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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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之死
他是一位学者。
他个子不高，虽然才四十六七岁，却早已“谢顶”，仅剩脑壳后半圈儿还有月牙儿似的一弧头发。尽管少得可怜兮兮，那一弧头发质量也分明不太好。灰、白、黄三色间杂，细得像有些男人腿上的汗毛；软得“一败涂地”，仿佛一条劣等的长绒毡片儿。人人都说他很聪明。但是谁也说不清他是因为聪明才“谢顶”，还是因为“谢顶”才给人以聪明的印象。
他戴一副七百度的眼镜。框架很普通的那一种。他吸烟很凶，永远吸“高乐”。对别人说是吸惯了那一种清凉型的烟，其实是因为舍不得买也买不起稍贵些的烟。他的衣着永远随意得近乎邋遢。夏天差不多总是穿着半袖背心、短裤、塑料凉鞋度过。所穿的背心上又往往印着商标广告××手表或某某电脑什么的。但是他腕上从不戴手表，家里也没有电脑。
然而他真的是一位学者，一位很勤奋很钻研的学者，一位日子过得很清贫，甚至可以说过得很潦倒、很困窘的学者。
他是农民的儿子。“文革”前考上了他所在那个省份的一所重点高中。“文革”中被迫回乡，又成了农民的儿子，当过普通社员、乡村小学教师、生产队会计，“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他又由生产队会计，变成他们所在那个省的一所文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而且是一名总考分最高的学生。当然，也是全系年龄最大的学生。毕业后校方动员他留校执教，他没同意，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像当年高考一样，他不但榜上有名，而且考分又独占鳌头，于是他从此成了北京人。
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者。他自己也经常地，不得不这么承认。但是乖舛的命运一旦闯入幸运者的生活里作祟，将一个幸运者的生活从此变得一波三折乱七八糟，就相当容易了。这时所谓幸运者们，也就不免地会以羡慕的乃至嫉妒的目光，去望周围那些所谓“庸常之辈”的庸常生活了。因为庸常总比不幸强过十倍百倍。何况他的不幸，来得那么猝然；而他的幸运，原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加以巩固的，因而也就完全承受不起意外不幸的摧毁……
“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无忧无虑，一门心思做学问，一门心思成为学者……”
他常向人们谈起他“最幸福”的那段日子，亦即他获得文学硕士以后，在某文学杂志主管评论栏目的那段日子。
“主编很赏识我，我是编辑中最有实权的。我只认稿不认人，我说‘上’，那就编发了！我说‘不行！毫无新观点！’，哪怕是什么大人物的稿子，照退！……”
不止一次对人说过类似的话，也对我说过。说时，他口吻相当自负，表情激越，不无自我标榜什么的意味儿。那时，他看上去踌躇满志，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张狂。不过，我从来也没将他视为一个张狂的人。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许多人都曾向我证实，他并非在自我吹嘘。大家都挺尊重他，都以体恤的、抱有几分同情的态度听他说那类话。我也是。
他的妻子当年也是村里的小学教员。他上大学的四年里，他的妻子不但教小学，而且不得不更多地养猪、养鸡，他读完大学全是靠了妻子，他和她当年教过的一些农村孩子，如今有不少也从大学里毕业了，有一个还获得了“洋博士”学位，成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了。他们视他为“恩师”，是他的另一份儿骄傲，每年元旦前后，他们总是不忘寄贺卡给他。于是他就会将那些贺卡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有人来，他便指着自豪地说：“看，我的学生们寄来的！”当过乡村小学教师，是他最爱向别人津津乐道的经历。当年他是省一级的优秀小学教师，他妻子也是。
杂志社本打算任命他为编辑部主任，还打算申请名额，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一并解决到北京。总之是天高地厚地打算重用他，却不料他的妻子因多年积劳成疾，患隐性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讲台上。他闻讯悲痛欲绝，于是匆匆赶回家乡奔丧。他是很爱妻子的。这一种爱中，无疑包含有相当大的感恩图报的成分。半个月后他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将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寄养在岳父母家，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似的，整个人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杂志社。一个时期内他对工作少心无肠，既怀念妻子又牵挂儿子，常常面对着稿子两眼发直，所编发的稿子也仿佛根本不曾校过，错白字连篇，甚至有丢句差行的现象，令人不忍卒读。于是作者纷纷抗议，于是刊物连期公开登载致歉信，于是别人当了编辑部主任，于是他的儿子的户口问题，社里也表示爱莫能助了，于是原本可以评上的中级职称没有了，原本可以分到的房子也告吹了……
于是他一下子陷入了事业的和人生的双重困境。好比一名跳水运动员，胸有成竹地走到了弹跳板尽端，已然收腹引身，伸起了双臂，就要使人看到一串漂亮的空中动作和入水的精彩情形，却不料弹跳板断了，径直往下掉，引起一阵阵嘘声……
所幸他命中该有“贵人”相助，那“贵人”乃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读过他的两篇文章——《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误区走向误区——中国作家的迷惘之我见》，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故垂爱地记住了他的姓名。一日与人闲谈，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他，对方告知他的处境不佳。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者，听了可就坐不住了，非常同情，也非常激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仿佛自己的得意弟子受了委屈一般。最后下定决心，要做一回伯乐，提携有为青年于意志消沉之际，于是当即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评价甚高的举荐信，将他举荐至某文艺研究所……
我认识他，就是在他到了那文艺研究所以后，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吴谭。文艺研究所的，学者……”
别人向我这么介绍他。“学者”二字，说得有点儿模棱两可。
我主动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强调：“是‘天方夜谭’的‘谭’，不是谈话的‘谈’。二字虽有同义，但谈话的谈一般不作姓氏用，只有‘天方夜谭’的‘谭’才作姓氏，比如谭嗣同。故‘谭’、谈二字还是大有区别的。”
我握着他的手，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作何种表示为好，“谭”“谈”二字的区别，他不讲，我也是清楚的。刚认识，互握着的手还没松开，便被当成一个经常写错白字的学生似的，耳提面命地“谆谆教导”了一番，可完全是我没想到的。
他仿佛一眼便将我的内心活动看了个透。一笑，又自嘲地说：“我教了几年小学，养成了‘好为人师’的臭毛病，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看来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也是一个目光好犀利的人。
我笑了，说：“幸会。”
他也说：“幸会。”说得都不免有几分酸气。
于是他将一只手亲热地拍在我肩上，和我走向一个角落，继续开会。
我请他吸烟，他也请我吸烟，结果我们出手的都是“高乐”。
“你也吸‘高乐’？”——他顿时显出愉悦的样子，仿佛我们吸同一种牌子的烟，必定将预示有许多共同语言似的。
我没拒绝他的好意，吸起了他的红牌子“高乐”，他也没拒绝我的好意，吸起了我的绿牌子“高乐”。
我说：“吸惯了这种凉烟，再吸别的烟，就觉得太冲了！”
他说：“我也是。‘高乐’还有一大特点，在一个有限空间里，连吸几支，仅等于吸一支别的烟对空气的污染。这烟最适合咱们文人在创作的斗室里吸，对不？”
我说：“对。”
尽管才彼此认识了几分钟，我已经归纳了一条与他交谈的“经验”——他说什么你要显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因为但凡够一个话题，他谈起来都很投入，都很认真，甚至有几分较真儿。并且都似乎准备掰开了揉碎了，打算和你进行热烈的讨论，继而打算和你展开辩论，你如果不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他岂不意味着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吗？而你如果没情绪谈，那么就千万别插话，别对他的话提出疑义，你一提出疑义，他就可能会将你扯进某一个话题的“深渊”里去，使你难以自拔。不管那话题有没有多谈的意义和意思，也不管你是否情愿。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这一类人正日渐地多起来，他们所患乃可谓之曰“中国传染性讨论综合征”——自诊之，我自己其实也是早已患上了这一种病症的，只不过没到很严重的地步罢了。
他又向我俯耳悄问：“你听说过吗？这种烟吸多了，好像会影响人的……人的什么功能。我指的是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问罢，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表示轮到他自己洗耳恭听了。
