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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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嫂
顺嫂到北京那一年是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她二十二岁。二十二岁的她被称为嫂已经四年了，也就是说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已经四年了。而实际上那四年中她仅仅有两天多一点儿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不，严格地说，仅仅有两夜加几个小时和他在一起，实际上总共不足一天。
顺嫂李慧芝是山东人，十五岁起就是革命根据地的一名小村干部了，十六岁入党，十七岁当村长兼民兵队长，同时是最年轻的县委委员。那时根据地允许民兵队长佩枪，何况她是县委委员，所以她终日佩一柄小手枪，英姿飒爽，俊气又神气，是村里大姑娘小媳妇们崇拜的偶像，大男人们敬畏三分的小女子。
她丈夫叫刘顺根，比她大六岁，与她同村。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那一年，他在她的亲自动员下参了军。他有一瞎哥哥，兄弟俩自幼相依为命，手足情深。顺根舍不得哥哥，那光荣花戴的很是有几分不愿意。倘非她三番五次亲自动员，他是不会参军的，尽管他非常拥护革命。事实上他早已暗恋着年轻的女村长了，只不过觉得自己太普通，配不上她，不敢贸然央人提亲。
也许，不牺牲，革命胜利后就有些资格娶她了——这是他的私心杂念。
新兵队伍开拔前，他找到她，郑重其事而忧心忡忡地问：“我走了，谁替我照顾我瞎哥哥呢？”
她也郑重地回答：“我不是向你保证了吗？当然是我啊！你就放心去吧，我一定将你的哥哥当成我的亲哥哥一样照顾。”
他又问：“要是我负伤了，残废了，将来娶不上老婆，可怎么办呢？”
她想了想，信誓旦旦地说：“你要真那样了，你是光荣的人。别的姑娘嫌你残废，我李慧芝是不会嫌你残废的，我嫁给你。”
他眈眈地瞪着她，继续问：“要是我牺牲了呢？”
这一问，她被问愣了，不知究竟该如何回答是好了。
他就说：“村长，我并不是成心想为难你。光荣花都戴上了，军装都穿上了，难道我还会打退堂鼓吗？只要你让我亲亲你，哪怕我刘顺根此一去牺牲了，也心甘情愿了。”
那是在白天，在村委会的屋子里，几乎所有的村干部都在场，正准备开什么会。
而他自进门后，就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谁也不看，两眼始终瞪视着她一个人。听了他的话，她的脸顿时红极了，一直红到白皙的颈子。屋里一片肃静，有人望着他，有人望着她。众目睽睽之下，她默默起身，离开座位，一步步走到了他跟前。大家以为她会发火，会扇他大嘴巴子。他也这么以为，内心里惴惴的。不料她闭上了眼睛，微微扬起了脸——那意思是，亲吧！
过了很久，她忍不住问：“你怎么不亲啊？”事实上只不过一两分钟之后她就忍不住那么问了。
一个个看得呆若木鸡的众干部这才纷纷省过神儿来，七言八语地争着告诉她，刘顺根走了。
她睁开双眼，见他果然已不在面前。环视众干部，似乎有点儿奇怪地问：“他亲我了吗？”
众人都证实——他确实亲了她一下。
她懵懂地问：“亲我哪儿了啊？”
众人又都证实他亲她腮了。
在众人看来，他显然是亲她了，而事实上，他的嘴唇并未真的触到她的腮。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来时的勇气猝然丧失尽净，只象征性地将嘴唇朝她的腮凑了凑，便赶紧一转身，拔腿逃之夭夭……
她的一只手本能地摸了摸自己的腮，挑起双眉对众人发出严厉警告：“今后谁敢拿这件事儿开我玩笑，可休怪我对他不客气！”
女村长在村里很有权威，竟没一个人拿那件事儿开过她玩笑。
然而她内心里从此多了一种类似相思的情愫。一人独处时，她每每不由自主地牵挂起刘顺根来。她不怕他负伤，不怕他残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嫁给他就是了！但是她很怕他牺牲。怕他牺牲，也不是怕自己将替他长久地照顾他的瞎哥哥，而是怕自己的心长久地被内疚咬住了不松口。对于他，参加自己的队伍，为自己的阶级去打江山，固然是应该的；负伤残废了，固然是光荣的；即使真的牺牲了，也固然是壮烈的。对于她，亲自三番五次动员他参军，固然是分内的义务和工作；固然非是一件足以感到良心不安之事。本村参军入伍的小伙子和男子汉还少吗？她自己也一再地申请去当女兵的呀！只不过上级不批准罢了。从抗日战争初期她是少女的时候起，她听到的见到的牺牲，早已使年轻的女村长对死亡现象增强了莫大的“免疫力”。她的父亲，她的哥哥，都是为革命而献身的呀！但具体到刘顺根这个男人，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了。别的村干部也曾动员他参军过，但往往没说几句话就被他当面顶撞得哑口无言。现在，他被自己所动员终于当兵去了，村干部们无不佩服自己的工作能力强。可如果他一去不复返，真的牺牲了呢？那么他的死不是等于直接和自己发生了关系吗？
年轻的女村长，觉得自己的心分明地也被他带走了，起码是被他带走了一半儿似的。
她是一个没有了亲人的女子。她信守承诺，无论工作多么忙，每天早午晚三次必按时去他的家里，替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他的瞎哥哥。亲自为他的瞎哥哥做饭、洗衣，日复一日，春去秋来，耐心不变。
他从部队上写给他瞎哥哥的信，都是寄在她名下的，也就是由她念给他的瞎哥哥听的。令她不解的是，他竟没写给过她只言片语，甚至连在他写给他瞎哥哥的信中，也一次都没提及过她。仿佛在他的心目中，在他和他的瞎哥哥的手足关系中，她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他在家信中向他的瞎哥哥报功，向他的瞎哥哥发誓，绝不做革命队伍中的孬种！不胸戴英雄花，绝不回村，绝不踏入家门！
年轻的女村长也替本村的某些军属转过家信，读过家信，但她觉得，唯刘顺根的家信，所充满的革命战士的豪情和志气最强烈，最为使她受到感染和感动。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又英雄多多的年代，哪一个农村子弟不希望自己既能佩戴光荣花告别父老乡亲，又能佩戴英雄花心怀骄傲荣归故里呢？但相比而言，年轻的女村长觉得，刘顺根的家信中所充满的英雄主义，似乎是最具有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的。有时她甚至觉得，他家信中的豪言壮语，未必仅仅是写给他的瞎哥哥的，未必不也是写给自己的，只不过他故意将这一点在信中隐蔽着罢了。这么一想，在他的瞎哥哥获得很大的欣慰的同时，她觉得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欣慰了。而如果他的瞎哥哥替弟弟的安危表现出哪怕稍许的不安，她那一天夜里肯定也就会同样辗转难眠。
她开始为他做了鞋子和袜子托人捎到部队去。身为女人，她明白对于浴血沙场的男人们，一双女人亲手做的鞋子和袜子，几经周折送至他们手里之时，对他们意味着多么大的一种温馨。她也明白，倘她不能想到这一点并且为他做了托人给他捎去，村里是不会有第二个女人想到这一点并这样做的。当然并非由于村里普遍的女人们对他印象不好。实际上在村里的女人们眼里，他是个值得她们关爱的男人。他高大、健壮，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他秉性淳朴憨厚，他助人为乐；他行为俭束，在女人们面前从不轻佻，甚至还常常无端地害起羞来，因而村里的女人们也常常喜欢拿他的腼腆公然打趣儿。他却从不生气，红了脸大姑娘似的转身羞答答走开而已……
不是因有一个瞎哥哥，他早做丈夫了。他的瞎哥哥使几位喜欢他的本村姑娘，最终都一一打消了想嫁给他的念头。而他又偏偏到处声明，可以没有老婆，但不可以委屈了哥哥。他很传统，也可以说头脑中很有些封建的伦理意识。他认为既失二老，那么长兄为父。哪个姑娘做他的老婆，便应像孝敬公公一样孝敬他的瞎哥哥。他的瞎哥哥倒从没提出过这么苛刻的要求。以前，他的这些情况，她虽每有所见闻，却从来也没认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自打她开始为他做鞋做袜子，她便往往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他的回想。并且，似乎觉得和自己有点什么关系了似的。尤其想到他当众要求亲她一节，每每自个儿扑哧地笑出声儿来。接着便停了针线，脸上一阵阵发烧。对于他那么一个在女人面前动辄局促害羞的男人，那要求该鼓足多么大的勇气呢？
他的家信中，当然也就开始提到鞋和袜子，但信中仍没有直接写给她的只言片语，是以告诉他哥哥的方式提到的。无非短短的一句话——“鞋和袜子收到了，请哥哥替我谢谢村长，以后不必再托人捎来了，部队上发的够穿。”以至于当哥哥的都替弟弟感到过意不去了，待她念完信后，似乎无心其实有心地问：“俺弟没单有信写给你吗村长？”
而她则装出局外人的样子说：“没有哇，他给我写信干什么呢？就是单独给我写来了，我也肯定没工夫给他回信！”
嘴上虽这么说，心里不免有几分生他的气。而女人一旦因为自己的情意不被重视生一个男人的气，她也就等于端起了一碗爱的糖水，随时准备畅饮了。
只不过她自己当时还没能悟到这一点。
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季，有一天中午，满村的大人孩子奔走相告——“顺根回来啦！刘顺根回来啦！”
当时她正在他家里，一小勺一小勺喂他的瞎哥哥喝草药汤。听到嚷声，她不禁地心内一惊。放下药汤碗，接着一阵发愣，发呆——难道他真的负伤了？残废了？残废到什么程度呢？否则，又没有大部队经过，他怎么会突然地回到村里来呢？她想象不出自己将要见到的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男人。少了一条胳膊？缺了一条腿？面容还是以前那一张相貌堂堂的面容吗？是像他的哥哥一样双眼被炸瞎了？还是没了鼻子豁了嘴，从此落下一张触目惊心的丑脸？
种种可怕的预想，将她牢牢地定在一只矮凳上，双腿软得没劲儿往起站。大人孩子的叫嚷声渐近，她从窗口望见，他的身影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进了院子。此时她即使已经站起，也来不及离开他的家回避他了。在一种极度不安的心情中，她呆呆地愣愣地坐着，望见他在院子里下了马，被些个孩子簇拥着，大步跨入家门出现在她面前——一身军装的他，显得那么英武、那么精神抖擞。他一眼看见她坐在自己瞎哥哥的床前，有点儿始料不及。随即立正，向她很帅地敬了一个军礼。他似乎以为，一个军礼就算很隆重地打过招呼了。甚至可能还以为，也算表达了对她的一切感激。之后便两步跨到瞎哥哥床前，将瞎哥哥从床上拥起，张开双臂紧紧搂抱住连说：“哥哥，哥哥，我好想你！好想你啊！……”
她见他不但健全着，而且更加魁梧了，一颗极度不安的心终于平静。趁他忽视她而只顾与自己的瞎哥哥亲热，她起身悄没声地走了，走得不免有几分失意……
当天晚上，月挂中天，人息犬眠，万籁俱寂之时，他来到了村尽头女村长住的小屋。
“谁？……”
听到敲门声，她敏感地猜到，肯定是他来了。虽然非常肯定，虽然已走到了门前，虽然一只手已搭在门闩上了，却并未马上开门，还是怪多余地高声问了一句。
“我……刘顺根……”
门外，他的声音很低，听来那么温和。仿佛她是胆小的独自在家的少女，他唯恐使她害怕似的。
她说：“都夜里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谈吧。”
年轻的女村长，其实并非一个避讳多多的女人，也从不认为什么瓜田李下飞短流长足以对自己构成名誉的损害。虽然她才刚刚十八岁，虽然她是未论婚嫁的女人，但她在本村的威望，却早已达到了常人的口舌根本损害不了的巩固程度。她自己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也非常自信。所以她话一出口，对自己非常不满，甚至对自己有点儿生气——自己嘴里，怎么也说出了谨小慎微避讳多多的小寡妇们才会隔着家门对外边的男人说的话呢？难道他会把自己怎么样吗？难道自己居然怕他吗？何况在当年，在革命政府统辖的农村，人们对于未婚男女间的关系，也许是比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如今的中国某些农村的人们，看法反而要开明许多倍的……
年轻的女村长那会儿刚从河边洗过澡回来。她那一头齐肩的短发还湿漉漉的。明月的清辉从窗子洒入小屋里，乌黑的油灯钵儿小鼠似的伏在桌角，将几环橙红的光晕布了半室。
他在外边沉默片刻又说：“我明天一早就必须归队，有些话今晚不对你说没机会了！”
她听出他已经是在恳求。
暗想——还今晚呢，这都夜里了！
但却是轻轻抽开了门闩。正如今天流行歌曲唱的——心太软。
他推开门进到屋里时，她已从门旁退开，恰退到明月的清辉和油灯橙红色的光晕之间，使她那秀丽的面容一半呈现着仿佛冷峻的理性的意味儿，一半焕发着分明的能烘暖人心的温柔。起码在他觉得是这样。
她穿一件红地儿碎黑花儿的无领小衫。小衫的袖子不能说长也不能算短。袖口很宽，适遮肘弯，恰裸半截小臂。腰衿儿却是收束得较紧的，如同系了一条无形的带子。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不分南北地域，只要家境还过得去，差不多皆要做一两件那样的小衫伏天在家里穿。它对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年轻女性的意义有点儿像休闲装。即使干洗洗涮涮的家务也无须绾袖子，出了热汗凉水里绞把毛巾擦起胳膊和颈子来非常省事，不必脱衣解扣地避讳男人的目光。接待不速男客也不必惶惶地躲去别处再换衣服。遇有意外情况发生，就穿着那样的小衫活动在广众面前，丝毫也没什么自羞自窘的。除了无领和束腰，它特像清代女性的旗式上衣，也许正是汉族的妇女，由那种旗式上衣“改造”过来的。当年根据地的辖区内已经能够生产布匹，织造质量和印染工艺自然很低，但却也可以说低出了水平，有一种类似蜡染花布的特殊效果。她穿的小衫，正是用那一种布自己裁自己做的。她不唯是一个每每发号施令的权威女子，且是一个善于飞针走线的巧手姑娘，做得肥瘦相宜哪哪儿都恰合其身。她当时穿的裤子也是用那种布自己裁自己做的。原本蓝色的，洗了几次，退色了，快变成蛋青色的了。鞋当然还是自己做的，就是那种农村里女子们最普遍穿的纳底儿扣襻鞋。因为刚从河边洗过澡回来，没穿袜子……
他以前见惯了她一身男装，腰扎武装带，佩着柄小手枪的样子，第一次发现她一旦换穿一身寻常的女儿装，竟那么女人味儿十足。他呆呆地望着她，一时看傻了。
她又退开两步，退至桌前，双臂向后分展，手撑桌沿。这么一来，明月的清辉就洒不到她身上，只洒在他身上了。而她自己，则完全地被油灯橙红色的光晕所笼罩了。于是，她整个人都似乎焕发着能烘暖男人心的温柔，和足以使男人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妩媚了。她双腿交叉，在前的一只脚，脚尖点地。家穿的裤子，裤腿儿本就剪得短，裁得肥，双腿那么一交叉，在前的一只脚，就从半截小腿那儿裸露着了。在月辉和灯晕都照不到的暗处，她的腿儿脚儿所裸部分的肤色，看上去那么白皙。她那一种站姿，使她的上身不免微微向后仰去。这么一来，她的胸脯就高挺着了，她那优美的颈子，也就无形中显得修长了。十八岁的女子，早已发育成熟得像就要自行落枝的桃子一样了。她全身的美点和曲线，那一时刻，是以最佳的最令男人怦然心动的程度显现着了。她的裸臂和她那优美修长的颈子，在她那件红地儿碎黑花儿的小衫子的色彩的衬托之下，看上去尤其白皙了。在齐鲁大地的这一个暑热汹汹的夜晚，在革命根据地的这一个红色理想红色激情充满人心的农村，刚刚从绕村河的碧水清波中洗过澡归来的这一位年轻的女村长，浑身上下似乎也从河边带回了一种湿爽气息，使面对着她的任何男人，都不能不觉得她楚楚悦目，令自己心旷神怡……
但事实上，年轻的女村长当时并未觉得自己和往日有什么区别，更没意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迷人。在这个村子里，人不分男女老少，给予她更多的是敬意。那一种敬意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之下，又是以心悦诚服地听从为表现的。很少有人将她作为纯粹的女人，对她的女性的美点加以议论和评说。即使有哪一个男人像刘顺根一样早已喜欢上了她，那也只有单相思地暗恋着而已，也只有偷偷地欣赏而已，是断不敢对人有所流露的，更不敢当面对她有所流露了。他当着另外几位村干部的面要求亲她的做法，倘被传开了，别人们一定会说他疯了，一定会认为他胆大放肆得没边没沿了。在村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年轻的女村长仿佛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女人——心中只有“革命”二字，只有对党的忠诚，只有红旗和解放全中国的大理想，只有为实现这大理想而时刻准备捐躯献身的英雄主义。至于别的，尤其男欢女爱的情欲，她心中恐怕是半点儿也没有的。故村里的普遍的男人，其实都不敢以欣赏一个女人的目光大胆地久视她。这使她自己也每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头脑中对于自己是女村长、县委委员、革命根据地的女干部的意识，反倒很少有淡薄的时候。她已很久没穿过那天所穿的那一身女装了。自从他参军入伍以后，她因要履行承诺，替他照顾他的瞎哥哥，便更是村里的第一忙人了。今天因为他回来了，她才有较充分的时间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才去河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才有点儿悠闲的心情换上那套很久没穿过的女装……
虽然已开门将他让入屋里了，她仍满头脑的女村长意识，准备倾听面前这个经自己动员才成为革命战士的男人向自己汇报在革命部队中的成长，并准备着对他进行些什么必要的革命的教诲。独自静静地坐着飞针走线给他做鞋和袜子，她内心深处一阵阵本能涌起的女性的柔情，这会儿面对着他的时候，却似乎荡然无存了。
但是他和她恰恰相反。参军一年多来，他实际上已将她当成自己的爱妻一样日夜思念着了！他是为满足一次自己的思念而回来的。更是为使她真的成为自己的爱妻而回来的……
他看她看得呆了，头脑中一片空白，一时竟不知该开口跟她说什么。
“你傻看着我干什么？有话快说呀！”她主动开口了，语气挺严肃，样子也挺严肃。
“我……我对你撒谎了……其实我不是明天早晨必须归队，而是后天早晨……”
他拘束地从头上摘下了军帽，拿在一只手里，另一只手不知所措地挠自己刚刚长出一层短发茬的后脑勺，接着挠他那男人粗壮结实的后脖梗。
