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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论卷四

　　仁宗

　　一

　　曹魏严母后临朝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为万世法。唐不监而召武、韦之祸，玄宗既靖内难，而后为之衰止。不期宋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

　　仁宗立，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衮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岁，迄刘后之殂，又十年矣。既非幼稚，抑匪暗昏，海内无虞，国有成宪，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恶用牝鸡始知晨暮哉？其后英宗之立，年三十矣，而曹后挟豢养之恩，持经年之政；盖前之辙迹已深，后之覆车弗恤，其势然也。宣仁以神宗母，越两代而执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尧、舜之称，喧腾今古。而他日者，以挟女主制冲人之口实，授小人以反噬，元佑诸公亦何乐有此。而况母政子政之说，不伦不典，拂阴阳内外之大经，岂有道者所宜出诸口哉？

　　夫汉、唐女主之祸，有繇来矣。宫闱之宠深，外戚之权重，极重难返之势，不能逆挽于一朝。故虽骨鲠大臣如陈蕃者，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至于宋，而非其伦矣。然而刘后无可奉之遗命，而持魁柄迄于老死而后释，孰假之权？则丁谓之奸实成之也。谓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而事将变矣，结雷允恭以奉后而觊延其生命，则当国大臣秉正以肃清内外，在此时矣。王曾执政，系天下之望者不轻，曾无定命之谟，倡众正以立纲纪，仍假手乞灵于帘内，以窜谓而求快于须臾；刘后又已制国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无如之何。然则终始十年，成三世垂帘之陋，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势，非曾尸其咎而谁委哉？曹后之贼也，先君慎择付托之嗣子，几为庐陵房州之续，则刘后之逐宰相者，逐天子之竽也。微韩公伸任守忠之法，而危词以急撤其帘，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韩公一秉道，而革两朝之弊。后起之英，守成宪以正朝廷，夫岂非易易者？而元佑诸公无怀私之恶，有忧国之心，顾且踵曾之失，仍谓之奸，倒授宰制之权于簪珥，用制同异之见于冲人，以不正而临人使正，不已懵乎！

　　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谢安是也。安图再造之功于外，而折桓氏之权于内；苦势已重，不欲独任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贻桓氏以口实。抑恐群从子弟握兵柄，泊方州，倚勋望以自崇，蹈敦、温之覆轨。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禀，而自保其臣节。元佑诸公，夫岂当此时、值此势，不得已而姑出于是哉？所欲为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确邪慝之鄙夫也。进贤远奸，除稗政，修旧章，大臣之道，大臣之所得为也。奉嗣君以为之，而无可避之权，建瓴之势，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灵宠于宫闱，以求快于一朝，自开衅隙以召人之攻乎？易动而难静者，人心也。攻击有名、而乱靡有定之祸，自此始矣。用是术者，自王曾之逐丁谓倡之。韩公矫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乱。邪一中于人心，而贤者惑焉，理之不顺，势不足以有行，而世变亟矣。

　　夫奉母后以制冲人，逆道也。躬为天子矣，欲使为善，岂必不能？乃视若赘疣，别拥一母后之尊，临其上以相箝束：行一政，曰：太后之忧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贤也。非甚盛德，孰能忍此？即其盛德，亦未闻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违也。且以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刘氏之恩于终始，其于政事无大变矣。而刘后方殂，吕夷简、张耆等大臣之罢者七人，王德用、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显擢。则元佑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奸，而求其志道之伸，保百年之长治也，必不可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别用一番人。”而诸公不悟，盱豫以鸣，曾莫恤后灾之殆甚，何为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宗居心之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陈“掩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观于此，而韩、范以外，可谓宋之有大臣乎？

　　不可拂者，大经也；不可违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道之正也。虽有庸主，犹贤哲妇。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鱼虽美，义不及宾。此义一差，千涂皆谬，可不慎与！

　　二

　　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乃俞其臣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

　　国家当创业之始，繇乱而治，则必有所兴革，以为一代之规。其所兴革不足以为规一代者，则必速亡。非然，则略而不详、因陋而不文、保弱而不竞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心、时会之所凑，适可至于是；既至于是，而亦足以持国于不衰。乃传之数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则归咎于法也，不患无辞。其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实，民骄而不均，兵弛而不振；非其破法而行私，抑沿法而巧匿其奸也。有志者愤之，而求治之情，迫动于上，言治之术，竞起于下；听其言，推其心，皆当时所可厌苦之情事，而厘正之于旦夕，有余快焉。虽然，抑岂必归咎于法而别求治理哉？吏玩而不理，任廉肃之大臣以饬仕阶而得矣。士靡而亡实，崇醇雅之师儒以兴正学而得矣。民骄而不均，豪民日竞，罢民日瘠，人事盈虚之必有也；宽其征徭，疲者苏而竞者无所容其指画矣。兵弛而不振，籍有而伍无，伍有而战无，战争久息之必然也；无荐贿之将，无私杀之兵，委任专而弛者且劝以强劲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无不可用。若十一千百之挂漏，创法者固留有余以养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妇祁寒暑雨之怨咨，猾胥奸民为鼠为雀之啄龁，恶足坏纲纪而伤教化？有天下者，无容心焉可矣。