我不禁笑了。
我说：“任何一种牌子的烟，吸多了，都会影响咱们男人那方面的功能。岂止影响那方面的功能呢？对人的健康的总体不良影响至少可以举出十条嘛，相比之下，我认为咱们吸的这种牌子的烟，肯定对人的健康的危害是最小的。既吸之，则安之吧！”
“你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
“我曾打算换一种牌子吸。现在听你的了，不换了。既吸之，则安之。不过你不是这家烟厂的特约广告宣传员吧？”
他一边说，一边掐灭了烟屁股，又点上一支。
他烟瘾很大。
当时已有一位评论家在滔滔不绝地发言，引经据典，“挥斥方遒”。但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细听，有一耳朵没一耳朵的，信笔在一页纸上胡乱画着……
吴谭和我相反。我们关于“高乐”的交头接耳一告终，他便开始很认真地听。其实很认真听的人极少，尽管发言者的兴致极高，仿佛正在佳境里似的。
这个吴谭，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摇头，脸上做出种种听了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公然的表情，口中还发出“什么呀”“得了吧”“胡扯淡”“拉倒吧”之类的喃喃自语，不消说，招致了许多目光，也招致了发言者的抗议。
我以为，在那么一种场合，发言者们都不外乎是在自言自语。座谈会嘛，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给一些人提供可以感觉良好的、当众自言自语的权力。中国人其实是少不了发言或听别人发言这一种生活内容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们。这一种生活内容，已经有点儿变成了最基本的，与吃喝拉撒睡一样不可被忽略的要求。既然如此，干扰别人行使享受自己的权力，起码是不礼貌了。
那些被他招致的目光，特别是发言者的抗议性质的目光，难免令我感到不自在，感到如坐针毡了。我和吴谭挨得那么近，唯恐被别人误以为，他表现出的种种大不敬，是受着我的暗中怂恿和唆使，将我视为他的同伙。那我岂不是太无辜了吗？可吴谭他摇头时，脸上做出种种不以为是不敢苟同的表情时，口中不耐烦地发出喃喃自语时，目光却并不望向别处，单望着我。还每每地用胳膊肘拐我一下，用肩头撞我一下，或者俯耳和我嘀咕几句。总之搞得我非常被动，恨不得立刻站起来对发言者说：“他只代表他，丝毫也不代表我！”——其实他的不以为是不敢苟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足以代表着我的。可那发言者是我的友好哇！
我对吴谭说我去上厕所，一说完便起身离去。这是我急中生智想出来的权宜之计。在走廊里，我缓而慢之地吸完一支烟，才回到会议室。我没回到原座，在靠门口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那样我便可以面对发言者。我希望我的这一位友好看见，他发言时我是众人中最虔诚地洗耳恭听的一个……
我的那位友好仍在滔滔复滔滔，雄辩复雄辩。
“哎，对不起！打断您片刻，提个小小的请求可以吧？”吴谭猛地站了起来。
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的那位友好一句话没说完，口欲闭而还张，瞠目望着吴谭怔住了。
“这会开得太累了，简直累死人了！请求休息二十分钟，上厕所，走走，活动活动双腿，该是一个符合人道主义的请求吧？”
结果众人异口同声地支持他。
于是也不待主持会议的人最后发话同意，顷刻间会议室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主持会议的人和我那位友好仍坐在那儿面面相觑。
在走廊里，好些人都冲吴谭点头，微笑。有的还满脸感激之情地拍他的肩。我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吴谭他好傻，因为我已经在生活中变得有点儿狡猾了。早已没了解救众人于“苦难”之中的什么冲动了。别人都能忍受，我就能忍受。在类似情况下，我常想肯定有忍受不过我的人，那解救众人于“苦难”之中的“上帝”，理应由忍受力最差的人去充当。我早已不愿充当“上帝”了，倒很高兴随着众人沾光。干吗非要无端地得罪一个人呢？
如今傻人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快灭绝了。人人都像我似的，开始比赛着谁最圆滑了。吴谭的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自己对他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好感，有点儿孟夫子说的那种意思——“壮举，己所畏为，人为之，诚服”。
在那次会上，最特别的，听来令人疑惑的，令人感到不伦不类的称呼，便是“学者”二字了，唯一享有这一称呼之殊荣的，便是当时连一本哪怕很薄的小册子都没出过的吴谭了。主持人对别人的介绍，都是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无外乎前面再加上“青年”“老”“著名”之类修饰词罢了。而每一提到吴谭，就犹犹豫豫的，最后似乎还是不得不用“学者”二字。你想啊，称他是作家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他连一篇小小说也没发表过。说他是评论家吧，他也只发表过前边我交代过的那样两篇评论文章，加起来不足万字，又毕竟非是什么洪钟大鼎史无前例的文章，冠以“家”不无“馈赠”之嫌。理论家呢，也同样不妥。他的单位是文艺所，那么对他的称呼，当然最好是研究员了，可他当时刚调去不久，连副的还没资格评呢！据说，在打印到会者名单时，很为他的具体问题犯愁。最后倒是一名工作人员，具体说是一名小姐，灵机一动说：“干脆就打上学者吧！”——于是他就成了众人中唯一的一位“学者”。
然而这“学者”二字之于众人，说时听时，倒也都能接受，没太大的什么别扭，也丝毫不含有讥诮的成分。我觉得，尽管他还不是，但众人已然超前地将他视为“学者”了，这一种超前带有对自己的可靠预见性的自我赏识。
不少人在我的房间里，私下与我提到他时都说过类似的话：“别小瞧吴谭！出水才见两腿泥。我的眼光不会错，他将来肯定是会大有作为的！” “别看咱们会有人自视甚高，其实腹中没什么真才实学！有真才实学的那得数吴谭！你跟他谈谈唐诗宋词，谈谈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不汗颜才怪呢！有些古文人的名字我辈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有些古书我辈连知道都不知道！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时，他几乎每天泡在‘鲁大’（指吴谭的母校山东大学）和‘北师大’的图书馆里！……”
别人的话，不免对我发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再见到他，不禁肃然起敬，仿佛已被他那双目光犀利的眼睛，透体看穿了我是个学识多么浅薄的小子。但是我又自觉他对我还是相当友善的。晚上他总愿到我屋里，聊一个农民的儿子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那都是些艰难的、苦涩的、忧郁的、感伤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绝望的往事。于是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并且开始暗暗钦佩他。中国有八亿多农民，毕竟，只有其中极少数人的儿子不再是农民，而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还没有实际成为学者的人生阶段，就已经几乎被当作学者敬着了。细想想，这乃是挺了不起的事啊！他的幸运，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偶然的机遇，而是全凭毅忍的性格推动着，不折不挠地从现实中争夺到的啊！我不知他为什么对我挺友善，挺有好感。也许因为我常能扮演一个虔诚的倾听者的角色吧？也许因为我倾听别人讲述自己经历时往往很容易被感动吧？当然，也许仅仅因为我人缘儿不错，大家都对我挺友善，都道我是个谦虚的人，而他，一位实际上还没成为学者的学者，喜欢接近谦虚的人。生活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能真心实意地钦佩和敬重一位实际上还不是学者的学者啊！……
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人设宴招待全体与会者，是某广告公司的经理，不大不小的干部的公子。三十一二岁，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都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很夸张地表演出种种风流倜傥的样子。那公子出现不久，众人就都分明地开始反感了，只不过因为他是会议的经费赞助者，众人不得不将反感憋在心里，大面儿上过得去地虚与周旋。我和吴谭坐一桌。我们那桌紧挨着那公子的主桌，酒水的品类很多，菜也很丰盛。吴谭胃口大开，话语少了，东一筷子西一筷子，吃得很忙，酒也喝得很多，什么酒都喝些，不必谁敬，自斟自饮，摆出一副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的架势，渐渐地就喝得红了脸，出了汗。
坐在主桌主座上那公子，却在从世界到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天南地北、云里雾里地高谈阔论。一会儿说他的车落伍了，不够档次了，马上要换一辆“奔驰”多少多少零了。一会儿说在深圳、在海南、在哪个省哪个市哪些大企业里，有他多少多少的股份。一会儿又故作幽默开起玩笑来，尽是些低级庸俗的很“荤”的玩笑。“荣幸”地在那桌奉陪而坐的人，使我们感到特值得同情地帮衬着一阵阵笑。我们听出他们都笑得怪累的。
我等众人中女性不多。最年轻、长得也最秀气的一位女诗人，自然是被安排在主桌的，也自然是坐在那公子身旁的。