她想笑。觉得剃了秃头的他，那样子是更加憨厚得有些发傻了，其腼腆之态，简直像一个特大号的口拙舌笨而又腹藏秘事的孩子。但她却并没笑，仍尽量严肃着，睥睨着他，一副耐心期待着他继续说下去的宽恕表情。她那一种表情不无这样的意味儿——我料到了你会耍这一套。
“我哥胖了……我哥告诉我，村长你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比我照顾得还周到呢……”
他又将帽子戴在了头上，双手放在帽檐两边，不停地正帽舌，仿佛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正，在她看来必定还是歪的。
她却异常矜持地一味儿沉默地望他，越发地想笑，越发地忍住不笑，越发地装出更严肃的样子。但是那一种未婚甚至未曾有过和一个曾被自己牵挂过的男人面面相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的微妙温情，不经意间悄悄地漫上了她的心头，如同炉旁的一盆水渐渐被烘热了。那小屋容一个人嫌寂寞冷清，容两个人则显得贴近亲密，容三四个人则势必人人觉得周转狭窄的空间，那清幽如水的月辉，那不时由于油星的迸射而抖动一次的橙红色的灯晕，形成着一只她和他两个人都看不见的“炉”。而她那从女村长的意识中渐渐解脱出来了的女人的好心情波动似水。只不过她还没太觉悟到自己心情的微妙变化，他也没从她脸上的表情有所发现……
“村长……我……我入党了……”
她双眼霎时一亮。她的目光盯住他的脸再也不移开了。她觉得有一只看不见的强而有力的手，将他更向自己跟前推近了，并且使她顿觉他比才进屋时可亲可爱可信任了十倍似的。在她这样的女性心目中，一个男人是党员，首先便被自己认同了一种与自己可以密切起来的关系。
她不由得改变了站姿，身子不再微微后仰了，双臂松懈一旁，上身向他前倾过去了。她的眼光，有几分刮目相看的意味儿了。
“村长……我……我还当上了班长……后天回到部队，就要被任命为副排长了。”
“你……你进步真快……我应该……应该向你表示祝贺……可我怎么祝贺你呢？……”
轮到她自己表情局促，言语嗫嚅了。而这是由于激动，她心里特别激动——眼面前这个男人，这个经自己动员才去参了军的魁梧英气而又秉性憨厚的男人，一年多来不但在家书中捎回了一次次立功受奖的喜讯，而且入党了，而且即将当上副排长了，她怎能不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又怎能不替自己感到欣慰呢？
她也开始反过来以一种相当欣赏的目光看待他了，她的目光中不无敬意了。以我们今人的，尤其是当代某些女人的理念来想——知道一个男人入党了，当上副排长了，就值得欣赏起他来吗？就值得心生敬意的吗？是不是欣赏和心生敬意的标准太低了些呢？但须知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须知是在革命的根据地，须知她是一位以革命为己任的理想型女子，她以及和她一样的一些女子们，差不多总是首先以一个男人是否积极投身于革命来决定自己对他的态度和感情的。包括首先以此前提来决定他是否值得自己爱，值得自己爱到什么程度。何况，今天的某些国人，尤其某些当代女人，一知道某个眼前的男人是“大款”，就激动不已起来，就心率加快起来，就无限欣赏无限崇拜，流露和表达敬意唯恐不及，标准就高到哪儿去了吗？
“村长，我们的大部队，再经过一个阶段的休整，不久就要与兄弟部队集结在一起，开始解放全中国的大战役了！”
他从她的目光中表情中，感觉到了她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的敬意，因而他不再局促，不再拘谨，变得心情激动起来。
她注视着他，默默地听着，觉得自己对于革命的大好形势知道得太少了，进而觉得他比自己成熟多了。
“我现在是没受伤，也没有牺牲，还能站在你对面看着你和你说话，但这并不等于我是刀枪不入的，万一……”
她不禁举起手臂，将一根手指轻轻压在他唇上……
她说：“我不许你胡思乱想……”
此时她的语调是温柔极了。
他抓住她那只手，紧紧攥着，放在自己胸膛上。她的手感觉到了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劲跳……
他说：“那好，那我就不说万一的事了，但我有一个要求……”
“我知道你要求什么……”
她乖乖地任自己那只手由他攥着，并将自己的脸凑向他的脸，微微扬起了头，并且，闭上了眼睛。想到一年多前他并未真的亲到过自己，她竟觉得自己似乎欠他什么。她那样既受一种补偿意识的支配，其实也受一种理智的渴望式激情的支配。那一种渴望式激情，在那一时那一刻，又直接受着女人本能的业已澎湃起来的情欲所主宰……
但是她妄自期待了片刻，并未感觉到他那丰厚的双唇亲在自己发烧的脸上……
她睁开了双眼，目光迷恍，低声说：“这一次可是我自愿的……”
他却说：“我从百里外日夜兼程地赶回来，可不只是为了能亲你一下！”
“那……你还要怎样？”
“我要你整个人！”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脸面又倏地一下红至颈子。她明白“要你整个人”是什么意思，但并不完全理解……
“我要你嫁给我！”
“可你后天早上不是……”
“所以今天晚上对我很重要！”
“可我还没这么想过……”
“那你现在就想！”
“你这……不是等于逼婚吗？别忘了我是一村之长！……”
“你也别忘了我去参军时咱们有言在先！”
“那是指你如果残废了，讨不上老婆……”
“难道一个不残废的我反而不比一个残废的我更值得你嫁？”
“……”
“我说回来成婚，首长才特批我假的！还把自己的马借给我骑！如果我结不成婚，就是欺骗首长！”
“那关我什么事儿？”
“当然你有责任！起因由你，结果也是你造成的！”
“你真胡搅蛮缠！”
她笑了。她的笑使他看出，她对他的胡搅蛮缠，内心里其实是很快活的。于是他大胆起来，将她搂抱住了。
她挣动了一下，随即温顺。在她那一张绯红的脸上，双眸晶亮，她的呼吸难免急促起来……
“你是不敢嫁给我吧？”
“为什么不敢？”
她迎视着他，目光灼灼。
他的也是。
“怕我真的残废了！”
她摇头。
“怕全中国解放了，而我牺牲了，你成了一个解放牌的小寡妇！”
她摇头。
“那你自己说究竟为什么不敢？”
“人家不是不敢嘛！你尽冤枉人。结婚，那也得经过批准呀！咱们解放区是颁布了婚姻法的你不知道？”
“你是一村之长，你有权批准别人们，就可以批准咱俩！”
“那……那也不能就在今夜啊！”
“我此次回来只能在村里过两夜！一夜就相当于半辈子！我可不愿让今夜这前半辈子白过了！”
她干瞪着他，再也无话可说。在他看来，无话可说，当然就等于愿意了。至于她，究竟有几分愿意，又有几分不愿意，那是连自己也根本说不清的。
他稍一弯腰，毫不费力地将她横抱于胸前了。她干瞪着他，只是微微摇头而已。
他横抱着她走到床前，将她轻轻放在床上，像放一个刚刚入睡的孩子。接着他转身走至桌前，拿起了油灯钵儿，回头望她……
她乖乖地，一动未动地躺在床上，仍只是微微地摇头而已。
他噗地一口吹灭了油灯……
依我们今人想来，半个多世纪前的他们那样些个人，所谓“精神世界”中注定了是丝毫也没有什么浪漫情调而言的。这分明是我们今人的自以为是了。事实上，革命根据地的青年男女，包括他们那样些个有点儿文化的，被革命唤醒了荣耀感同时又被授予了使命感的农村青年男女，不仅皆是对革命充满火一般的热忱的青年，而且是对正统婚嫁理念很具有叛逆性，因而做法很不拘泥于形式的人。男女之事，既不受理念的束缚，也不拘泥于形式——最主要的，一旦丝毫也没有了物质方面吾许尔诺的条件的介入，那么不浪漫也浪漫了。何况浪漫本非有形的东西。两情爱悦到浓时，是会像蜜一样从各自的心里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的。用今天的说法，又简直可以认为他们是很“超前”的，很“现代”的，只要确信自己们的行为无碍革命，在个人情怀方面是很敢于放纵自己一二次而完全“跟着感觉走”的……
斯夜月辉皎洁，如银如雪……
在人民子弟兵班长的炽情烈欲之下，女村长彻底忘了自己是女村长和别种特殊人物，尽情地享受着纯粹是女人在那时那刻的美妙畅快，并且无限地感慨自己何以从没向往过……
第二天早上，当一名村干部敲她的门来找她，她才不情愿地离开他的怀抱，匆匆穿上衣服起来……
门开后，那村干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她穿着那样的衣裤，已经怀疑自己眼花，及至瞥见他在她床上，更加瞠目结舌。
她一本正经地说：“昨夜我们结为夫妻了，我批准的！”
又警告：“不许嘴快，一会儿便嚷嚷的满村人都知道了！我丈夫和我，只有今儿一白天一夜晚还能待在一起了，我可不愿连这点儿时间也被搅占了！”
那一白天其实他们并没机会待在一起。他须照顾他的瞎哥哥，而找她履行村长公务的人照例不少……
“不许嘴快”不等于不许嘴慢——到了晚上，许多村人还是知道了。他们等在她屋里，聚在院子里，既带来一些小东西作为贺礼，又期待着闹洞房……
她早有所料，没回家，在村后的山上，有一座日本人的碉堡——她将他领到了那儿……
同样是一个月辉皎洁的夜晚……
没了初夜的本能的羞涩，两情放纵，另是一番各自终生难忘的男女滋味儿……
第二天他直接骑着马从山上绕道归队去了……
从此村里的女人们对女村长有了另一种称呼——顺嫂。按说该叫“根嫂”，年长于她的女人们认为“根嫂”不中听，叫“顺嫂”不但中听，意思也好，于是便都叫起“顺嫂”来……
他这一去就只见书信不见人了。
以后的四年内，她是靠读他那一封封写满了夫妻昵语的信，来打发一千四百多个孤独寂寞的夜晚的。
她去县里开会带回了一份全国地图，每每眼望地图，手指顺着红线条移动，确定他随他的大部队打到哪儿了，离北京多远了……
她真的开始夜夜担心他负伤，担心他牺牲了，几回回从噩梦中惊醒。她盼望着和他夫妻团聚比小孩子盼过年强烈百倍……
他随他的大部队进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他来信反而少了，信上的话也短了，不像以前写满信的话那么甜甜蜜蜜了……
她有时候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北京当上了官儿，大小是个人物了，因而被许多北京的女人所依附并且自己也喜欢上了其中的某一个？……
北京的女人们究竟会是些什么样儿的女人呢？肯定一个个都比山东的女人漂亮，又比山东的女人多百种千般的风情吗？
这一种怀疑使她在家里经常照镜子了。于是又开始挑剔自己的容貌，开始悲观于自己身上太缺少女人的起码风情了……
速来北京，共同生活！
夫刘顺根
她动身去北京前收到的一封信，根本不能算是一封信，只能说是字条。一九五二年从北京到县里尚未通电报，否则那一行字一定会变成电文。
但是他却用红蓝两色笔道，给她画了一张清清楚楚、一切分明详细的路线图。
那时的北京自然还没有现在的北京火车站。清政府的老火车站在前门一带。也没有从山东直达北京的铁路。她按照路线图先到了天津，接着从天津转车到北京……
他去老火车站接她，没接着。满腹狐疑加不安，刚回到机关大院儿，别人风风火火地告诉他自己的老婆原来在长辛店……
他开着一辆敞篷的美式吉普车抵达长辛店，所见到的并非一个女人，而是一堆女人。一堆山东女人——大姑娘和小媳妇。显然，都是从山东老家来北京投亲或夫妻团圆的。
他下了车，走向她们，欲询问——不承想顺嫂正在其中，一眼认出了他。
她叫他一声，跑到了他跟前，于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目光，仿佛被拴在她身上的许多线扯着，一齐都望向了他。
她目光愣愣地看了他的脸一阵，确信他果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丈夫以后，便开始双手在他身上拍拍打打，拧拧掐掐，从他前身拍打到他后身，还捋起他的双袖和两条裤腿，看他的双臂和两腿是否有假的。确信他身上没半点儿缺残之后，她忽然双手一捂脸，转身无声地哭泣了。
当着不远处那些家乡女人的面，他怎么好意思对她表示出眷念之情呢？只不过将双手按在她肩上，将她的身子向自己扳转过来，低声说：“见了我不笑，哭个什么劲儿？我这不是好好儿的吗？”
她的头顺势往他宽阔的胸膛一抵，多少有点儿撒娇地问：“你真的哪哪儿都没负伤？”
他笑了：“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能哪哪儿都没负伤？”
她立刻抬起了头，惊问：“伤在哪儿了？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这时，那些家乡的女人们也都围拢过来了，一个个笑嘻嘻地瞧着他们。既分享他们的幸福，亦触景生情，想象着自己与在北京的亲人将要相聚的亲爱。在那些似乎都很熟悉又一个都不认识的家乡女子们的围观下，已经成了北京人，已经身在大机关，已经很见过大世面大场面的丈夫，显得不好意思极了。他扭扭捏捏地说一处伤疤有什么可看的呀？
她却偏要看上一眼不可，说：“我是你老婆，我要看一眼你的伤疤你扭捏个什么劲儿呀！”
“伤在小肚子上，这会儿我怎么让你看？”
他被纠缠得竟有点儿生气。
于是女子们一齐大笑，她才红了脸作罢。
他看看手表，说：“已经三点多了，你快上车跟我进城回家吧！”
她却指着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们说：“那她们怎么办啊？”
她将他扯到一旁，悄说自己是和她们在火车上认识的，同是家乡人，一路上又姐妹们似的相互关照着，怎么可以将她们撇在这儿，自己一个人上车就走呢？
明摆着，吉普车最多只能坐下四五个人，他为难起来。埋怨她电话里没讲清楚有十几个人，如果讲清楚了，自己就会想方设法开来辆卡车的。
最后他提议先把她送回家里，再开车来接她们。
而她却以大首长似的口吻说：“那不行！得先群众，后自己。不能忘了革命根据地人的优良传统！”
她态度是那么坚决。他明知她的拗脾气一上来，自己企图说服也是很难的。于是识趣儿地依从了她的主张……
好在当年的交通法规不怎么严格，又主要是行驶在郊县的路上，来往车辆很少——这使他敢于冒险超载，一次就接走了六七个女子……
待他开着车来接第二次时，剩下的女子们都一哄挤上了车，仅剩下她一个人站在车下，而车上是无论如何再也坐不下她了……
她倒真不愧是当过村长的女人，一向先人后己惯了，连连挥手催他开车……
待他第三次来时，见她坐着一个大包袱，怀抱一个小包袱，靠着一棵树酣酣地睡了。此时已经黑天，整个车站再无另一个人影，冷清而又寂静悄悄……
他将她连她怀里身下的大小包袱一块儿抱起来时，她才醒了。
她娇嗔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接我呀？我还当你不想要我了呢！”
他则没好气地说：“你还居然敢睡着了，就不怕来个坏人把你劫走哇？”
她一副大无畏气概地笑了：“全国都解放了，天下是咱们共产党的了，谁敢劫我这个共产党员？又能把我劫到哪儿去？”
他告诉她几个月前，就在这长辛店附近，接连发生了几起抢劫和凶杀事件，遭抢遇害的都是女人，她才不禁有点儿后怕。
“那你还把我一个人抛在这儿！”
“是你坚决要先群众后自己嘛！”
他说罢，忍不住双手捧住她脸，一往情深地亲吻起来，直至心满意足地亲吻够了才发动车……
车一开起来，她又睡了。
车驶入市区，他推醒了她。
“哎，反正天已经黑了，咱们也不必太急着回家了，我索性陪你在咱们北京全市兜兜风儿，逛逛咱们北京的夜景好不好？……你笑什么？”
“我笑你好大的口气！‘咱们北京’？北京是你的了？”
“是咱们共产党的了，还不等于是你我的一样了吗？再说我已经是北京人了！不久你也会是的！……哎，你倒是回答我，逛不逛啊？”
“逛！干吗不逛？！”
她情绪顿时亢奋无比。
于是他开着吉普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兜来转去。一九五二年的北京，还没有长安街，天安门前还是一片沙土广场，当然也没有什么最初的十大建筑。我们今人现在眼睛所能近看远眺到的一切雄伟建筑，当年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严格地说，当年的北京，除了几处皇家宫阙的建筑物，其实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大都市气象。但还是令来自山东农村，此前最远仅到过一座小小县城的顺嫂看得喷啧连声，目不暇接，一个劲儿赞叹北京之大、夜景之美、街道之繁华、生意买卖之兴旺。
他猜到她饿了，和她在一条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馆儿吃了一顿夜饭——无非烧饼、豆浆、一盘炒白菜、一盘猪头肉而已。
桌上盘碗将净，肚子也饱了，话就多了起来。他告诉她，他所在的机关，是国家的一个“部”。“部长”是大官儿，相当于地方的省长。告诉她，他转业时，根据他的连级军阶，机关要委任他做保卫科长……
“我没稀罕当！”
她眨眨眼睛问：“嫌小？”
她那模样，似乎又欲以女村长的身份教诲他了——就你，只不过小肚子上为革命负了一处无关紧要的伤，也有资格讨官儿了？
他急说：“你先别忙教导我。你丈夫是那种一心想当官儿的人吗？我不过是因为在部队学会了开车，喜欢上开车这一行了！当保卫科长有什么意思呀，无非整天在机关大院儿转，检查检查防火防盗防破坏的安全措施，那还不把我憋闷出病来？领导又要委任我当汽车队长，我连汽车队长也没当！一当上队长，整天光分派别人开车了，自己开车的机会就少多了！所以呢，我只当了一名机关的普普通通的司机。我现在专职给我们的一位副部长开车，他不用车，一辆车就几乎属于我的。要不我今天能开着车去接你吗？还是当普通司机好吧？”
她笑盈盈地望着他说：“是！”
“我还以为你会因为我既不当科长也不当队长埋怨我呢！”
“我为啥要埋怨你呢？咱们入党，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又不是为了自己当上什么官儿！如今全中国解放了，喜欢干哪一行能干上哪一行，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你也是这么想的。咱俩想法太一致了，太一致了！”
“没想到？这算什么话？难道我到北京来，一路上内心里巴望着做一位官太太吗？”
她的语调不禁高起来，引得饭馆女主人和些个吃客的目光一齐望向了他们——他赶紧抓起一个烧饼往她嘴里塞……
以我们今人想来，他们那样些个当年的人，也许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参与革命大事件的理想极其简单，由于理念的简单而动机纯洁，由于动机之纯洁而接近着崇高。我们今人不是常说“重在参与”吗？不是总在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参与本身的意义吗？其实我们这么说时是很不诚实的。除了参与娱乐和游玩时我们今人尚能做到不太在乎具有利益性的结果，我们在对另外的许许多多的事，难道不是特在乎具有利益性的结果的吗？我们连与人交往，不是都渗透着利益意识吗？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可能证明着我们今人自我功利意识的大觉悟。因而我其实也只想指出这样一点——当年的刘顺根们和顺嫂们，确乎是些和我们很不一样的人。中国革命的成功，其实主要是依赖了千千万万他们那样的人的参与。他们的理念的简单，使中国之革命付得起一次次惨重的代价；他们的动机的纯洁，使中国革命在历史上显得无与伦比，显得崇高伟大。他们简单又纯洁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使中国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浩浩荡荡一往无前。而革命一旦成功，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想伸手朝革命讨要。一枚奖章，一份证书，承认他们参与过了那伟大、那光荣、那正确，他们往往便无比骄傲和自豪，往往便心满意足了。揣着满心间对分别的战友的怀念和对牺牲的战友的悼念，是农民的，又回家乡当农民去了；是工人的，高高兴兴地进工厂当工人去了；既非工人也非农民的，叫干啥就干啥去了……
