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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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实在地说，我早已将老师忘却了。
偶尔忆起的，只是小学时期的一段往事和一种关于他的淡泊了的情愫。
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经历严峻的自然灾害的第一年。那一年我才十二三岁，细瘦的脖子插着一颗大脑袋。从城市到农村，共和国的一代孩子，如今被称作第三代人，被称作共和国的同龄人或长子长女的当年的我们，大抵是那么一幅漫画式的模样。营养不良但精神豪迈，因为诞生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因为成长在红旗下，还因为我们的父辈从小都是放牛娃，曾将冻僵的赤脚在冬天踩进牛刚拉的粪中取暖。不是这样的父辈的儿子心理上总是不安泰，仿佛自己有罪过似的。唱“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时，尽管底气不足，感情却非常充沛，也非常真诚……
记得那一天我们学新课——《神笔马良》。
“……老婆婆说：‘孩子，我已经许多天没吃东西了。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快饿死了。’于是，马良用笔画了一张饼。立刻，那张饼变成了一张真饼……”
老师她背靠讲课桌，娓娓地读着课文，声音极低微。读几句，停歇片刻，好像她也许多天没吃东西了，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快饿死了。她原本秀丽年轻的脸庞，不但浮肿，而且青白。
同学王小松，将课本打开立在桌上，隐蔽着自己，用削铅笔的小刀，一下一下削一小块什么坚硬的东西，削够了一小撮，就伸出舌头直接从桌上舔到嘴里。
教室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女同学们听课文都听得入了神，不时咽口水，如同咽下她们在幻想中咬了一口的饼。
发现王小松“搞小动作”的几个男同学，纷纷暗中向他伸手，并勾动手指，传递乞讨的信号。他那种津津有味的大快朵颐的样子，使他们馋涎欲滴，尽管都并不知道他嚼什么。
王小松是个对谁都挺大方的同学，他不安于独自受用了。他将削下来的碎屑，一撮一撮分别包成一些小纸包儿，瞅准机会扔给这个一包儿，抛给那个一包儿。他没忘记我这个好朋友，虽然因为我坐在他后边隔两排，无法向他发出乞讨信号，他还是仗义地扭转身掷给了我一包儿。
我打开一看，见纸上有字，写的是——这不是一般的豆饼，是我爸爸在骑兵团当政委的老战友托人捎来的！
我们那时男女生合座。与我同座的女生，不禁斜眼瞧那一撮豆饼屑，我分了些倒在她一边桌面上。她摇摇头，不肯小猫小狗似的舔食。我的口水早快淌下来了，一舌头舔光纸上的豆饼屑，并让她看纸上的字。
她还是摇头。
我也只好随她爱舔不舔的，不再理会她。
待我又看她时，却见她的腮在蠕动。她桌面上的豆饼屑失踪得一干二净。桌面上留下了一道湿漉漉的舌头舔过的痕迹。
似乎要普度众生的王小松没有停止他的“加工”和慷慨赠予。结果，当老师要求大家跟她一起读课文时，除少数同学能读出声音，大多数同学连嘴都不敢张开一下。
“你们，都怎么了？……老师……要求你们跟我一起读课文，都没听明白？嗯？……”
于是老师重读：“第十三课——《神笔马良》……”
还只是有几个同学跟着读。
老师愕异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困惑不解。她的眉峰微微耸起了一下。她生气的时候常常那样，她将课文往桌上果断地一放，接着，分明地，想要抬起手臂，向同学们做出某种严厉的手势。手臂却没能抬起来。她的身体开始摇晃，如同被子弹从身后击中了要害部位。她不得不用那条手臂撑住身体……
然而她双腿一曲，还是跪倒下去了，手臂也从讲桌上软软地滑了下去……
同学们发出一片惊慌的喊叫，纷纷离开座位，扑向她……
她已躺在地上……
许多同学吓哭了。有的往起抱她，有的哭泣着呼叫她，有的跑出教室，奔向教员室……
教员室所有的老师都匆匆赶来，一位男老师将她背到教员室……
我们全班同学惴惴地聚在教员室外。门关着。几个男同学叠罗汉，从门上方的小窗往里张望。一些女同学将耳朵贴着门倾听。另外一些女同学围住王小松，数落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分东西给大家吃，以至于使大家不能跟着老师读课文，将老师气昏了。王小松自知罪过严重，一声不吭，忐忑地瞪大眼睛呆立着，脸色煞白，吓傻了。
教员室的门终于开了。走出来的是那位男老师。他说：“都回教室吧！我替你们老师上这堂课。”
王小松怯怯地问：“我们老师……真是被我们气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的，同学们。你们的老师，难道你们还不了解她吗？她什么时候跟学生们生过这么大的气呀？她是饿的。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农村人，在农村活不下去了，投奔她家来住下了。她刚生过孩子，贫血，又非常孝敬公婆。为了节省下口粮养活公婆，每天喝一点儿野草粥。别的老师分午饭给她吃，她却不好意思吃大家的，每到吃午饭的时候，就悄悄躲开了。唉，大家上课去吧。”
王小松从兜里掏出他削剩下的极小极小的一块豆饼，递给那位男老师，说：“请您送给我们老师，让她吃了吧！我家里还有。明天我保证给我们老师带一大块来……”
那位男老师瞧着王小松的手，苦笑了一下，没接。
王小松哀求道：“老师，替我，不，替我们大家送给她吧！”
男女同学一齐帮着王小松哀求：
“求求您啦老师！……”
“不是他一个人求您，是我们全班同学求您啊！”
“您不替我们送给她，我们就不跟您回到教室去上课！”
那位男老师，看看这个同学，看看那个同学，显然受了很大感动。
他背转身，掏出手绢揩鼻子，顺势用手背抹了抹眼角儿。终于郑重地接过王小松手中的豆饼，走进了教员室……
放学后，班长提议，第二天每人要给老师带些吃的东西来。只要能吃的，带什么都行。
正是快到月底的日子，我家的粮袋儿早空了。提前买下个月的粮，哪怕提前一天，都是根本办不到的事。除非持有居民组、街道和公社开的三级证明信，证明有极其特殊的理由或困难。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是靠向买粮日期与我家不同的邻居借的二三斤粮食勉强糊口，那些日子母亲因公伤在家中休养。厂里派人来看望母亲，送来了二斤鸡蛋、一斤“古巴糖”、三斤小米。小米已吃完了。“古巴糖”送给病得活不了多久的邻居陈大娘了。二斤鸡蛋，却还剩下十个。
母亲用一块旧手绢包了五个鸡蛋，让我带给老师。
鸡蛋！鸡蛋啊！
我觉得我的母亲真好，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母亲！我想我带给我的老师的，毫无疑问是最上等的最珍贵的东西。那个年月，鸡蛋是普通人家平常日子难以见到的。像天鹅蛋一样会令人感到稀罕，感到惊奇。别说鸡蛋了，连鸡都少见了。人吃糠咽菜的情况下，拿什么喂鸡呢？人若一见到鸡，首先产生的恐怕不是吃鸡蛋的念头，而是怎么才能赶快把鸡吃了。
我想同学们见到我带去的鸡蛋，一定会欢呼雀跃起来。我想老师见到我带去的鸡蛋，一定会感动得落泪的。
我心里高兴，跑跑跳跳地去上学。不料包鸡蛋的手绢包儿从书包里颠了出来，掉在地上。
“哎，小孩儿，掉东西啦！”
掉了我还不知道，听到背后一个大人的话才站住。
我一瞧见手绢包儿那种样子，明白五个鸡蛋全碎了！碎了我也不能丢弃了呀！碎了的鸡蛋也是鸡蛋呀！我要用手绢兜着带到学校去，以证明我确实给老师带能吃的东西了，而且是最上等的最珍贵的东西！只要我小心地拎着，走快些，蛋黄不散，换个水杯什么的盛着，老师不是仍可以带回家炒了吃吗？
我正欲跑去从地上拎起手绢包儿，停在路边的泔水车动了。拉泔水车的老马发现了它。我至今也想不通，那匹老马怎么会知道手绢包的是好吃的东西呢？那可真是一匹老马了啊！又老又瘦，骨头在皮底下支棱八叉的。不细看，你会以为它的皮上就根本不曾长过毛。脱尽了毛的青灰色的皮，紧绷着肋条。不但青灰色的皮脱尽了毛，连脖子上的鬃也几乎掉光了。没掉的，这儿一撮那儿一撮，长长短短的，显然没人为它修剪过。也许它并非一匹老马，因为瘦成那种可怕的样子，才变得又老又丑。
它离手绢包儿近。我离手绢包儿远。它两眼瞪着我，头向前拱，脖子伸得长长的，拖着泔水车，吃力而又奋力地争先。我觉得它那只浑浊的眼睛所投射出的，是一种凶狠的、焦急的，唯恐比我迟一步的类人的眼神儿。
我和它差不多同时接近手绢包儿。我向手绢包儿伸出了手，它也向手绢包儿俯下了嘴。它突然打了个响鼻，并且翻起松弛的垂耸着的上唇，狗似的，龇出一排稀疏的大牙。那一时刻，我觉得它的眼神儿不但凶狠，简直可以说很歹毒。
我赶紧缩回手，吓得一屁股跌坐于地。
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将手绢包儿衔起来，吞咽了下去。是的，是吞咽了下去。接着，它用舌头舔有些湿的地皮。就像我和同学们昨天在课堂上用舌头舔豆饼屑一样。五个鸡蛋！五个呀，居然被这匹拉泔水车的又老又丑的披头散发的马享用了！而且它连手绢一块儿吞咽了下去。
我由于太心疼我的鸡蛋了，也由于再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可以带给我的老师，哇的一声哭了。这匹又老又丑的马啊，它哪怕将手绢吐出来呀！那样，我也可以用手绢证明，我确实是给我的老师带了五个鸡蛋的！现在可叫我如何对同学们讲呢？
那匹老马，它倒对我不理不睬的，若无其事地往后退，将泔水车退回到原处去了。
我不离开。我决心讨回我的惨重损失。我想我必须讨回与五个鸡蛋相等的补偿。
待赶泔水车的人出现，我理直气壮地要他赔我五个鸡蛋。
赶泔水车的人是个老头，样子像那匹老马似的，瘦得既令人怜悯，又使人不敢接近。
“什么？鸡蛋？孩子，我都忘了鸡蛋是圆的是方的了！我上哪儿找五个鸡蛋去？再说你凭什么要我赔你五个鸡蛋啊！……”
我说：“当然你得赔我！你的马把我的鸡蛋吃了！五个！”
我就将我的鸡蛋怎么被马吞掉的经过说了一遍。
这时，已围了几位路人。
我说得越详细，老头儿越不相信。
“一匹拉泔水车的马，都快饿死了，你怎么能往它头上栽赃呢！孩子，冤枉不会开口说话的畜生，是罪孽呀！”他用一只黑的手，抚摸老马肮脏的鼻梁。
几位站下来的路人，全都笑我，也不相信我讲的是真话、实话。
万般无奈中，我朝那匹老马的一条前腿狠狠踢了一脚，在一片引起公愤的斥责声中，扭身就跑……
我沮丧而又懊恼地走进教室，见讲课桌上已被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堆满了——胡萝卜、大红萝卜、土豆、白菜、窝头、贴饼子，还有两只小口袋，比春天卖花籽儿的人那种小口袋大不了多少，装的是包谷渣子和高粱米。
王小松随后走进教室，腋下夹着四分之一块豆饼，肩扛着半袋子什么东西。当然是比课桌上装包谷渣子和高粱米的口袋大得多的口袋。
男女同学立刻接下他带来的东西，七嘴八舌赞叹不已。
“嚯，王小松，你可真没少带哇！”
“别看王小松平时跟老师不亲不近的，关键时刻，对老师可真够意思！”
“哎，王小松，你爸爸妈妈舍得你给老师带这么多东西呀？你是偷着带的吧？”
王小松摘下棉帽子，放下书包，一蹦，坐在一张课桌上，悠荡着双腿：“我爸爸妈妈才不小气呢！他们说，你能给老师带多少，就带多少！可是再多带，我也带不了啦！”
他满头冒着热气，头发都被汗濡湿了。一张圆脸，热得湿津津红扑扑的。
接着走进教室的同学，没有一个不带东西来的。每一个同学将带来的东西放在老师的讲课桌上时，表情都异常虔诚，异常庄重。我们这些三年级的小学生们，仿佛是在教室里举行什么神圣的仪式一般。
围着王小松扛来的口袋观看的同学们发问：
“王小松，你带来的是什么呀？”
“是喂猪的糠吗？我家以前养过猪，准是！”
“我能给咱老师带糠吗？我能给咱老师带喂猪的东西吗？什么糠有这么细呀？啊？这是两搀的混合面，就是荞麦面和地瓜面搀混在一起的面，蒸出干粮又筋道儿又甜丝丝的！你们都没吃过吧？”
大家肃然起敬地望着他，默默摇头。仿佛他在大家心目之中，顿时非凡起来了。
王小松矜持地说：“其实我也没吃过用这种面蒸出的干粮。前天有人才送来，我妈还没蒸过哪！等哪天我妈蒸了，我带几个来分给你们大家吃！”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显得有几分受宠若惊，都说王小松你真好！女同学的情感表达得尤其率真。
连班长她也讷讷地说：“王小松，上次分座的时候，我不愿跟你同座，你……你可别记恨我呀！其实，我不是嫌你别的，不过，就是嫌你总吃大蒜，嘴里常常呼出一股大蒜味儿……现在我愿意跟你同座啦！下学期还要重新调座呢，只要你还愿意，照样吃蒜我也不在乎……”
我孤独地坐在我的座位上，望着大家，听着大家对王小松表示好感的话，内心里对他嫉妒极了。我暗暗祈祷，谁也别注意到我，千万别有谁问我给老师带来的是什么。
不料王小松一回头，看见我，大声说：“嗨，你路上低着头走得那么快干什么呀？我叫你，想让你帮我扛一会儿口袋，你都没听见。你给老师带什么啦？……”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全投射到我身上，期待着我对王小松的话予以回答。
我本打算装聋作哑，什么也不回答，企图蒙混过关。口中却不由自主地说了两个字——“鸡蛋”。仿佛不是我自己回答的，是冥冥之中另外一个人替我回答的。尽管声音很小很小，小得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听见，王小松还是做出了对我顿时刮目相看的由衷的惊喜神情。
“你对咱们老师够情分！老师没白教你三年！咱俩更是好朋友了……”他学大人们互相表示知心和友好的样子，一只手往我肩上重重地一拍，扭转头对同学们说：“你们猜他给咱们老师带的什么？保证你们谁也猜不到！他带的是——鸡蛋！”同学们呼啦一下都向我围过来。
“几个？几个？……”