于是我们就有幸听到那公子表白自己多么多么喜爱诗，多么多么崇敬诗人尤其崇敬年轻的女诗人。表白到后来，那话语就有些轻佻、有些肉麻了。接着又见那公子擎着满满一高脚杯酒，不依不饶地，简直可以说有些憨皮赖脸地，非逼着我们那年轻秀气的女诗人同他喝“交杯酒”，就是彼此手臂环勾手臂的那一种喝法儿。女诗人是滴酒不沾的，她飞红了脸，为难得立刻要哭起来的样子。
吴谭这时就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虎着脸一步跨过去。他擎起女诗人面前的那杯酒，也不管那公子是否乐意和他“交杯”，便一厢情愿地用自己的手臂环钩住了对方的手臂，大声说：“我妹子不胜酒量，我替她！”说罢，“吱”的一声，吸饮而尽，一亮杯底儿，瞪着对方又说：“我已经干了，你干你干，你不干你是王八蛋！”
对方只得故逞豪气，也干了。干过后，脸刷地就红了，分明地是个并没酒量的小子，胃里烧得难受，赶紧就从他胳膊弯里抽出手臂，操起筷子就夹凉菜往嘴里塞。吴谭大获全胜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气氛一时就有些尴尬，由尴尬而凝重。那公子不知她究竟是他什么关系的一个“妹子”，他究竟又是她什么关系的一个哥，心里分明地愠怒着，脸上自讨没趣地讪笑着。其实在开会的几天中，吴谭和那女孩儿连一句话都没说过，至少没当着我们的面说过。
如果不快的情节终了于此，那么我们那一次会，似乎仍不失为一次团结的会、祥和的会、圆满结束的会。在那种由尴尬而凝重的气氛中，我上厕所去了。是真上厕所，不是假上厕所。待我从厕所回来，餐厅里已掀翻了两张桌子，满地狼藉。许多人正劝止着吴谭，两个人煞有介事地，一边一个，扯住吴谭两条胳膊不放松。因为他正暴怒着，欲挣脱了揍那公子。看样子是真的要大打出手，而不是假的。对方在一片混乱中，被我们的几个人保驾着，仓皇溜掉……
我问别人怎么会搞到这种地步？又发生了什么不快之事？
人家告诉我，那公子说——现如今有几种人多起来了：妓女、吸毒者、艾滋病带菌者和歹徒……
我说：“这话也不无根据呀，关吴谭什么事？”
人家告诉我，那公子还说——博士、教授、学者也多起来了……
我说：“事实如此嘛！吴谭他要是因为对方说了这两句话，就掀翻了桌子，就要大打出手，那么明摆着是他不对，太过分了啊！”
人家告诉我，那公子接着又说——中国的前途渺茫，是因为农民太多。农民注定了是中国的巨大累赘，是因为他们只对两件事发生兴趣——吃和操……
我说：“这话就太可耻了！也太下流了！三代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其实都是农民的后代嘛！该揍！”
“当然该揍！何况对于吴谭，不用推到三代以上，直接就是农民的儿子！他听了哪里能压得住火？”
于是我又对吴谭的“太过分”大大地原谅起来，帮着人们将他劝回了他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时，见他气已消了大半，情绪平定了许多，我以批评的口吻说：“吴谭，这不是在你家里，这是在会上，再发火，你也得替召集会议的朋友们想想吧？你这么一来，叫那些朋友们多懊丧？”
他瞪了我片刻，低下头，很惭愧地说：“是啊是啊，我想，我有点儿喝多了，近来我心情一直不好，自己也没料到会发泄在这儿……”
我欲起身默退，他抬头望着我，请求地说：“陪我去请罪吧，行不行？”
我痛快地回答：“知错就认错，这才像你吴谭嘛！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就去！”便陪着他去到会务组“请罪”。
进了门，人们立刻停止了说三论四，见了他，非但没谁冷淡他，反而都给他让座，向他递烟，与往日相比，对他的态度反而亲热有加似的，连会议的“首脑”人物对他也显得格外客气了。
我自然是万分困惑。
他比我更困惑。
我说：“我是陪吴谭来请罪的，他已经……”
会议的“首脑”人物打断我的话，对吴谭说：“老兄，请的什么罪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吃饱了，喝足了，该散就得散！可那小子却满嘴屁话，嘞嘞起来没完！以为他出了几千元钱，这么多人就该陪着他听他嘞嘞个够似的！你要不掀翻桌子，这会儿肯定散不了！大家还得听他嘞嘞！你老兄一发威，实际上首先解放的是我。不过我确实没想到咱们这次会竟结束在惊叹号上。戛然而止，‘豹尾’式的结束，也好嘛，也好嘛！……”
吴谭听了，挠挠他那光亮光亮的“绝顶”之头，非常之难为情地嘟哝：“那也该请罪。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失众人的风度了，惭愧惭愧……”
会议的“首脑”人物却将目光望向会务组的一名小伙子，告诫道：“记住了，往后别见钱眼开！那样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赞助也不能接受的！穷要穷得有点儿骨气。没钱组织的会，宁可不开！”……
大约又隔了半年，我第二次见“学者”吴谭，也是在一次什么会上。京城太大，京城文人们又都普遍地惰于相互走动，各忙各的。即使知交，也不过常通通电话，靠声音联络联络感情罢了。而我和他，当然算不上什么知交，半年里竟连电话也没通过一次。
他说我瘦了，关心地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凑合。他就劝我：“要悠着点儿。来日方长，不要不惜代价地拼老本儿。”
关心是最需要也最值得用关心回报的。于是我问他是否还单身呢？他说还单身呢。我又问他究竟怎么想的？是否从此打算抱定独身主义了？他坦率回答绝对没有那一种打算。还说心理上其实很需要有个女人给予体贴给予安慰，只不过忙，在为评职称赶着编一本儿集子，顾不上考虑。
我说：“你只管忙你的。我这一阶段相对有闲，替你操操心如何？”
他见我态度挺诚恳，腼腆一笑，等于默默给予了我一种特权。
我对答应别人的事，一向是较认真的。何况不是他求我，是我自己“见义勇为”，一心想充“月下老人”。
我调动起我妻子的参与积极性，先后介绍他认识过三位女性。他嫌第一个女人个子比他高得太多，第二个女人嫌他形象“太次了点儿”，而第三个女人是寡妇，有孩子。他也有一个孩子，还在农村，还在上学，未成年。双方心里虽然都有几分相中了对方，但怕将来经济负担重，友好交往了一个多月，理性占了上风，最终告吹。
又隔了半年，我接到他一次电话，告知我他“已经把自己推销出去了”，结婚的日子也定下了，希望我去一块儿“热闹热闹”。我答应了，可临时有事儿，没去。只不过买了件礼物，打算抽空儿送去。没等我送去，他登门给我送喜糖来了。我问他妻子怎没一块儿来？他说她在上“英语培训班”。我问她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暂时还没工作，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外地大学生，到北京来“碰碰好运”，没碰上，失意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他老婆。
我说：“这是你俩的缘分，缘分是没治的东西，想躲也躲不开，想绕也绕不过去。碰上了你，结上了缘，也不失为一种好运嘛！”
他笑了，腼腆地说：“那也得人家心里也这么认为啊！”
他这个人，其实也有很女人气的时候，比如他的腼腆。一腼腆起来就变得像个涉世不深的单纯少年了。不过他身上这种女人气并不使我感到有损他的男人体统。
我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他的喜糖。
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我的礼物——一条纯毛毛毯。
再以后我就能经常见到他了。不是他到我家来，也不是我到他家去，而是在电台、电视台、各企业、各报社组织的五花八门的活动中。媒体将爬格子的人经常在那些活动中抛头露面的现象总结为“文人大走穴”。在我不是不甘于寂寞，不是喜欢凑热闹，而是太好说话。明明心里老大不情愿，人家一动员，也就不知该怎么推辞了。在吴谭是图的什么，我就难下结论了。不久我明白，他是为钱。因为每参加一次，走时总会得到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二百、三百的，算是“车马费”吧。
“哎，现在我是活得更累了！以前工资一到手，首先想到的是赶快给儿子寄。如今首先得问老婆要多少了。她没工作，又在学英语，我当丈夫的，总不能让她觉得我养不起她吧？”有次他心情忧郁地这么对我说。
我说：“那你创作啊！挣点稿费啊！”
他苦笑道：“我又能创作什么呢？天生的理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能力太差啊！中短篇小说都很少有人看了，哪儿还有人看评论呀！写了又寄到哪里去发呀！”
听了他的话，我因为自己是属于搞“形象思维”的那拨人，挣稿费相对比他容易些，心里头竟觉得有罪似的。如同一个善良的“富裕中农”，在荒年听一个贫雇农讲述饥饿感。
从那一天起，倘我和吴谭又在什么“活动”中碰到了，我便悄悄叮嘱主办单位的人，将我这一位“著名作家”的“车马费”或曰“出场费”，预先塞到吴谭的信封里。这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也从不与不相干的人说。
“四百？他们怎么这般慷慨大方？”
他每每一拿到信封就背着人点钱。但从来也不背着我，他明白我不至于笑话他。事实上我也从不笑话他，对他我只有同情。在被公认为是真正的“学者”前，他每月工资只三百多一点点。预备“学者”也是要生活的啊！觉得给的钱多，他自己先就忐忑不安，被“错爱”了似的，受之有愧似的，诚惶诚恐。还会围着主办单位的人转来转去，虔诚之至地主动请命：“我还能多做些什么？您看我还能多做些什么？只要是我能做的，您只管吩咐……”
其实他觉得钱多时，十之八九是拿了双份儿，另一份儿当然是我的。每逢这时，我又得悄悄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说。不是给所有人的钱都和给他的钱一样多。钱多钱少，那是按每个人的不同身份来定的。说了会引起别人心理的不平衡……
他自己倒先心理不平衡起来，更加觉得被“错爱”了似的，更加受之有愧似的，更加诚惶诚恐了。“唉唉，我算什么学者啊？滥竽充数，徒有其名罢了！……”
诚惶诚恐之余，还流露出极大的自忧自伤，自讥自贬。
我便常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学者乎？学而不倦者也，君当之无愧！”