他们是一批最难能可贵的参与者，也在最最经典的意义上实践了“参与”二字……
吃饱了，一上车，她来精神了，话也多了。以审讯的口吻追问他——为什么一到北京，不必急行军，不必风餐露宿，不必打仗了，反而给她写信少了、短了，信中夫妻之间的亲爱话语也少了？
他笑了，振振有词地回答——没进入北京，常想到自己会负伤残废。一旦残废了，在她面前丈夫的地位不就低一等了吗？更常想到自己会牺牲。万一牺牲了，使她二十来岁就成了小寡妇，那不太对不起她了吗？所以有一点儿空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写信，写满多少思念多少亲爱也总嫌自己表达的还是太少还是不够充分。而进了北京，不再可能残废不再可能牺牲了，当然就不担心此生再也见不着她，更不担心将会失去她了……
“你呀，铁定没跑儿地一辈子是我老婆了。亲爱的话说多了就没劲儿了，还不是那一套嘛！信上少写点儿，是为了多存着以后细水长流地亲口当面对你说嘛！”
听了他的如实“招供”，她愉快在心，佯恼于面，口中恨恨地道出三个字是：“我把你……”
于是他腿上被狠狠掐了一把……
车队在机关大楼的后院儿一角，与机关大楼之间拉开一个足球场那么空旷的距离。这儿那儿备了建筑材料，将要开工盖招待所。一排车库旁，另有一个小院儿。小院儿内一排新砖房，一排旧平房，刘顺根和另外七八名司机同住那小院儿里。
两口子刚刚进院儿，吊在当院儿老槐树上的一盏百度大灯泡骤亮，紧接着一阵热烈的掌声。顺嫂生平第一次很近地看见电灯，双眼被灯光突然一晃，下意识地用一只手捂住了眼。从指缝间，见面前一溜儿站着些青壮汉子，皆是复转战士，穿的也皆是深浅不一或新或旧的军装……
哎，哎，
竹板打，响啪啪，
说顺嫂，顺嫂到。
顺嫂来啦就好了！
二十一二岁的一个小伙子，一边不停地呱嗒着手中竹板，一边围着顺嫂转。
顺嫂当村长的那些年里，乃是全县搞宣传的出色人物，对此种欢迎的方式早已司空见惯，殊不为怪。她将手从眼上放下来，笑盈盈地站定了，索性看他们还能搞出些什么鬼名堂。
那位问了——怎么好哇？
好处多啦！
于是一溜儿青壮汉子异口同声接道：
衣服破了有人补，
饭菜从此好滋味儿，
头疼脑热她护理，
伤心委屈她劝慰。
……
顺嫂就指着丈夫大声说：“刘顺根你可给我听明白了，我是来给你一个人当老婆的，不是给他们这么多条光棍来当老妈子的！”
顺根则挠着后脖梗苦笑：“这些家伙，没想到他们这么晚了还不睡！还在等你来！”
两口子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快进入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拉上窗帘插上门，枕畔温柔被底亲热的夙愿，显然只得暂且按捺下去了。所幸顺嫂性子好，又是当过一村之长的女人，到哪哪儿都要求自己亲切联系群众，有问必答，不愠不恼。她是你笑我也笑，你闹我也闹，你愉快我也开心，叫我唱我就大大方方地唱，叫我扭秧歌我就带领大家一块儿扭起来。还主动打开小包袱，将家乡的红枣、花生、地瓜干果子干什么的，一把把热情地塞给众人吃。这么一来，更哄得些个年轻光棍汉们对她亲敬倍加，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乡音，左一声顺嫂右一声顺嫂，一个个比赛着似的大献殷勤，分明地并不打算早早结束他们的欢迎仪式……
当丈夫的不时看手表，眼见良辰美景一刻钟一刻钟地逝去，心里那个气。既生气同行们的不体会人意不懂事，也生气自己妻子初来乍到就太给他们面子、太照顾他们的情绪——何必呢！
他终于按捺不住，沉着脸说了一句：“我累了，陪不了你们了！”便起身大步腾腾地走向自己的小屋。
而顺嫂却异乎寻常地有耐性，仍奉陪着他们东拉西扯，谈笑风生。仿佛只要他们之中没谁说散，她嘴里就绝不会说出“太晚了，明儿再聊吧”之类的话，一直奉陪到天光大亮也心甘情愿。
他在小屋里听得更来气，一把扯灭了灯。
院子安静下来时，已经半夜了。顺嫂以为他睡了，猫悄儿进屋。插上门，拉上窗帘后，却听他在床上冷冷地说：“真应该把你关在门外边儿！”
她笑了，戏谑地问：“你舍得吗？如果你独睡这一宿能睡得更好，那我就自觉出去！”说罢装出拔腿欲往外走的样子。
“你敢！”
“谅你也舍不得！”
“盆在椅子上，暖瓶里有热水，墙角水缸里满满的凉水，快给我洗了上床来！”
“遵命……”
洗尽了一身的途尘，她身上弥散着一股香胰子的芬芳。窗帘是纱布的，他拆了几只新口罩昨天缝做的。被纱滤过的月光洒遍床上，使她那张比四年前瘦削了、因而也比四年前越发显得俊俏了的脸上，眉眼分明又朦胧，朦胧又清秀。清秀得很梦幻，黑白电影中遮纱的人物特写镜头似的。
她往他怀里一偎，耳语地问：“你还真生气呀？”
他紧紧搂抱住她，不无恨意地说：“能不生气吗？和老婆分开都四年了，换别的个男人也照样生气！他们不体恤我，你也不理解我吗？”
“我怎么不理解你呢？理解又能咋办呢？我哪儿承想你是和这么多光棍汉住一个院子？那我当然希望一开始就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啦！”
他缩下头，一边贪婪地亲吮她的双乳，嗅着她身上弥散着的芳香气息，一边强调地说：“你干吗那么在乎他们对你的印象？从现在起你只不过是我老婆，你得根本忘了你曾经是村长！”
“你以为我一辈子只有能力当村长呀？实话告诉你吧，接到你的信前几天，县里正研究调我到县里去当抓妇女工作的副县长！”
“后悔了？觉得我耽误你前程了？”
“才没呢！我宁可不当副县长，一心一意当你个好老婆！……让我摸摸你小肚子上的伤……呀，这么大一片疤？！”
“我也实话告诉你吧，当时肠子都出来了！”
“还好，这么一大片疤没伤在脸上。若伤在脸上，我这会儿岂不是被一个丑八怪搂在怀里了吗？”
“我倒宁愿伤在脸上！伤在这儿多悬？再往下一点点，你这会儿还不哇哇大哭啊？”
“去你的！没羞劲儿的……”
“羞？两口子被窝里说啥都不羞！”
他正爱她爱到情燃欲烈，窗外突传炸响，惊得她浑身一抖，急问什么声音。
他说别理睬，还能是什么声音？你当那些坏小子肯成全咱们今夜的好事呀？在放鞭捣乱呢呗！
又是啪的一声炸响，接着，隐约听到几人吃吃的窃笑……
“嗨，弟兄们行行好可以不？！”
外面肃静了。
他亲着她，刚一翻身将她压在身子底下，一整挂小鞭儿在院子里噼噼啪啪地响了。从窗子望出去，火药星儿飞溅四射……
结果，就招惹来了一位查更执法的“夜叉”——机关的保卫科长。保卫科长一“光临”，每间屋里的人就都被厉言唤到院子里了。顺嫂两口子也未能幸免……
保卫科长抽抽鼻子，嗅着满院儿火药味儿，问搞的什么鬼名堂。
众人面面相觑，都变乖了，却又没一个主动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过错的。保卫科长也是山东人，但在履行职责时，即或对老乡亦不讲情面。
顺根本不想把过错往自己身上揽，但见众人都孩子看大人似的眼巴巴地看着他，加上顺嫂又暗中拧了他胳膊一下，只得上前解释：“科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不今天刚把我老婆接回来嘛，同志们替我一高兴……”
“深更半夜的，一高兴就弄出这么大一阵动静吗？就你有个老婆能接来？你们机关纪律条例怎么学的？你是当过连长的人，清楚纪律二字的分量，你说该怎么处罚吧？”
顺根就将保卫科长扯到一旁，低声说：“哎，你这保卫科长可是我不想当你才当上的，给我留点儿面子行不？”
保卫科长一胳膊将他拨开，走到顺嫂跟前，上下打量她，问她哪方人氏。听她说是山东人，口气温和了。又问她是哪个县的，哪个村的。听她告诉了以后，竟跟她攀谈起来了……
“自打入伍，走南闯北多少年，老乡逢了无数，今天总算见到最让我觉着亲的老乡了！弟妹，你那村离我那村才二十几里，咱们两个村出的大枣那是最好吃的！”
顺嫂立刻转身进屋，用包袱皮儿兜出了些大枣等吃的东西塞在他手里。
“那就不客气了！弟妹，久别的夫妻胜新婚哇！今天对你们是个大喜的日子，喜烟我总有资格吸一支吧？”
顺根见保卫科长向自己老婆捻动二指，也立刻转身进屋去取来了烟。顺嫂劈手夺过，抽出一支，满面堆笑地敬给保卫科长，待他叼在嘴上，劈手又从丈夫手中夺过火柴，替对方点燃……
保卫科长悠闲缓慢地吸着，继续跟顺嫂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待烟吸完了，才甩下一句话扬长而去。
那句话是：“这么着吧，念在弟妹初来乍到的份儿上，大刘我给你一次面子，今夜这事儿我不往要事本儿上记了。但你也得给我个理由——你当夜组织大家读三遍条例守则吧。以后别人指责我要求不严时，我也有话解释……”
当年的人们，尤其刘顺根们那样一些人，真是老实规矩得没比。
即使在那一个夜晚，即使看着老婆在身边心猿意马想发脾气想犯急，但还是不愿欺人也不愿自欺——人家命当夜学三遍条例守则，就立刻带头学习。
他回屋去翻出油印的小册子，拉亮了院子里那盏百度灯泡，逐条逐款认真读。经过数天旅途颠沛的顺嫂，那一时刻开始觉得疲倦觉得困了，不住掩口打哈欠。
他心疼她，让她先去睡。
她说自己更应该明白些北京大机关的规矩，强撑着精神听他读，不愿特殊。
三遍读完，天光真的有些发亮了。
她回到屋里，和衣往床上一倒，就酣然难醒地熟睡过去了。当丈夫的虽想弄醒她，但终于未忍那么做……
如今，七十多岁的顺嫂，最常回忆的，便是自己来到北京第一天的些个事儿。细枝末节，历历在目。尽管只不过是些琐事儿，但却能带给她一大片一大片的温馨。最能安慰她心灵的是，在对那一天的回忆里，丈夫的音容笑貌不但格外生动鲜活，印象深刻，而且丈夫的懊恼模样，那一天也是最可爱最像大孩子似的。她每一回忆起来，就会独自微笑，同时眼角溢出一滴老泪……
第二天是星期日，否则那些光棍司机们也不会放任地搅得他们两口子一夜没合房。她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了，身旁的丈夫仍呼呼大睡。院子里静悄悄的，显然那些光棍司机们也都在梦乡之中。她那在北京的最初的家只有十三四平方米，也没什么家具，不过是两张并在一起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条架板、架板上一只箱子而已，都是旧的。箱子是丈夫不久前从旧市上买的，墙角的大水缸沿儿还有个三角豁口……
连面小镜他都没来得及为她预备。
但是她却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这个家。这个家毕竟是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呀！一种从此身为北京女人的幸运感和幸福感，从她内心里油然而生！
他们那一代北京人，尤其像他们两口子那样，从农村，从是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来到北京的新北京人，仿佛真的觉得整个北京都是他们自己的了。北京是新中国的了，难道还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了吗？既然连整个北京都是属于自己们的了，还会在乎小家的简陋吗？认为自己是一个国家的新主人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小家怎么样，意识上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正是那样的人。他们热忱地参与过革命，也就有资格那么认为。即或那纯粹等于是想象，其想象也不无合情合理的成分啊！
顺嫂也顿时爱上了那个小院儿。光棍汉们将小院四处收拾得清清洁洁。北京的四月，上午的阳光已经明媚而温暖了。老槐树已茂茂盛盛地长出了指甲那么大的新叶了，绿得一眼望去，使人心里一润。一面院墙那儿，搭齐了菜架，显然有人打算在那儿种些瓜豆，不过还没翻地。紧靠着她家的是单独的一间小屋。顺嫂推开门看看，晓得了那是一间公用的厨房。一应厨具和米面油盐酱醋，应有尽有。槐树下是自来水龙头，水泥抹的光溜溜的池子，大小可供当洗衣盆用。事实上光棍汉们也的确是将它当洗衣盆用。顺嫂虽颇见过些革命的世面乃至战争的场面，却生平第一次见到水龙头。在家乡，即使县城里也没自来水，用水全都得从井里汲。顺嫂天生聪慧，她一看就知道那是能出水的东西了。试着拧了拧，果然出水，很是欢喜。心想北京真是了不起的大城市，往地下插根铁管子就能出水的城市不当首都，还什么城市该当首都呢？
她接着水管子里的流水洗漱了，拢过了头，扎上块从家乡带来的蓝花布帕子，也不管谁的米谁的面，嘴里轻轻哼着唱着就做起饭来。煮了一大锅粥，烙了两摞油饼。四月的北京像她的家乡一样青菜还没下来，她只得炒了一盘儿花生米和一盘儿从家乡带来的咸菜干儿。见还有面酱有葱蒜，又倒出一盘面酱剥了足够男人们吃的葱蒜……
可以开饭了，连自己的丈夫在内，还不见有一个男人起来。只有一群鸽子从小院上空掠过去又飞回来，盘旋数圈，播下几阵悦耳的鸽哨声。顺嫂在老家也没见过鸽子，更没见过负着鸽哨飞翔的鸽子。她仰脸好奇地望，诧异地想那是种什么鸟儿呢？怎么不见张嘴叫，只见扇翅膀就能飞出这么美妙的声音呢？
左等男人们也不起，右等男人们也不起，她等急了，挨门劲拍大喊：“起床啦！开饭啦！懒鬼们，还等着我为你们穿衣服哇！”
……
半年后，顺嫂两口子搬家了。他们搬家是因为白副部长的爱人从南京调到北京来了，并且携来了白副部长四岁的女儿芸芸。白副部长的爱人在北京几经选择，最后相中了一处小四合院。四合院在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那是北京堪称古老的胡同之一，居民皆老北京人家。白副部长在战争年代左腿负过伤，留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跛的。部机关为他考虑得周到，连那小四合院旁的两间平房也从有关部门争取了过来，分配给专职为白副部长开车的刘顺根。但平房没有单独的门牌号，而与白副部长家的小四合院同号，实际上等于是小四合院的附属房。也不只两间，是三间。只不过进门后的第一间，还不能算是顺嫂家的。部机关后勤处的干部告诉顺根，千万不要往那一间内乱放自家的东西，那就等于侵犯了副部长的待遇。但那一间屋的卫生，却要由他们两口子认真地负起责任来，要保持令副部长满意的清洁。那一间屋靠墙有一张单人床，地中央有张方桌，方桌周围有四把椅子，靠墙还有一具公园里或医院走廊里才有的长椅，都是机关配给的。那一间屋对于副部长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后勤处的干部说，副部长老家是山东农村的，副部长的妻子怕日后老家的三亲六戚或乡亲纷纷找到北京来，给家庭生活平添许多麻烦，所以要求部里多分配了一间，权作待客的门房。按照副部长的级别待遇，一处四合院已然达到标准，故而名义上算是分配给司机两口子的。刘顺根非常尊敬副部长，哪里计较什么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呢？他将后勤干部的话对顺嫂也嘱咐了一遍，顺嫂便牢牢记在心里。她每天将那间屋的桌椅擦一遍，却连坐都不坐一下。那间屋还有另扇门，另扇门一开，整个副部长家小院的情形，就完全呈现在开门人的眼前了。那是一扇无窗的门，门闩在副部长家小院那一边。副部长家那边如果发生了什么急切之事需人帮忙，开了那扇门就可以叫顺嫂两口子。而他们两口子如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向副部长禀报，则须按门旁的电铃……
通过那间屋往前，走过第二道门，才真正属于顺嫂两口子的家庭空间。第二间屋面积挺大，有二十余平方米，方砖地面。依顺根，想当卧室。他认为这么大的一间屋当厨房太浪费甚至太奢侈了。但顺嫂却认为当卧室有所不便，卧室还是与第一间屋隔开些空间的好。两口子经过一番争执，最终还是依顺嫂当了厨房。当了厨房以后，顺根仍觉得浪费空间，于是从集市上买回一张旧单人床支在厨房，说万一家乡来了人，可以留人家住。顺嫂不但没责备他乱花钱，反而夸他考虑得周到。那么第三间屋自然就是两口子的卧室了，比厨房小，但却比在机关车队小院住的那间屋宽敞，大约十七八平方米。两口子自打怀着类似乔迁之喜的好心情搬过来住以后，每天都快快活活的。美中不足的是，阳光都被第一间屋“垄断”了，因为窗子开在阳面。而属于他们的两间屋，窗子开在阴面，终日缺少阳光……
有次丈夫在枕头边想入非非地对顺嫂说：“要是那间闲着又朝阳的大屋子也能属于咱们了，我就一辈子知足了！有机会我向副部长提提这要求吧？只须他点一下头……”
顺嫂不禁欠起身俯视着丈夫的脸，颇吃一惊地问：“你怎么会产生这么……这么可耻的念头？”
在顺嫂想来，刚成了北京人，刚成了给副部长一级的大干部开专车的大机关司机，刚从一间屋搬到两间屋来住，就得寸进尺地向党提什么要求，的的确确是够可耻的。
丈夫却不以为然。他说这有什么可耻的呀？全机关的人都论资排辈地提种种要求，我怎么就不许提？我就不是也为革命出生入死过的人了？如果我当了科长，那间闲着的大屋子正该是属于咱们的……
“但你不是科长！”
“因为我不爱当官！”
“所以你就不该与科长的住房待遇攀比！”
“那，有机会我向副部长提提，在咱们厨房的墙上开一排窗总行吧？那咱们的屋里也能借不少阳光哇……”
“不许！”
“你这么厉害干什么呢？”
“你一定得彻底打消你的可耻念头！”
“还说我可耻？”
“可耻可耻就是可耻！我不许你不求积极上进，满脑子琢磨这种要求那种要求！”
“我都自行地断绝了当官的心思，还积极上进个什么劲儿呢？”
“落后！落后思想！不想当官就不积极上进了吗？你总归还是名党员吧？”
那一夜，顺嫂对丈夫又是不留情面的批评，又是苦口婆心的教诲，直至丈夫指天诅地，发誓绝不向副部长提任何要求为止……
顺嫂只按过一次那电铃。因为副部长家乡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自称是副部长的一位堂叔。那天丈夫开车送副部长到某处视察去了，副部长的女儿芸芸也上托儿所去了，只副部长夫人身体欠佳没去上班。顺嫂几经犹豫才决定按那门铃。按之前，先将老农请入厨房坐下吸烟喝茶，并且关严了厨房门。她想，副部长的堂叔来了，这不通告也不对呀！万一因为不通告落埋怨呢？如果丈夫在家，该怎么做，便是丈夫职责内的事儿。但丈夫不在家呀，她不得不自作主张……
门铃响过了五六分钟，才隔着那扇没窗的门听到副部长夫人倦倦恹恹的声音：“慧芝同志吧？有事儿吗？”副部长夫人姓那，顺嫂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一个姓，调来北京后，在某中学当校长。顺嫂悄说家乡来人了。
副部长夫人又问：“谁家乡来人了？”