“快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呀！”
不待我再开口，我的脸蛋立刻被亲了好几下。我闹不清究竟是哪几个女同学亲了我，只觉得耳烧目眩，座位开始打转，只希望地上立刻裂开一道缝，使我能够一头钻入地下，摆脱围住我的同学们……
“哎呀，他今天怎么了？傻傻呆呆的！都快打上课铃啦，把鸡蛋拿出来呀！”
“被……被马吃了……”
“什……么？！”
“被马吃了！拉泔水车的马！”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什么都没给咱们老师带来？！”
“带了！五个鸡蛋！我不是告诉你们被马吃了吗？你们都聋啦？”
“你撒谎！你是不是撒谎？！”
第一个不信的是王小松。他认为自己被耍弄了，像一头牛犊子似的气呼呼地对我瞪起了眼睛。
“我没撒谎！连包鸡蛋的手绢都被马吃了！信不信随你们的便！……”
“你们看他脸红的！撒谎的人想不脸红也办不到！”
“他可耻！他欺骗我们……”
忽然，大家全不笑了。
一双双被惹怒的眼睛瞪着我。如同一群小鸡瞪着一条佯死不动的毛虫。今天这一件事，对每一个同学太虔诚太神圣了。每一个同学，包括那些平时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同学，都是满怀着对老师的深切的体恤和由衷的敬爱参与的。他们怎么能容忍有一个同学既耍弄了他们全体，又亵渎了这件事本身呢？
不知哪个同学发了一声喊：“揍他！”
刹那间他们扑向我，不由分说，一齐揍我。
我双手抱头没处躲没处藏，只有老老实实挨揍的份儿。
王小松喊：“行了行了，反正也罚了他了！现在听他讲讲，拉泔水车的马怎么就能把他带给老师的鸡蛋吃了！”
我早已泪流满面。我不想进行解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我甘认倒霉。
幸而上课铃响了，真正替我解了围。
同学们纷纷归座后，走入教室的，是昨天将我们老师背到教员室的男老师。
他走到黑板前，望着课桌上的东西，久久地望着，似乎昨夜睡落了枕，难以抬起头来。又似乎教室里空荡荡的，根本不存在我们这些学生。
同学们面面相觑，全都显出不安的样子。怕这位给我们临时代课的老师生气。因为讲课桌上没有他放课本的地方了。粉笔盒也不知被哪个同学放到了窗台上。
班长在一些同学的目光的鼓励之下，犹犹豫豫站起，喊道：“起立！”
全体同学齐刷刷地随声站起。
他，代课的男老师，仍望着桌上的东西，仍未抬头。
“敬礼！”
同学们齐刷刷地向他行低头礼。
他还是未抬头。
班长惶惑了，转脸看看右侧的同学们，又转脸看看左侧的同学们，不知所措，迟迟地没有接着喊一声“坐下”……
同学们也都惶惑了，不知道究竟应该用目光鼓励她喊，还是应该用目光制止她千万别喊……
代课老师突然低着头快步离开了教室。
同学们就那么惶惑地站立着。
教室里静极了。
我们听到一个男人竭力压抑住的哭泣，隔着教室的门低低地传了进来……
同学们更加惶惑了。以为代课的老师，他家里也住了从农村逃荒的亲人，他也得每天节省下口粮养活他们。果然如此的话，我看出每个同学心里都在想，明天也愿意为他再带来这许多能吃的东西。他也是一位老师啊！而且，通过昨天的接近，他给我们留下了亲切和蔼的印象……
终于，他第二次走入了教室。
他的双眼哭红了。
他到底抬头望着我们了。
他语无伦次地说：“同学们，对不起，我不应该让大家站这么久……刚才，我什么也没听见，请大家原谅我……我……大家快坐下吧！坐下吧！你们坐呀……”
大家这才先先后后地坐了下去。
他默默地扫视着我们。当他的目光扫视到我，停止在我脸上。
“那位同学，你怎么了？”
他指着我问。
我刚欲站起，他立刻又说：“别站别站。你刚刚哭过一通是不是？”
同学们纷纷转身或扭头，都将目光投射到我身上。
我急忙摇头否认：“不，我没哭过。我……我迷眼睛了！……”
“哦，是这样……”
他的目光这才移向其他同学。
“你叫王小松对不对？”
“对……”
同学们的目光又投射到王小松身上，奇怪代课老师他何以会知道王小松的名字。
“老师，我错了。昨天我不该在课堂上吃豆饼，更不该……等我们老师能给我们上课了，我一定会当面向她承认错误的……”
王小松在座位上窘迫地扭动着身体，说着说着快哭了。他给我们的老师带来的东西最多，肯定有一种希望弥补罪过的心理。尽管昨天代课老师已经告诉我们，班主任老师她并不是被气昏的，而是饿昏的。王小松却仍觉得自己是一个直接的肇事者。
“王小松，昨天，我把你那块豆饼，给了你们老师之后，她……微笑了。她……还说，我教的学生们就是好。我对他们有感情，他们对我也有感情。她猜到了你们今天一定会给她带来许多吃的东西……她嘱咐我让我转告大家，大家的心意，她是领受了。但是……东西……她却不忍收。她说你们是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发育时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接班人，她不能……你们明白了吗？……”
大家好像明白了许多，许多许多；也好像没明白，一点儿也没明白他的话。
“同学们，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了。我发誓，一定像她一样，认认真真地教你们。和你们一起，保持我们这个班级先进班的荣誉……”
同学们全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仿佛他正在给我们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而我们也是这个故事之中的人物。
班长怯怯地问：“老师，那……那我们李老师……从此就……再也不教我们了吗？”
“是的。”
我们不明白。
我们的眼睛都在向他问为什么。
有几个过分敏感的女同学开始哭了。她们也不甚明白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她们哭泣只是由于被他说话的语调和表情所感动。他的语调像一位大演员在舞台上面对空无一人的剧场低声倾诉内心独白，并且完完全全地进入了角色，忘记了自己更是舞台之下的一个人。总之他的语调有一种魅力，一种不是后天训练而得益于发挥的魅力。似乎是先天的，与生俱有的。与其说那是一种语言魅力，毋宁说更是一种心灵魅力，使你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所说的确是他从内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便是诗，谱了曲便成歌。那一时刻他脸上的表情被庄严和高尚所凝固，使他的脸看上去又仁慈又圣洁，目光中充满了对我们以及一切人的爱，眼里焕发着某种悲悯的源自精神的光彩。他的脸，一张“亚瑟”式的脸，和他整个人，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站立在讲台之上，宛如一尊雕像，刚刚扯落布罩，一下子呈现于我们眼前并使我们心目惊异。
王小松在课本的背面写了两个字，竖起课本给同学们瞧。
我瞧见那两个字是——亚瑟。
不久前学校组织看场电影《牛虻》。女同学们曾在背地里评议哪个男同学最像年轻时期的亚瑟，而男同学们也曾背地里评议过哪个女同学像小琼玛。我相信每个同学都由他而联想到了《牛虻》这部电影。当然，大家只会从心里觉得他太像亚瑟。绝不会有一个同学认为他也多少有点儿像“牛虻”。即使他脸上有一道同样的伤疤贴上胡子头戴牛仔帽，肯定还是绝不会那么认为。因为他的脸看上去着实年轻。只不过由于老师的特殊身份才使我们理所当然地无一例外地将他归属为大人……
尽管我们理性上十分乐于接受这位新的班主任老师，但是我们的心里更眷恋我们的李老师。那位三十二三岁的，从我们入学那一天起就开始教我们的，几乎批评过我们每个同学也几乎表扬过我们每个同学的，周末最后一堂课经常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的，在郊游活动中和我们一块儿捉迷藏的，咯咯笑起来时笑声活泼如小女孩并且清脆悦耳富有感染力的李老师。我们爱她。那一时刻我们每个学生都了解到原来我们竟是多么爱她！不管以什么理由和什么名义，如果迫使我们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从此我们的李老师将不再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将会憎恨这一现实并诅咒这一现实。
小学生换班主任，如同小孩子换阿姨换妈妈。如果教他们的是一位以母亲般的温暖以大姐姐般的亲情爱他们并被他们所爱的好老师……
突然地，有一个男生叫喊起来：“不行！”
老师的仿佛娓娓倾诉般的自言自语般的话被打断了。
他怔了片刻，脸上渐渐显出愕异的样子，缓缓地开口问道：“谁说的？谁说不行？”
他的目光又一次在我们脸上扫视过来扫视过去，企图通过表情判断寻找出那个喊叫起来的同学。但是他并没有生气，脸上也无愠色，只是显出愕异的样子而已。仿佛他听到的不是“不行”，而是“不懂”。仿佛他一定要使某个“不懂”的学生懂什么似的。仿佛这一点是他身为老师不做到则心不安的职责。
“不行！”又一个男同学叫喊起来。
“不行！”许多女同学也叫喊起来。
“不行！”
……
全班同学都一阵阵叫喊起来。
他迈下了讲台，在课桌之间的过道走来走去，举着双手做往下按什么似的手势，似乎如此这般就能够将大家的叫喊声按下去。“同学们，我不明白……什么不行？究竟什么使你们认为不行啊？……”
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叫喊声中，他显得十分困惑，有几分不知所措的样子。
“一——二——我们还要李老师！”
一个女同学这样喊叫。
“我们还要李老师！”
“我们还要……”
全班同学都开始这样喊叫。一边喊叫，一边都用双手拍桌子，双脚跺地。
“李老师死了！”
他突然也喊叫起来。他的脸由于尴尬由于冲动而涨得通红。
同学们的喊声戛然而止。
教室又恢复了那种异乎寻常的肃静。
一片暖气漏水的滴答声清晰可闻。
每一双眼睛都默默地瞪着他。目光中刚才那种被他的话、他的语调、他的表情所感动的成分荡然无存。咄咄闪烁着的是某种敌意，如同瞪着一个杀人犯。而我们的李老师正是被他杀死的。
“同学们，请大家原谅，我不该说……可的确是我说的那样……你们的李老师她死于野菜中毒……我知道你们一向是多么尊敬她，多么喜爱她……我不愿对你们明确地说出这一个事实……我以为你们已经懂了我刚才的话，而你们却没有懂。你们的李老师，她……临死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由哪位老师来教你们，当你们的班主任……她也是那么爱你们……这些她教过了三年的学生。我……我还在实习阶段，我还不是一位正式的老师……我还没有资格……因为你们的李老师，对你们的一片爱心感动了我……”
几个女同学忽然都往桌上一趴……
尽管谁也没听到哭声，但谁都知道她们哭了……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也是……”
他回到讲台上。他的语调恢复了平静，那是一种又平静又庄重的语调。他的表情同时也又变得仁慈而高尚。
“我求大家，不要继续喊叫了，影响别的班上课，我会挨批评的。也许我就当不成大家的班主任了！难道你们真的那么不喜欢我这位老师，那么不能接受我吗？！……”
没有一个同学开口说话，哪怕是说一句稍微使他感到欣慰一点儿的话。那一时刻大家仿佛都变成了哑巴，而且变成了聋子，一个个又聋又哑了。
这一事实对我们幼小的心灵的冲击力是那么巨大！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会说死便死了呢？昨天她还站在讲台上。前天她还批改过我们的作业。大前天，也就是周末，最后一堂课，她还照例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讲的是《海的女儿》。大大前天……
我敢肯定全班同学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我一样……
“同学们，要哭，你们就哭吧！你们的李老师值得你们这样怀念她。不过，不要哭出声儿来……不要……影响别的班上课……”
没有同学再往桌上趴。
大家都端端正正地坐着，默默地流泪。
他从讲台上走到窗前，有意不望我们，望窗外。初冬早晨的太阳，红而且大，像一个大红气球被拴在对面楼房的楼顶上，似乎很轻易便会挣断那条拴住它的看不见的线，却又并不急于挣断它，懒洋洋地逗留在楼房顶上惰于升起。覆盖于楼房顶的第一场雪还没化，仍然洁白如银，两层窗子之间，李老师带领大家封窗时摆放进去的松枝，翠绿如初。那片漏水的暖气片的滴答声，好像钟表弦响之音。
他终于将脸转向我们，以商量的口吻说：“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吧？我接着讲李老师没有给你们讲完的《神笔马良》……”
谁也不动。没人翻课本。
“同学们，听我告诉你们……”他又走到讲台上，以满怀爱心的目光望着我们，温和地说，“人有两种生命形式。每一个人都有两种生命形式。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当人的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人的灵魂生命将继续活着。以特殊的方式，从另一个世界关注着我们。只要我们记着我们所敬爱的人，我们便会相信他们的存在，并能感到他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这些尚不谙世事的孩子，第一次听到一个大人对我们讲关于灵魂的问题。他的话安慰到了我们心里去。同学们都纷纷用手抹去了脸蛋上的眼泪，注意聆听。
“我们悲伤，往往也是因为我们在某件事上曾辜负过死去的人。我们唯一能够减少我们内疚的，便是我们的行动。对于大家来说，最使李老师高兴的行动，就是努力学习……”
“老师，”班长打断了他的话，“你的意思是，确实有阴间吗？”
