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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城”

　　清代的成都既有大城，又有满城，还有“皇城”，这就同时有了三座城。正如当时的《竹枝词》所写的：“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成都人所说的“皇城”，就是明代的蜀王府。除了明末农民起义政权大西国的皇帝张献忠在这里住了两年多以外，这座皇城并没有住过皇帝，只住过明代皇帝的子孙。但是，“皇城坝”这个概念在成都人的心中很可能还要早得多，因为在皇城稍北一点这个地区，早在五代时期就是前蜀和后蜀两个小朝廷的皇宫，所以就把这里称为皇城，宋代张唐英的《蜀梼杌》中就有前蜀所设立的“皇城使”这一官职。根据原人民东路在修建电报大楼时曾经从地下发现巨型的古老石狮这一事实，再有《花蕊夫人宫词》中关于“直从狮子门前入”的记载，估计五代的皇宫的大门有可能就在电报大楼附近。

　　皇城南门 1905年 [日]山川早水摄影 刘永禄提供

　　需要说明的是，有不少人把成都的皇城认为是三国时期刘备的皇城，这是错误的。蜀汉时期的宫城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如果要从“皇”字上找皇城的最早来由，皇城地区最早和最有可能是隋代的蜀王，即隋文帝之子杨秀的宫城。

　　明代成都略图 李思纯1936年绘制 李德琬提供

　　明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由于当时朱椿尚未成年，所以朱元璋先让他到故乡凤阳读书学习，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才到成都就藩视事。蜀王的王府是从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修筑的，位置选在成都城的正中，“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如果以今天的街道位置看，蜀王府的萧墙（即外墙）东垣在顺城大街一线，南垣在东御街、西御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西玉龙街一线。如果从面积上来看，当年的蜀王府几乎占了当年成都城内面积的五分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东路修建电报大楼时，曾经在地下发现了数十米用青砖砌的螺旋形通道，极有可能是蜀王府的紧急避难通道。改革开放以后，在当年蜀王府范围之内的旧城改造之中，在百货大楼地下发现了一个寺庙遗址，还有数十件石刻经幢与石碑、石雕神像，这里很有可能是蜀王府的花园与祭祀场所；在后子门一带发现了多处明代的冶炼遗址与铜币，可知从明代开始这里就在铸造铜币，清代延续之后，煤渣与垃圾就在这里形成了一座“煤山”；200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后子门发现蜀王府的城墙遗址、墙外的排水沟以及其他建筑构件的残片，其中有约200米城墙遗址应当就是蜀王府内城（即宫城）西北转角处的城体。

　　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同时也是一位乡土文化研究专家，他经过多年研究，为明代的蜀王府作了全面的描述：“明代蜀王府规模很大，几乎占去当时成都城内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达38万平方米。北起骡马市街（引者按：根据1995年一次考古发掘的资料，很可能应在比骡马市街稍南的东、西御河街一线），南至红照壁街，东至西顺城街，西至东城根街。藩府有两道城墙，内城中有十几座宫殿，内城之外，夹层之内为园苑。外墙外是御河，河上有三道拱桥。再南又有大桥三座，跨于金河之上两侧。整个宫殿坐北朝南，建筑巍峨雄伟，金碧辉煌。园林精致优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其中的‘菊井秋香’被誉为当时成都的八大景观之一。宫城前面有三道门洞，门外是广场和宽一百余尺的御道。与门洞正对，在六百余米处，是一堵二十余丈长、三丈来高的砖影墙，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名叫红照壁。在门洞外二百五十米左右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亭子，是王宫的鼓吹亭，东亭名叫龙吟，西亭称为虎啸。”