　　宋自建隆开国，至仁宗亲政之年，七十余岁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数也。夫岂唯宋祖无文、武之至德，议道之公辅无周、召之弘猷乎？即以成周治教之隆，至于穆、昭之世，蛹蠹亦生于简策，固不足以为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苟循其故常，吏虽贪冒，无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为吹索。士虽浮靡，无意指之可窥，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诡遇。民虽强可凌弱，无以启之，则无讦讼之兴以两俱受毙，俾富者贫而贫者死。兵虽名在实亡，无以乱之，则无游惰之民以枭张而起，进则为兵而退则为盗。唯求治者汲汲而忧之，言治者啧啧而争之，诵一先生之言，古今异势，而欲施之当时，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见一乡保之利，风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乐从。神宗君臣所夜思昼作，聚讼盈廷，飞符遍野，以使下无法守，开章惇、蔡京爚乱以亡之渐者，其风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者，真宗虽有淫祀骄奢之失，王钦若、丁谓虽有贪权惑主之恶，而李太初慎持之于前，王子明谨守之于后。迨乎天圣、明道之间，老成凋谢已向尽矣。仅一直方简重之李迪，起自迁谪，而任之不专。至若王曾等者，非名节之不矜也，非勤劳之不夙也，以术间道，以气矜刚；而仁宗当受谏之美名，慕恤下之仁闻，欣然举国以无择于听。迨及季年，天章开，条陈进，唯日不给，以取纲维而移易之；吏无恒守，士无恒学，民无恒遵，兵无恒调。所赖有进言者，无坚僻之心，而持之不固；不然，其为害于天下，岂待熙、丰哉？知治道者，不能不为仁宗惜矣。

　　夫秉慈俭之德，而抑有清刚之多士赞理于下，使能见小害而不激，见小利而不歆，见小才而无取，见小过而无苛；则奸无所荧，邪无能间，修明成宪，休养士民，于以坐致升平，绰有余裕。柰之何强饮疥癣之疾以五毒之剂，而伤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就者，概可见矣。迹其谋国，则屡败于西而元昊张，启侮于北而岁币增。迹其造士，则闻风而起者，苏氏父子掉仪秦之舌；揣摩而前者，王安石之徒，习申、商之术；后此之挠乱天下者，皆此日之竞进于大廷。故曰神宗之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皆仁宗启之也。

　　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从周。”非文、武之道隆于禹、汤也。文、武之法，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周未亡，王者未作，井田学校所宜遵者，周之旧也。官习于廷，士习于学，民习于野；善者其所夙尚，失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害者其所能胜；慎求治人而政无不举。孔、孟之言治者，此而已矣。啧啧之言，以先王为口实，如庄周之称泰氏，许行之道神农，曾是之从，亦异于孔子矣。故知治者深为仁宗惜也。

　　三

　　仁宗有大德于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赐；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其余波之害，延于今而未已。盖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为之，是故利无待而兴，害不择而起。

　　其有大德于天下者，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是也。其种之也早，正与江南梅雨而相当，可以及时而毕树艺之功；其熟也早，与深秋霜燥而相违，可弗费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种之也，田不必腴而获不赀，可以多种而无瘠芜之田；皆其施德之普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为一代之祖；又祀之于稷以配社，享万世之报。然则有明王起，饬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弃而享祀千秋，其宜也。惜乎无与表章者，史亦略记其事而不揄扬其美，则后王之过也。

　　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之言，置交子务是也。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敝纸而已矣。

　　古之税于民也，米粟也，布缕也。天子之畿，相距止于五百里；莫大诸侯，无三百里之疆域；则粟米虽重，而输之也不劳。古之为市者，民用有涯，则所为者简；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则所赍以易者轻。故粟米、布帛、械器相通有无，而授受亦易。至于后世，民用日繁，商贾奔利于数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输于国、饷于边者，亦数千里而遥；转挽之劳，无能胜也。而且粟米耗于升龠，布帛裂于寸尺，作伪者湮湿以败可食之稻麦，靡薄以费可衣之丝枲。故民之所趋，国之所制，以金以钱为百物之母而权其子。事虽异古，而圣王复起，不能易矣。乃其所以可为百物之母者，固有实也。金、银、铜、铅者，产于山，而山不尽有；成于炼，而炼无固获；造于铸，而铸非独力之所能成，薄赀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难，而用之也不敝；输之也轻，而藏之也不腐。盖是数物者，非宝也，而有可宝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违也。唯然，而可以经久行远者，亦止此而已矣。