顺嫂说副部长家乡来人了。门这才开了道缝。顺嫂偏身闪过门去，见副部长家院里姹紫嫣红地摆放着许多盆花，满院花香，缤纷悦目。顺嫂将那老农形容了一番，副部长夫人沉吟后说：“也没听副部长提起过有这么一位堂叔啊！”顺嫂愣了愣，不知如何是好地问：“可他就在我屋里坐着，我怎么办呢？”副部长夫人皱皱眉，进屋去了。撇下顺嫂独自待在院儿里，可就犯了嘀咕，暗想自己也许不该对那老农太热情。
一会儿那校长又从屋里出来了，将一卷钱塞在顺嫂手中，交代地说：“副部长不在家，我又病着，也没法儿款待他呀！管他是不是副部长堂叔，你给他这些钱，尽快打发他走吧……”
那些钱不仅够老农返回家乡，还够路上买不少吃的。顺嫂不禁由衷地替家乡来的老农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心想那校长真大方，冲这点自己以后应该像尊敬副部长一样尊敬她……
顺嫂又从那扇门闪过自己家这边儿来，不得不对老农撒谎，说副部长家一个人都没有。说自己向机关打电话了，得知副部长在开重要的会，晚上驻会，不能回家了，说副部长考虑得很周到，怕自己不能回家的情况之下，冷落了家乡来客，所以预先留下了钱，嘱咐过只要是家乡来的人就给。老农接了钱，还想住下来等。顺嫂就特为难，那校长让尽快打发老农走，她也不敢擅自留他住呀！就说老人家您还是走吧，万一副部长要开几天会呢？她给老农做了顿好饭菜吃，还翻出丈夫舍不得穿的一套新军装送给了老农。既是从山东来的，那不也等于是他们两口子的乡亲吗？那校长已经表现得相当大方了，自己不送点儿什么，不是太小气了吗？好在老农非常相信她的话，既得了钱又得了衣服，还被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一顿饭，也就挺高兴挺知足地走了。顺嫂一直将他送到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心里却又不太好受起来。替那老农，也替自己——从小长到大，此前她是没撒过谎的呀！
晚上，在枕头边，顺嫂如实将老农的事儿对丈夫说了一遍。
丈夫一急：“怎么？你把我那套舍不得穿的军装送他了？我已经不是军人了，以后谁还会发给我一套新军装呢？我爱穿军装你不知道吗？”
顺嫂却捣了丈夫一拳，生气地说：“你别用军装打岔儿！我在问你我骗那家乡老汉是对的吗？”
丈夫抚摸着她的裸肩，若有所思地说：“按情理讲不对，可你也别太过意不去，因为你等于是在替副部长挡了一次驾嘛！副部长工作忙，身体又不好，常带病坚持工作，这一点我最清楚。他既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部长，就不再仅仅属于家乡，而属于国家了。如果家乡的三老四少都纷纷到北京来串门儿，叫他怎么应酬得了呢？”
经丈夫这么一劝，顺嫂才觉得那件事儿从心里过去了，不再多想了。以后副部长并没问起过，估计那校长也并没告诉他。
与那校长不苟言笑的矜持相比，副部长显得特别随和，也特别平易近人。逢周六的晚上，副部长就会开了那扇门，携夫人手闯将过来大声嚷嚷：“大刘，玩几把玩几把！慧芝同志，我来了还不放下手里活儿吗？不就那几个碗吗？玩后让大刘刷！你别把大刘惯懒了！”
副部长爱玩扑克。每玩，必与顺嫂结“对家”，顺根也就只有和那校长一伙了。顺嫂在山东时没见过扑克，更没玩过扑克。是为了陪副部长玩，被带会的。她并不怎么爱玩扑克，但唯恐扫副部长的兴，便装出喜欢玩的样子。那校长显然也不怎么爱玩扑克，也硬装出喜欢玩的样子。于她，陪副部长玩扑克，大约是当成副部长夫人的义务的。她玩时很少说话，但往往四个人中，数她牌算得准确，出得也刁。常出臭牌的还不是顺嫂，而是副部长自己。他对输赢有点儿心不在焉，一边不太过脑子地随手抛牌，一边哇啦哇啦高谈阔论，从世界形势到国家大政方针到民间琐事，无所不评无所不议，还每每发表批评意见。他一批评国策，那校长就尊口偶开了，照例是这样一句话——“老白，注意点儿影响！”
顺嫂心里明白，副部长的兴致并不在于玩牌，而更在于有人听他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而更在于乡音围绕形成的亲切氛围。四个人中，三个山东人。彼此说山东话时，顺嫂心里同样感到一片亲切。顺嫂还以女人本能的细微觉察到，副部长玩牌也是为了有机会和她在一起。她相信副部长对她这位家乡女子有格外好的印象，相信自己的直觉不会错……
实际上住在机关司机小院时，顺嫂就见过副部长一面了。那是她来北京当年的秋季，有天上午，只顺嫂一人在老槐树下坐着纳鞋底儿，小院里静得让人犯困。一个三十七八岁、鬓角略生白发的瘦小男人，拄着手杖来到了小院里。他穿一件短袖的白上衣，一条黑绸裤，脚上是皮鞋。她问他找谁。他说谁也不找，随便瞧瞧。顺嫂说这儿是司机们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瞧的。他恰走到她正对面，就站住了，盯着她看，说瞧你不可以吗？顺嫂在机关大院里没见过他那么一身穿着的男人，又觉得他出言轻薄，心里有点儿暗恼。加上丈夫常叮嘱她，北京刚解放才二三年，敌对分子进行破坏之事时有发生，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应提高警惕，所以不免对他存有几分戒心。
他盯着顺嫂又说：“嗯，好一位标致的山东小大嫂！”
顺嫂倏地往起一站，用拿针的手指斥道：“这儿是车队重地，谢绝参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趁早离去！不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找骂……”
大针贴着手指肚探出去，仿佛什么亮闪闪的伤人暗器。
他笑了：“好厉害！我不趁早离去，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说完就踱到了瓜菜架那儿，斯时黄瓜柿子，红的红，绿的绿，秧上架上，正结得喜人。他摘下一个西红柿，掏出手绢擦了擦，大口吃起来，吃得柿子汁淋漓了一地。之后，抹抹嘴，擦擦手，将手绢铺在砖台上，又旁若无人地往下摘……
顺嫂喝问：“你干什么你？当这是你家呀？”
他却说：“不是我家，也跟我家差不多。你再冲我乱嚷嚷，我非都摘光了不可！”
顺嫂被惹得性起，见地上有盆，池中有积水，弯腰舀了半盆水向他后背泼去。泼得他上衣湿透，浑身一阵冷战，打了一串喷嚏。他回转身，怒视顺嫂，厉声说：“你！……你你你敢这样对待我？！看我叫你丈夫怎么教训你！”
中午丈夫回来吃饭时，她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丈夫叫苦不迭，连道：“糟糕！糟糕！那就是副部长啊！”
搬过来住以后，有天趁那校长不在，顺嫂从门缝儿看见副部长在小院浇花，隔着那扇门说：“副部长，去年我不该用水泼您，我郑重地向您认错……”
小院里传来了副部长的哈哈大笑声。
他说：“慧芝同志，你还记着哪？其实我不是去瞧别的什么，听机关里的人讲，大刘的山东媳妇可漂亮啦，我那天是想去见识见识你的呀！”
……
星期日，副部长一家也常去逛公园。顺根当然就不能在家休息，得为他们开车，副部长一般总要问顺嫂去不去。
顺嫂当然也愿意星期天去逛公园，但坐副部长的车和他们一家人一块儿去，又觉得不合适，怕给人添乱。副部长总是会动员她：“一块儿去吧，一块儿去吧！星期日嘛，一块儿玩玩嘛！否则，大刘也不能在家陪你了，我们玩儿得多过意不去啊！”
很违心的，顺嫂也坐副部长的车去逛了几次公园……
最初的生活是那么幸福，充满了快乐。最快乐的事，是两口子周六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在小饭馆吃夜宵，第二天足足地睡一上午懒觉，下午两口子再拉着手去逛杂货市，讨价还价，买些居家过日子的小东西……北京使顺嫂略微胖了起来。而且，使她的脸变白了，渐渐变成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妇人了。
但是顺嫂也有独自郁郁寡欢的时候，那是她独自思念家乡思念她的乡亲们的时候。她还特别爱怀想自己是村长、是县委委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她是多么具有威望和权威啊！她也曾是一呼百应，发号施令过的人物呀！可来到北京后呢，仅仅成了一个男人的老婆！她几次打算开口央求丈夫为她找一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从此永远当家庭妇女。进而想到自己本可以当位女县长的，就不免觉得委屈，觉得为丈夫付出的牺牲太大了。但是怕丈夫为难，那打算几次话到唇边又咽了下去。思乡之情甚切时，便给家乡的姐妹们写信，虔诚热情地邀请她们来北京玩玩，到她家里住住。她们的回信也同样充满思念，却谁也没来过。她们也都做了妻子了，有的已做了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了。她们是农妇了，设身处地替她们想一想，来北京的愿望对她们而言太不现实……
某日晚饭后，副部长过到她家来了，一落座便说：“大刘，拿烟来！”叼上烟后，又说，“慧芝同志，替我点烟！”优哉游哉地吸了两口后，问她，“慧芝同志，你愿意参加工作吗？”
她实话实说：“怎么不愿意？做梦都想参加工作！”
“街道工作也愿意干吗？”
“干！”
“不给工资也愿意干吗？”
“干！”
副部长一拍腿：“好！有你这句话就成！我没看错，你是位不甘心一辈子做家庭妇女的女子。再让你在家里闲待下去，非闲出病不可！”
接着副部长告诉她，街道委员会征求他对街道工作的意见，他举荐她当了那条胡同的街道组长。
又问她丈夫：“大刘，你支持她不？”
丈夫自然替她高兴，连说支持支持！
顺嫂更是喜出望外，眉开眼笑，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激话是：“副部长，我给您做双鞋穿吧！”
副部长哈哈大笑，用山东腔说：“中！俺就爱穿家乡的纳底儿鞋咧！”
于是，顺嫂成了街道组长。当年一名街道组长的工作还挺多——宣传防火，防盗，防特；组织消灭四害，搞街道卫生；动员文盲上夜校；查户口，巡夜等等。顺嫂干得尽心尽意，任劳任怨。
一九五三年，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关键的一年。志愿军总部向北京告急，需要经验丰富的汽车运输兵——顺根在机关报名，二次入伍了……
两口子分别前那天夜里，丈夫恋恋不舍地亲爱着她说：“别埋怨我事先没征求你。我想，征求了，你也肯定会同意的。前方最缺的就是汽车运输兵，在司机队我开车的资格最老，经验最丰富，能开又能修，我不带头谁带头呢？”
她偎在丈夫怀里，同样恋恋不舍地说：“我埋怨你了吗？”
丈夫说：“别为我担心，几番番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这一次也会平安回来的，我保证！”
她说：“那我信！给咱们孩子起个名吧……”
当时她怀孕四个多月了——他说已经想好了，如果是男孩，叫胜利；如果是女孩儿，叫捷捷，取捷报频传的意思……
不仅她没有料到，认识他的人谁都没料到，他入朝才三个多月就牺牲了——敌机抛下的汽油弹燃烧了他驾驶的那辆弹药车。他本是有足够的时间逃避死亡的，但怕那辆车爆炸而引炸前后的弹药车，甚而阻塞整条通往前线的公路运输线，他毅然将卡车开向了深谷……
副部长代表部机关，亲自将阵亡通知书和烈士证书交给了她——她顿时便昏了过去。如果不是副部长及时抱住她，她的头一定会撞在桌角磕得鲜血横流。副部长喊来了妻子，他们将她抬到了床上。那校长粗通一点儿医学常识，又是掐人中，又是扎耳穴挤血，呼唤了她半天她才苏醒过来。她什么都不说，泪流不止。副部长和妻子陪着落泪，陪着长吁短叹，陪至后半夜才离去……
孩子出生了，是男孩儿。
孩子长到三个月后，胡同里的人们，又见她的身影开始走家串户了。只不过她的脸上，没了往日的开朗和幸福感，从此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哀伤所笼罩。岁月荏苒，那一种无法形容的哀伤，以后竟一生也没被另外的事件所冲掉过……
但是对于丈夫的死，其实她已寻找到了安慰自己的思想逻辑——他原本是一名心中唯有瞎哥哥最重要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如果不是她亲自动员他参加了革命队伍，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会懂得革命、国家、人民也很重要的大道理；不会成为北京人；不会成为在危急时刻勇于奋不顾身的英雄……她明白正是她自己塑造了自己的丈夫，他的牺牲正是实践了她这位曾当过女村长的妻子平日里的谆谆教诲。既然如此，她当然只有坚强地承受失去他那样的丈夫的人生打击。像他那样的人，只要生活中有危急时刻发生，只要被他遇到了，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的。
但是思想的逻辑，其实仅能对他的牺牲作出解释，并不能真的消除她内心里的哀伤。毕竟，从此家中再也没有了他那魁梧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粗门大嗓的说话声了，她的头再也不能偎靠在他宽厚结实的胸膛上了，他那双被方向盘磨出了茧的大手，再也不能无比温柔地爱抚她的全身了。还有他对她那些数不清次数的贪婪的吻，枕旁对她凑耳轻说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亲狎话语……都变成了回忆，而回忆却怎么能替代一个活生生的与自己恩恩爱爱的丈夫？
部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向她的丈夫学习的运动，许许多多的人都作了回忆报告，当然也包括副部长本人，以及司机队他那些同事。
通过人们的回忆报告，她的丈夫的形象，逐渐从俗常的工作中凸立起来了，并且一次比一次高大。每人的回忆都带有各自对英雄的感情色彩，因而每人的回忆也都不无渲染的成分。他的半身像被用油彩画在宣传板上，以憨厚而永恒的微笑，感激着人们在他死后对他的名字所赋予的巨大的光荣和敬意……
光荣和敬意自然也延及她的身上。小学生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向她行队礼；老人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亲切地叫她“孩子”，真挚地希望她保重身体，勉励她一定要培养好英雄的后代；男人们遇见她都问——家里有什么重活吗？后人们在她面前都尽量收敛起欢乐，唯恐自己们的欢乐触痛了她丧夫的伤口……
部里几次请她去作报告，她都借口“嗓子发炎”婉言拒绝了。而实际上是，每次听说部里又派人来动员了，她便预先嚼一小把花椒。动员者每次进门后，她的舌头和嗓子都麻得声音嘶哑。终于她感到单靠自己的招架已有些太难，不得不私下里求助于副部长。没容她多解释什么，副部长就连说“理解，理解”，她始终也不清楚副部长究竟对自己理解了些什么，又理解到何种程度。但副部长却在部的党组会上郑重地替她说了几句话，说她是个不善作报告的女人，何必再难为她？事实上她当女村长的年月里，早已练出了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口才。她拒绝，乃因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乃因她本能地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对丈夫的回忆，乃因她觉得那样的一份回忆，意味着是丈夫遗留给她的宝贵的私有财产。她怎么会愿将自己宝贵的私有财产公开于人呢？
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些热烈、真诚又人心亢奋火燥的日子里，她独自地、默默地、难能可贵地清醒着，以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怀念而清醒着。
副部长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是那么特别——他经常将他院子里的花一盆盆送过她这边来……
“这盆花我不喜欢了，开得太艳俗了！”
“这盆我也不喜欢了，怎么只长叶不开花呢？”
“你瞧这盆，蔫了是不是？我哪儿有精力侍弄呀，你替我侍弄吧！”
结果，他小院里最后一盆花也不剩了，全转移到她这边来了。喜欢阳光的，摆满了那间朝阳的屋子；趋阴怕晒的，摆满了厨房和卧室的窗台……
有天她隔着那扇门，听到了副部长和那校长在他们小院里的对话：
“你打量这棵海棠树干什么？也想连根移那边儿去呀？”
“开玩笑！以后不许跟我开这种没意思的玩笑。”
“送那些花的战友们来了，院子里空落落的，你怎么向人家解释？”
“有什么不好解释的？我患了花粉过敏症。”
“你什么时候患上花粉过敏症了？”
“医院里有证明，在我上衣兜。不信你去掏出来自己看。”
那以后，她就尽量不让副部长的目光见着自己的身影了。但却精心地侍弄那些花，因为她爱花……
丈夫的司机同事们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一开始是集体性的，结伴而来，合伙而去。来了，就都围着孩子，逗孩子笑。他们中除了小赵还没结婚，其余的人都成家了。当了丈夫的，每每也带妻子们来。妻子们随丈夫们叫她“顺嫂”。她们的年龄都比她小，都还没做母亲。一来，就将她围在屋子一角儿，悄悄向她请教些做母亲的经验。尽管她自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小赵就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一走入车库小院，围着她打竹板那小伙子。他很有些文艺细胞，不但竹板打得好，二胡也拉得有水平。他每次来时几乎都拎着二胡，坐下不久往往就拉起来，于是男人女人都随着唱各自家乡的民歌小调……
歌声琴声往往将副部长也吸引过来了。他一来，气氛就拘谨了，空间似乎就显得更小了。所以他往往又只不过逐人打打招呼，这儿那儿挤着坐一小会儿，便明智地走了……
不知为什么，从某一日开始，司机们集体来的时候少了，小赵独自来的时候多了。来时照例拎着二胡，进了门，说句“顺嫂，我来了”，接着目光四下瞧，一旦发现了什么活儿，放下二胡就一声不吭地干。没活儿，就逗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或者拉起二胡唱起歌给孩子听——仿佛孩子便是主人，顺嫂并不存在。走时，照例说的是“顺嫂，别送”。其实她一次也没送出门过……
终于，顺嫂从那比自己小三岁的小伙子的眼中，透析到了他对她比对她的儿子复杂得多又微妙得多的超常情结。透析到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难，仅仅凭本能就足够了。她那女人的本能由于自己变成了年轻的寡妇，被男人们投注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类类的目光逐渐地培养起了一种格外灵悟的敏感……