他看她一眼，点点头。思忖片刻，又摇摇头：“不，不仅仅有阴间，还有天堂。坏人死了，灵魂才漂泊在阴间。而好人死了，灵魂将升入天堂。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那么就请同学们站立起来，我愿和大家一起，祈祝你们的李老师在天堂愉快。她会从天堂望见我们，并被我们所感动，同时会感到，三年来她对你们的品德方面的谆谆教导，对你们学习方面所付出的心血，都是高尚的、有意义的、美好的奉献……”
缓缓地，班长率先站立起来。
接着，十几个同学毫不犹豫地站立起来。
随即全都站立了起来……
他庄重地将头低垂下去。
我们也学他的样子，一齐将头低垂下去。
后来我们才明白，对于一个死者，活着的人这样做，就叫作“哀悼”。
经过很虔诚似乎很漫长对我们来说感受又很奇异的一分多钟，他示意我们坐下。在这一分多钟之内，他彻底地从感情上心理上俘获了我们。俘获了我们这些一开始既想接受他又不免有几分拒斥他并不易从感情上心理上征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终于从感情上心理上彻底承认了他。我们仿佛觉得他就是李老师了。而李老师变成他了。对于他所说的关于灵魂和天堂的话，其实我们并不深信。全当那是童话，是寓言，是我们希望听到的童话和寓言罢了。
“老婆婆说：‘孩子，我已经许多天没吃东西了。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快饿死了。’于是马良就用笔画了一张饼。立刻，那张饼变成了一张真饼……”
我们集体读课文的时候，从未读得那么齐过，也从未读得那么有感情过。课本上，插图中的老婆婆，在我眼里变成了李老师。而我自己似乎变成了马良，正用神笔画鸡蛋。马良又似乎不是我，是王小松。李老师脑后，似有一圈光环，像观音菩萨有的光环一样。又仿佛并不是光环，而是一张大饼，一张闪闪发光的大饼……
倏地这一切都模糊了。
连课本上的字也模糊了。什么全都淹没在一滴泪中……我们的新班主任老师姓冼，叫冼约翰。最初我们都把“冼”字当成“洗”字，叫他“洗”老师。且认为他连写自己的姓都少笔画，对他能否教好我们颇存怀疑。
“同学们，不是我把自己的姓写错了，而是你们把我的姓读错了，这个字读xiǎn，不应当成洗字读。不信你们查字典去！”
大家都以为他狡辩，都以为他爱面子，不肯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把自己的姓写错了。直至学校要求上学必带字典以后，我们才在事实面前承认老师毕竟是老师。
我们对他的名字也极感兴趣。对我们来说，可算是最古怪最不像名字的名字了。姓很少见，名字又古怪，他这个人就使我们感到有点儿扑朔迷离。我们当然认为“约翰”纯粹是个外国人的名字。有说是美国名字的，有说是英国名字的，还有说是德国名字的，非常自信是德国名字的同学，他爸爸是公安局的警犬训练员。他的根据是——公安局有一条纯种的德国“黑贝”警犬，名字就叫“约翰”。大多数女同学认为，老师根本不会和一条狗叫同样的名字，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狗。同时认为以此为根据是对老师的侮辱，就向他告了那个同学一状。不知为什么，女同学比男同学更快也更自觉地开始维护他的尊严。尽管他对女同学表现得挺严肃，而在男同学面前就随便多了。他分明更在乎能否博得我们男同学的好感。
被那个女同学告了一状的男同学，觉得委屈，也不服气。为了证明自己没编谎话，也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存心侮辱老师人格的恶意，一天背着他爸爸，偷偷将一条大警犬牵到学校里来了。它刚生过小狗，那一时期养在他家里，以便他那当警犬训练员的爸爸能更精心地照料它和它的孩子。那是一条十分威武雄壮的大警犬，背上的黑毛油光发亮。也许是刚刚生过崽儿的原因，它的样子虽凶猛，性子倒特别乖顺。
那个同学在许多同学的掩护下，居然顺利地将它带到了教室里。
“约翰，跳上去！”
一声令下，它纵身一跃，轻灵地跳上了讲课桌。
“约翰，跃过去！”
它从讲课桌上一窜，像一匹马飞腾似的，越过了五六排桌椅，稳稳当当地停在一张课桌上。
“约翰，钻回来！”
它从桌椅底下迅速地匍匐着爬了回来，如同一名侦察兵。
“约翰，扑倒他。轻轻地，可别咬他！”
那身躯巨大的、威武雄壮的警犬，一头豹子似的扑向了我……它竟善于领会人的语言！的确不过是在做出一种扑状而已，轻轻将我扑倒后，如一头骆驼，自己同时将两条前腿跪倒，温良地瞅着我的脸，似乎在期待我怎样。
我虽吃了一惊，但立刻体验到了一种从未体验到的，和如此猛悍又如此温良的一条大狗嬉戏所带来的刺激与兴奋。我开心地躺在它的腹下哈哈大笑。男同学们吹口哨，蹦跳叫嚷，拍手，赞不绝口。
“它那是等待你搂抱住脖子，对，搂抱紧了……”
它的小主人从旁神气活现地指点我将这场嬉戏进行到底。
我一搂抱住它的脖子，它便立了起来，也将我扯拽了起来……
“太放肆了！”
一声怒不可遏的呵斥……
我们闻声望去，一个个顿时神色骤变，呆若木鸡——不知何时，教导主任、校长，还有别的班的几位老师走进了教室。站在那些老师背后的，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神色虽不像我们那么紧张，却有我们脸上所没有的难堪和羞愧。
“谁带来的狗？”
教导主任又呵问。
“我……它不是狗……”
“住口！它不是狗，难道是人不成？！”
“我是想说，它不是普通的狗，它不会乱咬人的，它是……”
“你还有说的！岂有此理！从这所学校招第一批学生起，我就当教导主任，没有一个学生敢把狗带到教室里！……”
校长紧接着说：“这件事，绝不能批评一下就算完了。”
校长的话，尽管不像教导主任的话说得那么严厉，但在我们听来，分明地，等于当面给我们判了重刑。我们一个个都低垂下头，不敢稍抬一下偷看他们一眼。
“冼老师上第一堂的时候，这个班也乱成一团，又叫又嚷，拍桌子跺地，搅得我在隔壁半堂课都没上好！”
“冼老师，那一天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们班也听到啦，你们班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李老师教这个班的时候，这个班的纪律还可以呀！”
那条大狗，那条和我们班主任叫同样名字的纯种的德国“黑贝”警犬，蹲踞在它的小主人身边，似乎被大人们的气势汹汹惹恼了。它无所畏惧地瞪起了眼睛，齜出了白森森的牙齿，发出呜呜的带有威慑意味的低吠声。瞧它那样子，只要它的小主人一声令下，它就会立刻扑向那些气势汹汹的大人。
我们提心吊胆，唯恐它没有我们所具有的明智，使我们替它承担更大的罪过。它毕竟是一条狗哇！
“你们看，你们看，他还说它绝不会乱咬人的！它那龇牙咧嘴的样子，不是马上就要咬人了吗？……”
教导主任远远地指着它，一边说，一边往后退。
它被这一指，显然是更加恼怒了，突然犬吠一声，脖子上的毛乍了起来！
教导主任、校长、那些老师们，都被吓得浑身一抖，一齐挤缩向一个墙角，将我们的班主任，紧挤在最里边了。
“约翰，约翰，别这样，要有礼貌，啊？……”
它的小主人连忙不停地抚摸它。
班主任他好容易才从墙角最里边挤出来，走向我们，走到“约翰”的小主人跟前，看看那条大狗，用一只手托着那个同学的下巴，将他的脸托起来，盯着他的脸说：“听话，立刻把它送回家！”
班主任老师也变得严厉了。自从他成为我们班主任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以那么严厉的口气跟一个同学说话。但他对那条困惑地瞪着他的大狗却很友善，他拍拍它的额头，温和地说：“这儿是学校，是教室，不是你随便来的地方，乖乖地跟你的小主人回家去吧，啊？”
相比之下，越发显出他对那个同学的严厉来了。
但我们心里却暗暗希望他大发脾气，只要不仅仅是对哪一个同学，而是对我们大家就公平。教导主任来了，校长来了，还来了那几位老师，他们又当着教导主任和校长的面，说了些对我们班级、对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非常不利的话。我们给他闯的祸这下可够大的了。他若大发一顿脾气，也许我们心里都会感到少些内疚。
“约翰，我们走吧……跟我回家……”
那个同学拽着狗脖圈，低着头，懊丧之极地往教室门口走。
教导主任、校长和那几位老师，以监视犯人那种目光看着他，也那么看着狗。
“约翰”经过他们身边，又对他们龇牙。仿佛它从未被这么不友善地对待过，仿佛它觉得它今天遭到了奇耻大辱。
教导主任、校长和那几位老师，又往一块儿挤，往墙角贴靠。他们一个个明明生气极了，但却讨好地对那大狗佯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约翰！约翰！再这样我揍你了啊！……”
它悻悻地跟着那个同学走出了教室。
“约翰！约翰！不许跑！等我一会儿！……”
走廊里传来喊声。
教导主任、校长和那几位老师，望着我们班主任，像在马路上驻足望着一个化装成马戏团小丑的人。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面红耳赤，讷讷地说：“是我的错，是我对同学们教导不严……”
他们忽然都笑将起来。
一位白了头发的女老师挺认真地说：“小冼啊，今后你还是改改名字吧！中国人哪有叫什么约翰的呀！……”
他们笑得更甚了。
唯独校长没笑。
校长哼了一声。
校长是个胖人。胖脸上，两只眼睛分得很开，两片女人似的薄嘴唇，嘴角总是怡然自得地往上翘着，不笑也面带三分笑。而那一时刻，他脸上却一点儿笑模样儿也没有，连天生的那三分笑也从脸上消失了。
校长说：“冼老师，今天你上完课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完，也不理睬其他的人，径自走了。
教导主任说：“冼老师，校长的话你听到了吗？”
我们的班主任急忙点头：“听到了，我听到了……”
教导主任抬起腕子看看表，嘟哝：“先上课吧，先上课吧。唉，这个班让你带得呀……”
一边嘟哝，一边也走了。
“冼老师，你这么样带班可不行！对学生如此放任下去，将来别的老师没法儿带！”
“冼老师啊，当班主任，首要的一条是严！你可别辜负了校领导对你的信任哇！”
“冼老师，不能让那个同学回来上课，那太宽大他了！”
那些老师们，对我们的班主任，给予了一些忠告，也先后走了。
他指指班长，再指指教室门。
班长轻轻地快快地走去把教室门无声地关上了。
他站到讲台上时，我们已纷纷归座了。
他打开课本，我们赶紧也打开了课本。
然而他只朝课本看一眼，便合上了。
我们赶紧也合上课本，一个个将双手背在身后，挺直腰板，甭提坐得有多么端正。
“都站起来。”
大家丝毫不敢缓慢，近乎争先恐后地站了起来。
他又从讲台上迈下来，走到班长跟前，说：“都对我的名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是不是？”
班长怯怯回答：“是……”
“所以他就牵来一条和我同样名字的德国狗，以证明我的名字肯定是一个德国名字，是不是？”
“是……”
“你们还想对我详细知道些什么？生辰八字？家庭出身？婚否？患没患过小儿百日咳？几岁的时候出的麻疹？体重？身高？某一部位有痣或没痣？社会关系？档案里有没有处分记载？牙长全了没有？双亲健在否？喜欢吃辣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嗯？说呀！”
“不……”
“不什么？不想知道？我看你们想！我看你们巴不得像解剖一只青蛙似的，把我解剖了，五脏六腑都摆弄个够，才能满足你们的兴趣！李老师也曾向你们汇报过这些吗？嗯？”
“没有。她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对我……我不就是名字有点儿特别吗？中国人不许叫约翰？法律规定的？我叫约翰关系到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班主任的问题？都有谁掩护他把狗带进教室里了？……”
“我……”
“我……”
“我……”
他忽左忽右扭转头，生气地将每个供认不讳的同学都看了一眼。
半数同学在“同党”之列。
“你，你呢？”
他追问班长。
“我……也有我……”
班长在他的逼视之下，也不得不如实招来。
“你是班长，你还这样，哼！”
班长哭了。
“不许哭！”
班长羞愧的哭声立刻变成低泣。
“都谁制止他把狗带进教室了？”
半天，没有一个同学吭声儿。
他却一遍又一遍地扫视我们，非常希望有同学，起码希望有一个同学清白地说一声“我……”
然而结果令他很失望。
“就没有一个同学当时认为把一条大狗带进教室不对，是严重违犯学校纪律的行为，会影响班级的荣誉，会受批评？你们使我在校领导和别的老师面前有口难辩，无地自容，你们心里感到高兴吗？”
王小松在这种时候总是很会来事儿的。他低声下气地说：“老师您别训我们了。我们都知道错了。您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您看您气得说话的声儿都变了，您千万别气坏了身体，对我们生这么大的气多犯不上啊？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了，还不行吗？……”
“你给我住口！显不着你油嘴滑舌的！……”
他倏地向王小松转过身去，王小松顿时噤若寒蝉。
这时有人敲门。
他的目光正巧落在我身上，似乎刚欲开口训斥我些什么话，听到敲门声，没训斥我，示意我开门。
我打开教室门，探进头来的是隔壁班级的一个男生，班长。
他幸灾乐祸，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老师叫我将这面旗交给你们班……”
说罢，他一只手也伸进了教室，拎着一面小黑旗的一角儿，同时向我们挤眉弄眼，出怪样。
那时学校每周都开展纪律评比竞赛。模范班级挂红旗，中游班级挂黄旗，落后的班级挂黑旗，而且要挂在门外。为了使外来参观的人，从走廊里走过，便可一目了然地知道，哪个班级是模范班级，哪个班级是落后班级。我们学校是区重点小学，正师生齐心力争成为市重点小学，不断搞各种评比各种竞赛，以吸引区里和市教育系统的领导经常来参观。
我不接那面小黑旗，低声地恶狠狠地说：“今天才星期三，不是星期六，你送来得太早了！”
那家伙却提高嗓门儿大声说：“我们老师让我转告你们冼老师，这是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指示，不必等到星期六了！”