　　蜀王府在明末战乱中完全被毁。清初重建成都城时，没有再恢复皇城的建筑，而是在其旧址上修建了供科举考试用的考场，当时称为贡院。蜀王府旧址大部分被贡院建筑所用（另有北边的小部分主要是用作修建铸钱局），在贡院之西，还建有成都府进行院试（即由提督学政主持的考试）的试院。从整个规模来看，清代的贡院要小于明代的蜀王府，大体上是在蜀王府内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御河以外或是空地，或成民居。按它的城墙测量，东墙与西墙均长660米，南墙和北墙均长540米，是一个整齐的长方形建筑。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大致沿用前朝旧制，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就是在地方上取得政府承认的官办学校学生（当时称为生员）资格的考试，又要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三次考试，通过者即成为生员，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秀才。乡试就是由通过了院试的秀才参加的在各省城举行的考试，通过者就成为举人。在古代，当了举人就算是挤进了半个官场，在民间，当了举人就要称为举人老爷了。在各省举行乡试的专门的考试场所就叫贡院，修建时有大致相同的格局要求。

　　清代贡院考棚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站在废弃的考棚内的外国朋友907年 [美]满理摄影杨显峰提供

　　明末清初成都城毁于战火，故而清初从顺治八年（1651）到康熙三年（1664）的四川省的院试与乡试都是在保宁（今阆中）进行的。成都的清代贡院始建于康熙四年（1665），次年首次开科考试，后经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四次增修，到同治三年（1864）最后一次重建完成。贡院的修建规格是有统一规定的，最主要的建筑是每一个考生的号舍（按当时的制度，乡试三场，每场两天，考生一人一间号舍，吃、住、答题均在其中）。四川是人口大省，到同治年间共有号舍13935间。此外，其中还有端礼门、明远楼、至公堂、清白堂、严肃堂、衡文堂、文昌宫等建筑，共有房屋500多间，在大门前有一个石碑坊，上书“为国求贤”四个大字，算是点明了贡院的宗旨所在。贡院的主要建筑明远楼与至公堂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使用。清人杨揆有《贡院》一诗对贡院作了如下的描绘：“万瓦鱼鳞压短檐，安排令甲最森严。地名尚判东西院，人望从分内外帘（按：内外帘的介绍见“帘官公所街”）。丛桂飘香风力峭，疏槐脱叶露痕粘。吟声消尽三条烛，花样谁如蜀锦添。”

　　贡院的考试一般是三年一次。在没有举行考试的时候，周围的空旷处基本上是没有建筑物的一片空地，也就是至今还留在成都人口中的“皇城坝”。过去的皇城坝一直到清代中叶都还有一些放牧的牛羊。这是因为满蒙八旗入关统治全国之后，民族矛盾一度相当尖锐。清初统治与经营四川的当政者为了尽可能缓和成都市内汉人与满人的矛盾，在将成都城恢复重建之时，有意将满城以东，皇城以西、以南这片地区，也就是满蒙八旗与汉族同胞居住区之间安排给回族同胞居住，使这一片地区的20多条街巷（主要有东、西华门街，东、西御街，东、西御河沿街，大、小西巷，贡院街，三桥正街，东鹅市巷，永靖街，小河街，八寺巷等）成为清代成都最大的回族同胞的聚居区。据1908年的统计，最盛时有近400户，建有6所清真寺（就在皇城正门外的贡院街68号，就有一所甘南义学寺），还有一家专门接待回族同胞的旅店“中和店”。回族同胞是以牛羊肉为主要肉食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最著名的清真餐厅粤香村、百老汇与回民食堂仍然开在这里），所以这里有大大小小的牛羊肉铺，这些牛羊肉铺待宰杀的牛羊也就会在皇城坝上游荡，成为皇城坝上的一景。在清代的《竹枝词》中才会这样写道：“后宝川局前举场，摩诃池上旧宫墙。石狮双坐三桥首，日看牛羊下夕阳。”这里的“宝川局”是设在贡院之后的铸造铜圆的地方，“举场”即指科举考试的贡院，“石狮”与“三桥”的介绍见后“三桥正街”。