小赵又来的那一天晚上，她留他吃饭。为他炒了三样他爱吃的菜，还从丈夫喝剩不多的酒瓶里，斟出两小盅白酒温热了。儿子白天玩倦了，那时正趴在床上睡着，家里静悄悄的，只她和小赵面对面坐在饭桌旁。她坐厨房里那张床上，小赵坐一把旧椅上。
她说：“小赵，没做什么好的，但是要吃饱，啊？”
他说：“顺嫂，在你这儿我不见外。你觉得我见外了吗？”
于是她微笑了。
他也微笑了……
见他果然无拘无束地吃饱了，放下碗筷了，她注视着他又说：“小赵，你是个好小伙子。听嫂子的话，以后别再到我这儿来了，行吗？”
她的口吻分明是在请求。而她这么请求，则是他绝对没料到的。
他愣愣地瞪了她片刻，几张其口才艰涩地说出一个字是——“行”。
他低下头去沉默半晌，猛地抬起头，望定她又说：“顺嫂，以后小赵不管在哪儿，心里都会铭记着你。我敬你一盅，行吗？”
她也说——“行”。
只不过说得不像小赵那么艰涩，说得痛痛快快。
于是二人轻碰了一下酒盅，相互注视着，各自一饮而尽……
小赵走后，她再也没吃一口饭菜。实际上她也没陪小赵吃几口——却将剩下的酒，自斟自饮地，一盅盅全喝光了……
她双颊红艳，头重脚轻地走入卧室，往床上一扑，搂着儿子昏昏睡去……
以后司机们又常来了，唯小赵一诺千金不再来了。在她家里，他们暗定了纪律似的，都绝口不提小赵。她也不问……
第二年的中秋，也就是一九五四年的中秋那天晚上，她蒸出了几锅豆包，将儿子托付给胡同里的孙大娘照看，拎着去看那些司机们。虽然只不过曾和他们做了半年多的同院邻居，但彼此间结下的亲情却是那么深，一点儿也不亚于丈夫曾和他们结下的亲情。搬过胡同来住在副部长家隔壁以后，她和丈夫也是经常在节假日去看望他们的，而丈夫牺牲以后，她却是第一次去……
她的出现竟使他们一个个都显出很惊喜的样子，他们极其热情地欢迎她。这个将她请进家里坐，那个也想。他们都说，他们已相约了，正准备集体去看望她……
小院儿虽然人家多了，环境却依然那么清洁。菜架那儿也依然生机勃勃，果实累累，而且，多了两株葡萄，一串串的葡萄使人望着口舌生津。从各方面都看得出来，他们共同在这个小院里生活得很和睦。每家相差无几的收入，每户大小几乎一律的住房，在机关大院里平等的从业地位，这一切成了人际关系融洽的先决因素。而亲情则意味着是普遍的清贫生活的维生素……
都坐在老槐树下吃着月饼、葡萄时，她几经犹豫，终于还是忍不住随口无心似的问：“怎么不见小赵呢？”
众人顿时你望我，我望你，各缄其口，一阵沉默。
她的心咯噔往下一沉，惴惴不安地问：“他……他出什么事儿了？”
司机媳妇们中的一个勉强一笑，低声回答：“顺嫂，小赵他好好儿的，什么事儿也没出。他……调走了……”
“调走了？调哪儿去了？”
“甘肃……”
“甘肃？！”
她听说过甘肃，知道那是个远僻又贫荒的省份。
“为什么把他调到那么远的地方？是哪位领导这样对待他？这不公平！他的工作表现不是一直很好吗？”
在她的连连追问之下，满院男人女人们纷纷垂下头，又是一阵心照不宣的沉默……
“你们为什么谁也没告诉过我这件事儿呢？若有一个人告诉了我，我也会替他出面说句话的呀！起码我可以替他去求求副部长，那是可以改变一下部里的决定的呀！”
她的语调带有谴责的意味儿了。
媳妇们中的另一个，偷偷抬头瞥了她一眼，以耳语般的声音说：“顺嫂，你可千万别错怪部里的领导们。不是部里的决定……是小赵自己坚决要求去的……他从报上读到一条消息——甘肃省的建设缺少司机……”
听了那媳妇的解释，顺嫂自己也顿时沉默了。刹那间，她内心里充满了惆怅和忧伤，以及一种巨大的类似负罪的感觉。她不唯是来看大家的，也是来看小赵的呀！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来看小赵的呀！自从留他吃晚饭那一天以后，她经常地反复问自己——自己当时对他那么说究竟应该不应该？难道不等于是一种伤害吗？即使她看出他暗暗爱上了自己，但那能算是他心理的不光彩吗？自己不是对他也颇有好感吗？自己有什么权利伤害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好小伙子呢？她今天来，实际上也是打算以看望的方式弥补自己差失的呀！而且，还是来为他保媒的呀！孙大娘有个二十三岁的待嫁小女儿，文静又贤惠，是托儿所的保育员。在她看来，小赵和那姑娘是多么般配的一对儿啊！而且孙大娘和那姑娘都同意见见小赵，都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可是……可是……
司机中的一个忽然打破沉默大声说：“顺嫂，告诉你个关于小赵的好消息吧？他已经当上一个车队的队长了！他经常来信，信中常提到你，嘱咐我们代他问你好……”
于是有人起身回屋去取来了一封信……
于是有人接过信念给呆愣住的顺嫂听：
我们正在修筑一条通往新疆的铁路。帐篷有限，我们司机夜晚都睡在卡车车厢里，早上起来被面一层霜。风沙很大，缺水，而且水是苦的。我已经几天没刷牙洗脸了。非常想念大家，总是回忆起我们司机小院里的欢乐日子。一回忆就回忆起了大刘，回忆起了顺嫂。在我小赵心目中，顺嫂永远是一位又可敬又可爱的年轻嫂子，似乎走到天涯海角也忘不了她。不知何时再能吃上一碗她熬的枣粥。八月十五大家去看她时，若凑钱给孩子买什么东西的话，别忘了也算上我小赵一份。至于谁替我出钱，我就不管了……
顺嫂的脸缓缓向一旁扭去，眼泪在她脸颊上默默地淌。虽然她努力克制着不许自己流泪，但是心自感动泪自流，努力克制也没用啊……
去孙大娘家接儿子时，孙大娘急切地问她可见到小赵了？可向小赵当面保媒了？
“大娘，这桩媒我保不成了……小赵他调到很远很远的外省去了……真对不起，我让您空欢喜了……”
说这些话时，她又克制不住几乎当着孙大娘的面流下泪来……
她抱起自己的儿子便往外走……
一进家门，她就和儿子偎着脸哭了，边哭边自言自语：“儿呀，儿呀，妈从小到大也没伤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可是现在……你一位好叔叔的心肯定被妈妈伤得不轻啊……”
无波无澜的日子是一天天过去得最快的。四季常在人不经意间就变化了，却也是不容易给人心留下什么深刻记忆的日子，就像河水按照自身的流速从容流淌……
转眼儿子四岁了，会走了，小嘴整天不闲着，不是喃喃地自说自话，就是纠缠着妈妈问这问那。而问过多次的是——爸爸怎么还没从外地回来？
有一天，顺嫂庄重地告诉儿子——其实爸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因为他牺牲了。”
“牺牲是什么意思？”
“就是……成为英雄了。”
“成为英雄就不可以回家了吗？”
“有的英雄是这样的……所以人们崇敬英雄……”
她是本想对儿子说出那个冰冷的死字的，但话到喉间，又咽回去了。她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与四岁的儿子谈论丈夫的死……
“那我长大了也当英雄！也要让人们崇敬我！”
“儿子，你就不怕……再也不能回家了吗？”
“我要当和妈妈在一起的英雄！妈妈在哪儿，哪儿不就是家了吗？”
顺嫂一下子将儿子紧紧搂抱怀里……
那一年是一九五七年……
那一年街道委员会改选，顺嫂当上了街道委员会主任，仍没工资，但是都说有机会被选为区人大代表。顺嫂对于当代表并没什么渴望，但是对于当街道委员会主任却倍感责无旁贷。她成了一个比以前更忙碌的女人，也成了一个似乎上足发条的女人。每日，刚在某条胡同里见她组织居民大搞环境卫生的身影，可能不期然地又在某条街道发现她在沿街宣讲什么。毕竟是从十七岁起就当过村长的女人，做家庭妇女她找不到良好的感觉。用现今的说法，她是从街道主任的职责中，重新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她简直忙碌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程度。而街道主任的角色，好比家庭妇女分内的家务一样，若谁认真，也便似乎总有许多事可做，偏她就那么认真……
一天她被通知到区里开会。她问是什么内容的会，需要她预先准备作哪些方面的汇报。电话那端一个男人的声音冰冷而神秘，说不需要她汇报什么，说关于内容她来了就知道了……
会场的气氛同样有点儿神秘，每个人的面孔都板得异常严肃。那是一次掀起“反右”斗争的会议。会上宣布，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右派分子，不但就居住在本区，而且，就居住在她是街道委员会主任的一条胡同里，就居住在她家的隔壁——当然不是别人，正是她所非常熟悉，也非常尊敬的副部长白景瑞！
她头脑当时嗡的一下，主持会议的人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也没往耳朵里听，只见对方声色俱厉的脸上双唇翻动……
会后，她和街道派出所所长被单独留下。又有人耳提面命地指示他们要共同地、切实地担负起人民交付的监督性政治责任诸条诸项，她也完全没心思用脑子记……
回家路上正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天空晴朗，五月的阳光明媚而温暖。南来北往的行人表情祥和，卖冰棍的老太太的声音照例悠长又倦怠……到处的生活情形几乎与往日没有任何区别……
关于“右派”分子的产生，她从报上是读到过一些消息的。但却认为那是离自己所负责的街道工作很远的事，万万没料到自己会被推到斗争的最前沿。
该怎样对待那位就住在自己隔壁，自己熟悉又尊敬的副部长呢？
他怎么会成了“右派”呢？她一向将他视为有资格代表党的人，她觉得他一向也这么自视。一位他那样的，动辄就说“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国家”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会反党呢？有什么必要反党呢？……她头脑中一团乱，越希望想明白，反而越想不明白，越想越不明白，越想思绪越乱……
推开家门时，见几个生人在她家里——通向副部长家小院儿那扇门被拆掉了，几个生人正在用砖将那地方砌起来。而她的儿子正兴致勃勃地帮着搬砖……
砖已砌到了一米多高。她隔着那堵新墙看到副部长在院子里若无其事地打太极拳，听到他家屋里传出那校长嘤嘤的哭泣声。
她有点儿恼火地问：“谁叫你们来的？”
一瓦工砍断块砖砌在缺口，不抬头不停手地回答：“上边儿。”
“上边儿是什么意思？”
“上边就是上边呗。你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明知故问？”
另一个人倒是停了手，瞪着她反问：“你不愿与右派分子用墙隔开怎么的？留着扇门好为接近方便啊？”
她被反问得一怔，张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那一时刻，她看到副部长在半堵新墙那边一个劲儿向她摇头。分明地，他是在用表情阻止她口角下去。
她夺过儿子手中的一块砖，抛掷地上，将儿子一把扯过去抱起来大声说：“你别诬蔑啊！诬蔑一位街道干部也能打你个右派言论！我是生气你们把我家地搞得又是泥又是水的，砌完了收拾干净再离开啊！”
她说罢，拔脚就朝里屋走——走到门口，不禁扭头又朝副部长家院儿里望。副部长的身影仍在，仍若无其事地打太极拳。并且，他的目光也正望向她。四目相对之际，他微笑了一下，笑得那么苦涩。她觉得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大智若愚，有点儿心灵不麻木而装麻木。那会儿，墙已砌得更高了，实际上她已看不到他推去划来的手臂了，仅能看到他的头和肩了。因而她又觉得，仿佛那堵墙一砌严，他家的小院儿就成监牢了，他就永远地是一名失去了自由的囚徒了，她也再休想能见到他一面了。尽管，他与她并没有什么亲爱的关系，他只不过是她所尊敬的男人罢了。但她那一种想象，还是使她的心情一阵戚然，眼眶有些发湿起来。
她觉得那一时刻他望着自己的目光是那么深郁，又是那么意味深长，似乎在用目光向她告别，又似乎在用目光对她说：瞧我把自己搞到了多么荒唐又多么糟糕的地步，但是请不必怜悯我，我自己并不很在乎……
那是一种凝视。
他从海棠树上折下了一小枝海棠花，拿着从那堵墙上方伸过手臂来……
一名瓦工用瓦刀背拍了他的手臂一下，厉声喝道：“你这右派分子，想干什么？！”
他疼得紧皱了一下眉，不卑不亢地说：“我给那孩子枝花儿……”
他一扔，海棠花枝落在她脚边——她弯腰捡起后，见每一名瓦工都在盯着她。
她对儿子小声说：“谢谢伯伯……”
她随即扭过头去，怕眼泪流出来，被瓦工们看见了……
儿子刚一照着她的话说完，她便抱儿子一腿迈入里间去了……
“反右”与后来的“自然灾害”是中国两件颇为不同的大事件。对于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当年的中国人，都能谈出些切身的饥饿感受。而“反右”的政治打击，毕竟只落在几百分之一不到的中国人头上，毕竟只扭曲了几百分之一不到的中国人的命运。故那政治打击的力度和冷酷性，也就只有几百分之一不到的中国人深刻领教。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心得，乃是庆幸于自己终于避过风险，以及明智地总结了一些人生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并且，没几个中国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予那些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同胞哪怕些许的同情……
顺嫂大约要算是当年少数几个中国人之一了。而她对白副部长的同情，也只能是背地里的事。最初三个月内，她只见过他两次。那天早晨她出门倒垃圾回来，恰见他家的对扇门吱地开了一扇，副部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分明正打算出门……
他看见她，表情一时显得有点儿不自然，已迈出门外的脚又收了回去。并且，似乎还打算将那扇开了的门关上。他原本是位很注意自己干部形象的人，两腮的胡子一向刮得干干净净，所穿的衣服也一向熨得很平整。但是那一天他的衣服却皱巴巴的，显然穿了很久没洗过了，也仿佛很久以来没脱过，天天晚上和衣而眠，否则，似乎不至于弄得那么皱。脸上的胡子，黑茬茬地像新刷子的毛。如果他当即将门关上了，她也就没法儿跟他说上句话了。但他却没将门关严，而留了道一尺宽的缝。这就使她仍能从外边看见他，他也正看着她，显然想要跟她说句什么话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所以期待她主动开口问他句什么。
她就一如既往地尊敬地说：“副部长你早。”
他苦笑了：“早，早，你也早慧芝同志……还称你同志没关系吧？”
“没关系，不称同志，那称什么呢？”她也笑了一下，觉出自己比他笑得还不自然。
“以后再不可以叫我副部长了，我已经……被撤职了……”
“……”
“儿子又长高了些吧？”
“这孩子正贪长，都高过桌子了……怎么总没见您出门？”
“不愿出门……再说，得写检查。部里决定，检查不过关，不安排工作……”
彼此刚说了这么几句，门从里边轻轻被推严了，是那校长推严的。她虽没看见那校长人，但看见了她闪在门旁的一只脚和一截裤腿儿……
他的鬓角白了……
她另一次见到他是在深夜里。那天她去送一位山东老乡上火车，回来快午夜。一拐入胡同，远远地望见一个背影，脚步缓慢地、瞎子似的踟蹰而行，仿佛一个幽灵半夜出现在胡同里。她认出了那是他的背影，一时有所顾忌地站住了，不知应该赶上他，跟他说几句话，还是应该等他进了家门自己再走过去。但是他却没进家门。她眼见他从自己家门前走过，不认家了似的，径直向胡同另一端走。她犹豫片刻，从头脑中排开一切顾虑，很不放心地小跑了一段赶上他……
“副部长……这么……晚了，您……去哪儿呀？”
她跑到他前头，转身拦住了他，竟跑得有些气喘咻咻。屈指算来，那一年她已经二十七岁了。生过孩子以后，身体不如十年前当村长时那么轻盈矫健了。
“是你？……”
他一认出是她，显得非常惊讶。
“我刚去火车站送走咱们一位山东老乡……”
她将“咱们”两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
“咱们……咱们……”他喃喃地重复着，话题一转，严肃地反问，“不是提醒过你不许再叫我副部长了吗？”
几乎整个北京都在沉睡，胡同里尤其静谧得幽寂无声。离他们不远的一根电线杆子上吊着一盏无罩的灯，将他们两人的影子都长长地映在他们身旁……
“我叫惯了……您还没告诉我您去哪儿呢……”
“叫惯了也得改。让别人听到，对我不好，对你尤其不好……”
“您去哪儿？”
“我嘛，在家里待烦闷了，想随便走走……”
“都半夜了，回家吧！”
“不，我还不想回家……”
“还是回家吧！”
“不回！”
“跟那校长赌气了？”
“她也不再是校长了……受我牵连，降为普通老师了。记住，见了她千万别叫她校长了……她心理脆弱得很。她不是我这种承担得起的男人啊！”
她一阵沉默。
“她整天闹着要和我脱离夫妻关系……”
她张了张嘴，本想安慰他几句，却不知说些什么话才能安慰到他心里去。
“你快自己回家吧！”
“那……我陪您走走……”
“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她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了几分恼火。
“我不管您需要不需要，我愿意！”
她说罢，上前一步，挽起他手臂。她一挽住他，他变得极为顺从了，仿佛有几分无奈似的嘟哝：“那就随你吧……”
她侧脸看他，见他一边眼角那儿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微微颤动着——那不是一滴泪，又是什么呢？
泪在颤动，是由于他在发抖啊！
“您……冷吗？……”
话一出口，她立刻意识到，自己问得荒唐。
北京八月的暑热之气熏蒸着他们，没一丝风。他们走过一条胡同，又走过一条胡同，一直走到大马路边——马路上也静悄悄的，不见一辆过往车辆，不见一个夜行者的身影。五十年代后期的北京，经过了“工商改造”和“公私合营”，夜晚不再有继续经营的商店，不再有逛夜的人们——夜就是夜了……
“家乡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怎么叫……不怎么样？”
“听来的乡亲们说，都在挨饿……可……”
“讲！”
“上边还逼着谎报高产……”
他站住，仰面呆望夜空，长长地叹了口气……
她挽着他往回走时，他突然说：“也许，他牺牲了，对他倒是一桩幸事……”
她猜到他说的是她丈夫，觉得这句话太伤害自己情感了，因而停住了脚步，抽出了手臂，谴责地直视着他……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成为烈士，就他那直言快语的性子，党一号召给党提意见，他不积极踊跃吗？我被打成右派了，他还不替我鸣冤叫屈吗？那他还不跟我一个下场了？”
……
“按规定，我也得每周定期去向你汇报思想反省的情况吧？”
“是的。区里是这么要求的……而且要求我定期向区里汇报……”
“你汇报过了？”
“汇报过了。”
“我没向你汇报，你怎么向区里汇报的呢？”
“我说您向我汇报过了……说您的反省态度很端正，很老实，发自内心……”
“你这明明是对党撒谎。”
“我清楚。”
“我刚才那么说大刘，你生气了？”
她点点头。