　　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之愚商，商以之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终宋之世迄于元，延及洪、永之初，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思为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来，不复能行于天下。然而余害迄今而未已，则伤诏禄之典，而重刑辟之条，无明王作，而孰与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

　　钞之始制也，号之曰“千钱”，则千钱矣。已而民递轻之，而所值递减，乃至十余钱而尚不售，然而“千钱”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钞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数钱；律有估物以定赃，乃至数金而科罪以满贯。俸日益薄，而吏毁其廉；赃日益重，而民极于死。仅一钞之名成，而害且积而不去，况实用以代金钱，其贼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闻于司寇，以诱民于阱而杀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辞矣。

　　是故君天下者，一举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无穷，不可不审也。听言轻，则从善如流，而从恶亦如流。行法决，则善之所及者远，而恶之所被者亦长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两任之，图治者其何择焉？舜之大智也，从善若决江、河，而戒禹曰：“无稽之言勿听。”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尽此矣。

　　四

　　大臣进位宰执，而条列时政以陈言，自吕夷简始。其后韩、范、富、马诸君子，出统六师，入参三事，皆于受事之初，例有条奏。闻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叶，天下无道，言有枝叶。”以此知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后，人才之寖降，风尚之寖卑，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风轨，不可复追矣。

　　《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以言者，始进之士，非言无以达其忱；上之庸之，非言无以知其志。故观其引伸，知其所学；观其蕴藉，知其所养；非必言之可行而听之行也。后世策问贤良，科举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无不得之人矣。至于既简在位，或贤或否，则以功而明试之，非以言者之始测于影响，而下亦仅此以为自效之资也。且夫藉言以为羔雁者，亦挟长求进之士尔。其畜德抱道、具公辅之器者，犹不屑此。而况大任在躬，天职与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笔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掩力行不逮之愆尤乎？

　　即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谏议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将以匡君之过与？则即以一德之凉，推其所失而导之以改，无事掇拾天德王道，尽其口耳之所记诵者，罄之于一牍也。非是者，为鬻才之曲士。将以指政之非与？则即一事之失，极其害之所至，而陈其所宜，无事旁推广引，泛及他端之未善，以责效于一朝也。非是者，为乱政之辩言。将以摘所用之非人与？则即以一人之罪状，明列其不可容，无事抑此伸彼，滥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废置也。非是者，为死党之憸人。将以论封疆之大害与？则即以一计之乖张，专指而征其必偾，无事胪列兵法，画地指天，以遥制生杀之枢机也。非是者，为首祸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则事不冗，而力以暇而有余。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则意相得，而后可因而复进。故志行而言非虚设。行与不行，皆未可必之于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于幅，诚何为者？况乎一人之识，以察一理，尚虑其义不精，而害且伏于其隐。乃搦管经营，旁搜杂引，举君德、民情、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无涯之得失，穷尽之于数尺之章疏。才之果胜与？念之果周与？发果以诚，而行果无不得与？问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按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尔洋洋娓娓、建瓴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怍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丑矣。则在怀才初进之士，与职司言责之臣，犹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历任已夙，居密勿以静镇四海者，尤勿论矣。

　　明道以后，宰执诸公，皆代天工以临群动者也。天下之事，唯君与我坐而论之，事至而行之，可兴则兴之已耳，可革则革之已耳。唯道之从，唯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遍天下，将何求而不得？奚待烦言以耸众听？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从，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则有引身以退，免疚恶于寸心，而不待暴白以号于人曰：“吾已缕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执大臣所以靖邦纪而息嚣凌之枢要也。在昔李太初、王子明以实心体国，奠七十余年社稷生民于阜安者，一变而为尚口纷呶之朝廷，摇四海于三寸之管，谁尸其咎？岂非倡之者在堂皇，和之者尽士类，其所繇来者渐乎！宰执有条奏矣，侍从有条奏矣，庶僚有条奏矣，有司有条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鸣，无不可有条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万言耸人主，俾从己以颠倒国是；而远处蜀山闻风跃起之苏洵，且以权谋憯险之术，习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缭、孙膑之诡遇，簧鼓当事，而荧后世之耳目哉？

　　姚元之之以十事要玄宗也，在未相之先，谓不可行而己不敢相也，是亦慎进之一术也。既已为相，则唯其行之而无复言矣。陆敬舆之详于论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时之迫以答上问，而非阔达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宰执之道，司听言以待黜陟耳，息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浇，言长而忠薄，言之不已，而国事不可为矣。读者惑焉，诧为盛美，违山十里，蟪蛄犹闻，束宋人章奏于高阁，学术治道庶有瘥焉。俗论不然，宜中国之日疲以蹙也。