我们的班主任他也大声对我说：“别啰唆，快收下！”
我只好乖乖地接过了那面不光彩的小黑旗。
趁那家伙的头刚缩出去，手臂还在门里边，我存心用门挤了他的手臂一下。
他大叫，哎哟不止，拉开门闯入教室，对班主任抗议：“冼老师，他故意用门挤我！”
我狡辩：“不是故意的！我没看见嘛！”
同学们都以赞赏的目光望着我，对我表示无言的支持。
老师大步走过来，瞪了我足有三秒钟，然后将那家伙的袄袖往上捋了捋，见没把他的手臂挤到确实值得他那么大叫起来的程度，放心了，象征性地替他揉揉手臂，说：“他不会是故意的。他哪会是故意的呢？我替他向你道歉！”
那家伙这才撅着嘴离开了我们教室。
老师从我手中要过小黑旗，示意我归座，双手拎着小黑旗的两角儿，展现给我们看。
“你们不会喜欢它的，对不对？我也不喜欢它。你们还记得我说的关于灵魂的话吧？”
“记得……”
全班齐声回答。
“李老师也会替我们感到羞愧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她也许正看在眼里。我觉得她正从什么地方注视着我们，你们就不这样觉得吗？”
“……”
教室门忽然又开了，隔壁班级的班长又探进头大声说：“刚才忘了把红旗取走了！现在告诉你们一声，别以为是被我们班偷去的。这也是校长和教导主任决定的！……”
他理直气壮地从我们班门上摘下了小红旗。
老师对他说：“转告你们班主任，红旗暂时寄存在你们班。”
“你自己去说！”
他留下这么一句没有礼貌的话，扬长而去。
老师笑笑，将那面小黑旗挂在门上。退后几步，望望，觉得没挂正，又上前去重新挂正了。
“今天，我第一次罚你们站。你们全都应该被罚站。坐下吧！我们开始上课……”
那个送狗回家的同学回来了。老师一句也没批评他，默默地指了指他的座位……
做课间操前，全校各班列队操场，聆听校长训话。校长站立在体育老师的领操台上，没完没了地对我们班级进行批评。他的那些严厉之极的批评之词，与其说是针对我们的，莫如说是针对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的。
冼老师站在我们班的队列旁，目光一直投向地面，没有朝别处望一眼……
星期六，最后一堂课，我们心里都暗暗希望冼老师继承李老师的传统，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或者讲别的故事。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所抱的希望都不大。因为李老师在我们班级实行每周一堂故事课，并没有获得过学校领导的同意，更没有获得支持，甚至还有些老师不满她开这种先例。议论我们标新立异，独出心裁。李老师是区里连续三年的优秀教师。对于她所开的先例，校长和教导主任即使不赞成，也从不明确表示反对。谁知道她的做法，会不会又是一条受到区里重视并加以推广的教育经验呢？
而冼老师，非但没有“优秀教师”的光荣照耀着自己，连当班主任的资格都是求到的！按学校的规定，教学不到三年的老师，不能当班主任。我们的冼老师据说来我们学校还不到两年。以前我们甚至都没注意学校里还有这么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他怎么一要求就被破例允许了呢？这一点在我们心中一直是个谜。然而由于对他的名字所发生的兴趣付出了丧失红旗挂上黑旗的惨重代价，再也没有一个同学敢当面问他这个问题了，也没有一个同学敢背地里进行“刺探”活动。我们内心的沮丧其实比希望要大得多。我们都认为将从此和安徒生童话告别了！
冼老师在上课铃响过后准时来到了教室里。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想什么，李老师在我们班开创的每周一堂故事课的传统，我没有理由废除它。我应该将它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有意义的做法，你们说对不对？”
他显得情绪挺不错的。
同学们也全高兴极了，齐发一声喊——“对！”并且鼓起掌来。
他将一根手指压在唇上，“嘘”了一声，大家立刻停止鼓掌，并学他的样子，指指前后与邻班相隔的墙壁，互相发出嘘声进行提醒和告诫。
他从讲课桌上拿起《安徒生童话集》，向我们举了一下，又说：“我知道李老师为你们读到哪一篇了。李老师她留下了遗言，将这一本书赠给接替她当班主任的老师作纪念。还有另外两本书——《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老师希望接替她当班主任的老师，今后为你们读完。可是我今天先不想为你们读《安徒生童话集》。我想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不，不是故事，是一个年轻人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像对母亲一样深厚的热爱。为了投入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他曾历尽千难万阻……”
同学们全都屏息静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聚精会神地听。对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只要有人肯为他们讲故事，便不论讲的是什么，他们都会怀着那么一种感激的心满意足的虔诚来听。
“有一个中国孩子，他出生在美国。他的爸爸是一位航空工程师。他的母亲是一所教会小学校的教师。他从小生活得很幸福，可以说是无忧无虑。当然，从来也没挨过饿。他是喝牛奶吃面包巧克力长大的……”
“老师，什么是巧克力？”
“这……是一种糖。说是糖也不完全是糖。糖主要补充身体的糖分。巧克力可比糖含有的营养成分高得多。吃一块这么大小的巧克力……”他向我们举了举黑板擦，“差不多相当于吃一包饼干的‘卡’，一天不再吃东西也不觉得太饿……”
“老师，那什么又是‘卡’呢？”
“‘卡’么，就是维持我们生命所必需的热量……”
“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制作巧克力呢？”
“中国当然也制作巧克力啦，不过你们都没见过罢了……”
“我们李老师，如果每天能吃上半块巧克力，就不会饿得吃那么多野菜……中毒死了吧？……”
“我想，是这样的……”
他的好情绪似乎遭到了破坏，神色变得阴郁了。
于是几个接连提出问题的同学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乃至讨厌。
在一片斥责声中，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和“卡”的同学，缄默不语了。斥责他们的同学尽管也不知道，但兴趣完全在故事方面，迫不及待地催促老师讲下去。
“这个孩子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的爸爸妈妈将他送入了一所一流的小学校。结果使他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全校没有第二个孩子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而在此之前，他幼稚的意识中，早已接受了自己是一个美国人的教育。他满腹疑团，一回到家里便问他的爸爸妈妈，自己真是美国人吗？爸爸妈妈觉得他问得太奇怪，回答他当然是。因为他们拥有美国国籍。这孩子又问，那为什么我跟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长得都不一样呢？为什么学校里所有的美国孩子之中，唯独我一个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呢？爸爸妈妈对他说，因为你实际上是中国孩子。中国才是你真正的祖国。那是他第一次听到‘中国’两个字，也是第一次听到‘祖国’两个字。当时他并不能理解‘中国’两个字和‘祖国’两个字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出于好奇心理，继续纠缠爸爸妈妈，请求他们告诉他中国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祖国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爸爸妈妈仅仅是为了增长他的地理知识，为他买了一个大地球仪，向他指出在地球仪上的中国，还翻出一册旧的中国地图，每天晚上，在地图册上和他做按省份周游中国的游戏。于是他才知道他的祖国原来地域很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带有东方的古老神秘色彩。有许多名山大川，还有一条古老的河叫黄河，还有一条将中国分为南方和北方的江叫长江。从此，‘祖国’就装在他内心里了。从此，他要求爸爸妈妈每天必须教他说一句中国话，学会写十个方块形的中国文字。而以前，他连一个中国字也不认识、不会写，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他中学毕业后，已经能读家中收藏的中国古典小说了，已经能用中国文字写中国格律诗词了。他高中毕业以后，本可考入美国的名牌大学。他的爸爸妈妈，本希望他将来也成为航空工程师，以确保他们的家庭，在他这一代，依然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家。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但他们却根本无法打消他想要亲自回到祖国一次的念头。这种念头很快变成了他的决心。这种决心日渐强烈。尽管他的爸爸妈妈警告他，祖国绝不会欢迎他这样的中国人的后代，却动摇不了他的意志。爸爸妈妈无奈，只好挥泪将他送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他的双脚一踏上台湾的岛土，内心里的激动和兴奋难以形容。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湾的一所文科大学。但是他不久便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因为台湾毕竟不能代表他内心里的祖国。他当然知道台湾不过是祖国的一个岛屿而已。他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海岸边，眺望祖国的大陆。大学放假后，他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要回祖国去了！第二天，便只身到了香港。在香港，他的钱包被偷盗了。他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而且举目无亲。连给父母拍封电报的钱都没了。他只得自食其力，到处打工。他终于和许多跟自己一样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同胞在一起了。但是他恰恰受尽了他们的欺凌。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了父母登载的寻找自己的启事，他哭了。但是，他已经离祖国很近很近，他还是不甘放弃回祖国的决心。他什么下等的杂役都干过，从码头搬运工到为有钱人家遛狗。他等待着，寻找着。为自己创造着偷渡海域的机会。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两条裤子的裤筒缝成了一个简易的不可靠的救生筏，带着有钱人家的三条水性极好的大狗，趁着一个漆黑的雨夜开始偷渡海域。他成功了。那三条大狗却都为他淹死了。他的父母都是宗教情感很笃诚的人。他自己也是。他的灵魂为此常感不安。这使他对一切狗都像对人一样友善。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种种盘问。几个月后他似乎取得了祖国的信任。祖国问他希望从事什么职业，他说他希望像他的母亲一样，教许多许多祖国的孩子读书。祖国决定，除了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天津，其他的大中小城市任他选择。他感到了祖国的温暖，回答自己没有什么个人选择。既然回到了祖国，就无条件地听从祖国的安排。于是祖国就将他安排到了这一座城市，这一所小学里。学校的领导曾建议他改个名字，叫什么都行，别再叫冼约翰了。他认为什么建议他都可以考虑接受，唯独这一个建议他不能接受。因为约翰这个名字，是他的教父给他起的。他的教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美国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神职人员。爱他像爱自己的儿子。而他爱自己的教父也像爱自己的父亲。学校的领导见他态度十分坚决，也就不为难他了。人是那么古怪，那么不可思议难以解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回到了祖国，他却又时常怀念起美国来，怀念自己家那幢有花园和绿草坪的小楼房，怀念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的温馨情形，怀念爸爸妈妈，怀念长着一大把白胡子的面容慈祥的老教父，怀念童年和少年时期参加过唱诗班的那所小教堂，怀念青年时期业余主演过《哈姆莱特》的那所小剧院……同学们，很明显，你们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你们知道我讲的是谁了。是的。这就是我，你们的班主任冼约翰的经历。我不是历险家，我也并不热衷于历险。我的选择与历险的兴趣和历险的精神毫无关系。我梦想回到祖国。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最后我要说，我的心灵的满足超过一切怀念的忧郁……”