　　到了清代后期，皇城坝（主要指今天的体育场一带与天府广场的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了成都最大的扯谎坝。李劼人先生在长篇小说《大波》中有过生动的描述：“皇城坝在没有开办学堂之前，是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有说评书的，有唱金钱板的，有说相声的，有耍大把戏的，有唱小曲子的，有卖打药和狗皮膏药的，有招人看西湖景的，也有拉起布围、招人看娃娃鱼的，有掏牙虫兼拔痛牙的，也有江湖医生和草药医生。但是生意最好的，还是十几处算命、测字、看相等取钱不多，而招子上说是能够定人休咎、解人疑难、与人以希望的摊子。不过也就由于这些先生说话不负责任，才使皇城坝得了个诨名，叫扯谎坝，和藩台衙门外面那个坝子一样。”皇城坝这种“扯谎坝”的形象一直保持到成都解放，只是唱曲说书的愈来愈少，摆摊经商的愈来愈多。据老辈回忆，民国后期在整个皇城坝只有一家比较清洁、有点档次的商铺叫“吟啸楼”，主体是一家茶馆，但是又有一家回民点心铺占了一半的门面，而且店名就取“吟啸楼”之半，叫作“今肃娄”。

　　昔日皇城坝棚户区 杨显峰提供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于是就利用贡院之中的大量建筑兴办了各种学校、讲习所近10所，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中等工业学堂、法政学堂等。在开办学校的前后，也开设了一些属于新政的机构，如劝业道、劝工总局、蚕桑传习所、陶瓷讲习所等。在这些机构中，由周善培主持的劝业道和劝工总局（劝工总局名义上由成都知府沈秉坤任首届总办，但是最大推动者仍然是周善培）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机构，因为这是四川历史上最早由官方出面推动全省发展近代工业与商业的机构，具有移风易俗、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

　　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时在皇城中的庆典活动，后为明远楼。 [美]路得·那爱德摄影

　　民国初年的督军署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这里是当时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四川都督府的办公地。就在新旧政权交接之时的清宣统三年冬月初三（1911年12月22日）黎明时分，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命令部将陶泽昆（原来赵尔丰部下的管带）率敢死队冲入督院街的总督衙门，将总督赵尔丰从床上抓获，押至皇城中的至公堂前，在尹昌衡主持之下，由陶泽昆提刀行刑，当众斩首，并把首级挂在一棵梅花树上示众，这也就标志着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彻底覆灭。辛亥革命中，清王朝的各省督抚被新政权所斩杀者，只有这个被称为“赵屠户”的赵尔丰一人。

　　民国初年皇城正门牌坊外的皇城坝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成为全国军阀混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损失最大的省份。从1913年至1933年间，大小战事470多次，在成都发生的围城之战与巷战共有20多次。1917年，驻川滇军罗佩金部、黔军戴戡部先后与川军刘存厚部进行了猛烈的巷战，市中心的皇城地区都是主战场（老成都称之为“打皇城”），不但有枪战，还有炮战。军人不仅要“开红山”，即乱杀老百姓，滇军、黔军在战事不利时甚至还要“亮城”，就是喷射煤油与硫黄弹焚毁民房。在这年的战事中，皇城内的建筑与皇城附近的贡院街、三桥北街、东西御河沿街一带均遭焚毁，此外如珠市巷、鼓楼街、锣锅巷、昭忠祠街、童子街、红庙子街、玉带桥街、白丝街、代书街、冻青树街、东打铜街、过街楼街、四道街、守经街、八宝街、焦家巷等街道都曾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焚烧。时人余承基在《刘戴成都巷战血迹记》中感叹说：“省城繁盛之处已焚去一半，人民失业者不下十余万，诚数百年来未有之浩劫也！”此次战乱后，成都官民都不愿再有这样的城内混战出现，遂将皇城城墙大部拆除，只保留了南面的城墙和城墙上的三座拱门，以及里面的明远楼、至公堂等主要建筑。从此以后，这里就不再作为官署，而是主要作为办学场地，先后有四川优级选科师范学堂、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在这里开办。1931年，成大、高师与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成的国立四川大学成立，这里是校本部和文学院与法学院的所在地，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学迁往峨眉山办学为止。四川当代历史上的很多人才都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例如杨尚昆同志就是在这里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的中学，在这里参加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前排左6）1930年与该校数学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右3为系主任魏时珍。 杨显峰提供