　　五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岁在庚申，及嘉佑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拟之于古，未逮乎壮有室之齿也。曹后之立，未及期月，则皇子之生，非所绝望。乃育英宗于宫中，使后拊鞠之。呜呼！念宗社之重而忘私，是岂非能为人之所不能，足为万世法者哉！

　　三王以后，与子之法立，苟为适长，道不得而废焉。汉明虽贤，光武犹谓失德；晋惠虽暗，武帝不任其愆。故三代有豫教之法，尽人之所可为，而贤不肖治乱安危举而听之于天，亦且无如之何矣。乃无子而嗣未有定，以及乎危病之际，奸人妇寺挟私意以援立庶支，市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汉唐之祸，率繇此而兴。其近正者，则辨昭穆，审亲疏，弟与从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争而靖国矣。而于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协也。夫唯适长之不容变置，为百王之成宪，而贤不肖非所谋耳。无子而授之同产之弟与从子之长，古未有法，道无可执。则天既授我以选贤而建之权，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诿诸后以任臣僚之扳立邪？英宗方四岁而鞠之宫中，察其情志，审其器量，远其外诱，习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于中宫。他日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于国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马虽心是其请，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权，独托腹心于韩公，然抑闻命而始请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拟也。则熟筹密运于一人之心，又岂奸邪之得窥伺哉？

　　在礼有之曰：“为人后者为之子。”非尽人无子而必为立后也。自大夫以上，有世禄、食采邑、建祖庙者，达乎天子。苟无子而必有后，则三代之兴，虽无子而固有子。豫立之典，虽不见于史策，而以为后之文推之，则苟有有世守，无无子者，必有子，而与子之法固不以无出而废也。抑在《礼》有之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期。”本非期而加以期之谓也。若以亲疏序及，而所立者从子之长，则所生父母虽降，而固有叔父之亲，不必加隆而固服期。则功缌以降之族子，但使温恭之度形于早岁，皆择养而豫教之，无问亲疏亦明矣。汉、唐之君，轻宗社而怙其专私，未有能者。仁宗虑之早而断之决，以定百王之大法。于是高宗有所禀承，远立太祖之裔孙，而本支不敢妄争，臣民欣为推戴，两宫全其慈孝，社稷赖以小康，皆仁宗之贻谋为之先导也。

　　虽然，义隐于三代，而法沮于汉、唐，仁宗创起而决策，以至正之举，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惑曹后以起衅，而仁宗无虑也。有韩公在，制守忠之死命，而曹后黜于其义也。高宗无可恃之大臣矣，于是而内禅以定其位。然则心苟无私，变通在我，居天位之尊，承皇天之命，仰先祖之灵，奉名义之正，无志不可行，无谋不可定。何畏乎命异，何忧乎事变哉？

　　六

　　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佑、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佑诸公开之也。

　　国家刚方挺直之正气，与敦庞笃厚之醇风，并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主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听，以不轻动于人言；则虽有小人，不伤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国是贞矣，而嚣凌息矣。前乎景佑者，非无丁谓、王钦若之奸佞也。而王旦沮钦若之登庸，马知节折钦若之匿奏，张咏且死请戮尸以贸丁谓之头，李迪誓死而斥丁谓之奸，王曾且独任窜谓之举，而不劳廷臣之交击。故钦若、谓非无邪党，亦以讦讼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福；胡旦、翟马周、梅询、曾致尧之徒，或乍张而终替，或朒缩而不前。盖大臣以国之治乱、人之贞邪、引为己任，而不匿情于且吐且茹之交，授发奸摘伏之权于锐起多言之士。故刚而不挠，抑重而不轻，唯其自任者决也。而天子亦不矜好问好察之名，闻人言而轻为喜怒。则虽有繁兴之众论，静以听君相之从违，自非田锡、孙奭任谏诤之职者，皆无能骋其辩也。

　　好善则进之，恶恶则去之，任于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喜，激之不怒，居乎静以听天下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交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宽柔也。宽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宽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于前而有所称说，容之矣，未遽以为是，未遽以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沓至，则辩言者且将怒其所必怒，而终不能容。夫苟乐求人言，而利用其臧否，则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议论之短长为兴废。于是而小人之党，竞起争鸣；而自附于君子之华士，抑绰约振迅，饰其文辞，以为制胜之具。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故当时士民与后世之闻其风者，所甚歆仰于仁宗，皆仁宗之失也。于是而宋兴以来敦庞笃厚之风，荡然不足以存矣。