我因颈椎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根本不敢骑自行车。骑了，怕一上马路就出车祸。所以参加“活动”，每每“打的”。一个时期内北京的“活动”极多，媒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于人人都觉着无话可说的这一个大时代，硬想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不三不四的自以为有意思其实没意思透了的话题。于是便邀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聚在一起瞎侃一通。那一时期我都快变成职业“上镜先生”了，人模狗样地故作深沉地说些不大走脑子的话。如今想来，那些日子最值得回忆回忆的，便是常能见到吴谭了。
不管开会地点距他家多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他永远骑一辆破得不上锁也保准没人偷的自行车，而且永远是最准时的一个。一二百元的“车马费”，对他很重要。他哪里舍得像我似的还常“打的”而去！
也不是所有的会都给点儿“小费”。一半儿的情况之下不给钱只给纪念品。无外乎什么“营养液”、笔、相册什么的。这种情况之下吴谭就会显得很失望。但是他绝不发牢骚，也绝不会因为是纪念品而不是现钞，参与的态度就不认真。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很能自律的人，尽管还不是什么学者，但确实地，时时处处，是在按一位“学者”的自我形象要求自律着。
但我却常常挺身而出，充当“穴头”的不甚光彩的角色，找主办单位的主办人，说一分钱不给只给点儿纪念品是不像话的！多多少少的，钱你们是总该给一点儿的。我之据理力争，往往能“扭转乾坤”。我充当“穴头”的不光彩的角色，往往是为吴谭……
对有些可能一谈就会“走了板”，有“涉及政治敏感”之嫌的话题，吴谭他一向是深怀戒心，出言斟斟酌酌，谨而又慎的，甚至会缄口不言。那时他表现得十分怯懦，喁喁叽叽，吞吞吐吐仿佛是一个“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树叶掉下来也怕砸脑袋”的疲软男人。与他就另一类话题发言时的警句迭出，妙语连珠、谈锋奇健的情形判若两人。那时他那种疲软的、脑僵口笨的样子，使我看了着实来气。恨不得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扇得他多少恢复点儿“知识分子”的本色。
他无疑是看出了我在这一点上对他不理解，甚至开始有几分大不敬了。我则看出了他有心寻找机会向我解释什么，这证明他很在乎我对他的敬重。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在乎。与其说是他终于“寻找”到了向我解释的机会，毋宁说是我为他创造了一次条件……
那一天“活动”的地点离我家不远。结束后我请他到我家吃午饭。那是他第二次到我家。
他说：“我可以说废话，也有起码的技巧将寻常话说得听起来似乎挺深刻。但是我不愿说假话。我还能活好几十年呢！从现在起就给人们留下一个善于说假话的印象那太可悲了。将来成了学者又有什么意思？但是我没勇气说出太真的真话。尤其那类隔着一层窗纸，一捅就破的真话。中国因为说真话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历史太悠久了！对个人而言代价有时太惨重了。而且据我看来，真话往往是很有摧毁力的。中国许多方面的现实是很脆弱的，经不起太多的真话的摧毁。何况我丝毫也不具备付出什么代价的资本。那结果要是反弹在我身上，哪怕构成一次小小的惩罚性的打击，都可能将我现在刚刚弄好的个人生活断送了……”
他的话使我望着他呆愣了半天。我只能说：“不谈这些，吃饭！”
他走后，我思考着他的话，心情不禁很沉郁……
渐渐地，一些对他的议论传到了我耳中。
人们说吴谭堕落了，没出息了，彻底放弃了对学问的兴趣，彻底地市民化了……
说他为了钱，有时连脸面都不顾了……
说当初举荐过他的老先生，迂腐昏聩而又太自以为是了……
说大家以前对他的期望值太高，完全被他徒有虚名的假象迷惑了……
曾对我说过“不要小瞧了吴谭”的人，又开始对我说“你何必跟他那种人相处得那么近乎”了……
我行我素。
我认为我与“彻底地市民化了的”吴谭交往，并不在什么方面降低我。我的市民朋友远比文人朋友多得多，我认为我自己也不过便是一个“爬格子”的市民罢了。在我周围多了一个也不算什么。若我晚上去，会见到一只瓦数很低的光亮昏黄的灯，吊得很低。他前倾着身子，一手夹烟，一手执笔，或疾书，或冥想的背影，那时他的秃头反射着灯光，真像是蜡质的。
我常后悔没带照相机将他当时的背影照下来，我觉得那时他的背影极具美感，极动人，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毕竟是一个可以远离那一种美境的文人。
有好几次我默默站在他身后，不忍惊动他。而他，不时放下烟，放下笔，啪啪地拍着叮在身上各处的蚊子……
我问他为什么不用一只瓦数大些的灯？他说怕灯光从别人家门上的小窗泄入别人屋里，影响了别人的休息。
他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千万别做遭左邻右舍讨厌的事儿。他力争做他们的好邻居，力争获得他们的谅解，却又全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觉得他更是个怪人。
一次我说：“吴谭，有句话，这几天我一直憋在心里，想一吐为快，又怕你生气。”
他说：“那你就一吐为快吧。我不生气。”
我说：“你老婆是个女混蛋！”
他一时半张着嘴呆愣着。
我说：“我骂的是你第二个老婆。”
他低声说：“我知道。”
我说：“难道你就不认为她是个女混蛋吗？”
他左顾右盼，更加低声地说：“她目前仍是我妻子，所以请你别骂她。”
“难道那女混蛋……”
他倏地站起，扯着我进了屋，红透了脸恼恼地说：“这么晚了，你嚷嚷什么啊？让我邻居们听见了多不好！”
我说：“我要是你，非找机会狠揍她一顿不可！起码也得让她承认自己是女混蛋！”
他说：“她不是女混蛋。我不恨她。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日子，对我是很充实的日子。感到自己的每一笔小收入都是一份儿喜悦，节省下的每一元钱都是有意义的。妻子，孩子，其实是咱们每一个男人都缺一不可的。这一点你还不懂吗？我需要一个女人对我的温柔、体贴和爱。她是我妻时，都给过我了。我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所以我内心里其实是挺感激她的。人各有志，她有她的人生追求和向往。我不能成了她命中的‘克星’啊！不瞒你说，她走时，我写了好几封信让她带着，以防她混得不好时，陷入异国他乡孤立无援的境地。我在国外的朋友、同学、学生，见了我的信，都会尽力关照她的。我真想她，但是我不恨她。真的。我这个男人，大概永远不会怀恨做过我妻的女人。何况我妻她也没什么太对不起我的。陪我过一辈子，也真有点儿委屈她了。我妻她还那么年轻、漂亮、善解人意又浪漫多情，我凭什么非要她成了我的牺牲品呢！……”
他一口一个“我妻”而不说“我妻子”，更不说“我老婆”，使我听来，说得又虔诚又忧郁又缱绻。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
他开始在报刊上，主要是报上，发表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随笔不是随笔，杂文不是杂文，散文不是散文，只能说是些应景文章，遍地开花。我随便翻开一张报，哪怕是一张地区小报，往往也会不期然地发现他的名字。
多了一个市民朋友，或者反过来说少了一个“学者”朋友，对我都是不怎么要紧的事。
两年后，吴谭和他那位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妻子正式离婚了。他的第二届妻子抛弃了他，也抛弃了他们刚过一周岁生日的孩子。他们原本是统一了原则不再要孩子的。尽管“生育法”允许他那种情况的夫妻要第二胎，但是他的第二届妻子既不同意生孩子又不肯做“绝育”，所以避孕就成了他们夫妻房事中一项较麻烦的程序。不知哪次一疏忽，他使她怀上了。她察觉时已经三个多月了。她的妊娠反应极不明显，起初还以为自己是胖了，他也那么以为。等医生证明不是胖，也只好继续怀着了，仿佛天意非要强加给他们一个孩子不可似的……
原来，他的第二届妻子，本没打算和他“白头到老”。人家当初内心里的真实思想，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临时和他“搭几年伙”。取得一个妇女有地方住，有人供饭吃，有人甘愿当男仆，有人替交学费，有人每月给固定数目的一笔零花钱的“合法权益”。待英语学得够马马虎虎地和“老外”交流感情了，物色到了替自己在国外“担保”的主儿，人家当然义无反顾地、坚定不移地、头可断血可流、意志不可摧地拋夫弃子了……
吴谭是个爱面子的人，哀求不能挽救大趋势，也就只有了一种选择——离……
于是他又由丈夫而鳏夫。走一留一，留下的是第二个儿子。他不留也没法子，不留也得留，因为妻子的离婚条件只有一个——不要孩子。她已然坚决地不要了，他不能再不要了。
于是又有人背后说——这小子活该！自作自受！谁叫他找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谁叫他找的还是一个模样不俗的大学生？也不对着镜子照照自己，配吗？……
还说——这小子傻帽儿！老婆要不是傍上了外国人，或者有钱的外籍华人，能一切都全然不顾地跟他闹着离嘛！那还不是提离的先决条件！还客气个什么劲？狠敲一家伙，敲到手几万是几万嘛！不敲白不敲哇！……
他不但陷入了第二次婚变的困境，而且陷入了幸灾乐祸的舆论的重围。那一种舆论仿佛欲将他干脆在文学界淹死算了！
那些日子我到他家去过几次。筒子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旧屋，租的，到处乱七八糟。邻人们几乎都视他为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并以同样的目光看待到他家去的我。
我常见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握笔写作。烟灰缸上摆着点燃的烟。写一会儿，拿起烟吸几口。倘孩子哭闹，就起身拍着哄着走几步。一不哭，又坐下写。
我常告诫他，孩子离烟那么近，对孩子的身体危害太大了！
他便会惶措地说：“对对，你提醒得对！”——赶紧将烟掐灭。
可我下一次去他家，往往还会见到同样的情形。
但他分明是很爱第二个儿子的，既当爸，又当妈。
这从他刷奶瓶时那种认真劲儿就看得出来。刷后总是要以水煮法消毒。煮的时间绝不短于四十分钟。因为据他说，《育儿大全》上是这么要求的。
有好几次，他当着我的面儿，捧着儿子刚拉过屎的垫布细看，细闻。
一次还捧着对我说：“怎么颜色有点儿发绿呀？应该发黄啊。米黄米黄的才正常呀！”