“你……也怀念过巧克力吗？”
他微笑了，笑得像一个一下子被窘住了的姑娘似的，显出了很羞涩的模样。
“巧克力嘛，值得我怀念的已经够多的了。我可不愿意使那一切都带有巧克力的味道。”
同学们的表情，却变得比在班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严肃起来。
“我说，你们为什么都变得如此严肃了啊？”
没有一个同学回答。也没有一个同学想回答。
“你们怎么了？”
沉默。
气氛不寻常的沉默。
“我已经把自己，你们的班主任，比较详细地向你们作了介绍。我在第一天走入这个教室后，忽略了这一点，没有预料到你们会对我有许多好奇心，这是我的错。我们班因此失去了红旗，不得不接受了黑旗，应该说更主要是我的责任。我向大家表示歉意。请同学们原谅我……你们谁还希望对于你们的班主任知道和了解其他什么方面吗？”
教室里依然一片沉默。
一片气氛严肃的沉默。
我敏感地觉察到。在这一种沉默之中，潜伏着某种不信任，甚至是某种怀疑。这并不难觉察到。因为它首先就在我自己心里蠕动，像一条毛虫蠕动那样。
然而他却丝毫没有觉察到，也许他根本不可能具有那一种敏感，也许他根本不愿将我们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朝稍微复杂一点儿的方面去估计。如今人们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很单纯，而当代的孩子太复杂。其实这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将五六十年代的孩子与当代的孩子相比，在某些方面，简直无异于将一只聪明的猩猩与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相比。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恰恰反过来，更像猩猩的是当代的孩子，五六十年代的我们是与不怎么聪明的猩猩相比而过分聪明的孩子。
他既然丝毫没有觉察到什么，他又怎能对我们那一种沉默格外敏感呢？他只不过觉得我们都忽然变得难以琢磨了而已。他有几分不解有几分迷惘地望着我们，竟渐渐笑了。
“你们不喜欢听？”
沉默。
“那我开始读《安徒生童话集》怎样？”
沉默。
“你们可真是些有意思的孩子！……”
于是他开始读。
公平地说，他比李老师读得还要好。
我望着他，我暗自想——冼老师，冼约翰，傻老师，你今天讲得糟透了！不，不是讲得糟透了，而是压根儿就不该产生对我们讲的念头！老师呀老师，是你这个念头糟透了。无论谁讲，无论怎么讲，无论讲给谁听，大人抑或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只要一讲出来，结果只能是糟透了！老师呀老师，这一切是万万不可以随便讲的哇！是被逼着讲也不能如实全讲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糟透了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而你居然还没有意识到！
我内心里很同情他。
他是一个最傻的大人，一位最傻的老师。我这么认为。我对他的同情好比同情一个大傻瓜！……
老师呀老师，你都讲了些什么啊！
试想想，一个人的经历，和美国，和台湾，和香港紧密联系在一起，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个人的经历吗？收音机、报纸、文件、电影、话剧、语文课本、小人书，从大中小学校的阶级斗争报告会，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委会进行的宣传会，都在大讲台湾蒋军准备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蒋特务又大抵是从香港潜入国内的！有些美蒋特务从海上偷渡的方式方法，虽然比他采取的方式方法高明，可也大同小异。而且他自己公开承认他是喝牛奶吃面包巧克力长大的。而且他家仅三口人就住一幢小楼房，还有私人花园有草坪。那么他是一个确凿的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后代无疑！而且他说他时常怀念起美国来，怀念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爸爸妈妈，怀念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怀念一位……对美国人能说是一位吗——一个美国佬！还宣传那美国佬是非常善良的美国佬！还充满感情地说他爱那个美国佬像爱自己的父亲！由于对那个美国佬的爱，他居然态度那么坚决地不肯改他的美国名字，而重新起一个中国名字！……开学不久学校请了一位名叫岳红红的女中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她揭发她的三舅收到几次她大舅的信，而她的大舅在香港。她还将那些信件想方设法从三舅家偷出来或从舅母手中骗到，交给了学校，学校又转给了公安局。她大舅在信中劝她三舅，与其在国内挨饿，莫如寻找机会到香港“干事”。那些信都是转弯抹角从香港捎到国内，才寄到她三舅家里的。因此她三舅成了香港敌特的“策反对象”。既然信件只写“干事”，而没有具体写明干什么事，那么必定也包括干反革命的罪恶勾当无疑了。结果她三舅被开除公职，依法逮捕，判刑四年。据说因为认罪态度较好，交代较彻底，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法律政策，才获得从轻判处的。否则判五六年都不止。而她大义灭亲，具有阶级斗争觉悟，光荣地入了团。她口才很好，相当能说、会说，报告作得极其精彩，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市电台还为她的报告现场录了音。在晚上七点半以后的黄金收听时间专题广播，引起强烈反响。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听过报告后，遵照学校指示，人人写了一篇“心得体会”，贴在各个班的墙报上。“擦亮你的眼睛，也许阶级斗争就发生在你身边！提高你的警惕，也许阶级敌人正是你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挨饿并不可怕。自然灾害总会过去，可怕的是麻痹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天天和阶级敌人相处在一起而不能识破他们的嘴脸！……”——那女中学生报告中的一段话，曾在作文课上被我们班的男女同学互相抄来抄去。还被学校请的一位书法家写在巨大的宣传牌上——它耸立在教学楼一入楼的正厅，非常醒目。任何人的目光想躲也躲不开……
我们的班主任自以为是地讲的这个“故事”，简直糟糕透了，其严重性在于使我们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将他看作一个什么人。不知今后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他才是正确的态度。像大多数学生尊敬大多数班主任老师那么尊敬他吗？这从今天起显然已经是我们做不到的了。无须别人指出，我们自己也会认为是别扭的事了。我们即将是四年级的学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在某些方面怎样做是应该的怎样做是不应该的了。我们所接受的感性或理性的知识、教育，已经使我们初步学会对某些人不怎样做了。那么歧视他？冷淡他？疏远他？从此以恶意的和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为了证明我们思想的成熟和情感的立场性原则性？……可他毕竟是我们的班主任啊！起码有一点我们清清楚楚地明白啊！那就是他希望他自己成为李老师那样的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希望我们的班级一直是模范班级，希望我们的教室门上一直挂着红旗而不是黑旗，希望把我们都教育成好学生……何况除非在他十分恼火的时候，他对我们又是那么和气，力争同我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友好的平等关系。从这些方面讲，一个学生有点儿良心有点儿人味，就不应该不尊敬这样一位班主任老师哇……
他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上踱着。一会儿走到左侧，一会儿走到右侧。他的目光注视在手中的书上，感情很投入地读着，读着……他仿佛体验到了那会儿的时光对于我们这些三年级的孩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愉悦地甚至可以说是幸福地与我们共享美好……
然而望着他的我，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根本没注意到听他读了些什么。
我敢肯定别的同学，全班同学，都和我一样。同一所学校教育不出两样的学生来。尽管同学们全和我一样，坐得端端正正，屏息敛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却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心里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们心里也都在想些什么。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并不愿意产生那样一些想法的呀！正如大人们所说——思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
下课铃终于响了。
我不由得轻轻舒了一口气。我望望周围的同学们，看出他们也是。
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读的是安徒生的哪一篇童话，暗想那大概是安徒生全部童话中最长的一篇，大概也是最不吸引人的一篇，他所读的最后的一段话久久在我耳畔回响——“她在屋顶上等待了一整天。她现在还在那儿等待着哩！而他呢，他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跑来跑去讲儿童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再也不像他讲的那个‘柴火的故事’一样有趣……”
他合上书本说：“完了。”
大家都默默从课桌里拉出书包。有的已不知何时将书包背在身上。
“咦，你们为什么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啊？”
“……”
“难道你们连这个故事也不喜欢听？”
“……”
“或者是我读得不好？”
“……”
“我不应该读，而应该自己预先背下来，再用自己的话讲给你们听？……”
“……”
他怔愣了。
我们使他那么惊讶那么骇异。
“老师，下课铃已经打过了。”
“唔，我听到了。听到了……那么，放学吧！……”
于是同学们一个个悄没声儿地经过他身旁，一个个绷着一脸的严肃离开了教室，比参加一次特别审判的大法官们离开法庭时还严肃。
“刘丽芳……”
他轻声叫住了班长。
她不得不站住。她已从他身旁走过了。她迟疑地扭回头，似乎有几分不情愿地站住了。如果不是他，而是李老师，以这个刘丽芳一贯的性格，会立刻走到老师身边，不待老师开口，便礼貌地问：“老师，什么事？”有时，甚至会显出神秘的样子。即使老师单独留下她，没有什么只能向她一个人了解、只能和她一个人商量、只能信任她一个人吩咐她一个人去做的事，她也要故意显出受宠若惊的贴身心腹的神秘的样子，借以炫耀自己在班主任老师心目中的特殊位置。
而那一天她却矜持地紧抿着嘴唇不开口，只是默默地期待着，显出的倒是一种很不情愿的很不得已的样子。
“你留下一会儿，我有话和你谈。”
“老师，我……天都黑了，我一个回家害怕……”
“我不会和你谈很久。我送你回家。”
“我……我今天……头疼……”
她的目光躲躲闪闪，不知该往哪儿瞧。我们的老师，他此刻终于觉察到了什么。他——看着那些没离开教室的同学，以为班长所以找借口，是因为这些同学之中谁平时对她的猜忌。
“好吧，那么今天算了。你也回去吧！……”
我因等待慢腾腾的王小松，一直站在教室门外。我俩一块儿离开时，见老师孤孤零零地还一动不动地站在讲课桌旁，心事重重若有所思。
他怎么能想到我们这些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全都变得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古古怪怪不可捉摸无法理解的真正原因呢？
“你说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路上，王小松冷不丁地从口中冒出这么一句话。
“谁呀？”
我明知故问。
他的话使我觉得，纠缠在他脑里的想法，比纠缠在我头里那些想法，要复杂得多也要严肃得多。他爸爸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尽管他学习一般，但在分析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所可能碰到的一切问题方面，是我们全班同学公认的一位小区委书记式的人物。许多时候班长刘丽芳和他相比，都要自愧弗如。连我们的李老师都曾当着不少同学的面用“太成熟了”这样的话评价过他。李老师不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过任何一个同学。据我们所知，别的班的老师也不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过别的班的任何一个同学。当然，李老师的评价中，包含有对他的批评意味儿。“成熟”而“太”，不就是有些过了的意思吗？但是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们嫉妒他。
