那些，都曾获得过这样的奖项。一个科学家事业上的成功与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成反比——特别是宗教上的成功。

　　我也不是说世界上没有信教的科学家了。在最近一项关于数学和科学家信教比例的调查中，信教的数学家占到了65%（最高比例），而信教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只占22%（最低比例）。在全美国的科学家中，信教的比例平均达到了40%，而且这个数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作为参考，全美信教的人占90%（是西方社会信教比例最高的国家）。由此可见，要么是不信教的人去学科学了，要么就是科学使人不那么迷信宗教。

　　那些信教的科学家又是怎么回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成功的研究人员不会从宗教教义上学到科学。他们使用的科学方法几乎和他信奉的伦理、灵感、道德、美学、爱、恨或社会准则无关。而后者都是文明社会的关键元素，几乎每种宗教中的神都探讨过这些话题。所以说，很多科学家并不会因为信教而在内心感到矛盾。

　　当科学家谈到上帝时，他们说的一般都是上帝如何在知识认知的边缘指引他们。我们在知识面前是那么的谦卑，而我们的好奇心又是如此强烈。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公元2世纪，行星运动理论还是自然哲学的前沿知识，托勒密不禁在写作时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宗教情绪，他写道：“当我乘着愉悦的翅膀往返于天际之间，我的双脚不再站立在地球上，我正处于宙斯的位置上俯瞰众生，腹内填满了仙露琼浆。”注意，这时托勒密不是在为水银在室温下保持液体状态，或一块下落的石头直直地落向地面而感到兴奋不已。他当时还未能充分了解这两个现象，科学前沿也还未研究过它们，所以他还不至于用宗教语言描绘科学现象。

　　在13世纪，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智者阿方索（阿方索十世）也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学者。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让他感到很费解。他可不像托勒密那么谦卑，有一次，他在苦苦思索后说道：“如果我是创世者之一，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让宇宙的秩序变得更好一些。”

　　在1678年发表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艾萨克·牛顿叹息道，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适用于解释成对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但应用到多个行星的运动上，却无法保持一个稳定的引力系统。一旦引力失衡，行星就会撞向太阳或一同被弹出太阳系。牛顿很为地球和其他行星的未来感到担忧，于是借上帝之手的推力来维系太阳系的长期稳定。一个世纪之后，法国数学家和动力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在他篇幅为五卷的论文《天体力学论》中提出了一种微扰理论，他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适用性延伸成了像太阳系一样复杂的行星系统。他指出，太阳系实际上是稳定的，根本不需要上帝之手来施加额外的力。当拿破仑·波拿巴问他为什么没有在书中提到“宇宙的创造者”，他的答复是：“我不需要这样的假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像阿方索国王一样觉得宇宙的运行过于复杂，他在给同事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肯定要先保证不能让凡人轻易地了解它的运行方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确定宇宙的运行需要量子力学中不确定的原理来解释。于是他想：“我们很难窥见上帝的安排，但若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采用的是掷骰子一样随机的方式……我一时还难以置信。”当人们通过实验结果反驳爱因斯坦提出的新引力理论时，他说道：“上帝的安排是精妙的，但他肯定没有恶意。”丹麦物学家尼尔斯·玻尔也是当代的一名爱因斯坦式的伟大人物。当听了太多爱因斯坦关于上帝的论调后，他认为爱因斯坦不该代表上帝的旨意。

　　今天，你偶尔会听到天体物理学家在被人问到“你们的物理学理论从何得来？”或是“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会提到上帝。可以预见，这些问题包含了现代宇宙探索的前沿领域（前文中的例子在所处的时代皆是如此），它们超出了已知数据能解释的范围。如今已有一些理论有望回答这些问题，像是膨胀宇宙学与弦理论。也许这些理论最终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更进一步。

　　我在宗教和科学问题上的观点则完全趋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看法和伽利略一致。他在审判中说出了一句传世名言：“《圣经》告诉你如何上天堂，但不会告诉你苍穹如何运转。”1615年，伽利略在给托斯卡纳大公爵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人类可以在其中找到价值和道德的真谛；第二本是自然之书，人类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自己探寻宇宙的奥秘。”

　　我倾向于有实际效用的观点，科学方法中有益的怀疑态度就很有实用性。相信我，如果《圣经》中有大量的科学原理和启示，我们肯定会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中蕴含的宇宙奥秘。而激发我科学灵感的词汇很多都和宗教狂热者的词汇相同。我和托勒密一样，在顺时针运行的穹宇面前保持谦卑。当我身处宇宙探索的前沿，用笔尖写下物理学原理，或是当我站在山顶天文台观察无尽的夜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壮阔宇宙的崇敬之情。但我知道并且承认，如果我假设地平线外有一个上帝在恩泽我们集体的无知，那么总有一天，当我们的认知领域变得更加广阔，我就“不需要提出这样的假设”了。

　　在人的生命中，宗教最稳固的立足点之一是死亡。《圣经》及其他揭示真理的教义中都有很多关于来世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不想引用任何假设或假说。在生命的循环往复中，所有的物质和总能量是守恒的。这是物理学原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甚至把这个概念提升到了新时代运动的高度。等我死后，我希望被埋葬，而不是被火化。不管在任何时候，有机物（包括尸体）被火化之后，其中的四万亿细胞蕴含的生物能将会完全转化成热能，这些热能会使殡仪馆附近的气温升高，最终辐射向太空。当这些热能在宇宙中积累起来，低能量的辐射会增加宇宙的熵，而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恢复的。

　　这么一点热量远远无法弥补我亏欠地球（和宇宙）的一切。在我的一生中，我以进食地球上的植被和动物为生。无数的植物和动物牺牲生命，无奈地贡献出它们的能量维系我的生存。我能做的只有把我的躯体奉献给这颗距离太阳第三近的星球。我希望在死后能像古时那样被埋入土中。这样我的遗体就能被微生物分解，充当爬虫和根茎的养分。我会成为它们的食物，就好像它们曾经也是我的食物。至少我可以把我从自然中索取的一部分能量归还到天地万物中。这样一来，在我一生的科学冒险结束之后，我这一介凡胎才能更加接近天堂。 凤凰联动文库：论文学涵养细节（套装共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