我不得不看了一眼，说他肯定色盲，正是米黄米黄的，一点儿都不发绿。
他对我的话仍不太放心，又说：“气味儿也不对。我这几天伤风，鼻子不管用了，你替我闻闻，是不是酸奶味儿的？”
我只好闻了闻，说是酸奶味儿的。
“真的吗？”
“真的。”
“一丁点儿臭鸭蛋味儿都没有吗？”
“绝对没有。”
“有可不妙，有就是消化不良了！”
“放心吧。看你儿子多活泼！”
他似乎还是不怎么放心，自己又一番细看，细闻。
那是我第一次闻小孩儿的屎，闻别人的小孩儿的屎。
我再三告诫他，空间太小，烟味儿对他儿子稚嫩的肺大有危害。他实际上等于是在犯危害幼儿健康罪。
“可我写作、看书时，已经习惯了吸烟，戒不了啊！下决心戒过几次，都没戒成呢！”
他深感罪过地挠他的秃头。
我说：“那你就应该在室外看书，写作。”
他说：“对对。不过白天没问题，晚上怎么办啊？走廊里的灯走公用电表，日子长了邻居们会有意见的啊！”
我说：“那你就应该买一个电表，单交自己那份儿电费。”
没想到，再去时，见他家的门旁，真的安了新的电表。他的旧写字桌，也真的搬到了走廊里，摆在煤气灶旁。
于是，此后我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左邻右舍煎炒烹炸的“交响乐”和烟雾中，他人静般地端坐一隅，仿佛是聋子，仿佛是瞎子，还仿佛是一尊蜡像，不存在嗅觉和气管儿似的。
于是有人公开批评他的文章“毫无发表价值”。
而他坦率地对我说：“稿费及时寄来，我农村的大儿子能无忧无虑地读书，我身边这小儿子能有足够的鲜奶喝，对我而言，就是发表的至高价值了！别人爱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随他们了！越批评我收到的约稿信越多，正中我下怀。反正为了两个儿子，我豁出去了！”
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且对他能这么想，替他感到一份儿欣慰。凡是到我家登门组过稿的外省市的编辑，我一定促使他们也去找“学者”吴谭约稿，还往往很不实事求是地推崇他的文采。说心里话，他那种过分谨慎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的文章注定了局限在一些鸡零狗碎的内容方面。这是我对他极不满意的一点。但由于他早已向我推心置腹地解释过剖析过自己，作为他的一个文友，我再也没苛求过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经意间耗去了自己岁数的。这一点有孩子的人，最能从自己孩子成长之迅速，对日子从我们身边流逝之匆产生恐惧。
转眼他的儿子上小学了。
由于每月都有几笔小稿费，作为工资以外的收入补贴，他的生活又开始渐渐像一种起码的生活了，而且有了存款。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从前曾敬重过他的人所轻蔑。
我再到他家去，常见他和儿子在进行特殊的比赛——他拨一具旧算盘，而他的儿子在按计算器，从一依次累加到一千甚或一万。最先加完的当然总是他。得胜的他于是十分开心，摸着儿子的头满怀幸福地说：“爸的脑和手配合起来依然又有速度又协调，拨算盘依然能比你按计算器还快得多，证明爸爸没老！爸没老，你就有靠山。儿子，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别使爸爸失望噢？”
他的儿子是一个又听话又懂事的好儿子，学习也不必他操心。
他的算盘据他自己讲，是他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时被评上“先进”的奖品。
他的儿子从二年级到五年级那三年里，因为我在潜心创作长篇，又病了半年多，与他来往得少了。说少并不准确，几乎等于和他断了来往。只在元旦前，会收到他寄来的贺年卡。他有心想着寄一份贺年卡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寄给别人的贺年卡总是最漂亮价钱也最贵的一种，不知为什么他在这件事上格外认真，不太缺钱花了，他似乎就有些懒惰了。因为我很少再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了。他仿佛打定了主意，要从文坛上悄无声息地消失掉……
去年四五月份，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东西。当然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书，包裹了两大块秦砖似的，分量很沉。我以为是别人的书，一重重打开，现出“庐山”之真面目，竟一时地使我讶然，使我屏息敛气。
原来是他自己著的两本书。一本是《碎琼乱玉拾遗——中国民间古诗及其研究》；一本是《先秦两汉隐士文人考》。两本都特厚。每本都在五六十万字左右，加起来有一百一二十万字！类乎那些大部头的典籍。且装帧精良，摆在书架上，肯定蔚为大观，非常抢眼夺目。想不到他离群索居三年多，最终抛出了这么两大本书来惊我！
整个下午我轮番翻阅他的书。该书文采飞扬，时而行云流水，时而激情澎湃；时而词谐语俊，时而章华句锦，满纸睿智机警。然而内容毕竟过于专业，风格毕竟过于学究，所褒所贬，所谈所论之人之事，毕竟离我们的当代遥之又遥，读着读着，心中便不免生出了“可敬的闲情”“精妙的闲书”“巧用历史的边角演示文学的插花技艺”这一类具有否定意味的想法。
当日给他发去一信，表示二十分由衷的祝贺，以及我对朋友的赫赫成果感到的巨大喜悦。一串串溢美之词，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写时究竟由衷不由衷了。我没在信中提什么“不足”和“遗憾”，首先是因为各本只翻阅了几十页，恐以管窥之见，而偏视斑斓全豹。其次唯恐自己潜意识的深层，其实已萌生了嫉妒，措辞不妥，暴露了自己为友者的阴暗心理，以及人格的“小”，岂非多此一举，丑化了自己？
他回了我一信，仅四句诗：
三年学者事，
两部破壁书。
一抛名鹊起，
零仃忆当初。
还用红笔加注——古文中，零可作伶也。
不久，各报的文化版上，出现了对他那两本书的评论。评论自然首先见诸北京各报，很快是全国各报。再接着是海外华文报。于是引起西方各国汉学家们的极大关注。于是吴谭这一个中国人的名字，跨越了国界，蜚声于世界了……
于是许许多多的朋友，纷纷给我打电话，写信，甚至亲临寒舍，希望能通过我的关系，向他求赠到他的两本皇皇之作。他那两本书定价极高，平装的，两本加起来也要七十八元多，我只替几位至交向他要了，一共二十四本，各十二本。有的他寄给了我，有的他按我写下的地址，直接寄了去。每本都签上了名，加盖了图章。
后来他的名字被编入了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
后来他跃过“次高”职称，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
后来他成了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津贴”的人……
据说，评选全国“杰出青年”之际，他的名字还荣登了文化艺术界的推荐名单，因为年龄超过了半岁，此项殊荣擦身而过……
他分到了新房，两室一厅。本可按条例分到三室一厅的，但他礼让了，觉得目前还只有自己和儿子两口人，居住条件先改善一步就心满意足了……
他家里装上了电话……
总而言之，的的确确地，许多人口服心也服地，承认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了。连“老外”都承认了，国人还能不赶紧地承认吗？
在他落魄的时候，曾轻蔑过他、疏远过他、冷淡过他的些个人们，又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亲爱有加了。他们在某些场合看见他，常会忙不迭地几步跨向他，握手，拍肩，寒暄，不叫他“吴谭”，而称“吴兄”了。仿佛“吴兄”辐射到他们身上的荣光也非常添他们的彩并耀别人们的眼似的……
他不计前嫌，真的不计前嫌，一以贯之、一以故之地友好地对待他们。
是“预备”学者时期的他，有些狂傲，仿佛目空一切。所以许多人预见他将来必能成其大器，肯定会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的学者无疑。而根据是一条很朴素的，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庸者不狂，狂者不庸。
真的成为学者以后的他，却反而谦虚得一塌糊涂了。人家一提他的两本皇皇大作，他即摇头摇手，连说：“过奖过奖，谈不上是什么大作，游戏文字的产物罢了！”所以许多人都更加五体投地，心悦诚服，都道是其书可敬，其人尤其可敬，根据的是另一条同样朴素，似乎同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学者必谦，谦必饱学。至于两条直接相悖的真理，哪一条更是真理，就没谁动那脑筋去想了。
然而只有我知道，他那奠定了学者地位的两本书，凝结了他巨大的心血。不能与字字皆血的《血经》相提并论，也是足可与许多严肃的作家创作他们最得意的什么长篇代表作时的执着精神同日而语的。我还知道他的谦虚是有几分世故的。这从他寄给我那四句诗里就品咂得出来。何况谦虚和世故，原本就是不大区分得清的，正如恃才自傲和因为无才而浮躁不大区分得清一样。
有一天我带了一位慕他的大名非要见到他一面不可的记者去他家访他。那一天他情绪非常不好，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使我这个引荐人感到非常窘。那记者被他的敷衍搞得更窘。
人家走后，他对我说：“求求你，以后再别带什么记者来访我了。别人越当我是学者，其实我自己心里越别扭。”
我说：“怕打扰了？滋生名士的烦恼了？”
他吭吭哧哧的，最后在我的追问之下，不得不吐露了心中的苦恼——原来因为出那两本书，他不但将口挪肚攒的积蓄全搭上，而且欠下了出版社三万七千八百余元。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我一时无法相信，百思不得其解。
他告诉我——当时出版社预测这两本书准会销得很热，每本都超印了几万册，而他出书心切，又书呆子气十足，出版社在合同上怎么写明，他便怎么表示同意，半点儿也不敢“调皮”，情愿做一个和出版社“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乖乖仔儿”。结果两本书虽然在学术界备受青睐，销售情况却大相径庭。出版社各卖出两千本还不到。由他代销的各一千本，还每个月都付着几百元的租金，存放在某商店的库房里。那商店的经理是个尊崇名流尤其尊崇学者的热心人，否则堆在家里就将占去一间屋子。而合同上“共担风险”四个字，使他成了出版社的欠债人……
