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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对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和思索。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上，下一代人决不能简单地重复上一代人。我希望我奉献给读者的这五部构成系列的中篇小说，能带上我对那段历史的一些理解和思索。

　　这理解和思索，是以我置身的现实生活为基础，一步步加深的。“轰轰烈烈”那年，我十岁，上小学三年级，学校停课，我们便漂泊到社会上，年龄太小，无“造反”的资格，没干成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于是，便接触了“艺术”，整天泡在矿山小镇的说书场上，听江湖艺人们说大鼓书。这些“艺术家”们的小小脑袋里装着几千年的浓缩历史，扁鼓一敲，嘴儿一咧，能从盘古开天地，讲到当今领袖毛主席。我少年时代的全部历史知识都是从他们那儿得到的，及至以后许多年我都分不清唐宋元明清的先后次序，也理应“归功”于他们。

　　“轰轰烈烈”过后，文坛上是前所未有的冷冷清清。生活似乎还是需要点文学来装潢门面的，于是，出现了八个“样板戏”。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起作家梦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新一代不伟大的文盲，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颇富勇气，颇富气魄的一个。一开头，我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洋洋三十万言，信心十足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年以后，我在煤矿当了矿工，有一天稿子才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其后，又写过两部长篇，三部电影剧本，结果仍是一场惨败，创造了一大堆卖不掉的语言垃圾。然而，这却锻炼了我的拼搏精神和毅力，同时，也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依托，使我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没变成一个流氓无赖，这是颇得庆幸的。

　　过去了十个年头。

　　我逐渐有了“思想”，这“思想”开初是朦胧的，是由一连串问号构成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敢于打破头脑中的精神枷锁，开始思索一些似乎是“离经叛道”的问题。我想找一找“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大泛滥的历史根源，对我们的民族精神进行客观公正的再认识。

　　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同时又是封建的，因为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族精神中必然要带上封建主义的色彩。这里又涉及了对封建主义的评价问题。无疑，封建主义是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然而，仅仅这样解释，恐怕是不够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性，对封建主义似乎也要这样看。设想一下，假如生活中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刘文彩式的恶棍，封建主义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么？封建残余对今天的生活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么？

　　也正是在这时候，我找到了属于我的黄河故道上的那块古老而伟大的土地，我以这块土地为背景，写下了从清朝光绪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七年这六十年悲壮而苦难的历史，力求表现出历史、土地和人的某种必然联系和必然法则，塑造一种具有总体真实感的民族精神。这五部作品是在三年之中陆续发表出来的，发表之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一位颇有见地的评论家在评论其中一篇时写道：“历史并不是一个宿命的在其中运行的圆。历史通过无数个人的悲剧来完成它乐观的进展……历史进程的艰难，不仅在于物质力量的对比，还在于复杂的千丝万缕的精神羁绊。”他的认识是准确的，现在，是抛弃那些精神羁绊的时候了！过去的历史，我们决不愿它重演，然而因其那些羁绊，我们有时却无法保证它不再重演，历史因此产生了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本书也许过于沉重了，然而，这沉重不是作者造成的；这其中也表现了某种重复，这重复也是历史的重复，作者写作品时，有时是无法回避的，愿读者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不喜欢虚假做作的东西，不喜欢粉饰与歪曲生活的东西，因此，在这本书的写作上，我追求三个统一：作品力度、广度、深度、厚度的统一；史诗感、真实感、幽默感的统一；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的统一。这很难，这本书显然没做到这三个统一，缺点毛病还很多，我愿在今后的创作中努力去追求，争取能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来。

　　这本书，是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集，书中的三部重要作品《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群山》、《黑色的太阳》均是在《花城》上刊发的，《花城》因此将首届、二届“花城文学奖”发给了我，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在本书付排之际，我要对《花城》编辑部的同志们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扶植，没有他们忘我的、辛勤的劳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将永远记住这一点。

　　作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于南京兰园 沉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