“那我向你道歉。我那么说大刘是不对的，那么想尤其不对。你若对区里汇报了，我就又多了一条右派言论不是？有时心里太郁闷了，就难免胡思乱想……你能原谅我吗？”
她又点点头。
于是他向她欠起胳膊肘……
于是她又挽住了他的手臂……
他家的院门虚掩着——她将他搀进院里时，檐灯突然亮了。那校长站在卧室门外的台阶上，居高临下，表情冷冷地望着他们……
她说：“那校长……”话一出口，想起他的叮嘱，自知失言，急又改口说，“那老师，我去火车站送人，回来在胡同里遇见了……您丈夫……他要散散步，我就陪他走了一会……”
而他说：“是我请求的……”
那校长表情没发生任何变化，一转身进屋去了，不过没进卧室，进了客厅……
她呆呆地，正有点儿不知所措，那校长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两包东西踏下台阶，往她手里塞……
由校长而被降为普通老师的女人说：“拿着。他级别虽降低了，目前待遇还没变。这是他的待遇特殊享受的东西，拿回去给孩子吃。顺嫂，谢谢你暗中对我们的关照，这一点我和老白都是心里有数的……”
她推辞不过，只好接了。回到家里打开纸包一看，一包里是一颗颗扣子似的，咖啡色的东西，另一包里是奶粉。当年即使在北京，奶粉也不全都是用瓶装的。尤其发给干部们的，往往直接在厂里称了斤两，用纸一包就送达各大机关了。至于那包扣子似的东西，顺嫂当年第一次见到，不知那叫“巧克力”……
又过了两个月，区里通知她，她不必再对她的邻居的言行进行监督了——因为他调到东北某市去了……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某天，隔壁小院的女主人出乎意料地一大早就来到了她家。自从那扇旁门被砖封死了，她第一次来到顺嫂家。她是来向顺嫂告别的，说她要去探望丈夫，陪丈夫过春节。说如果自己对那座东北城市的生活还习惯，兴许就不回北京了……
她显出对顺嫂依依不舍的样子，顺嫂内心里也是。
她还将她家小院的一把钥匙交给了顺嫂，嘱顺嫂常替她给那株海棠浇浇水……
她惆怅地说：“万一我还回来呢？”
她四下望着那些盆原先摆在她家院子里的花说：“你侍弄得真好，他当初一盆盆搬过来是对了。”
临出门，她回头望着顺嫂又说：“这间朝阳的大屋闲着也是闲着，你莫如将几件家具移过来占了住吧……”
她此一去五年后才回北京。白副部长也同时回来了。一九六二年的十一月份，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那天上午，她正带领胡同里的家庭妇女们扫雪，一辆小汽车出现在胡同口。胡同口堆着一丘雪，她和妇女们等待着卡车来了装车运走……
司机摇下车窗问：“谁负责？带个头儿，快把雪铲一边儿去！”
妇女们全都将目光望向她。
她对司机说：“这是一条死胡同。你从前边那条胡同，才能绕到马路上去。”
司机说：“我不绕到马路上去，我是送首长回家，首长就住在这条胡同里。别啰唆啦，你们快铲吧！”
自从白副部长被打成“右派”以后，就再也没有小汽车开进这条胡同里。在那些妇女们的头脑中，这条胡同里当然也就再不住着什么称得上是首长的人物了。所以她们都不相信司机的话，都手拄着锨柄不动……
她又说：“你这位司机同志真怪！我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吗，这是一条死胡同啊！”
司机光火起来，提高了嗓门儿：“我不是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了吗，首长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虽然司机已经那么说了，当时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车上坐的会是白副部长夫妇。
双方正那么僵持着，车门一开，白副部长下车了。
他向她伸出只手，笑问：“顺嫂，不认识我了吧？”
“是您？”
她这才认出他，太感到意外，竟没立刻去握他的手。
“顺嫂，我可向你伸着手呢！”
他仍亲切地笑着，并未缩回手去。
她回望妇女们一眼，扫除了头脑中一刹那产生的种种顾虑，上前一步，很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
这时他妻子也下了车，也亲切地笑望她。她看出他们都明显地老了。他离开这条胡同之前，不过仅仅两鬓有些斑白，而五年后的他，头发几乎全白了；他妻子那张原本养颜有术皮肤细润光洁的脸，似乎被北方的风吹得粗糙了，眼角皱出了鱼尾纹。
他放开她的手，感慨地说：“顺嫂，原谅我在车上没敢认你……你可显得瘦多了……”
的确，经过三年的大饥馑，长期的营养不良，顺嫂如害了一场病一样身体消瘦单薄，脸上也有皱纹了。顺嫂那一年已三十二岁了，她又多了一个女儿需要抚养。街道委员会主任杂七杂八的工作责任，和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加在一起，使三十二岁的顺嫂的脸不再容光焕发了……
顺嫂想对他说的话，既被他说出了口，顺嫂一时也就有点儿无话可说了。她忽然从一名妇女手中夺过锨，弯下腰就开始为车铲雪清道……
白副部长急阻止住了她……
他对司机说：“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走回去。”
妇女们忽然也都上前铲起雪来——既然这个曾经是副部长，曾经坐着小汽车上下班的男人又有资格坐小汽车了，又是首长了，那怎么可以让首长走回家去呢？
他也同样亲切地阻止住了她们。
他开玩笑地说：“我今后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接受你们的监督的，怎么敢劳你们的大驾呢？”
望着他们夫妇从车内拎出皮箱走向家去的背影，女人们你看我，我瞧你，一个个都满脸的困惑不解——首长成为“右派”的事儿五年前那可多了，“右派”又成为首长的事儿却太新鲜了！
晚上，顺嫂和两个孩子刚吃罢饭，白副部长夫妇双双来串门儿。二人一落座，那校长（我们姑且还叫她那校长）就解释：“顺嫂，原谅我们在车上没能立刻认出你啊！他指着你问我——‘那是顺嫂吧？’我还对他说：‘那怎么会是顺嫂呢！顺嫂是多年轻多俊俏的女人啊！’我俩光顾看你了，想不到司机就对你光火起来……”
顺嫂说：“看把你们认真的，那有什么呢！还值当郑重地道歉吗？”
白副部长则指着正和胜利看同一本小人书的女孩儿问：“顺嫂，我问错了你不许生气，你又结婚了吗？”
顺嫂就红了脸告诉他们自己并没再婚。告诉他们那小女孩儿是家乡人的孩子——两年前一个同村的姐妹带着那女孩儿来北京投奔于她门下，希望能避过家乡的大饥荒。可顺嫂母子的口粮也是定量的，每月还有十来天要光喝稀粥才够吃呢！一下子多了两张饿得似乎无法填饱的嘴，当月简直就过不下去了。幸亏家乡的那姐妹体恤，月底就走了。再说，北京是首都，首都不许逃荒的“盲流”久居。顺嫂本人又是街道委员会主任，不能带头破首都的规矩呀！一个是有心留，留不得，也无权留；一个是含泪走，情知不走对不住好人，不走也不行。那家乡的姐妹临走前，跪求顺嫂允许她的女儿留下，于是顺嫂就多了一个女儿，小胜利就多了一个妹妹……
白副部长直听得眼眶潮湿，长吁短叹。
那校长悄问女孩儿的父母亲现在何地？顺嫂将他们引到外间屋，掩了门，以耳语般的声音忧伤相告——家乡人来信说，那同村的姐妹饿死在逃荒途中了，至于女孩儿的父亲，离村二载，杳无音讯。
那校长说，两年中饿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可能也饿死了。
白副部长顿了下脚，大声道：“把个新中国都弄成这样了，还不许人讲真话！还……”
那校长猛地推了他一下：“你又来啦！你以为你是谁？以为就你一个人心里装着中国老百姓啊？！”
于是三人都低下头去，一阵沉默。
白副部长突然转身走了。那校长说：“别理他，让他自己去冷静冷静也好。”四下望望，问，“那些花呢？”顺嫂内疚地说：“抚养两个孩子，又有街道上的许多工作缠身，顾不上细心侍弄，都死了。”那校长说：“亏你还有心把我们院里那株海棠照料得长粗了许多。”顺嫂说：“海棠是您临行特别托付给我的，我怎么忙也不能忘了您的托付啊！”那校长拉起她一只手握着，悄悄又说，“就告诉你一个人知道，别外传。中央有更大的首长替老白讨回了公道——恢复党籍，摘掉右派帽子，原先的级别和工作也马上就要恢复的……”
那校长话没说完，白副部长又回来了，瞪着妻子问：“恢复什么？你对顺嫂胡说些什么？”
那校长大不高兴起来，反瞪着丈夫说：“把你的情况告诉给顺嫂听不对呀？顺嫂是自家人，我都信任她，你还不信任啊？”
“自家人”三字，使顺嫂内心里一阵温暖。尤其从那校长口中说出，顺嫂不但觉得温暖如春，而且深深地被感动了……
白副部长不再开口，默默地抓住顺嫂一只手，将什么纸东西塞在她手里。
顺嫂挣脱手，低头一看，见是许多全国粮票。
她急又照样抓住白副部长一只手，一边塞还一边说不能收不能收，说其实自己家粮食够吃，说部里那伙司机，每月都送来些粮票……
白副部长使劲一甩手，愠怒了似的说：“怎么，他们送的你就收，我送的你就不收？不就是五十斤粮票吗？你要敢再往我手里塞还，我就生气了！明摆着的，那女孩儿没户口，也就没口粮！这年月，三口人吃两口人的定量，怎么就会够吃呢？”
那校长也从旁劝顺嫂收下。说那些粮票，有他们攒的，有老战友们支援的，如果他们没回北京，本打算寄给她的……
顺嫂的心，不但温暖，不但感动，而且，简直对那五十斤全国粮票所意味着的深情厚谊有些承受不起了……
顺嫂双手一捂脸，流泪了，无声地哭了……
那天，白副部长还关怀地问到顺嫂的经济来源。街道委员会主任依然是没有工资的工作。除了丈夫是烈士她应领的那份儿抚恤金，顺嫂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哪里还另外有什么经济来源？而那份抚恤金，只不过才二十八元。是按丈夫生前的基本工资做的比例。但是国家当年规定，家庭平均生活费低于十元，才算是困难户，子女上学才免费，才有资格享受困难户的生活补贴。顺嫂母子的生活费多出八元，当然不在补助之列，儿子胜利也当然从未被免费照顾过。丈夫生前的司机同行们，几乎都是九死一生冒着枪林弹雨打入北京之后才脱下军装开起车来的，难得他们都是些热血衷肠的男人，更难得他们都那么念旧，每月常凑足一二十元送来。顺嫂是何等刚强的女人，她心领他们的情义，钱却绝不肯收的。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粮票她倒不太拒绝。她也曾思忖，打算辞去街道委员会主任，申请到部里去做临时工。如果她向部里提出，部里是一定会批准的。她这一想法无意中一向人透露，一在居民中传开，居民们不依了，都说再选不出比她更热心的街道主任了。有人还在居民中建议，大家每月自愿为她家“集资”，最多每户五角，最少不限，一角两角都可以。顺嫂非常严肃地将那位热心人批评了一通，却也从此彻底打消了去部里干临时工的念头……
白副部长的关怀显然发自内心，顺嫂也就实话实说，无遮无掩地全告诉了他……
几个月以后，顺嫂领的那份抚恤金增加到了三十八元。顺嫂疑惑，亲自去部里找方方面面的人询问，是否全国烈士家属的抚恤金都增加了。人家明白她所以问的用意，都告诉她是的，都说绝非对她一位烈士家属的格外照顾，都让她只管放心，踏踏实实地领了去过日子花就是了……
那天，顺嫂一高兴，带着儿子胜利和干女儿秀秀，去大马路上的饭店点菜要汤美美地饱饱地吃了一顿……
多了十元抚恤金，两个孩子渐渐胖了，年节有新衣服穿了。缠着顺嫂央求买新书包新文具盒，她往往口一松，也就嗯啊地答应了……
日子如流水……
家里墙上，挂满了奖状，都是顺嫂获得的荣誉。
次年，胜利和秀秀也很要强地带回家了两份学生奖状。顺嫂高兴地从最显眼的墙上揭下了自己的两份奖状，替孩子们用图钉按上了他们的……
次年的次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顺嫂果然被选为区人大代表……
一九六五年，顺嫂被选为市人大代表……
一九六六年，胜利读到初中了，十三岁了。他的烈士父亲遗传给他一副骄人的体魄，从背后望去，个子高得像小伙子似的了。比哥哥小两个月的秀秀，也年届女孩儿们的花季，开始出落得水灵灵又文静静的了。她仿佛天生比哥哥聪明，学习成绩也自然比哥哥优异，一入中学就当上了学习委员。兄妹俩虽不同班，但却天天同时迈出家门，同时进入家门。这一个放学晚了，那一个一定要在校门口等。上学放学路上，还常拉一段手儿，胜利因而遭班上的男同学嘲笑过。他不在乎，两眼一瞪大声说：“怎么了？拉手儿怎么了？她是我妹妹！”
而秀秀如果在一旁，就会息事宁人地扯走他，并好言阻劝：“哥，别跟他们真生气，不值得真生气……”
当两名中学生在家里埋头写作业时，顺嫂常呆望他们背影，心中暗暗祈祝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愿望，并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出种种美好的憧憬……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北京开始了。
顺嫂起初也是一个踊跃参加的人物，乃因为她是街道委员会主任和区、市两级人大代表的身份所决定所促使的。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绝不会错的。毛主席即党中央，党中央即毛主席，如此信念逻辑，也是她那样的一个女人头脑中毫无疑问的逻辑。她积极地带领街道妇女们到处贴大字报，她组织成立了“街道妇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红色战斗队”，她与某些对运动大方向有所怀疑的人展开辩论，她在全市第一个自作主张地将街道委员会改为“街道文革促进联络站”……
接近四十岁的顺嫂，自然而然地又焕发出了二十年前是革命根据地女村长那一种革命青春和革命豪情。“革命”，“革命”啊！久违了的两个字，久违了的全民总动员，久违了的轰轰烈烈，久违了的使人热血沸腾的那些口号……打倒、打倒、打倒……就像当年在革命根据地号召乡亲们打倒土豪劣绅汉奸恶霸一样，多么令人激动啊！望见游街示众的情形和场面，她一点儿也不同情那些被戴了高帽、挂了牌子、抹了黑脸，并被指斥是“牛鬼蛇神”的人们。她确信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统统应该被打倒。至于那些革命的方式，她也并不觉得过分，并不觉得偏激。因为她是年轻的女村长的当年，也像北京的红卫兵一样，以类似的方式革命过……
有天她带着几名街道妇女给在闹市街头召开批斗会的红卫兵小将送茶水，送毛巾，恰见一红卫兵高抡起皮带，劈头盖脸地、凶狠地抽一个五十多岁的、双膝跪地、看去是干部的女人。那女人头上脸上顿时流下鲜血来……
顺嫂忽觉一记记疼在自己身上。她很小的时候见过那一种场面，地主的狗腿子像那样用马鞭抽过她的父亲——年少的哥哥在一旁紧紧搂住才五六岁的她，眼睁睁看着无力救援，只有一块儿哇哇大哭……当了村长以后的她，有理由也有权力实行报复的她，却从未下令毒打过一个阶级敌人，更未亲自动手毒打过。她倒是按照县委的判决，率领民兵执行过一名恶霸地主的死刑。但即使对那一名恶霸地主，她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他，尽管他确是人人憎恨的恶霸地主。作为女人，她本能地认为，世上万事皆是有分寸的，某些分寸即她理念中的原则。而这种发乎于女人本能的理念原则，进而使她认为，革命可以这样，但不可以那样……
她忍不住喝喊一句：“不许打人！”
刹那间鸦雀无声。
那红卫兵看去只不过是一名中学生。在她眼里，他与她的胜利一样是孩子。他手中的皮带悬在半空，对她虎视眈眈……
围观者都将各种各样的目光望向了她……
那双膝跪地的女人也抬头望她——血从那女人头上顺着脸往下流。女人的目光里并没有明显的感激，倒是有几分愕异有几分困惑不解似的。那女人一声也不曾发出过叫喊，更未求饶。这一点使顺嫂竟对她心生敬意起来，因为她佩服坚忍的女人，因为她自己也具有坚忍的性格……
她又喝喊了一句：“不许打人！”
中学生怒形于色：“你敢阻拦革命？！”
她也怒形于色了：“我阻拦的是你！因为她是女人！因为她的年龄完全有资格做你妈！因为革命根本不需要你这种革法！”
“你！……”
“我怎么了？”
她跨前一步，横身于那红卫兵和那女人之间……
“滚开！”
她岿然不动。她以为他不敢连她也抽。然而她想错了，皮带卡子在空中划了一道闪亮的弧，她感到头上挨了一下，觉出了血也顺着自己的脸往下淌……
很疼。但是她也没叫喊……
她瞪着那红卫兵，吃惊于他的冷酷。由于吃惊而呆住……
“还不滚开！”
她头上又挨了一下……
几名相随而来的妇女，吓得一个个不敢吭声，仓皇地将她扯了就走……
在家门口，她碰到了站在院门外侧倾听街上批斗之声的白副部长。
他惊愕地问她怎么了。
她什么也没说，一手捂着头进了家门。
他跟进了她家门，也许有些明白了她的遭遇，沉思着说：“顺嫂，今天做得似乎对的事，不等于将来也肯定对。你可要学会三思而行啊！”
他走后，她因他的话陷入了长久的自省……
胜利和秀秀从学校回到家里，见她头上缠了纱布，也都惊愕地问她怎么了。她没告诉他们实情，用谎话搪塞过去了。
瞧着他们臂上的红卫兵袖标，她严肃地问他们打过人没有。他们都发誓没打过。她这才放心，一再叮嘱他们不许学打人的红卫兵……
白副部长被第二次打倒了，罪名是双重的——“翻案右派”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点名将他从外地调回部里的那位中央首长被划入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也就难以为自己辩诬了。
部里的造反派们，将火烧他的大字报也贴到了胡同里，贴满了他家对面一排民宅的后墙。其中一条罪行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收买人心”，指他要求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除十元，补贴在顺嫂的烈士家属抚恤金里……
顺嫂这才恍然大悟。那罪名虽是定在他身上的，却也使顺嫂陷入了从未体会过的尴尬。她觉得胡同里的全街道的人们看她的目光，有些复杂起来。而事实上也是那样。人心并不像她所一厢情愿地以为的那么公道，自从她当上了区、市两级人大代表，大有嫉妒者存在着。只不过那些人的嫉妒从前掩盖得很严很巧，只不过她从未揣测过那些人。现在，她的尴尬使那些人非常快慰。瞧，这捞到过政治资本和荣誉的女人，也与“黑帮”有了撕扯不开的瓜葛了吧？别管什么性质的瓜葛，反正是瓜葛！难怪两家平时过往那么亲密！不定还会有什么事儿揭发出来呢！那些人近乎幸灾乐祸地想——好戏还在后头呢！
两个孩子也陷入了从未体会过的尴尬。少年和少女的尊严竟是那么脆弱，他们生气地在家里哭了一场。但究竟该生谁的气，又一点儿也不明白、不明确。生母亲的气显然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哭过了一场之后，又反过来劝她，声明他们一点儿也没生妈妈的气。哭又有什么用呢？大字报也等于贴在她家对面，每天一出门，想看不到都不可能……
顺嫂又开始每月只领二十八元抚恤金了。对白副部长的善意，她除了拒绝，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白副部长遭到不断的批斗。有时被带到部里批斗，有时就在胡同里，就在他家门口或院儿里被批斗。有时批斗者是部里的造反派，有时是部属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有时一天被批斗几次。