我替他愤愤不平地说：“这不行！这不行！找律师，打官司！”
他说：“跟谁打官司？”
我说：“跟出版社啊！”
他说：“白纸黑字，合同上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打官司能打出我的理吗？再说，当初几家出版社都退过稿，人家于我山穷水尽之际替我出了，而且出的水平一流，如今反而跟人家打官司，做人不能那么做啊！何况出版社亏得比我还多，亏了近二十万……”
我怔怔地望着他，一时无话可说了。
“唉，我住这套房子，单位也催着赶快交够了钱买下呢！”
我说：“你那头儿还欠着三四万呢，这头儿买的什么房子啊！”
他说：“不买不行，国家下文了，过了今年六月，明年再买，就又提价了。买，是单位大多数人的决定。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了大家的利益啊！”
我问他：“得多少钱才能买下？”
他说：“因为是新楼，三万六千多元。”
我又问他：“怎么能交得起三万六千多元？”
他说：“暂时向单位打了欠条。”
我心中暗暗替他一算，他已欠下了七万多元。对于京城和外地的些个“大腕儿”级“职业写手”，七万多元也许是笔小数儿。他们不是往往一个晚上就可以“侃”出一集电视“连续”剧吗？一集不是就值一万多元吗？不是还有许多攥着支票的“投资者”或曰“商业文化”投机者，围着他们撵着他们死乞白赖地软磨硬泡地非要和他们签合同吗？对于些个“大腕儿”级歌星，七万多元更算个啥呀？不过几分钟唱一首歌儿的价儿。对于些个已经“国际化”了的“影星”，七万多元简直是何足论道了！等于是出演片酬的零头儿。但对于我眼面前这位刚刚被公认是学者了的秃头男人，七万多元的欠债则意味着他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当代的“杨白劳”了。而他的大不幸似乎还在于无法指斥谁或者什么是陷他于绝境的“黄世仁”。因为他无论对出版社还是对他的单位，其实都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儿。出版社不出他的书他至今成不了什么学者。单位破例地允许他打一个三万六千多元的欠条，显然是本着对中年文化精英的爱护和体恤。
我不禁地从内心深处替他忧患起来。
我说——有某一位个人企业家，更准确地讲，是某一位前阶段靠投机房地产暴发了的“大款”，曾找到我要我替他树传。出价颇高，十万字几万元，我可以介绍他揽下这种“活儿”。
他问：“既然找到你，你怎么不去？”
我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毕竟还是严肃的作家！”
他说：“那么你又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毕竟还是个什么？”
我说：“你怎么能跟我比？我又不欠债！”
他说：“我怎么就不能跟你比？欠债的学者就比不欠债的作家有理由糟蹋自己的声誉了吗？”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怎么算糟蹋自己的声誉呢？”
他说：“要是那个暴发了的‘大款’如果哪一天被查出在投机生意中犯法，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那么我这位由于受钱的诱惑而为其树传者，还有什么脸面在文化学术界立足？……”
我一想他的顾虑也有他的道理，于是又说还有一家“文化公司”曾找我写过电视剧，虽然我已经拒绝了，但是他如果愿意，我可以再答应下来，跟他“合作”。
他瞪着我说：“你施舍？希望我沾你点儿光？”
我说：“随你怎么想！反正我是好心！”
他苦笑了，递给我一支烟，连连说：“这我知道的，这我知道的，连好心坏心都分不出来，我不成弱智者了嘛！”——便问我那电视剧的题材。
我说是写《春梅外传》，也可以理解为“戏说”春梅一类。
他又问春梅是什么人物？
我说就是《金瓶梅》里那个春梅呀，潘金莲的丫环，西门庆的妾，后来又和潘金莲都跟西门庆的干女婿陈敬济“有一腿”的那个春梅嘛！
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陷入了思考。
我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尽量表现出极有耐心的样子期待着。
终于，他将目光缓缓瞥向我问：“怎么不写潘金莲？偏写春梅？”
我扳着指头对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女人，但凡今天看起来有点儿商业价值的，不管好女人坏女人，都快写光了啊！潘金莲也早有人写好了，要开拍了呀！再说，撇开潘金莲而写春梅，创意很了不起的呀！她实际上是潘金莲的“性助理”，后来由于跟陈敬济“那一腿”，成了屠刀之下的“风流鬼”，很浪漫很悲剧的嘛！这个人物的前期，又与《红楼梦》中的袭人有相似之处，异曲同工之妙。不都说先有“金瓶”，后有“红楼”吗？再把曹雪芹公绕进去，发挥想象，“戏说”一通，多来劲儿啊！据说头脑中产生出这一“创意”的人，仅仅卖这么一个念头，就得了好几万呢！
他掐灭烟，拍拍我肩说：“晓声啊，拉倒吧！我决不会跟你‘合作’的。劝你也别和这个‘创意’有一腿……”
见我不悦，他又说：“真的！拉倒吧。我也是好心！”
我们有些不欢而散。
从那以后，再有些推诿不了的“活动”，我照例地，一如既往地首先想到的是学者吴谭，然而他一次又一次找借口搪塞了我的好意。我从电话里听得出来，他那些借口都是临时编出来的托词，而且编得很不圆滑。
有次他甚至在电话里坦率地对我说：“晓声，我现在身为学者，每月八百多元工资，加上政府的奖励补贴，近一千元，有自己买下的住房，有一个懂事的乖儿子，想读书便读书，想钻研便钻研，我对我目前的生活状况很知足，很满意，甚至觉得很幸福。你最清楚，我这一切得来多么不易！我不能不珍惜。我正在潜心研究中国五千年文化中的妇女形象之地位的演变问题，也许会从中梳理出什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请以后别再用你那些‘活动’滋扰我了，也请替我一概地回绝那些报刊所约的‘杂稿’吧！……”
我一听，这什么口气啊！怎么跟朋友说话呢？分明地是跟我摆起了学者的臭架子嘛！
我生气地冲着话筒吼：“你小子别忘了！你的住房现在还不属于你！哪一天你因为交不起钱被撵出来，露宿街头我才高兴呢！”
啪地挂断电话，我仍气得不行。除了他，别的什么学者我也是结交过的，但都不像他这么迂腐这么榆木脑袋不开窍的。岂不是想要“自绝”于时代吗？
一个月后，出版社为了促销他那两本书，由总编亲率一干人等，飞抵北京主持召开研讨会。据说收到请柬的都是一些有“高级职称”的人。我没收到，这使我心理特不平衡。不是因为“精英荟萃”的一次机会忽视了我而心理不平衡，乃是因为觉得被友情忽视了。
我打听到了那主编下榻的宾馆，挂过去一个电话，表明我想参加的愿望。
“什么？没收到请柬吗？我们知道你是他朋友。有一部分名单是他提供的，这人，怎么把你给忘了呢？再寄请柬来不及了吧？你只管来吧，其实发请柬不过是个方式，你不在意就好！来吧来吧！……”
在他提供的那份名单里居然没有我！
我不仅感到失落，而且感到伤心感到寒心了。
但开会那一天我还是去了。因为我想去了，我想让他明白——一个知道友情是怎么回事的人，是经得起一些小意气小别扭不愉快的考验的。
他发现了我很意外似的，一怔之后，有些不自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我说：“我怎么就不能来？你是不是要建议驱逐没请柬的人啊？”
他将我扯到一旁，按住我一只手说：“别误会，知道你在写长篇，才存心忘了你。”
我说：“看，来了这么多人！还有几位‘老外’，飘飘然了吧？”
他苦笑一下，低问：“想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感受吗？”
我点了点头。
他就又对我私语：“其实我近来心里非常烦，烦得要命。我说这话除了你，也许没人再能理解我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要目的其实不在学术研讨，而在促销。我一会儿还得尽量演好我的既定角色，可我又不是一个起码的演员。又不善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一套……”
开起会来以后，却并不需要他自卖自夸，所有发言者的口径几乎是一致的。“甘于寂寞”“难能可贵”“不同凡响”“破壁之作”“居高声自远”“文心自承前”——推崇之至，评价之高，是我的耳朵久违了的。
我不时地瞥吴谭一眼，见他低着头，始终在小本儿上认认真真地记。然而他的脸，却绷得越来越紧，一阵红过一阵，仿佛在接受面对面的批判，马上要抑制不住大哭起来似的。出版社总编，恰恰与之相反，悠然地吸着烟，一脸的欣慰。据说那些话，将要被印刷在大幅的宣传海报上。好像只要有了那些话，积压的几万册书就不愁一销而光，亏损的几十万也不愁扭亏为盈了……
几位“老外”中，有一位美国博士，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三十多岁，一张拜伦式的脸，忧郁而又热忱，坦诚而又天真的样子。译名叫詹姆斯·赖茨。
赖茨博士最后才发言，京腔京调的中国话说得很地道。地道得听来似乎有点儿油嘴滑舌。
他说——对于吴先生的两本书，当然是很喜欢读的。对于吴先生在中国目前红红火火的商业时代中执着于做学问的精神，当然是深表钦敬的。但是……
许多人一听到“但是”二字，表情都不禁地有几分“友邦惊诧”。那一种惊诧之中，不无类似“警觉”的成分。
主编看了一眼手表，说由于时间的关系，开到这儿就结束吧。
赖茨博士说，你们中国人别一听到“但是”两个字就紧张啊！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没有“但是”，就可能犯思想片面的错误啊！
他坚持要将他想说的话说完，似乎非不许他说也显得太那个了点儿。
于是只好默认他有“但是”的权力。
他说——但是他也挺为吴先生惋惜的。因为他从两本书中，看出了吴先生的头脑中，蕴藏着巨大的研究才干和能力。他甚至认为这一种巨大的研究才干和能力，其实仅只发挥了一小部分，也许连三分之一还不到——却一头钻进历史中，所以他替吴先生感到非常惋惜。他问难道历史真的对你们中国人那么重要吗？没有先秦两汉又怎样？没有魏晋南北朝又怎样？当然，也就没有吴先生的两本书了。可是没有又如何？吴先生若将他的研究才干和能力，从历史定向转到近当代和现代，有什么不好？他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其实更致力于研究现当代，思考未来。中国学者，却往往喜欢一头钻入历史，说这都是由于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作祟，将中国学者闹成这样的！说你们中国的孩子，从小学读到初中，才刚刚接触到“鸦片战争”，能不累吗？他建议吴谭已在孜孜写作的那一本书，应以中国女性之现当代命运研究为重点。他承认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史很灿烂，很迷人，大有诱惑力。但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如果被它迷住了不能自拔，那就有些可悲了！……