　　在军阀混战之中，学校也经历了今天难以想象的灾难。例如1932年11月，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与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成都城内又打开了巷战，皇城地区再次成了主战场，一度形成了四川大学的前门由二十四军占据、后门由二十九军占据的战斗场面。教师学生只得纷纷避难，校舍损失严重，以致第二年招生时四川大学仅有200多人报名，当时报端出现了《大战后学府也荒凉》的专题报道。学界前辈、著名诗人林思进写有《兵祸诗》一百二十韵，其中说：“孟冬月十九，燎原遂祸滔。中城战煤山，积尸平山坳。血流被御沟，学府一片焦。鳞栉数千户，犬豕当屠刀。……”时人王菊霜在《成都巷战竹枝祠》中也写道：“当灾最是数皇城，学校民房一扫平。几次冲锋拼死命，煤山脚下万人坑。”到了抗日战争中，皇城的校舍又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在1939年的“七·二七”成都大轰炸中，皇城内的至公堂、明远楼等建筑全部被炸，有127间房屋变为废墟。据目击者回忆：“从国立四川大学缀有‘为国求贤’匾额的正方进去，但见一片残垣破瓦，竹林还在冒烟，血迹斑斑，腥味扑鼻，苦瓜架挂着逃难人们的片片血衣迎风飘荡，触目惊心。”从此之后，这一带逐渐冷清，外来难民与本地贫苦百姓在这里找栖身之处，搭建了若干简陋的房屋或竹木茅舍，成了一片贫民窟。

　　民国时期，皇城还曾经有过一次几乎就要成为现实的更大的灾难——险被拍卖而拆除。1933年9月，在“二刘之战”中取胜的刘湘成为全川的统治者。可是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经费很紧，而他为了取得蒋介石的支持，又必须立刻展开对川北苏区的大规模进攻，遂决定“变卖皇城地基以作剿匪经费”，开出拍卖价为100万银圆，并为此而设立了“官公产清理处”。此时的皇城正是四川大学的校区，这一举动受到了川大师生以及全城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川大校长王兆荣为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求助。蜀中著名文士向楚写成了抗议宣言书公诸报端。在各方面的抗议之下，皇城才未被拍卖与拆除。但是川大后来在望江楼侧修建新校区的发端，却正是因此而起。因为刘湘当时允诺，皇城拍卖之后，将在望江楼侧划地重建新川大，并为此事做了一定的勘察，这就为后来川大的迁校打下了基础。

　　临到成都解放时，皇城中除了一个实验小学、一个省博物馆之外，几乎全部被私人占做民房。1951年，成都市人民政府迁入作为办公地，曾经对皇城前面的三洞城门进行了维修，将省博物馆迁至人民公园，将实验小学迁往后子门，同时将居住在内的贫民全部迁出（十二桥外的新一村就是当时迁出的主要居住点之一）。

　　20世纪50年代的皇城大门 杨显峰提供

　　1959年四川省成都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的群众在人民南路广场游行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20世纪50年代成都市人民政府在“皇城”里的会议用车，后面建筑为至公堂。 王大明提供