一次又在他家门口批斗他，批斗者们逼问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每月舍出十元钱，是不是企图获得广大革命群众的好感？
他说绝对不是，说他是自愿，是经部机关党组讨论同意的，说那是件严格保密的事。除了几位党组成员和财会部门的领导，广大革命群众根本一无所知，好感又从何谈起？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做？”
“还能为什么？烈士当年是专为我一个人开车的司机，我对他有感情，对他的妻子也有感情……”
“什么感情？！什么感情？！说，说！”
“无产阶级感情……”
“呸！你不配！”
“那，我就只能承认是男人对女人的感情了……”
“你！……还敢说流氓的话！”
皮带雨点儿般的一记记落在他身上……
他妻子当时陪斗。她不顾批斗者们会怎么样，猛转身冲入房间，将门插上了……
胡同里许多人都围观了那一幕。有人脸上呈现出了意味深长的笑……
而顺嫂和两个孩子，在家里一声不响地将外面传来的话——批斗者们的话和他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当天夜里，隔壁隐约传来了男人竭力自抑而又无法抑制的、凄凉又悲愤的哭声。那哭声证明一个男人的心灵孤独无助，绝望到了极点……
她闻声而起，披衣细听了片刻，蹑足走向儿女的两张床——孩子们也醒了。黑暗中，少年和少女，各自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分明地，也在瞪大着眼睛倾听……
她默默从孩子们的床边退开了，呆坐于自己的床沿，不知如何是好。
终于，儿子低声说：“妈，你要是想过去劝劝白伯伯，你就去吧。我不反对……”
隔了片刻，秀秀也说：“哥哥的话代表我……”
院门白天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卸掉了一扇，他们说那样才能利于广大街道革命群众对他的密切监视。她走入院子，见没有一间屋子亮着灯。哭声是从卧室传出来的。她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前，轻敲了几下，虚掩着的门自行开了。她低问：“能进吗？”没听到那校长应声，他仍哭着，显然没听到她的话。她恐怕是那校长想不开，做出了什么傻事，而他正需要帮助。不再顾忌什么，一脚迈了进去。那是她第一次进他家卧室，双手交替在墙上摸来摸去，最终也没摸到电灯开关……
借着映入屋里的月光，她见他的身影缩坐在床边的沙发上。而床上，被子凌乱，显然有人躺着……
她走到他跟前，问那校长哪儿去了，问他为什么哭。
他自然从声音听出了是她，伸双手紧紧抓住她一只手，说他妻子躺着躺着突然坐了起来，冷冷地向他声明——她要跟他划清界限，要跟他离婚。之后胡乱往一只皮箱里塞了些衣物，拎着走了……
“她……她对我一点儿都不抱希望了！我……我对不起她……更对不起我们的女儿……”
听他这么说，她心里替他难过极了。
她情不自禁地将他的头搂在自己怀里，一边抚摸他的脸颊、他的肩、他的背，一边劝他不要太自责、太内疚。她说他落到这种地步，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罪过的事呀！说那校长肯定是由于一时烦恼才离开，也许几天后就会归来……
在她的抚摸和劝说之下，他终于不哭了，但还将头偎在她怀里，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看透了这世上只有母亲一人相信自己的清白，因而也只有从母亲怀里才能获得安慰和庇护似的……
她理解一个男人那种情况之下的那一种心灵需要。
她也很宁愿自己的怀抱被这个孩子般孤独无助的男人那时刻想象成是慈爱的母亲的怀抱……
她正被女人自己的善良所主宰所感动，半开半掩的门由外面猛地被踢开，几束手电光集中地照住了他们。最初的几秒钟，她呆愣得如木如石。
“好哇！这下抓个正着，看你们还能如何狡辩！……”
听到这样的话，她才意识到应该将他的头从怀里推开，但已为时太晚了……
“你们想干什么？”
“什么？捉奸！烈士的遗孀与黑帮发生奸情，不但是丑事，而且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手电光也将对方的嘴脸从黑暗中映了出来，她一眼认清了正是用皮带抽过自己的那名红卫兵……
“血口喷人！血口喷人！血口……喷……”
他站起来了，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对方反复只说同一句话，就再说不出第二句话……
她这才发现，他仅穿着一件长睡衣。
那名红卫兵也指点着他和她说：“血口喷人？我们都是目击者！瞧你们衣衫不整的狼狈样子！你把衣扣都扣错啦！”
她低头一看，自己的确把衣扣扣错了，因为从家里过来得急扣错的。
她挥手给了对方一耳光。
对方倒没歇斯底里大发作，反而笑了，摸着脸自以为宽厚地说：“恼羞成怒了？理解。理解也得开你们的批斗会！现在就开！”
于是当时当场就批斗起他们来，一阵阵高喊些荒唐之至的口号。他们将他家的鞋全搜到了一起，用绳穿为两串，一串挂他脖子上，一串挂她脖子上……
胜利和秀秀闻声奔过来。他们哪里肯容忍对方们羞辱自己亲爱的母亲！扑上去分别和对方们扭打作一团……
顺嫂一声厉喝首先镇住了胜利和秀秀。
她冷笑着对两个孩子说：“没你们什么事儿，回家睡觉去！这种把戏，是羞辱不倒妈的！”
兄妹俩又哪里肯没事似的回家睡觉呢？
他们相抱而泣……
可能有善良的人给部里的司机们挂了电话，没多久他们乘一辆大卡车赶来了，人人头戴盔帽，手握木棒……
他们撵鸡似的撵散了红卫兵们。逮住一个跑得慢的，扯回院里就要打……
她制止说别打，说他还是孩子呀！
白副部长也说千万别打，一打，问题更复杂了。
他们却说，这样的孩子，打死一个少一个，否则将来必是祸国殃民之辈……
那红卫兵虽没挨棍棒，屁股上却被狠狠踢了几脚……
司机们临走时在顺嫂家门上贴了一张布告，上写的是——此户烈士家属，受××部车队全体革命派之坚决保卫，敢有再来犯者，定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毫不留情。布告以一排触目惊心的“！”结束……
第二天清晨，顺嫂刚一出门，蓦见对面宅墙上一条大字块组成的标语是——通奸可耻！捉奸有理！往烈士脸上抹黑有罪！我们不要对不起烈士的女人做街道委员会主任！反对她继续是区、市人大代表！——字大，纸大，占了半条胡同的宅墙……
顺嫂很少出家门了。
两个孩子也很少去学校了。他们也几乎整天不出家门，在家陪母亲……
不久，白副部长被发配到干校去了。他从门缝往她家塞了一封信，满纸写的都是歉意和内疚的话……
某天胡同里出现一名大学里的女红卫兵。她走入白副部长家院里转了一圈，出来后在顺嫂家门前，表情冷冷目光冷冷地看那张布告……
顺嫂从窗口认出她是白副部长和那老师的女儿倩芸。她上中学后一直在南方与姥姥一家生活着。
顺嫂迎出家门说：“倩芸，是你呀！”
又对跟随出来的胜利和秀秀说：“这是白伯伯的女儿，快叫姐姐！”
倩芸指着对面墙上的大字标语恨恨地说：“少跟我套近乎！叫伯伯叫姐姐你们配吗？我父亲的名誉是毁坏在你这不要脸的女人名下的！”
不待顺嫂说什么，她啪地扇了顺嫂一耳光。
胜利上前一步，也替母亲啪地“回敬”了她一耳光。那是很响亮的一耳光，五个鲜红的指印清清楚楚地印在她白皙的脸上。
顺嫂看了儿子一眼，没有出言制止。
儿子的表情儿子的目光，比白副部长那位自幼被宠惯得娇骄二气十足的公主的表情和目光还冷峻。如果倩芸胆敢再用语言冒犯她半句，她相信儿子会使倩芸另半边脸也印上五个鲜红的清清楚楚的指印。
而她依然不打算制止。
倩芸与儿子互瞪了片刻，转身悻悻地走了，她一次也没回头地消失在胡同口。
顺嫂想，她长那么大，肯定是第一次挨耳光。够她牢记一辈子的吧？
又想，自己也是第一次挨耳光啊！而且是被小辈儿扇的！也应该牢记一辈子吗？不高兴的事儿，还是尽快淡忘了的好啊！她自问又自答……
又过了一年，一九六八年，红卫兵们的厄运到了，不是红卫兵的初高中生们也在劫难逃。按照“上山下乡”的文件，胜利和秀秀之间，可以有一个留城，而另一个必须走……
顺嫂私下里对胜利说：“儿子，你是哥哥，你去吧！”
胜利说：“行，我去！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胜利就瞒着秀秀，暗中报名去北大荒。临走前几天，不说不行了，才由顺嫂对秀秀说了，秀秀一听就急哭了。她本打算自己报名让哥哥留城的。
顺嫂哄她：“你是女孩儿，你去妈多舍不得呀！再说你父亲万一哪一天到北京来找我要人，我怎么交代呢？”
秀秀嘟哝：“他来了我也不认他！别说父亲了，就是我亲母亲来，我照样不认！他们但凡心里还牵挂着我，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我不管不问？”
顺嫂责备道：“秀，你心里可不许这么想。他们必有他们的难处。”
胜利下乡半年后，秀秀分到了服装厂。每月十八元工资，她交给顺嫂十五元，自己只留三元零花钱。胜利也每月往家寄钱。一向并不精于理财的顺嫂，竟开始攒钱了。
有天晚上，秀秀见顺嫂点钱点得那么认真，明知故问：“妈，你攒钱干什么呀？”
顺嫂说：“瞧你问得怪！你真不知道呀？”
秀秀说：“我是真不知道嘛！”
顺嫂说：“我不告诉你。现在不知道，你以后就知道了。”
秀秀撒娇地往她怀里一倚：“妈，现在就告诉我嘛！”
“多大了，还装小孩儿！”顺嫂佯烦地推开了秀秀，心里边却甜蜜蜜的。
秀秀也是，喜悦地满屋旋转，还唱……
不是什么人大代表了，甚至连街道委员会主任也不是了，什么使命感都没有了，什么义务都从身上卸却了，顺嫂开始觉得做普普通通的彻底的家庭妇女也是自己完全能够接受的现实了。她甚至感到渐入佳境起来。连十七岁当村长的光荣，也变得那么遥远了，仿佛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忆残片似的……
顺嫂心里只存在着一种责任了，那就是母亲对儿女的责任。它是由从前似乎很大实则空泛的责任收缩而小而更具体的。与其说是她自己对责任二字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毋宁说是责任二字使她感到受了深刻的嘲弄。她不再关注当年政治风云的朝生夕灭。这国家明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视而不见呢？又为什么都视而不见又都似乎在很郑重其事地负着种种什么责任呢？她每每百思不得其解。不得其解也就索性不思不想了。反省自己在“文革”初期那一种参与的热忱，她好不惭愧啊！但这惭愧是不能对人讲的，只能闷在内心里。一旦讲了就会招致祸端。她明白这一点……
胜利很争气。下乡第三年当上排长了，第五年当上副连长了。那年冬季他探家回来时，脚穿大头鞋，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俨然东北大汉了。
他如同一辆载重卡车似的背回了许多东西。刚一放下东西，就转身双目眈眈地望着秀秀问：“你怎么还不结婚？北京找不着好小伙子啦？”
秀秀红了脸低头说：“等着你返城呗。”
他说：“开玩笑，甭指望！我下次再回来，你必须让我看到我有了妹夫！”
秀秀说：“那你下次探家必须给我领回一位嫂子来，否则不让你进家门！”
顺嫂听了不免暗自叹气。她清楚他们各自的心思，胜利是唯恐耽误了秀秀的终身大事，而秀秀则非胜利不嫁。可一个在北大荒，一个在北京，他们也没法儿厮守着做夫妻呀！她的白发日渐地多起来，为两个年轻人愁得……
又两年后胜利探家回来时，并没给秀秀领回一位嫂子，自然也没看到什么妹夫。
顺嫂开始因他们而失眠了。都老大不小的了，总拖着哪儿是回事啊！
她先背地里劝儿子。
胜利说：“妈，问题不在我这儿啊！”
她生气地数落：“问题不在你？那你怎么不成家？”
胜利颇不耐烦地回答找不到合适的。
她又转而背地里劝秀秀。
秀秀说：“我哥不结婚，我决不先他而嫁！”
她急了：“秀秀，听妈劝，啊！再拖两年你就变成老姑娘了！”
秀秀却笑了，满不在乎地说：“老姑娘就老姑娘！嫁不出去，正好我哥兜着我！妈，干女儿变儿媳妇，在你那儿还通不过啊？”
秀秀也很争气，几乎年年是模范。一九七六年由单位推荐，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胜利终于返城了。两个年轻人也终于结婚了，胜利在北大荒锻炼得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会干。他独自一个人，也没找人帮忙，就将家里的格局变了。原先的门封死了，从厨房另开了扇门，形成两屋一厨了。他和秀秀睡原先背阴的那间，坚持让母亲住在朝阳那间。
顺嫂说：“儿呀，你这么一改，好倒是好。可这间屋也没正式分给咱们呀！”
儿子说：“管他呢！”
胜利返城后，一年内没找到正式工作，四处干零活儿。
一天，胡同里又缓缓驶入一辆小汽车。驶至顺嫂家门口停住，下来两个干部模样外地口音的男人，从车后备箱搬出了几盆北京不常见的花。随后他们就抬头望着门牌犯疑惑，因为不知门在哪儿。
顺嫂隔窗瞧见，出门问他们找谁。
他们问她是不是顺嫂。
她点头称是。
他们说找的正是她。说他们是从南方来北京开会的。他们的白副省长，嘱咐他们千万要替他来看望顺嫂——原来的副部长在南方某省当了副省长，花是他委托他们从南方捎来的。他们说那都是很名贵的花。
顺嫂将他们让进屋，他们交了带来的信，接着便问家中有什么困难没有，若有，请她直言相告。
顺嫂想了想，坦率地问他们能否替儿子找份工作。
他们说这不难，叫胜利到他们省的驻京办事处去就是了。
顺嫂想问他们副省长的夫人是不是姓那，但几次话到唇边没出口，怕问得不妥。
他们走后，顺嫂看信，信中当年的白副部长也没提一句那校长……
顺嫂真希望他们仍是夫妇。
胜利会开车，就在那个省的驻京办当起司机来。才当了两个月司机，又与秀秀商议，也要考大学。秀秀自然支持。于是他干脆辞了职，在家专心补习功课，当年果然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好在小两口都是节俭惯的人，婚事也办得简单，没舍得花顺嫂攒下的那笔钱，正可以用来度日。
秀秀毕业后，被工艺美院留下教学了。那一年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了，那一年顺嫂已经五十岁了。
秀秀的母亲当年确实是逃荒途中饿死了。但秀秀的父亲仍活着，并且果然来北京找到了顺嫂家。当时秀秀正巧在家，问清了身份，也就果然往家门外撵父亲。
顺嫂打了她一巴掌。
她问父亲以前为什么不来认她。
父亲说穷困潦倒，没脸来认。
一句话说得秀秀心软，扑入父亲怀里大哭。
她父亲是拖着病体来找女儿的。三天后入医院一检查，是癌症，住了一个多月院就死了。令顺嫂感到欣慰的是，秀秀父女终于相互见到了。令秀秀不安的是，顺嫂多年攒下的那笔钱，都为自己的父亲付住院费了。
秀秀问顺嫂心疼不。
顺嫂说：“秀，他再不对，也是你父亲呀！你只有一个父亲呀！何况他还是我乡亲。他养不活你的情况下，我收留你不是完全应该的吗？亲情加乡情，我怎么会心疼钱呢？”
顺嫂一番话，说得秀秀肃然起敬。
家中出了两名大学生，顺嫂在胡同里又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了。些个做父母的，常来家里当面赞扬她家教有方，并虔诚地向她请教经验。
顺嫂那时总是显得特别窘。她说哪儿谈得上有什么“方”啊！哪儿有什么经验啊，不过孩子们自己懂事早，自己上进争气罢了。嘴上尽管谦虚着，心里却不由得不自豪。
居民们开始重新评价顺嫂当主任时街道工作的成绩了。不是吗？那时胡同多清洁，治安多好，前居后邻相处得多和睦！哪两户人家刚发生了矛盾，想吵还没来得及吵呢，顺嫂得知后，这家劝劝，那家聊聊，三言两语的，就谁都不好意思吵了。顺嫂走在胡同里，哪怕发现地上有截烟头，都会弯腰捡起来扔到垃圾筒去。她这样，谁家还好意思往胡同乱倒垃圾呢？
于是当年改选时，顺嫂又是街道主任了。这结果并不使她感到意外，但她想早日抱孙子当奶奶，不想再当街道主任了。
居民们怎么会依顺嫂不当呢？
于是纷纷来她家劝她顺应民意，都说：“顺嫂顺嫂，你怎么能不顺应民意呢？”
顺嫂笑了，说：“一个街道主任，当也罢，不当也罢，哪儿扯得上什么顺应民意不顺应民意呢？”
居民们都说：“话不能这么讲，这么讲可就水平低了。街道也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呢，一千多口人，称得上‘人民’二字了！”
居民们以为顺嫂拒当主任，是因为还记着当年在胡同里受的羞辱，不免地背后向她揭发，大字标语是谁谁连夜写的，又是谁谁找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来“捉奸”的，还有谁谁串联了谁谁早就处心积虑地想把她搬倒搞臭……真真假假，飞短流长，不一而足。
别人听了这些，可能更不愿当了，顺嫂听了这些，却决定再当了。
她宣布就任的第二天，召开了一次居民大会。她在会上说：“过去那些是是非非鸡零狗碎的事儿，就当是河里的水流过去了吧！我决不记在心上，大家互相也不要再搬弄来搬弄去了吧！咱们街道不是有传统，每年评选好居民吗？我建议这就是好居民的头一条！”
她的话当然赢得了一片支持的掌声。
她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居民们，将所属每一条胡同墙上电线杆子上留下的“文革”口号、标语和大字报残迹，全都清除得干干净净……
为了支持顺嫂当好街道主任，胜利和秀秀主动表示他们再拖两年要孩子……
某日，一辆气派的“奔驰”开进了胡同，停在白副部长家旧址门前。那院儿分给了新任的一位副部长，院内堆满建材，正预备翻修。车上下来一位高挑身材的摩登女子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先生。他们进院转了一圈，出来后绕着顺嫂家屋墙走到了门前。那女子戴着墨镜，嘴唇涂得猩红。顺嫂开了门问他们找谁家。
那女子说：“阿姨，我就找你啊！”声调颤颤的，分明很激动。
“找我？”
顺嫂困惑了。
那女子就摘下了墨镜，顺嫂盯着她纹过眉的脸端详半天，终于认出她是倩芸。
顺嫂略一迟疑，随即热情地将他们请进了家。他们一落座，倩芸就急切切地告诉顺嫂，他父亲去世了。她父亲至死也没能和她母亲复婚，因为她母亲早已嫁人，而且已与后夫有了孩子。尽管两人都非常渴望复婚，但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另一个孩子，最后还是由她父亲决定委屈自己，先从自己这方面彻底打消念头……
倩芸谈她父母的事，就像谈别人父母的事似的，表情和语调都是那么淡然。
她说：“我父亲那种人，太为别人着想了！凭什么非得委屈自己呢？管那么多干什么呢！自己能觉得好就行了呗！”
顺嫂缓言款语地说：“你父亲是好人。”
倩芸又说：“阿姨，您才是真正的好人呢！我父亲临终这么评价您的！他嘱咐我，一定要代表他来看看您。一定要代表他当面表示他对您的感激……”
顺嫂凄然地垂下了头，轻说：“我有什么可感激的呢？”
“阿姨，当年那一天夜里的事儿，我父亲临终也如实告诉了我……我……郑重向您赔礼……”
倩芸的语调又颤颤的了。
顺嫂抬头，见她眼中已汪着泪了。