　　抑考当时之大臣，则耆旧已凋，所仅存者，吕夷简尔。夷简固以讪之不怒、逐之不耻、为上下交顺之术，而其心之不可问者多矣。其继起当国能守正而无倾险者，文彦博矣，而亦利用夷简之术，以自挫其刚方之气；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则旁求助于才辩有余之士，群起以折异己而得伸。韩、富、范、马诸公，虽以天下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于此术之上。于是石介、苏舜钦之流，矫起于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熙、丰以后纷呶噂沓之习，已早见于此，而君犹自信曰：“吾能广听。”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竞习于浮言，揣摩当世之务，希合风尚之归，以颠倒于其笔舌；取先圣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供其证佐。童而习之，出而试之，持之终身，传之后进，而王安石、苏轼以小有才而为之领袖；皆仁宗君相所侧席以求，豢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吕惠卿、邓绾、邢恕、沈括、陆佃、张耒、秦观、曾巩、李廌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于蔡京父子，而后覆败之局终焉。呜呼！凡此訾訾捷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视为土偶，任其掷弃山隅，而不使司祸福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导以兴。其刚方也，非气之正也。其敦笃也，非识之定也。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天下后世犹奖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则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无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

　　按仁宗之世，所聚讼不已者，吕夷简、夏竦之进退而已。此二子者，岂有丁谓、王钦若蠹国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恶哉？夷简之罪，莫大于赞成废后。后伤天子之颊，固不可以为天下母，亦非甚害于大伦。竦之恶莫大于重诬石介。而介之始进而被黜，以争录五代之后，亦宋忠厚之泽过，而无伤于教化；矜气以争，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欧、尹遽群起以去国为高，投滴水于沸油，焰发而莫之能遏。然则吕、夏固不足以祸宋，而张逐虎之网，叫呼以争死命于麇兔，何为者邪？天子不慎于听言，而无恒鉴；大臣不自秉国成，而奖浮薄；一彼一此，以气势为荣枯，斯其以为宋之季世而已矣。读其书，言不可胜求也；闻其名，美不可胜传也。即而察之，外强而中枯；静而诊之，脉浮而筋缓；起伏相代，得失相参。契丹胁之，而竭力以奉金缯；元昊乘之，而兵将血于原野。当时之效，亦可睹矣，奚问后世哉！

　　七

　　言者人得进谏于君，而谏无专官，不欲天下之以言为尚也。圣王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上下交责于己，而不攻人以求胜，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乱之所以讫也。谏之有专官，自萧梁始，而唐因之。谏有专官，则以言为职矣。以言为职，则以言为尚矣。以言为职，欲无言而不可；以言为尚，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即言之。于是进不揆于理，退不信于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贤其所不肖，不肖其所贤；时之所趋，意之所动，闻见之所到，曲折以蕲乎工，矫揉以成其是；科条繁而搏击鸷，枝叶盛而蔓延张，唯其所尚，以称其职，无不可言也。《易》曰：“乱之所繇生，则言语以为阶。”职此谓矣。

　　乃唐之有专官也，隶于门下省，则与宰相为僚属，而听治于宰相，法犹善也。所以然者，天子之职，论相而已矣。论定而后相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进退之，舍是而天子无以治天下。夫天子无以博察乎人之贤奸而悉乎民之隐志，唯此一二辅弼之臣寄以子孙黎民者，为其所谨司。然而弗能审焉，则天子无以为天下君。若夫必置谏官以赞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谏而善道之，再谏而昌言之，三谏而危言之；然而终不庸焉，则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唯宗社安危，贤奸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执之，以弼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动之不臧，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见端于微，未形于大，宰相屑屑然以力争，争而不从，不从而不去，则辱其身；不从而急去，则遗其君。故宰相必靳于其小，而以封驳争论之权授之谏官，而后宰相得以持其大，而为进退之大经。故唐之制犹善也。

　　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环相为治，而言乃为功。谏官者，以绳纠天子，而非以绳纠宰相者也。天子之职，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决择而委之谏官，则天子旷矣。天子旷而繁言兴，如是而不乱者，未之或有。仁宗诏宰相毋得进用台官，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呜呼！宋以言语沓兴，而政紊于廷，民劳于野，境蹙于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

　　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来矣。上之所优礼而信从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诡遇而获上之宠者，必上之所歆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则苛烦者相矣。上喜呴呴之恩，则柔茸者相矣。上贪黩武之功，则生事者相矣。上利锱铢之获，则掊克者相矣。上耽宴安之逸，则擅权者相矣。上逐声色之欲，则导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则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于宦寺，则结阉竖者相矣。上委国政于妃嫔，则交宫禁者相矣。天下不患无君子，而不能获上于所不好。天下不能无小人，而不能惑上于无所迷。故谏官以其犯颜无讳之危言，绳之于早，纠之于微，则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鉴之中，莫能隐蔽。又岂待谏官之毛举细过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为乎？