“但是”之后就分明地开始不受欢迎了的赖茨博士还说——他自己也是一个不幸被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吸住了的一个，好比被美丽的沼地吸住了。说自己在国外也是一位被尊为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学者的人，可是却因此而到处谋不到职业，所以只好经常往中国跑。可这对于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已决定，趁着还年轻赶快改行。先谋到职业，置下财产，然后再靠私人财产养着，再继续像吴先生一样研究。说有些研究纯粹只能出于个人兴趣，非当成终生职业，而且非当成体面的、上等的职业，对失业现象比比皆是的社会，要求就太高了……
我听出他的话中不无“控诉”的意味儿，仿佛一个“失足青年”，一个“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我相信别人也听出了，尽管他是以卖弄幽默和俏皮的口吻说的。
他一说完就起身匆匆告退，并不留下吃自助午餐，却也没谁挽留他，任他自说白话地在冷淡的气氛中走掉了。
他走后，有人脱口骂了句：“混账东西！”
主编的第一个反应是拦着手下人们——严厉询问：“怎么来了这么一个美国小子？谁发给他请柬的？”
被询问的人们自然一个个惴惴不安……
吃自助餐时，赖茨博士成了中心话题。
有人说——什么赖茨，简直是一个美国赖子！满嘴胡言乱语中，分明地充满了文化嫉妒心理。
有人说——现如今中国的文化人中，尤其是中年文化人中，还有几个吴谭这样典型学者式的人啊？还有几个“咬定青山不放松”，执着于潜心做学问的呀？出了吴谭这么一个“样板”，当然要众星捧月！当然要倍加推崇！怎么推崇都是不过分的。爱护还爱护不过来呢，却跑来一个美国赖子信口雌黄予以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人的话当时给我留下了这么一种深刻的印象——大家是将吴谭当成了一个拳手，甚至是想象成了一个阿里式的拳王，拥戴着推到拳击场上去了。让他去抵御什么，让他去抗击什么。从他的自豪感中，共享到某种自豪。从他的近乎悲壮的选择中，体验到自己也悲壮了一把似的心理安慰。而自己，却不想也不愿充当那拳手本人，并不想也不愿直接地抵御什么和抗击什么。但是大家那么需要一个现成的童话，那么热衷于陪衬这一种童话烘托这一种童话……
我这么思考着，隐隐感到不安，甚至感到不祥。替吴谭……
我用目光寻找他时，他已不在了。
而似乎并没有谁关注到这一点，大家吃着、喝着，发表着各式各样的宏论，一个个尽说尽说……
晚上吴谭给我打了一次电话，问我对研讨会有何感想。
我说：“你可千万别在乎那个美国赖子的话啊！”
他说：“但是我已经很在乎了。”
我说：“他一个美国小子，对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能说出什么道理？”
他说：“可是我已经觉得他的话说出了一些我们有时不愿承认的道理了。”
我说：“吴谭啊！你可千万别动摇！朋友们都在仰望着你啊！你没有权力辜负大家啊！你那第三本书还得按原计划写出来啊。”
他说：“可是我也没有权力辜负我自己的生命吧？如果再发行一本书，我再欠下几万元呢？”
我一下子噎住，无言以对了……
吴谭的话使我感到，他这名被众人集体地、极其主观地、虚妄臆想成的“拳手”，已经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一个美国小子的哇啦哇啦，连击在他心理上最脆弱也最难以构筑起防线的地方了，那相当于是他的“死穴”。而面向历史，背对现实，打算一头钻进去不再出来，实际上则是他的一种逃遁式的活法。一个像他这样似乎顺理成章又似乎那么不期然地就成了学者的中国知识男人，在他们面对的现实几何中，差不多是唯一的“解”。
我为他感到的忧虑，感到的不祥，仿佛正在他和我之间大面积地弥漫开来，并如同乌鱼喷出的黑雾，似乎要把他隐没了，使我由看不清他而永远地看不见他了……
一个星期前，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左右，我正看《晚间新闻》，吴谭打来了电话。
“晓声，我能到你那儿去吗？”
声音听起来极其微弱，像一个气息奄奄的病人。
我问他嗓子怎么了？
他说没什么，上了点儿火，哑了。
我说：“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啊！”
他说：“我想现在就去。”
我说：“现在？现在都快十点了！我住海淀，你在东城，天又在下雨，等你来了还不快十一点了？”
他说：“我真的想马上见到你。你一定留门等我啊！”
他一说完，也不再听我问什么，就放下了电话……
出现在我面前的吴谭，用“落汤鸡”三个字形容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幸而他穿的是背心和制服短裤，样子不至于太狼狈。他自是不肯就那么往沙发上坐下去的。我找出件上衣请他换，他不换，去厕所里脱下背心，拧了拧雨水，又穿上了，然后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吸烟。
我便陪他坐在地上。
我说：“你怎么不打伞啊？”
他说：“骑自行车来的，没法儿打伞。”
我说：“那你怎么不‘打的’啊？”
他说：“舍不得花那几十元。”
我说：“明天再来就真的不行？”
他说：“不行！刻不容缓，晓声，我摊上事儿了！”
我瞪了他片刻，笑了，说别一惊一乍的，你一向是守法公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
他说他真的摊上事儿了！而且对他来说是倾天塌地的大事儿。说他儿子由初中考高中，到现在还没个着落。急得他直想头撞墙。可头撞墙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知道他儿子今年由初中考高中，还知道他儿子的学习一向还是挺不错的，就说你别急，慢慢讲慢慢讲……
他说他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说他儿子填志愿时，只填了一类高中四所学校，二类高中根本就没填。
“他太自信了！我儿子太自信了！我也对他太不关心了，太不负责任了！竟没帮他参谋参谋……”这位四十六七岁的学者父亲，说着说着呜呜哭了。那一种绝望的情形，仿佛他就是他由于太自信而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的儿子。
我说：“孩子怎么没考好？”
他抹了一把泪，说他的儿子本来不至于考得那么糟的，但偏偏那几天拉痢疾，考语文时连上了三次厕所（还有一名监考老师陪到厕所门外），结果作文差几行字没写完……
我又问考得糟到什么程度？他说平均八十六点九分。
我松了口气，说这也不算很低嘛！进不了一类中学，就进二类嘛！事已如此，当父亲的应该想开点嘛！
他说其实他是很想得开的。儿子面对现实，心理承受能力也够强的。但是由于儿子根本没报二类学校，所以被一切二类学校视为“计划外生员”，要入学，必须交费。
我说：“如今实行教改，收费是普遍现象，你一无权，二无铁硬的关系，凭什么例外啊？该交就交吧！”
他又刷刷地流泪不止了。他说，他已经连跑几天了，最差的学校，一张口都是四万五万，他哪儿凑这么多钱去啊！如果这笔钱凑不齐，不能及时交上，儿子就只有到郊区中学去上高中了。三年呢，家住市区，这高中以后要怎么上呢？
我说：“我明白了。你是来向我借钱的。”
他说：“我不完全是想来向你借钱的，也是想来跟你商量商量，请你帮我出个主意，看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我说：“我无职无权的，能帮你想出什么办法啊！如今的事你还不知道？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两样都没有，那就等于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没办法，谁怎么想都白想！……”
他仰头呆呆地瞪着我，仿佛根本没听懂我的话。
于是我起身去翻出存折交给他。
我说：“这上面有两万三千多，你取了用。我们单位也要实行公房出售了，所以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不足的你自己再借吧！”
他说：“那我不客气了。我一定尽快还你。”
我说：“借我的钱你别当成负担。也许你的第三本著作会成为畅销书呢！”
那时雨下得更大了，被风刮着，一阵阵往窗上泼，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我将他送下楼，望着他在大雨中跨上自行车，疾驶而去；望着他在大雨中不知怎么连人带车摔倒于水洼中，溅出一片水，半天没往起爬……
我正要冲出楼洞去扶他，他却已撑着一棵树爬起来了，并扶起了自行车……
我冲他喊：“吴谭，摔得要不要紧？”
他朝我摆了摆手，又跨上了自行车……
我冲他远去的背影喊：“吴谭，千万别丢了存折啊！……”也不知他听到没有。
回家后，坐在沙发上，听着大雨泼在窗上的响声，瞧着他在地上坐过留下的水痕，倏然地，我也有点儿想哭……
他还能向谁去再借一两万元钱呢？谁能像我一样，并不太在乎他究竟有没有偿还能力呢？或者虽然其实也很在乎（我的每一笔稿费都是我熬自己的心血换来的），但能纯粹地寄希望于他为人的信誉呢？
我将所有的名片夹都堆在茶几上，一张名片一张名片认真地看，煞费苦心地联想，一心想从几大册名片中发现一条线索，它的另一端通向某个有高中班的中学。那一天夜里一点钟之前，我守着电话机不停地拨，将某些人从睡眠中扰醒，没话找话地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之后，趁人家还没烦得生气，搭讪着问人家——认不认识哪一所有高中班的中学学校的校长？……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往吴谭家挂电话。
我说：“你今天中午务必要在家等我！”
他说：“是不是……是不是你的钱，又不能借给我了？”
我说：“不关钱的事儿。”