顺嫂拉过她一只手握着，轻拍着她那只手的手背，叫着她小名说：“芸芸，忘了，忘了不好吗？不就一记耳光吗？胜利不是也扇了你一记耳光吗？当年就扯平了的事儿，还装在心里这么久干什么呢？”
倩芸抹了抹泪，笑了。她向她那位始终一言不发的丈夫使了个眼色，他立刻打开皮包，取出一整捆钱交给她。
倩芸将钱往顺嫂手里塞，并说：“阿姨，这一万元钱您无论如何得收下，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我们觉得送钱比送什么东西都实在……”
当年一万元是一般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大笔钱。
顺嫂还从未见过整捆的钱。一万元对于她而言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惊呆了，继而慌乱极了，起身躲开，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连说：“不行不行！快收起来快收起来！这算怎么回事儿呢？”
倩芸与丈夫一时都无可奈何地对视着。她丈夫突然起身，走到顺嫂跟前，双膝一弯跪在当地，嘴里还嘀里哇啦说日本话……
顺嫂更加不知如何是好了。
倩芸赶紧解释：“阿姨，他是日本人。他说他一位大大的商人，区区一万元人民币对他算什么？您要不收下，他就长跪不起……”
顺嫂哭笑不得，更加坚决地说：“芸芸，你们的心意阿姨领了，钱是无论如何不能收的。你丈夫若再跪着不起来，那我也跪了……”
最后，双方互相妥协——倩芸夫妇不再逼顺嫂收钱，但顺嫂得答应他们请她吃一顿饭……
顺嫂当然生平第一次坐“奔驰”那么高级的车，也当然是生平第一次在北京饭店那么高级的地方出现。坐在“奔驰”里，她恍如坐在宇航飞船里，觉得那车随时会悠地一下开上天去似的。而一名漂亮的饭店小姐往她身旁一站，她简直就全身紧张得僵住了……
那顿饭她吃得如同受虐。样样菜都吃了，又仿佛什么都不曾吃过，大晌午空腹陪着别人坐了一个多小时似的。而且觉得哪样菜都不好吃，更不记得究竟吃了些什么。但倩芸夫妇却吃得津津有味，与在她家里时相比，他们的神情放松多了，自然多了……
“奔驰”送顺嫂回家时，她从前车镜瞥见倩芸亲了丈夫一下，并听到她对丈夫悄语：“该在中国了结的事儿，都了结了，心里从此干净了，再也不被什么愧疚感折磨了。以后就好了，以后我再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一心一意做你的好夫人！”
顺嫂内心里不禁地暗想——看来感激也是件很累的事儿呢！但是被感激显然更累啊！那顿奢餐她吃得很疲倦，她意识到自己老了……
那天是星期六，晚上胜利和秀秀先后回到了家里。她边做饭边讲了倩芸来过的事儿，讲完自言自语似的问：“我是不是也不该被钱吓成那样子？既然人家是大大的商人，一万元对人家是小意思，当时收下也合情合理吧？我太傻了吧？”
秀秀取笑道：“妈，你后悔了吗？”
胜利也说：“我觉得妈是有点后悔了！”
顺嫂赶紧表白：“没，没！不是家里正处在缺钱的阶段吗，要不我会那么想？”说完，扭头见儿子和媳妇在笑，自己也不禁地笑了……
区里又要选人大代表了。区里通知顺嫂，定的候选人名单中有她。她既是烈士遗孀，又曾是“老代表”，在候选人名单中最具资格。而且向她透露，民意调查显示，她获得的选票将会很高……
那一夜她辗转难眠。
第二天她让秀秀替自己给区里写信，信上说自己快六十岁了，是老太婆了。街道主任也决定当到满届就再不当了，人大代表那是要有政治水平敢于代言善于代言的人才可以当的。许多人都争着当，许多人都能比自己当得好，名额就让给那样的人吧……
秀秀停住笔不以为然地说：“妈，你何必太认真呢？每年开不了几次会的。也不是所有代表都真的是什么优秀人物，送上门的荣誉干吗拒绝呢？”
顺嫂却说：“别人怎么对待这种事儿我不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荣誉和钱一样，虽然是好东西，但得受之无愧！”
秀秀说：“妈，我觉得你就受之无愧！”
顺嫂沉默片刻，慢言慢语地说：“当年，妈也真算受之无愧。现在是一个老太婆了，瞎掺和什么劲呢？我主意已定。秀你只管照我的意思写，写好即刻发出去！”
公元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对于顺嫂晚年的人生，是一个格外重要的日子，也是一个格外值得纪念的日子。其不寻常的意义，不亚于四十五年前她和刘顺根“结婚”那一天，也不亚于四十一年前她从山东来到北京那一天。
公元一九九三年，顺嫂六十三岁了。
她已不再当街道委员会主任。对于一个人的奉献精神和成绩，中国已不再只实行荣誉表彰，而且开始颁发奖金了。奖金已和奖状一样，被普遍的中国人承认该是荣誉的一部分了。甚至，似乎比奖状更证明一个人的荣誉价值了。区委根据顺嫂对街道工作的贡献，授予了她“模范街道工作者”的终生称号，还向她颁发了五千元奖金。那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委所颁发的一切奖金中数额最高的一次。但是并没引起任何人的嫉妒，参加那次颁奖仪式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顺嫂配。
顺嫂从奖金中分出了两千元，捐给街道托儿所了。又分出了一千元，亲自送给了胡同里的几户人家，那几户人家因各种各样的情况而生活困难。剩下的两千元，顺嫂为自己的孙女存上了。虽然秀秀为她生的是孙女不是孙子，顺嫂照样视为心肝似的喜爱她。大多数人一过六十岁，尤其大多数女人一过六十岁，就都变得没太大区别了。一旦当了奶奶或姥姥，心思几乎无一例外地整天被第三代粘住了。
六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明媚的日子。上午的阳光像是透过一层薄薄的金黄色的玻璃纸才洒向人间的。胡同里静悄悄的。一只花猫从某一个院子探出半截身，抬头望对面的大杨树，想要横穿路径爬到树上去。从大马路传来了几声汽车喇叭，花猫一机灵，吓得缩回院里去了……
孙女闹着要到马路边上去看汽车。这三岁的女孩儿不知为什么像男孩一样，对布娃娃不怎么稀罕，反而对汽车发生极大的兴趣。一听到汽车喇叭就闹着要“看车车”……
顺嫂抱着孙女走到胡同口，遇一个戴蓝色单帽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正往胡同里拐。崭新的单帽下，那男人的脸黑红而瘦削，两腮各有一道纵纹，很深，如雕刀刻的一般。顺嫂以老北京女人的经验，一看便知他准是外地人，而且准是西北来的人。因为北京的男人很少戴那种老式的单帽；因为在全中国，西北人的脸才红里透黑，黑里透红。而那小伙子一看便不难猜到是名大学新生，入校还不久，对北京还不太熟悉，浑身的外省学生味儿还丝毫也没受到北京处处繁华的刷洗。他表情困惑地向胡同深处望着，眼中流露着好奇的激动……
那男人问顺嫂，有位叫李慧芝的女人，是否仍住在胡同里。
李慧芝？……多熟悉的名字！没错儿，胡同里肯定住着一个叫李慧芝的女人！
顺嫂刚一点头，那男人就说：“谢天谢地！”说完，撇下小伙子，大步匆匆地便往胡同里走……
“爹，你急什么？！”
小伙子朝顺嫂笑笑，赶紧追了上去……
孙女拍着小手，开心地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时，顺嫂却仍在回想李慧芝是谁。她对胡同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是稔熟的，怎么偏就这个李慧芝是谁对不上号了呢？
她突然拍了自己脑门一下，连说：“老糊涂了，老糊涂了！”
李慧芝不正是自己的名字吗？！
唉，唉，才六十三岁，怎么就变得这么可笑了呢？
也难怪她，从二十几岁起就被人“顺嫂”长“顺嫂”短地叫，叫了四十多年了啊！四十多年中难得听到有人叫她大名啊！
她抱起孙女就往回走……
在家门前，她见那男人蹲在家门旁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小伙子在劝他：“爹，既然撞锁了，咱就别瞎等了嘛！”
那男人说：“住嘴，别烦我！”
顺嫂放下孙女，红着脸说：“同志真对不起！你们找叫李慧芝的女人是不是？我就叫李慧芝，不知是不是你们想找的……”
那男人猛抬头仰望她，望得发呆，也望得顺嫂发呆。
他缓缓站起，丢了烟，一脚踏灭，意外而又不敢确信地问：“你？……你是……顺嫂吗？！……”
这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竟也知道她叫顺嫂！
她同样地倍感意外起来。
不待她反问什么，他急切地又说：“顺嫂，我是小赵哇！”
小赵？……哪个小赵呢？
头脑之中似乎保留着一种记忆的残片，遥远而又模糊。如同一只破损得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断了线，历风经雨后，蚀脆地静止地悬挂在记忆的五线谱上。似乎只消用手指轻轻一触碰，便会无声地变成为一根根竹篾散落于地……
“顺嫂，我……我就是当年部里车队那个会拉二胡的小赵哇！”
“哎呀我的小赵，是你呀！想不到，想不到！……”
四十年了，怎么能想得到呢？
顺嫂眼望着他脸，急急地就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由于激动，半天没打开锁。“小赵”的儿子讨过钥匙去，一下子就打开了……
都进了屋后。“小赵”不让自坐，指着另一只沙发对儿子说：“你也坐吧，站着干什么？这是婶家，用不着拘束！”
“小赵”已退休了。在大西北的四十年中，调转于各省之间，退休前才落户兰州。他最后的单位是石化厂，他最后的工作是本厂汽车维修工。单位经济效益也不怎么好，他每月能领到五百多元退休金。他说到这一点时非常知足。强调是单位对他这样的老工人师傅的关怀，大多数退休者领不到像他那么高的退休金……
“小赵”有一儿一女。女儿和女婿也是工人，八十年代初都自动辞职，经营一家小饭馆。先是租的门面房，后来买下来了。生意一直不错，挣了不少钱，日子过得挺富裕……
“我老伴儿十几年前病故了。那些年我日子过得不容易啊！又当爹又当妈，操心女儿的生意，操心儿子的学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
顺嫂说：“小赵，喝口茶吧！”
“现在我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了！这家伙真给我争气。我女儿保证了，她弟弟的学费什么的，她全承担了！不必我出一分钱……”
顺嫂见他又叼上了烟，就劝道：“小赵，少吸一支吧。烟吸得太多可不行，对身体有害着呢，瞧你嘴唇都被烟熏紫了！”
“小赵”很听话地放下了那支烟。
“五百多元够我花的。我这人没什么其他消费，也就吸烟方面算每月浪费了六七十元钱。烟我可以戒了。只要我想戒，那就一定能戒。你信不，顺嫂？”
顺嫂说：“我信。”见他出汗了，亲自去绞了条凉水毛巾递给他擦汗，还递给他一把扇子。
“小赵”呼嗒呼嗒地扇着扇子又说：“即使两个人生活，省着花也够了吧？你觉得呢顺嫂？”
顺嫂说：“那没问题。”
“小赵”与顺嫂说话时，他儿子一直端庄地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父亲说时，尊敬地望父亲；顺嫂说时，尊敬地望顺嫂。
“小赵”讲了自己的许多情况后，一时似乎没话可说了。瞥瞥桌上那支烟，没动它。端起茶杯，欲饮不饮地若有所思。
他儿子说：“我到胡同里走走去。”抱起顺嫂的孙女出门了……
屋里只剩两个人时，“小赵”终于放下茶杯又开口说：“顺嫂，别叫我‘小赵’了！我都多老了呀！”
顺嫂端详着他的脸说：“其实你看去也不算太老，才六十岁出头，还有一二十年的日子可过呢！”
“小赵”说：“女人也是。”
顺嫂达观地说：“我不也老了吗？老就老呗。谁都得老，咱们凭什么例外呀？”
“小赵”挠挠半秃的头，笑了。
他盯着顺嫂的脸忽然又说：“顺嫂，我知道你一直没嫁人。我这次来……我的意思是……那咱们结婚吧！”
“结婚？！……我都是奶奶了！你没看见我有孙女了吗？！”
顺嫂严肃地望了他片刻，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满脸灿烂——她几十年没被人逗得那么大笑过了……
“你！……你笑什么嘛！人家大老远诚心诚意地来……这有什么可笑的呀！当奶奶的女人就不能结婚了吗？你刚才说的，六十岁以后人还有一二十年的日子可过呢！咱们合起来过往后一二十年的日子是可笑的念头吗？”
顺嫂止住了笑，表情逐渐庄重。
“你倒是给我个态度呀！”
“现在？”
“我这儿等着呢！”
“非现在不可？”
“能现在最好嘛！”
顺嫂于是忆起了当年，忆起丈夫——怎么希望做自己丈夫的男人，竟这么一样呢！
“小赵，你儿女也都那么大了。这事儿，你也得先跟他们……”
不料那当儿子的并没走远，在门外听着呢。小伙子抱着她孙女推门进来大声说：“我没意见！我姐也没意见！我们非但没意见，反而特别支持你们……婶，你要不愿意，我爸以后就决心一个人过了！”
“小赵”望着儿子，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顺嫂望着“小赵”，表情由严肃逐渐变得温柔了。她的心，也很久没被那么深深地感动过了……
晚上，顺嫂向儿子和秀秀娓娓道来细说从前，讲起了自己到北京第一天的情形，讲起了部里那个司机们住的小院儿，讲起了小赵如何围着她打竹板，讲起了小赵当年为什么离开北京……
她本以为自己会不好意思讲，是鼓足了几次勇气才开始讲的。真讲起来，也就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
“他今天到家里来过了。他是专程到北京来要我一个态度的……”
秀秀问：“妈，您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吗？如果我是您，当时就表态了。结啊！不和他结婚才让人莫名其妙呢！”
儿子问：“妈，您知道他住哪儿吗？我今晚就替您给人家一个回话儿去，得让人家今晚睡个踏实觉啊！”
……
依顺嫂，本打算两人悄悄登记就算结婚了。但“小赵”已一一通告了当年那些司机们。双双登记时，居委会的人又把消息传播开了。胡同里许多人家都知道了——难扫大家的兴，看来不热闹一番是不妥了……
数日后，婚礼在顺嫂家举行。住胡同里的人们，加上从北京四面八方赶来的退休司机们，以及他们的老婆孩子，少说有一百五六十人。于是婚礼从屋内举行到了屋外……
顺嫂化了淡妆。人们都说她老得特有风采，像话剧《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
已做了爷爷的当年的司机们，还是那么爱起哄，逼顺嫂唱山东小曲儿。
顺嫂一高兴，清了清嗓子，开口便唱：
革命花儿开，
遍地的那个红。
妹子送哥把军参，
一程又一程。
……
六十三岁的女人了，难得底气那么充沛，声音那么高亢、脆亮，而又激情奔放……
大人孩子齐喝彩：“好！……”
顺嫂被喝彩一打断，忘词儿了。她扫视着人们，歉意地笑……
忽然她一转身冲进了屋子……
众人一时懵怔了。
“小赵”进屋了一会儿，出来后向众人拱手道：“大家多包涵，多包涵！我老伴儿她是害羞了呀！”其实顺嫂在屋里双手捂着脸流泪了——她内心里甜甜的，但总难免也酸酸的、涩涩的……
如今，胜利和秀秀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分出去住了。顺嫂眷恋那一条胡同，没与“小赵”跟过去。孙女离不开她，也喜欢上了爷爷，就近入学了……
如今，顺嫂近七十岁了，“小赵”六十六岁了。他们身体都还硬朗，没生过什么大病。一早一晚，人们常见老两口在胡同里散步，或站在树下，甩甩胳膊压压腿。每出家门后，“小赵”总是显乖地挽顺嫂的手臂，而顺嫂总是推开他，嗔道：“别这样，让人们以为我老得自己走不动了呢！”孙女听了，则会从旁打趣：“小赵爷爷，你干吗总想证明你比奶奶年轻呢？”人们也常见顺嫂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向四下里望。她眼力仍很好，发现了这儿那儿有纸片，或果皮、烟头什么的，必走过去捡起，扔垃圾筒里去。四十多年的习惯，是条件反射了。
如今，人们也常见顺嫂在早市上买菜，并和小贩不妥协地砍价。小贩往往被她坚持得急赤白脸的。而最后的结果，又总是她满脸得意如愿以偿。她转身走后，小贩们常说：“这老太太，明明占了我便宜，还让我挺喜欢她的。真有一套！”而知根知底的人就会忍不住告诉小贩：“那可不是位一般的老太太，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了！十六岁入党，十七岁当村长，对新中国有功的人，你让她点利也是应该的！”
小贩听了，就会望着她背影伸舌头：“真的？起码局级上退下来的吧？”
如今，即或在北京，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的人，不少人都做了高官。仅凭十六岁入党这一条，六十岁前怎么还不给个局级待遇啊？
有时顺嫂独自回忆往事，也难免常会这样问自己——到北京来成了北京人，对自己究竟划算还是不划算。如果当年不来北京，那么年轻就必当上了女副县长。当年的几位女县委委员，六十岁时差不多都是从地委一级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有一位还当过省委常委呢！那么丈夫就肯定会为她回山东去，那么他后来也就不至于牺牲，那么她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种发展，晚年过的也将是另一种生活……但转而一想，那做她儿媳妇的就不会是秀秀了，她不会认识那些古道热肠的司机们了。而且，那缘分里不也就没了“小赵”吗？唉，唉，瞎想些什么呢！怎么可以用划算或不划算来比较呢？
每逢年节，胜利和秀秀常借一辆小车，陪着老两口三环四环地满北京绕。顺嫂望着一座座目不暇接的高楼大厦，每啧啧不已地说：“变了，变了，除天安门城楼，哪哪都跟从前不一样了……”
“小赵”六十六岁生日那天，秀秀送给了他一台录放机。他自己买了几盒音带，其中一盒有电视连续剧《赵尚志》的插曲。
嫂子，嫂子借你一双小手……
李娜高亢激越的歌声，是他百听不厌的。每次听，都会以充满爱意的目光望顺嫂……
我们今人，也许会自以为是地对顺嫂的人生大加嘲讽。认为顺嫂的头脑，当年是多么简单多么傻呀！认为顺嫂是多么不懂得“自我”呀！认为顺嫂一辈子活得不明白……
其实，每一种人生都是具有“自我”成分的，只不过质量不同罢了。每一种积极的、真诚的、善良的、谦忍的人生，又都是美好的。我们今人活得太“明白”的同时，不也是以丢弃了某些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为代价的吗？
顺嫂的可爱在于——她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并不是为了以后抓取满满一把革命的成果心安理得地享受之。革命的成果的光芒，并没有直接光耀到她的人生，她也毫无幽怨。
评价顺嫂这样的人，非是一个“傻”字就概括得了的，也非是用“活得明白”或“活得不明白”就能解释得清的。我们和顺嫂，谁更“现代”，下结论尚早呢……
嫂子，嫂子借你一双小手……
听，“小赵”又放那盒音带了……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