“还能是谁？冼老师呗！”
“你说他……究竟想达到什么呢？”
我可不愿意在背后议论自己的班主任老师的时候，用“目的”这样使无论大人或孩子听了都不免会神经过敏起来的话。
“我么……现在还难下结论。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大概和我们全国哪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一脚将路上的一颗石子踢飞起来。
“这……也许真的。他才是一个中国人不长时间嘛！”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美帝国主义，能是那么幸福的国家吗？”
“他也没说美帝国主义好哇！他不是说过他自己从小生活得多么多么幸福，他自己的家有花园，有草坪，住的是一幢小楼……再说，他自己不也承认，他的家庭，是中产阶级吗？”
“中产阶级？你听说过中产阶级这个词吗？反正我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你别想和我争，我什么分析水平？你争也争不过我。我只知道，除了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除了人民大众，就是剥削人民大众的地主资本家。哪儿有什么中产阶级这种说法呀！……”
我被反驳得无言以答了。连刘丽芳在这些本与我们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无关的问题方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他面前都要自愧弗如，别说我了！
“我们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的这种年头，有一个出生在美国，曾经是美国人的资产阶级人物，在台湾读过大学，最后从香港秘密回到中国，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为什么偏偏赶在我们中国人挨饿的年头回来呢？不值得问个为什么？还在课堂上说美帝国主义的好话，说美国佬的好话。难道李老师没给我们讲过新中国成立前‘育婴堂’的罪恶？美国人披着神父、修女的外衣，拿我们中国的小孩做解剖实验，多坏呀！而他说他的教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美国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神父！我爸爸的许多亲密战友，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同美国鬼子作战牺牲的！我爸爸的脚，也是被美国鬼子的子弹打残废的！要不我爸爸不会转业的，说不定已经当上了师长了！……”
他又一脚踢向半块砖。砖并不是在路面上，而是一半在地里。结果砖倒纹丝不动，他自己脚疼得叫起来，抬起膝盖，双手捧着那只脚，像单腿鸡似的，原地转着圈儿蹦跳不止。
我想笑。可他说出的话，使我想笑都笑不起来。
走到王小松家所住的那条街口，他最后一次站住，仿佛内心里进行了一路的矛盾冲突，头脑里经过了一路的深思熟虑似的，表情郑重地对冼老师作出了“终审判决”：“不过，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好老师。”注视我片刻，又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赶紧接着他的话说：“那，咱俩……可都不要做对不起冼老师的事呀！”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想当第二个岳红红吗？老子才不呢！”
他觉得受了侮辱。
我向他伸出一根手指。
他也伸出一根手指，和我的手指勾在一起。
我们同时说：“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我们都被对方所感动了。互相瞧着，彼此信任地笑了。
王小松的话起码说对了一半——冼老师的确是位好老师。在李老师制作的那些教学用具的基础上，他加以改进，使它们在课堂上更方便更能帮助我们思考了。并且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教具和图表。在全校进行的一次算术竞赛中，我们班夺得了第一名，平均分数比最差的班级高二十多分！虽然小黑旗仍挂在教室门外，但全校师生，对我们班的同学都刮目相看了。
原先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由校长兼任。几天后调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位四十多岁的瘦削的看去很有能力踌躇满志的女人。我和王小松都觉得从某些角度看她的时候，她像连环画《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金环是地下党员，牺牲了。
有一天王小松对我说：“怎么样，给她也来一个呀？”
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犹犹豫豫地回答：“给没有的同学来一个行。她是党支部书记，校领导，不好吧？”
他说：“胆小鬼，怕什么啊！追究起来包在我身上还不行吗？”拍了拍胸脯，“我爸爸是区党委书记，管着她呢！能把我开除不成？”
我摇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传第三个同学，啊？”
在起绰号方面，王小松顶服我。经不起他的鼓励和怂恿，我想了想说：“那就叫她‘烈士’吧！”
王小松一拍腿：“‘烈士’？高，高！真有你的！”
也许由于我们班教室门外挂着黑旗；也许由于我们刚刚在全校同年级的算术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也许由于我们冼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烈士”对我们班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冼老师正给我们上算术课，“烈士”轻轻推开门，脚步无声无息地走入了教室。
她微笑着问冼老师：“可以吗？”
“当然，当然。您请随便坐……”
她的突然光临使冼老师有些局促，脸红了。
“你别紧张，”她说，“我从你们班门外经过，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听听你的课。你该怎么讲还怎么讲，就当没有我……”
她说完，立即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款款而坐。
下了课，她一句意见没发表，对全班同学笑笑，对冼老师笑笑，脚步无声无息地走了……
在开一次全校广播大会的时候，出乎我们班同学意外的，悬在黑板上方的广播喇叭箱中，传出了“烈士”表扬冼老师讲课讲得好的话语。我们望着广播喇叭箱，想象她当时一定是满面赞赏的表情。
她还说：“我相信，这样的班级，黑旗一定不会长久挂在他们的教室门外！……”
全班同学都激动得大鼓其掌。
冼老师腼腼腆腆地望着我们，样子很严肃。但嘴角抿不住地微笑，将他脸上的严肃全破坏了。看得出他内心里比我们更加激动……
以后，“烈士”经常到我们班来听课……
而校长，一如既往，经常到我们班隔壁的三（四）班听课……
再以后，“烈士”经常陪同区教育局的某些领导到我们班听课……
而校长，也经常陪同区教育局的另外几位领导到三（四）班听课……
终于有一天，也是上午课间操之前，三（四）班受到了“烈士”的严厉批评——因为一名女同学偷了一名男同学削铅笔的小刀，那男同学狠狠扇了那女同学一记耳光，那女同学的妈妈找到学校里来了……
“烈士”批评三（四）班之严厉，绝不亚于校长那一次批评我们班。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黑旗挂到了三（四）班教室门外……
于是红旗归回到了我们班……
那些日子“烈士”春风满面……
那些日子校长不再到三（四）班听课了。当然，也就没有区教育局的什么领导需要他陪同了。他们来了，陪同的也是“烈士”，是到我们班听课。
那些日子，我们班的同学，都很替我们自己，也替冼老师感到光彩。并且，对三（四）班，都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就像他们当初对我们失去了红旗所怀有的心理一样……
那些日子，冼老师的脸上却阴云密布。因为三（四）班的老师，不和他说话了，见了他如同见了势不两立的仇敌一样……
那些日子，三（四）班的男同学，经常在我们冼老师背后骂他。暗藏于楼梯拐角，冲着他的背影喊声“显大眼”什么的……
那些日子，我们班的男同学，经常因此在放学路上和三（四）班的男同学打架……
晚报竟发表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报道我们班级由一个落后班怎样变成模范班。三百多字写的是我们冼老师，七百多字写的是“烈士”，写她领导有方，抓典型树模范眼光很准经验丰富等等……
市电台还将晚报此篇报道在“新闻节目”里广播了。一夜之间我们班全市扬名。我们回到家里，家长们向我们问长问短……
于是“烈士”开始被别的学校请去作报告，介绍经验。
我们问冼老师记者什么时候采访的他。
他笑着摇摇头说：“没有采访过我，真的没有……”
我们都觉得他那笑很勉强，有几分苦涩，却不知因为什么。
后来全校的同学之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烈士”的姐夫是晚报的副主编。其实她并不打算在我们学校长待下去。只要我们班一评上区模范班级，就有可能继而评上市模范班级。她也就有可能直接调到一所市重点中学而不再是小学去当党支部书记……
“烈士”很为此生气，专门召开了一次全校会议，宣布一定要揪出谣言的制造者们……
校长表示极大的义愤，慷慨激昂地说：“当然要揪，一揪到底！揪出来了，水落石出了，就能辨别究竟是不是谣言了……”
一时间全校师生人心惶惶。
但“烈士”却没有认真揪，也就并没有揪出谁来，也就谁也无法辨别究竟是不是谣言……
接着全市掀起了一场人人捐献粮菜、支援灾区人民的运动，小学校的学生们也不例外。
“烈士”亲自到我们班进行了一次动员。她说我们班是全校的模范班级，在这一次捐献运动中，一定要比别的班多捐。说只要争得了这一次光荣，我们班评上区模范班级就毫无问题了，评上市模范班级也就指日可待了……
她给我们规定了一个非达到不可的数量。
冼老师又尊敬又感激地笑着将“烈士”送离了教室。教室门一关，他脸上的笑容随之消失。
他为难且内疚地问我们：“都听明白了吗？”似乎那个非达到不可，而要达到又太超出客观能力的数量，不是“烈士”给我们规定的，而是他。
全体同学沉闷不语。
达到那一数量自然是光荣的，争得那么一种光荣自然是我们所愿意所希望的。但我们很难做到，简直无法做到啊！
“老师，我……只能捐一棵冻白菜什么的。那还是我们家平时舍不得吃，要留着过年包饺子的！”终于，有一个同学鼓足勇气，小声这么说。
“老师，我爸爸在单位得捐，我妈妈在单位也得捐，我哥哥在中学还得捐，我姐姐也在咱们校，六年级的，又是班长，得带头多捐。我再捐……我……我回家怎么和爸爸妈妈开口哇？……”
一时七言八语，各说各自的困难，各述各家的苦衷。
老师望望这个，瞧瞧那个，紧锁眉头，许久未开口。
王小松忽然站起来说：“老师，你别犯愁。我有一个想法——星期天你带我们到郊区去捡菜怎么样？那不就解决难题了吗？”
“捡菜？能捡到吗？”
“能！保证能！有的大人，一天能捡一袋子呢！”
王小松说得很有把握。
老师沉吟着，思忖着，良久，同意地点点头，问：“那么，哪些同学星期天愿意跟老师去捡菜？”
全体同学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女同学放下手，一个也不许去！”
他说得十分坚决。接着，点名挑选了十几名身体结实的男同学……
星期天，我们和他在火车站会合了。尽管他不许女生去，还是有不少女生来了，而男同学差不多全来了，个个夹着袋子，小铲子什么的，好像谁都能满载而归。他板起脸命令女生们回家去。她们哪儿肯听呢！
结果，他率领着我们，和一批到郊区“捡”菜的市民，一块儿登上了一节闷罐车。
郊区的田野，被一场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无数的“坟”包隆起。那是一时不能从地里运走，直接用土培在地里的各类蔬菜。无非土豆、萝卜、甜菜疙瘩、卷心菜什么的。那便是饥饿的市民们到郊区进行“大扫荡”的目标。
那哪儿是“捡”菜啊！白茫茫一大片地好干净，连一片儿菜叶也没处捡呀！那纯粹就是抢菜。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公然掠夺……
饥饿的市民们潮水一般奔向了田野，奔向了那些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的隆起“坟”包……
我们这些孩子，受到心理上情绪上的无形的煽动，一个个不甘示弱，齐发一声喊，也紧随市民们之后，扑向田野，扑向那些银色的“坟”包……
“同学们，同学们，这些不能动呀！咱们是来捡菜的！咱们不能这样！”
老师在田野里奔来奔去，大声喊叫，企图制止我们。
他怎么能制止得了我们呢？
见了菜，我们变得像一群还从没啃过骨头的小狗见了带肉的骨头……