　　是道也，自天子以至于修士，未有不以此为听言之经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过，而诏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听言而悟，或听言而迷。刚愎以自用，则祸至而不知。无主而听荧，则衅生于不审。故曰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道之迹相背而实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

　　有言于此，攻己之失而尽其辞，君子之所乐也。言虽不当，抑必有当焉者矣。即无所当，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有言于此，攻人之失而发其隐，君子之所恶也。言虽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无私，而不欲行之以启人之讦谤也。故君子之听言，止以自攻。

　　岂徒天子之于宰相为然邪？百执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宪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弘之德临其上，育其才而进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劝于修为，而乐效其职。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长者，矫举纤芥，摘发暮夜，以败人之名节而使自弃，固明主之所必远。

　　抑岂徒天子之听谏官为然邪？庶士之族，亦有亲疏；闾里之交，亦有比耦；其离其合，自以其伦而为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谈臧否者，攻其所不见，述其所未闻，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绝。

　　且岂徒攻人之过以相排陷者为然邪？朝则有章，家则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积引繁杂，琐陈利害，快愚贱之鄙心以要誉，乘时势之偶然以改图。一人之识，而欲尽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强百致之齐。凭臆见以亏短成法，倚古语以讥驳时宜，言不如其心，心不如其理，穷工极变，以蛊人心而乱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绝，而不使敢干。

　　夫君子所乐听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识之不弘，学问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节，动止之不庄，出话之不正。勿惮我之威，勿疑我之拒，勿薄我为不足言，勿恕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绳裁木，必一于正。则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尽。如其刚直之气，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则小臣仆妾且将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赏及之，况仅此一二坐论之元臣，而授荣辱之大权于悠悠之心口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台谏持宰执之短长，以鸷击为风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弹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击以建其所欲进，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害乃伏于台辅。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植根于内庭，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于是或窜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当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掖垣，而自相攻击，害又中于言路。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谏官宰相同寮而不忧其容隐者，且不可得。况古之无人不可谏，用匡君德，而不以尚口为习俗者，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靖邦家，其得失岂寻丈之间哉？

　　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吕夷简即以逐孔道辅等十人，而余靖、孙沔旬日再窜。廷臣水火之争，迄于徽、钦，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论史者犹以为善政，则甚矣一曲之士，不足与言治道也！

　　八

　　元昊之必反，弗待其后事而知之。今立于五百年之余，不揣而信其必然，况当日乎？粤自继迁之死，子弱国危，弗能制其死命，漫曰以恩致之，实则输锦绮以献笑，丐其不相凌暴而已。于是而西陲撤备，将帅戢身，戍兵束手者，垂三十年，而昊始反。计德明之世，无亡矢折镞之患，拥盐池苑马之资，借中国金缯之利，休养其人，以傲岸于河山险固之地，虽微元昊，且将鹰饱而飞；况昊以雄狡之才，中国久在其目中，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庸可得乎？

　　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固宜其茫然也。种氏以外，无一人之可将，中枢之地，无一策之可筹。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而以“貌类艺祖、宅枕乾冈”之邪说摇动之，而不安于位。狄青初起，抑弗能乘其朝气、任以专征，不得已而委之文臣。匪特夏竦、范雍之不足有为也。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吟希文“将军白发”之歌，知其有弗获已之情，四顾无人，而不能不以身任。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其所用以直前者，刘平、石元孙、任福阘茸轻脆之夫也。则昊之不能东取环、延，南收秦、陇，以席卷关中者，幸其无刘渊、石勒之才也。

　　故韩、范二公之任此，良难矣。三十年间，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李沆四方艰难之说，无可告语，而仅以属之王旦，旦亦弗能效也。曹玮忧元昊之状貌非常，不得昌言，而仅以语之王鬷，鬷固弗能信也。君饰太平以夸骄虏，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率不练之疲民，驭无谋之蹇帅，出入于夏竦、王之间，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才即倍蓰于二公，亦弗能振宿萎之枝，而使翘然以起。则不能得志于一战，而俯首以和终，无足怪者。

　　乃以其时度其势，要其后效，宋之得免于危亡也，二公谋异，而范公之策愈矣。任福之全军覆没也，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韩公力主进兵会讨，策昊之诈，而自戒严以行边，则失在范，而韩策为长。然范之决于议抚者，度彼度此，得下策以自全者也。