他说：“这我就安心了。昨天我从你那儿回来，我儿子没睡，干瞪着眼坐在沙发上等我。见我淋得一身鸡皮疙瘩，胳膊、脸、腿都摔破了，抱着我心疼得号啕大哭……”
从电话里我听出来，他声音哽咽了。
我说：“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他说：“你的存折使他情绪好多了。不再苦着脸，像个小罪犯似的了……”
我说：“马失前蹄不算倒，车到山前必有路。替我好好劝慰孩子，我中午将带给你们父子俩一个大的惊喜！……”
放下电话，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备觉压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压抑之感是因吴谭父子而产生的，轻松之感也是，压抑和轻松，还因一种俗世之谊。
整个上午我疲于奔命。按照昨天夜里电话中联系好的方式，寻找到了一位以前并不认识的当年的“兵团战友”，由此“战友”通过电话联系好，并写了亲笔信，揣着去见第二位“战友”。经第二位“战友”以同样的方式介绍我认识第三位“战友”。第三位“战友”急“战友”之所急，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以较为肯定的口吻说：“拿着去找××中学××校长，我们交往不一般，估计这一点儿面子还是会给的。”
于是我最后赶到吴谭家。
他一见我面，便紧攥住我一只手，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惊喜？什么惊喜？”
他的儿子吴小光，则瞪着一双大眼，目光内疚而又充满希冀地望着我。
我摸了那少年的头一下，炫耀地掏出信，展开给吴谭看。
我指着说：“看，是这么写的——请你帮助我一样帮助这位家长！请像照顾我的孩子收下我的孩子一样……再看这一行——请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收费方面的优惠！这所中学虽不是什么重点，但是听说教学质量还行！总之小光不必天天去郊区上学了！也许还会不收费了呢！少收一万也值得高兴啊！一万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啊！……”
吴谭他拿着那封信的手，瑟瑟地就有些抖，仿佛拿的是针对自己的“特赦令”。他转脸瞧儿子，儿子笑了，儿子笑着笑着，眼眶中涌出了泪……
那少年忽然起身，跑入了另一个房间。吴谭和我对视一眼，也急跟人另一房间——但见他儿子伏在床上，将脸埋在枕中，正哭得双肩耸动，身子一抽一抽的。
吴谭蹲在床边，轻拍着儿子的肩说：“儿子，儿子，哭什么啊？应该高兴的事儿，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呢？爸爸不是只埋怨过你一次吗？……”
学者吴谭，说着说着，也不禁地伏在儿子身上无声地哭了……
那情形使我看着揪心。我不忍视，将脸转向一旁……
以后几天，我和吴谭天天保持一次电话联系。
第一天他来电话说没见到那位校长……
我说凭什么第一天就得让你见着啊？第二天再去嘛！
第二天他来电话说也没见着……
我说这很正常。这些日子，都是中小学校长四处躲着怕见人的特殊又敏感的日子，反正你“手中有信，心中不慌”嘛！
第三天他还没见着……
我说吴谭你要沉住气。第一要沉住气，第二要“守株待兔”，争取早日见着，也别太放松了……
而我自己，首先已有那么点儿沉不住气了。
第四天下午，他又准时来电话了，说终于是见着了。
我急问结果。
他说：“人家看了信，接待得挺客气。”
我说：“我没问你这些，我问你结果啊！”
他说：“人家答应得也蛮痛快……”
我说：“那还能不痛快？分量沉甸甸的一封信嘛！”
他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低很低地说：“就是交费太高了些……”
我问：“多少？”
他说：“八万元。”
“什——么？……”
我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他说：“八万元啊，听清楚了没有？”
我说：“听清楚了……”一时发蒙，接下去不知再说什么好。
他说：“有些大款，为了把儿子们塞入那所学校，一开口就十万二十万元的，人家校方根本不予理睬，因为名额早已经超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八万元确实算相当照顾相当优惠了。说设身处地，也得替人家当校长的想想，总得使人家对老师们有个交代啊！……”
我说：“吴谭啊，你就别替人家设身处地了。那么你现在还怎么打算？”
他说：“已经为儿子办妥入学手续了。只得还去郊区中学，钱也交了。”
我问：“那交了多少？”
他说：“三万五千元。”
我说：“你不是说过如果去郊区中学交二万元就可以的吗？”
他说：“那是几天前的事儿啊！不是耽误了三四天吗？所以又提高了一万五……”
我说：“吴谭，真对不起。我没想到，我一片好心，却帮了你个倒忙……”
他说：“我绝没有埋怨你的意思。这几天里，幸亏有你的好心，我才四处碰壁也能撑得住。不过你的钱我没用，我把住房押出去了！”
我说：“买下房子的钱你还欠着单位呢，单位怎么能允许呢？”
他说：“瞒着单位啊。哪儿敢让单位知道呢！如果五年内，我能把欠单位的钱交齐，房子就是我的了，我自然有权押出去。我相信我能做到这一点。只是……”
我问：“而你如果不能在五年内同时也把借人家的钱还清，五年后房子就是别人的了，对不对？”
他说：“对。”
我又问：“吴谭你又怎么能还得上啊？”
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既定的写作计划了。朋友帮我揽了一桩‘活儿’，参与‘攒’一本百万余字的当代侠客小说。书贩子出价挺高，我已经收了五千元‘定金’接了二十万字了……”
我喉间一阵发干，再想问什么却张张嘴问不出来，不知究竟应该替他感到高兴，还是应该替他感到悲伤。也不知自己怎么就放下了沉重的电话听筒……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吴谭用“特挂”寄还给我的存折。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讣告——他死了！
接下来的事简单而且顺利。
我是指他的丧事处理得非常简单。单位出了几个人，还有他的三五好友，其中包括我，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他从农村赶来的长子已高二，明年该考大学了。我们这些大人，陪着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在“八宝山”为他举行简单而冷清的追悼会。他火化成骨灰的过程非常顺利。那一天到“八宝山”报到的人不多，他没用排队。我想，那大概是他一生中顶顶顺利的事了……
他是被一辆十轮“大卡”轧死的。
据他单位的人讲——他那一天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去为他的小儿子“探路”。从他家到郊区，也就是到他的小儿子以后要天天去上学的那所学校，需转三次车。他希望自己能为儿子探明一条最近的自行车路线，结果他死在去的半道儿上。
用他单位的人的话说：“他好像有点儿成心找死。”
因为他瞪着两眼就朝一辆十轮“大卡”撞去。司机是这么说当时的情况的。路人都替司机作证，证明那司机根本来不及躲避他。交警大队的现场勘查结果，也提供了充分的根据证明死亡责任完全在吴谭一方……
单位的几个人对吴谭颇有微词，他们背着我们这三五个吴谭的好友嘀嘀咕咕。我断断续续地听了个大概明白——是因为吴谭那套房子。吴谭实际上没买下那套公房。因为他一分钱也不曾交过。只向单位打了欠条。那么他人既死，公房便该重新归属单位，可他又瞒着单位把房子押给了别人。那人当然要持着他立下的字据，来和单位争房子了……
他们说他不该一死了之，把一场扯皮的官司留给单位。说这太不像他这个人以往办事的风格了。还说他的死兴许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无学者式的狡猾……
我怕他的两个儿子听到人们对他们的父亲的议论，将他们引到了灵堂外。
我对他的长子说：“孩子，我是你父亲的好朋友。我觉得，我有义务忠告你，你明年报考大学，千万不要报文科。”
那少年呆愣愣地望着我。
我又说：“我常听你父亲讲起你，知道你学习很棒，一定能考上大学，所以我才对你进行这番忠告。你不要再走你父亲的路。你没听过这样的话吗——其实所谓人生，在紧要处只有几步路。你父亲的人生，一开始那几步路就迈错了……”
不料那少年低声说：“我不会再走我父亲的路了，因为我在农村已没亲人了。我父亲不能寄钱给我了，我的书也就念不成了。”
那少年的话说得十分镇静，镇静得使我感到有些心里发毛。在那么一种场合，背后的灵堂里就是他父亲的遗体，按我的逻辑，他起码应该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才是啊！
但他仿佛偏要以他那种镇静的样子和谁和什么表示不屈的对抗似的，眼泪在他眼眶里直转，就是不往下掉。
我侧转脸去看他的弟弟——据吴谭单位的人讲，那年龄更小的少年，以后将要被送到某孤儿院去了，那孤儿院出于对一位英年早逝的学者的同情和社会道义，已同意收下吴小光并承担他高中三年内的学费了……
当哥哥的走到了弟弟身旁，搂着弟弟说：“俺弟，哥保证，将来一挣到钱，就给你寄。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哥一定要像爸一样供你……”
那当哥哥的，将来上大学的路已经被堵死了。那当弟弟的呢？据我看来，身心之创，已深到难以治愈的程度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不相信他在未来的接近残酷的竞争中，还会有什么“脱颖而出”的希望……
也许，在他们的儿孙辈中，都未必能再产生一个名字上了西方三国《世界名人录》的学者吧？
事实上我又等于并未参加吴谭的追悼会似的。因为我没能再看上他的遗容一眼。当哀乐响起之际，当我一脚在灵堂门里，一脚在灵堂门外之际，心口，更准确地说，是心脏突然一阵疼痛，头也随之发晕，眼前也随之发黑。
我不得不退出迈在灵堂门里那一只脚，摇摇晃晃踏下台阶，走到一棵老树前，蹲在那儿。心里真想哭，却没哭起来，但是吐了……
吐过后我捂上了耳朵。那熟悉的哀乐使我感到，无论是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未免太响亮了…… 梁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套装共九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