农民们从村里冲出来，手中操持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为了捍卫他们的劳动果实，凶猛地驱赶饿红了眼的市民们。市民们依仗人多，奋不顾身，很勇敢。于是田野里各处展开了搏斗。农民们被彻底激怒，一个个下狠心，棍棒无情，劈头盖脸朝市民们打。有人头破血流了，有人倒地不动了……
我们被这种始料不及的“战斗场面”吓蒙了，骇然尖叫着，像一只只小兔子似的，在田野里窜来窜去……
誓死捍卫劳动果实的意念，使农民们失去了理智，竟也追打起我们这些小孩子来！
“不许打他们！不许打他们！不许打我的学生们！……”
老师像一只兔妈妈，也在田野里窜来窜去，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竭尽全力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要打，你们打我！打我呀！我是老师！是我带他们来的！狗东西，你敢打我的学生！”
他见王小松被一个青年农民抓住，拳脚交加，便咒骂着，不顾一切地朝对方扑去！那一时刻，他不再像兔妈妈了，像狮子、像豹子、像虎……
“老师带领学生来抢我们！还骂老子！打你就打你！”
那青年农民和我们的老师立刻扭打成一团，在雪地上滚来滚去……
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不帮助我们的老师呢？
那青年农民眼看自己要吃亏，一棍子朝老师头上打去。
老师躺在地上不动了……
市民们有的抢到了什么，主动撤离了“战场”，转移向另一“战场”。有的被棍棒从田野里驱赶走了。
最后，只有我们的老师，仍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他头上流出的血，染红了雪地……
还有我们，他的学生们，围绕着他，或跪，或站，或伏在他身上，一个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喊着，叫着：
“老师！老师！……”
“冼老师，你睁开眼睛呀！……”
都以为他死了。
男同学们边哭边咒骂，一个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互相鼓动，都要冲入村中拼命……
我们的哭喊声叫声，响彻田野。世界一时仿佛被我们哭得喊得叫得天昏地暗……
一些农民见此情形，惶惶不安，也纷纷聚拢。
一位老农，急急忙忙走过来，将我们的老师从地上扶起，靠在怀里。接着解开棉袄，从衬衣上撕下布条，替我们老师包扎头上的伤。他那破棉袄内，只穿一件旧衬衣，而且没有扣子，用衣角对系在身上。瘦瘪瘪的胸膛半袒露着。我，我们，都看到了一条条肋骨。这使我想到了那匹吞吃掉我五个鸡蛋的、城里拉泔水车的老马……
“唉，你们老师也是……这么冷的天，咋也带你们来……不怕别的，也得怕你们丢了、冻坏了呀！”老农埋怨着。
“我们不是来抢的……我们学校号召，向灾区捐粮菜……老师不带我们来捡，我们就完不成数量……”
老农抬头望着我们说：“你们呀！往哪儿捐呀！我们这儿就是灾区！今年国家若不救济，村里非饿死几口子不可。”
他将老师背了起来。
农民们或领着我们或背起我们，将我们带往村里。
那老农是村里的老支书。
我们老师在他家里苏醒后，仍喃喃地说：“别打我的学生，别打他们。要打就打我……”
老支书的老伴儿哭了：“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你放心吧，哪能打孩子们呢？逼俺们打，俺们也下不去手哇！”
她盛了满满一碗搀菜的玉米面糊糊粥，看着我们老师喝光了。又从炕洞里扒出些烤熟的土豆分给我们吃……
农民们套上爬犁，将老师和我们送出村，一直送到铁路沿线的一个无名小站。为了向老师和我们表示他的负疚，将我们的口袋中装满了冻菜。他们这样，我们反倒惭愧起来，纷纷拒绝带走那些冻菜。
最后还是老师说：“收下吧，他们也是一番诚心诚意！”
我们才不好意思地收下。
结果我们班捐献的数量，竟超过了“烈士”给我们规定的非达到不可的数量。
我们班在这件事上，又争得了全校第一。
然而奇怪的是，全校师生往“义运”卡车上装菜的时候，却只见校长和教导主任，不见“烈士”的影子。按说，在这种时候，她也是应该亲临现场指挥的。即使不需要什么人指挥，她也不会失去一次指挥一切人的机会的。
校长和教导主任显得劳动热忱特别高涨，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汗气腾腾，连手套和皮帽子都戴不住了。
冼老师头一直发晕，没参加劳动。
教导主任走到我们班的菜堆前，指着问：“这就是冼老师带领你们从郊区抢的菜？”
王小松反驳道：“不是抢的！”
教导主任没好气地说：“那就是偷的！偷就不觉得可耻了吗？”
我忍不住抢白了他一句：“也不是偷的！是农民送给我们的！”
教导主任愠怒了：“干什么？都想干什么？你们班的同学，现在一个个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校长扯了教导主任一下，以一种平静得听来有几分做作的语调说：“这个班啊，咱们应当总结的教训多着哪！深刻呀，一辈子不能忘啊！干活吧，先干活吧。同学们的眼睛还没被擦亮呢，现在别对他们太认真……”
校长说着，拎起一只袋子，一甩，很轻易地就甩到了卡车上。
我们面面相觑，不是因为他的力气，而是因为他那番话……
劳动结束，班长刘丽芳将大家召集在一起，通知说——接连放三天假。
我们不禁欢呼。
欢呼一阵之后，有的同学开始觉得疑惑了。
“全校都放三天假吗？”
“不……”
“只我们三年级？”
“不，只我们班……”
“为什么？”
“因为我们班捐的菜最多？”
“我也不知道……”
“那，谁告诉你的呀？”
“教导主任。”
“他也没这种权力哇。”
“当时校长站在他旁边……”
同学们都预感到，某件在大人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肯定地，已开始降临到我们班级了。首先会降临到我们的冼老师头上，继而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谁也休想摆脱它，谁也摆脱不了它。我们只有听凭摆布的份儿，别无主张，别无办法。可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呢？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将把我们摆布到哪般田地呢？冼老师他也预感到了吗？
我们一个个心事重重地散去了……
三天后，每个进入教室的同学，都注意到了——教室门外，挂的又是黑旗了。
然而似乎谁也不感到奇怪。
似乎谁也没注意到。
谁也没心情问什么，说什么。
上课铃响过很久，才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教室。一个三十多岁，也许四十多岁，不太能一眼就判断出年龄的胖子。
他自信而又自负地踏上讲台，不苟言笑地说：“我是新调来的老师，我姓陶。古时候有位大诗人叫陶渊明，我和他同姓，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啦……”
一团雷火劈入教室，也不见得能使我们比那一时刻更震惊。
“我们的冼老师呢？”
“他嘛，当然不再教你们了！”
“为什么？”
“他没有资格教育我们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接班人！”
“为什么？”
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连珠炮似的发问。
“为什么，为什么！哪来这么多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告诉你们的时候！翻开课本！”
“陶渊明的陶”用黑板擦拍了一下讲课桌。
王小松将自己的课桌抬起一角，猝然一松手，桌腿击地，发出很大的响声。
“谁？站起来！”
刹那间，男同学都用双手拍桌面，就好像齐拍一面大鼓似的。
于是女同学们也开始效仿。
五十多双脚同时跺地。
五十多条嗓子高叫着：
“我们要见冼老师！”
“我们要见冼老师！”
“我们要见冼老师！”
一个同学在高叫声中喊：“咱们到教员室去，把冼老师请回来呀！”
于是全体站起，涌出教室，奔向教员室。
冼老师不在教员室。他的桌子也移了地方，从原来朝阳的一面墙那儿，挪到了一个照不见阳光的角落。并且，没有椅子，仿佛它的主人不再需要椅子。或者反过来说，它已不再需要它的主人。桌面当中，一块玻璃板下，压着一页白纸。纸上写着一行毛笔字——向李老师学习，教好孩子们！是冼老师的字。还有，王小松的那一小块豆饼——装在一个小玻璃盒里。再有，就是他没批改完的、我们的作业本和李老师遗留给他的，也是遗留给我们的《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蓝绸封皮的厚厚的不知名的书。
我们站立在他的桌前，心中都十分明白他已离我们而去。我们一个个不禁肃然，不禁忧伤。
“冼老师呢？我们老师呢？”
“他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和他见上一面，不让他和我们最后说几句话，你们就把他赶走了？”
我们激动地发问。不，那是一些企图伸张某种正义的孩子们的质问。我们咄咄逼人地瞪着教员室里的每一位老师，年长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我们一向尊敬的和我们不曾给予过尊敬的。在我们的瞪视之下，他们和她们的目光躲躲闪闪，仿佛都做了亏心事，还想掩饰。
“你们太过分了！谁允许你们一窝蜂似的拥到教员室来的？”曾将我们冼老师视为仇敌的三（四）班的班主任，以一种又解恨又刻毒的语调说：“不是谁把他赶走了，是公安局把他带走了。因为他是美蒋特务！”
我们目瞪口呆……
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不失时机地表白：“是啊是啊，不是我们把他赶走的。我们哪有权力把他赶走呢？……”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又说，“当然，现在证据还不确凿。还只是嫌疑……至于证据嘛，有是有一些的。比如，他利用一次给你们讲故事的机会，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神圣课堂上替帝国主义散布了些什么，难道你们不是最清楚的吗？这就需要同学们端正立场，提高觉悟，进行揭发啰！证据都是收集得来的嘛！又比如……”他从冼老师的桌上拿起了那本蓝绸封皮儿的厚厚的不知名的书，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圣经》！即使告诉你们这是《圣经》，你们还是不知道《圣经》是什么，对不对？它宣扬上帝主宰人类，这起码是迷信吧？这样的人怎么配当老师呢，啊？大家快回到教室去吧！你们每个同学倒是应该认真想一想，你们对他挺有感情，这究竟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之中，这是首要的一个为什么啊！”
他一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样子。他的话即使根本不能说服我们，也使我们感到他肯定是善意的，是有道理的，是对的。
三（四）班的班主任又说：“你们再不走，我可去请校长和教导主任了啊！”
我们都怀着一种仿佛失落了什么，仿佛希望带走什么，却不知该带走什么，明知什么也带不走的心情，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教员室。
经过三（四）班时，有同学将教室门上的红旗扯下来，倒挂在门上……
后来，公安机关的人出现在我们这所区重点小学校里……
再后来，他们找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个别谈话……
于是班级里首先进行了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冼约翰”的揭发批判……
于是全校进行……
于是晚报、日报对于这一“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例子”连续发表了许多篇社论、评论。
于是省市电台接连几天进行反复广播……
晚报和市电台还作了公开的检讨……
于是历史便记录下了这一当年的“重大阶级斗争事件”……
于是我们的班主任冼老师从我们的小学生活中消失了……
消失了的还有“烈士”……
王小松问我：“你估计她怎么样了？”
我想了想，回答他：“大概牺牲了吧！”
不久学校宣布，党支部书记仍由校长兼任。
又有区教育局的领导到学校来视察了。每次来，校长都陪同他们到三（四）班听课……
三（四）班被评上了区模范班级……
校长的名字见了报，经常被请到别的学校去作报告——关于在小学校抓阶级斗争教育的报告……
虽然我们人人都参加了揭发和批判，但我们十分憎恨我们之中第一个出卖冼老师的“奸细”。
我，王小松和另外几个男生，一致认为“奸细”肯定是班长刘丽芳。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把她堵在一条胡同里，围住她，威胁她，恫吓她，逼她“招供”。王小松亮出小刀子，恶狠狠地说，如果她不从实招来，就一刀将她的鼻子削掉……
“不是我！你们怎么认为是我啊！真的不是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呀！……”她恐惧地哭了。
“你们看，你们看这个，难道会是我吗？……”
她哭着从书包里掏出个铅笔盒，打开来，掀起贴在铅笔盒盖上的课程表的一角——我们看见一个极小极小的半身像，隐蔽在其下。那是我们的冼老师，从照片上剪下来的。我们班获得全校算术竞赛第一名后，他和前五名同学照了一个相，五名同学中也有刘丽芳……
我们纷纷掏出手绢替她擦脸上的眼泪。
待她不哭了，我们一齐将她陪送到家门口……
许多同学在以后的考试中故意答错题，刚及格甚至不及格也在所不惜。我们以此，也仅仅能以此，在当年，对大人们，尤其对教我们文化知识的大人们，以及他们的某种生活哲学，实行悲愤的报复。我们看见教室门上的黑旗，非但不再觉得耻辱，反而觉得快感。