　　古今有定势焉，弱者不可骤胜而强，强者可徐俟其弱。故有不必危亡之势，而自贻以危亡者，以不可张之弱尝试而争乍张之强也。夫前之自萎以积弱而养昊之强者，已如彼矣。然彼虽强，而未尝无所惮也。以一隅而敌天下，则贫富不相若。以孤军而抗天下，则众寡不相若。内患未起，而人利于安存，则撼我也难。内治犹修，而人不思外附，则诱我也无术。固本自强，以待其疲，犹足恃也。而无识者，蹶然而起，以希非望之功。驱积衰之众，糜无益之财，投进有可前、退有可却之散地，挑进则利、却则死于狡寇，姑与薄侵其边疆，而堕其陷阱。一尝之而败矣，彼气增而我气折矣。再尝之、三尝之，而无不败矣，彼气弥增而我气折尽以无余矣。彼固未能如是其勇，我以勇贻之也。我且未必如是其怯，自教吾人以怯也。前之有所惮者，无可惮矣。有所疑者，无可疑矣。则虽有勇将劲兵以继其后，彼且无所惧，奋死以相搏，而势终不敌。元魏之于六镇，契丹之于女真，女真之于蒙古，皆是也。不然，以土地甲兵刍粮之富，率有余之众，卫久立之国家，以捍乍兴之小丑，奚其不敌，而瓦解以亡哉？

　　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并数路之兵，同出一道，用争胜负，人怀异心，而投之虏穴。彼尽锐以攻其瑕，一将衄而全军骇溃，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岂徒鄜、延、泾、原之不可保哉？关中糜烂，而汴、洛之忧亦棘矣。范公之镇延州也，兴营田、通斥候，修堡砦，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缓夏竦之师期，按兵不动，以观其衅。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财可充，兵可用，术可择，俟之俟之，元昊死，谅祚弱，无难折箠以收为外臣。即未能然，而不驱尝试之兵，送腰领以增其骄悍，金城屹立，士气犹存，元昊虽强，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此范公之略，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

　　可移者石也，不可移者山也。无土以障之，则河不决；无水以溅之，则油不炎。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则汉必危；抑使杨镐、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辽，则国必不毙。是道也，持于积弱之余，而以救其失者也。急庸人之所缓者，建威之弘略；缓庸人之所急者，定倾之成算。无事而嬉于堂，闻变而斗于市，今古败亡之券，可不鉴诸！

　　九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才之所规，遂成乎量。才所独优，而规之以为量，则量穷于所规，规之内有余，而规之外不足。呜呼！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而无损于道；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治之而实以纷之也。观于韩、范二公可见矣。

　　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

　　而范公异是。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而物也独切。故以之驱戎，无徼功之计，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繇是观之，二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长。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夫才之所优，而学亦乐赴乎其途；才既优之，学且资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喜心既行，而物之不伤者鲜矣。才注于斯，学效于斯，喜怒循斯以发，量之所规，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于天时，下增疑于物理，谨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时，使可受益于天人，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

　　才之英发者，扩而充之，而时履于危，危而有所惩则止。故韩公之于西夏，主战而不终，其刺义勇也，已敝而终改。若其折母后，定储位，黜奸阉，匡幼主，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忧之已急，虑之已审，乃使纤曲脂韦之士，得依附以售其术，固自天下己任之日，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

　　苟为君子，则必知所敬矣。才所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余，不觉其敬之弛也。唯其敬也，是以简也。才所有余者，欲简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欲不简而不得。简之必敬，敬则不容不简。以此而论二公，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范公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是以缜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

　　十

　　科举试士之法有三：诗赋也，策问也，经义也。宋皆用之，并相褒贬，而以时兴废。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经义尚矣。策问者，有所利用于天下者也。诗赋者，无所利用于天下者也。则策问之贤于诗赋，宜其远矣。乃若精而求之，要归而究之，推以古先圣王涵泳之仁、濯磨之义，则抑有说焉。

　　经义之制，自唐明经科之帖经始。帖经者，徒取其记诵，则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后，日䌷绎于先圣之遗书，以厌饫于道腴，而匡其不轨。故曰经义尚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习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义中正之格言，为弋利掠名之捷径。而支离者旁出于邪，疲茸者偷安于鄙，雕绘者巧乱其真，拘挛者法伤其气，皆所谓侮圣人之言者也。则明经而经以晦，尊经而经以亵，末流之所必趋；纠之以法，而法愈以锢人之心。是其为獘也，已弊而后知之，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觉。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风之日偷，而废之于先。

　　而弊之显著于初者，莫诗赋若也。道所不谋，唯求工于音响；治所勿问，只巧绘其莺花。其为无所利用于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则固不得与策问争长矣。策问之兴，自汉策贤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对，历数千年而见为不刊。嗣起者，竞起以陈当世之务，为得为失，为利为病，为正为邪，为安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争效之于天子。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于斯。以视取青妃白之章，不亦远乎！然为此说者，抑未体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养士习，定国是，知永终之敝，而调之于早者也。