　　1961年歌唱家郭兰英在“皇城”演出 杨永琼提供

　　1950年，皇城南面的贡院街、三桥正街、三桥南街等街道被拆除扩建，1951年被命名为人民南路，形成一个城市中心广场，也是全市举行大型集会的主要场所，叫作人民南路广场。1950年10月1日，14万成都市民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国庆游行，当时被称为“川西军区空运队”的空军的飞机还撒下了大量的传单。此后，一直到1970年，在这里年年举行国庆节大游行（在多数年份的“五一”劳动节也要举行大游行），最大规模达到20万人。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成都市人民政府从皇城中迁出，原来贡院所剩下的建筑被全部拆除（这些建筑之中最坚固的城墙是在1968年12月1日用炸药炸毁的），大门外的一对巨大的石狮子被移至望江公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下，集中全省之力赶在1969年国庆节前在原地兴建了当时全省体量最大的单体建筑“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创造了四川近代建筑史上空前的高速度。展览馆的动工时间是1968年11月5日，参加当时称为“敬建”义务劳动的单位共有710多个。与此同时，在馆前兴建了毛泽东的巨型塑像。

　　省、市各界群众抬举着展览馆模型举行的展览馆建筑工程动工庆祝大会1968年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70年代，从空中鸟瞰，展览馆与毛泽东塑像及附属建筑的平面布局似一个“忠”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至今仍然耸立在天府广场的这个展览馆与毛泽东塑像留下了当年的时代烙印。从空中鸟瞰，展览馆与毛泽东塑像及附属建筑的平面布局似一个“忠”字，塑像正位于“忠”字“心”的正中一点；展览馆从地面到三个梯形台面高8.1米，象征着“八一”建军节；三个梯形台面象征着当时天天高唱的“三忠于”（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面的四根大柱象征着当时天天高唱的“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塑像下有三层台阶，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里程碑；基座宽7.1米，象征着“七一”党的生日；基座四面各有七朵葵花，象征着7000万四川人民心向红太阳；塑像高12.26米，象征着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

　　1977年7月22日，成都群众冒雨在人民南路广场集会欢呼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张蜀华摄影

　　成都市民在人民南路广场上观看国庆35周年节日焰火 1984年 [美]《国家地理》Cary Wolinsky摄影

　　“文革”时期在全国建造了无数尊毛泽东主席的塑像，由于位置不当或质量不高等原因，绝大多数都已拆除。一直保留至今的这尊展览馆前的塑像是全国唯一的一尊全部使用汉白玉材料制作的毛泽东主席的巨型塑像。其材料采自渡口（今攀枝花市），从山上采下的毛坯就重达56吨，当年特地组织了一个车队（包括从沈阳调来的一台可载重60吨的大型拖车），在将从渡口到成都的公路与桥梁全线加固之后才运到了成都。塑像的主要设计者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师龙德辉与郭其祥，全国很多美术家都参加了讨论研究（当年曾经是上海毛主席塑像设计组成员的著名画家陈逸飞就提供了全国各地的60幅不同的设计稿的照片）。整个塑像分12段加工而成，仅头部就有1.6米高，一只手就重14吨，一根手指就有70厘米粗，用航空工业使用的万能胶黏结，内部有钢柱，手臂有钢筋支撑，并按照可抗12级地震设计，表面可以防霉，在头部与手指处都安有避雷针，其设计与建造水平在美术界公认为是全国领先，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是全国第一。

　　20世纪80年代，展览馆中心展厅成了热销商品卖场。 1984年 [美]Cary Wolinsky摄影

　　20世纪90年代的人民南路广场，左为永靖街街区，右为东鹅市巷街区。周孟棋摄影

　　1979年，“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更名为四川省展览馆。1983年，人民南路北段两侧的东鹅市巷、永靖街被拆除，建成了一个更大的人民南路广场。1999年，人民南路广场再次扩建之后更名为天府广场。2006年，全面改建之后的面貌一新的天府广场建成。同年，四川省展览馆改为四川省科技馆。

　　从1951年的人民南路广场，到2006年的新天府广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市中心区巨大变化的缩影。2004年10月1日，在国庆55周年的时候，《华西都市报》以整整四个版的版面，在《55年辉煌 广场跨越世纪风云》的总标题之下，用20多张不同时期的照片反映了从清代的贡院到今天的天府广场的沧桑巨变，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有关天府广场的最全面的历史照片的资料汇集。 成都街巷志.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