王小松转学了……
刘丽芳调到别的班去了，不再是班长……
其后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被分散插入别的班级，将许多别的班级的同学调到了我们班……
我们的班级不存在了……
那一年的冬季漫长而寒冷。
第二年的冬季更寒冷，大地被冻得像浇铸了一层厚厚的水泥……
年三十夜晚，母亲收拾穷家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翻出了一斤粮票，团成了一个纸弹弹儿的一斤粮票，一斤去年的粮票。
“呀，呀，一斤粮票！……”
母亲像发现了一颗上辈子人藏匿的珠宝。
我提醒母亲：“妈，明天初一了！哪儿都关门放假，用不掉，春节一过，不就作废了吗！”
母亲也说：“是呵是呵，怎么地，也不能作废了它呀！”
母亲将它托在手掌心上，呆呆地瞧着，发起愁来。
当年，白白作废一斤粮票，不啻是一种罪过！
一斤粮票有时能救一条命！十斤粮票则足可令歹人起谋财害命之心。
母亲瞅瞅我，又瞅瞅已熟睡在炕上的弟弟妹妹们，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快把你弟弟妹妹们弄醒，妈妈给你两块钱，你带着弟弟妹妹们，无论如何也得将这一斤粮票用了！”
说罢，从兜里掏出两元钱塞在我手里。
我说：“两元钱能买什么呀？买一斤粗粮细作的饼干还得三元多呢！”
母亲瞪了我一眼：“谁叫你买饼干了？买几个烧饼，一人喝碗豆浆什么的，差不多够了！”
反正不能作废了那一斤粮票——在这一点上，我和母亲毕竟是一致的。
于是我弄醒弟弟妹妹们，告诉他们，我要带他们去“下馆子”。他们一听，一个个困意顿消，兴高采烈。
三十儿的夜晚竟是最黑暗的夜晚。城市死寂沉沉，没一点儿辞旧迎新的气氛。啐唾成冰，干冷干冷的。
我们去到的小铺子和小饭馆都关门了。为用掉那一斤粮票，我带领弟弟妹妹，越走离家越远。
“哥，我冷……”
“哥，我的手都冻僵了！”
我不禁开始动摇地想——究竟值得不值得？
“你们看，前边那不又是小饭馆吗？最后到那里去……也关门了就回家！……”
它居然没关门。里面只有一个顾客，背对着门，独占了一张桌子。一位老师傅，伏在柜台上，颇有耐性地望着那个人，分明地，只要那人起身离开，便会关门。
我和弟弟妹妹们刚一走进去，老师傅便挥挥手往外撵我们：“别进来了，别进来了，什么吃的都没有了，马上就关门了！”
我苦苦哀求他，无论凉的热的，好歹让我们吃点儿什么都行，并向他出示了那一斤粮票。向他讲，为了那一斤粮票不作废，我们已经走得离家有多么远。
他瞧我们冻得一个个怪可怜的小模样，心软了，现给我们热了几杯豆浆和几个烧饼。
于是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另一张桌旁坐了下去。
弟弟妹妹们一边喝着豆浆吃着烧饼，眼睛一边朝那个顾客的桌上瞥——五六盘菜，一盘饺子，还有半瓶酒。一个人能这么丰盛地吃上一顿，真让人嫉妒啊！这大概得花掉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吧？
那人也看了我们一眼，笑了笑。那一种笑似乎是一种倾诉，一种自白，含意很多，使人觉得他的心此时此刻正品味着孤独和凄凉。
忽然妹妹一声说：“哥我也要吃饺子！”
我说：“明天是初一，明天你能吃上饺子。”
妹妹说：“今天是三十儿，我现在就要吃饺子！”
我说：“别胡闹！再胡闹我揍你！”
妹妹便哭了。
那人起身，同时端起他那盘饺子，走过来，轻轻放到了我们的桌上。
“哎您……别这样……这怎么行！……”
那人一言不发，接着将他桌上的几盘菜，都一一放到了我们的桌上。
“吃吧，怎么不行呢？”
他在我对面坐下，掏出烟吸，吸的是一盒价格最便宜的劣质烟。
我一时发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望着他。
忽然我认出了他——
“冼老师！……”
他停止吸烟，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立刻也认出了我——
“是……你……”
他夹着烟的手指，剧烈地抖起来。
我不知究竟是我投入了他的怀里，还是他将我搂入了他的怀里。我不知道。
我哭了。
泪如泉涌，想止也止不住。
我说：“老师，我想你，我们都想你呀……”
我不知我究竟还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他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把我搂得很紧很紧。仿佛他搂抱住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仿佛他一放开我，他又是残缺不全的了。
“别哭，别哭，你弟弟妹妹都有点儿被你哭傻了呀……”
终于他使我安静下来，和他面对面坐着。
“这是我的学生！我当过老师！……”
他指着我，对那正耐心地等着关门的老师傅说，说得很自豪，脸上顿时显现出某种光彩。
“学生？噢，好，好哇……”
老师傅嗯啊地随口应酬着，心不在焉地望着我们。
弟弟妹妹则开始毫不客气地吃他端过来的饺子和菜。
他向我问起班级的情况，问起王小松，问起刘丽芳，问起红旗是否还属于我们班，问哪位老师继他之后当我们的班主任，问起周六的最后一堂课，我们新来的班主任是否仍给我们讲故事……
我一点儿真实的情况也没告诉他，我用一句接一句的谎话回答他。
听了我的许多谎话，他感到很欣慰。
“老师，你告诉我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干什么？我和王小松，刘丽芳，一定要去看你！”
“我……在郊区的一个小工厂……你们不能去看我。谁也不要去……我挺好的……”
他的脸很憔悴，头发很长，脸上还长了胡子。他的黑色的工作服棉袄很肮脏，左前胸那儿印着一个“改”字。这个字使我无须再问什么。某些工厂发给被监督劳改者的工作服，都印有那么一个字。
“她怎么样？”
“谁？”
“就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吗？”
我点了点头。
他低声说：“她是个好人，一位好领导。对不对？她关心过我，关心过咱们班，这一点我永远也不能忘……你……若有什么机会单独见到她，一定替我问她一声好……也要替我问同学们好。就说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肯定给同学们造成了不愉快……”
我急忙说：“没有。老师，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真的……”
他苦笑了。
他又说：“还记得吗？我曾跟你们讲过，人有两种生命形式……也许属于灵魂的那一种形式，是更好更自在的形式啊！……”
我又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早已接受了他这一说法。
其实我那时由于年龄小，对关于灵魂的问题，从未进行过任何思考。
那一时刻，我才闻出，他口中酒气很重。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而他原先也是个反对吸烟反对喝酒的人……
“哥，我要撒尿，我憋不住了！……”
一个弟弟叫我。
我便带他到外边撒尿。
回来时，老师不在了。
弟弟妹妹们不但将豆浆和烧饼，也将几盘菜和一盘饺子一扫而光，期待着我带领他们回家。
“我老师呢？我老师呢？……”
我向老师傅大声询问。
“你一出去，他跟着也出去了。这孩子，你又不曾让我替你看着他！快走吧，快走吧，我早该关门了！”
桌上遗留下了老师的空烟盒。
我拿起它，觉得它是老师有意留给我的一件东西似的。
我扇了弟弟一巴掌……
一九八一年，我重返我的母亲城，见到了我童年的朋友王小松。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小学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自不待言。中学时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革”狂澜。所不同的是——我属于“红五类”而他属于“狗崽子”。我的父亲因为是工人阶级没挨过斗，他的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打倒”、被“解放”、被“结合”，再被“打倒”，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去“兵团”而他没资格便只得去“插队”。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幸运地上过大学，而他被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例经贫下中农推选当过农村的小学老师……
返城后他发奋考上了“师专”。我们相见时他竟成了我们小学母校之校长。
二十年后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成了彻底的大人……
叙谈中他问我：“你还记得咱们冼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
一问一答我们都回想起了当年，却并不怎么激动，感情淡泊得很。
他说：“他平反了。”
我问：“他如今在哪儿啊？”
他说：“他早死了。学校里出了那件事后，也就是春节前吧，好像正是三十儿那一天，他把他积攒的钱差不多全花光，饱吃饱喝了一顿，吊死在一间破工棚里……直到过完春节，人们上班了才发现……”
蓦地，我的记忆倒退回了二十年前那一个寒冷的冬季，那一个黑暗的干冷干冷的三十儿夜，那一斤粮票，那一个小饭馆，那遗留在桌上的便宜而低劣的香烟的烟盒……
而我们叙谈于一家雅静的饭店，窗外正是盛夏季节树绿花红……
“谁……谁替他平反的？”
“我。我一当上咱们小学母校的校长，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王小松得为咱们冼老师平反啊！也巧了，上边转来一份公函，是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批转下来的——冼老师的老父母到中国来了一次，寻找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件事儿倒也没太费周折。我还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一直是我校优秀教师先进人物，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癌症……”
“你这不是欺骗吗？”
“那依你又该怎么办？告诉两位不远万里来寻找儿子的老人真相？我可没那么冷酷的心！你喝橙汁还是喝咖啡？……”
“橙汁吧！”
“你知道当年那个‘奸细’是谁了吗？”
“不知道。你知道？”
“是乔东辉。”
“是他？……”
那是我们班里被每一位老师和全体同学所公认的最最老成的一个同学。难怪他学习成绩一向平平毕业时却被保送到了一所重点中学。
“怎么会是他呢？……”
我难以相信。
“不是他自己说的，我也不信。他不知扯上了一种什么关系，出国了。如今在美国混得还挺不错，拿到绿卡了。不会回来了！他临出国前，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通知几位小学同学聚会，也通知了我。请大家撮了一顿。前几天还从美国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要冼老师父母的地址，信上说异国他乡的，没个可依靠可信赖的人，有时也感到怪苦闷的。说如果老师的父母，念在他是他儿子的学生之分上，能给予他某些关照，他的境况就会更好些……”
“你告诉他了？”
“我能吗？”
他笑了。
我也笑了。
我伸出一根手指，说：“你发誓，永远也别告诉他！”
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他也伸出了一根手指，钩住了我的手指：“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你……小学校长，干得还可以吗？”
“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我这人，胸无大志。我对学生规定的思想教育只有三条……”
“爱党，爱祖国，爱人民？”
“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一个人小的时候，连这些起码的方面都做不到，长大了准是个混蛋！即使有才干，也准是个有才干的混蛋！你说的那三爱，等他们上了中学以后，由他们的中学老师去教育好了！什么事，在中国，都有些怪。小学生，从小就得接受爱党的教育。上了中学，再教育他们也应该爱父母。上了大学，则教育他们如何懂礼貌‘五讲四美’了！我才不这么倒着来呢！反正我也不巴望谁封我个‘模范教育工作者’之类……”
我们叙谈了很久很久。
分手时，我忽然产生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再当一次小学生，就在我的小学母校。
不久前我检查儿子的作业，在某一页发现这样的“秘密记载”：
“×××上课做小动作。”
“××骂人。”
“×××在学校吃零食。”
我严肃地问儿子：“这怎么回事儿？”
儿子回告：“到评‘小红花’的时候，汇报老师呗！他们评不上，我就更能评上啦！”
儿子回答得也相当严肃。
我说：“这样做不好。”将那页纸扯下来撕了。
儿子哇地哭了：“他们还汇报过我呢！大家都得互相监督！……”
我费了半天口舌向儿子解释这样做为什么不好。然而我看出儿子并没有明白。
为了儿子和今天的孩子们，我写下这篇文字，算是作为父亲的某种责任，也算是对我的一位名叫“冼约翰”的小学老师的一篇悼文……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