　　夫先王之造士，岂不欲人抒其规画以赞政纪哉？乃汉之始策贤良也，服官之后，品行已征，成绩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为醇笃之儒，而后策之。始进之士，固不以此为干禄之径，而自献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乱于多歧，政莫紊于争讼，士莫恶于揣摩天下之形势而思以售其所欲为。夫苟以策问进之，则士皆于策问习之。陈言不适于时，则倚先圣以护其迂；邪说不准于理，则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于是诡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人希范、蔡之相倾，俗竞仪、秦之互辩，而淳庞简静之休风，斩焉尽矣。其用也，究以无裨于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诡于下，听荧于上，而民不偷、国不仆者，未之有也。

　　且夫诗赋，则亦有所自来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岂不欲规之使圆，削之使方，檠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驯，无言而非可用，无动而非可法，俾皆庄肃如神，干惕如战，勤敏如疾风，纤密如丝雨，以与天下相临，而弘济艰难哉？然而先王无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弦操缦矣。及其成也，宾之于饮，观之于射，旅之于语，泮涣夷犹，若将远于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岂无道而处此？以为人之乐于为善而足以长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气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则不导以自利之私；不使揣于天下之变，则不动其机变之巧；不使讦夫天下之慝，则无余慝之伏于心；不使测夫天下之情，则无私情之吝于己。荡而涤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纷拿鼓其气。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则用之也大；矜其无可尚之志，为所尚之道，则其所尚也贞。咏歌忾叹于人情物态之中，挥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虚和畅之宇。其贤者，进于道，而以容四海、宥万民、而有余裕；不肖者，亦敛戢其乔野鸷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长，以生事而贼民。盖诗赋者，此意犹存焉。虽或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间，茫然于治理，而岂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乱纲纪，贻宗社生民之害于无已哉？

　　繇此言之，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而贤于策问多矣。范希文奋起以改旧制，于是而浮薄之士，争起而习为揣摩。苏洵以孙、吴逞，王安石以申、商鸣，皆持之以进；而为之和者，实繁有徒，以裂宋之纲维而速坠。希文之过，不可辞矣。若乃执政之党人，摘策问之短，为之辞曰：“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此则卑陋已极，适足资希文之一笑而已。

　　十一

　　上书纠察之言，有直，有佞，有奸。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无讳者，直也。迎时之所是而是之，不顾其非；迎时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辩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胁上者，奸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长。或以为病国，或以为罔上，或以为侵权，或以为废事，引国计之濒危，指登进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谋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虽佞且奸，亦托之爱君忧国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击，则人君为其所动也，亦有繇矣。

　　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奸也，托之于直，以毁伤人之素履，言一发而无可避、无可辩也。若是者，于草为堇，于虫为蜮，于鸟为，于兽为狐。风一倡，而所号为君子者，亦用其术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为也。则其为妖也，不可辞矣。凡为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谋为叛逆，曰诅咒诽谤，曰内行不修，曰暗通贿赂。呜呼！使直不疑、陈平不遇明主，则废锢终身；狄仁杰非有天幸，则族灭久矣。不幸而为其所惑也，君以杀其体国之臣，父以杀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说，以污君子于盖棺之后。自春秋以来，历汉、唐而不绝，犹妖鸟孽狐之不绝于林莽也，而宋为甚。王拱辰之以陷苏舜钦摇杜衍也，丁谓之以陷寇准也，夏竦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蒋之奇之以陷欧阳修也，章惇、苏轼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无将”之辟，则曰密谋而人不觉。污之以帷薄之愆，则曰匿丑而迹不宣。喧之以诽谤，则文字皆索瘢之资。讦之以关通，则礼际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赃私，则酒浆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于国计无与也，于官箴无与也，于民瘼无与也，于吏治无与也。大则施以覆载之不容，细亦被以面目之有。倾耳以听道路之言，而藏身托于风闻之误。事已白，而自谓责备之严；事无征，而犹矜诛意之效。无所触而兴，是怪鸟之啼于坐隅也。随其影而射，是孽虫之藏于深渊也。虽有曲谨之士，无得而防；虽有善辩之口，无从而折。昏霾起而眉目不辨；疫厉兴而沿染无方，亦且终无如之何矣。

　　呜呼！苟有明君，亦岂必其难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归，怀逆何望也？君不杀谏臣，士不惜直言，诽谤何为也？既以登朝，谁能拒戚畹近信而弗与接也？时方暇豫，谁能谢燕游欢笑而无所费也？至于宗族有谗人，而小缺在寝门，则闲言起。婢妾有怨望，而嫌疑在欬笑，则丑诋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节，度以势之所屈，揆以理之所无；则密陈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面相质讦，而知君子之自爱，且代为之惭，而耻与之争。若夫人之为贤为奸，当其举之于乡，升之于朝，进而与之谋国；独契之知，众论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开而攻击逞，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优柔之主，无救日之弓以射妖鸟，则和颜以听，使尽其词。辱朝廷、羞当世之士，既已成乎风气。于是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

　　王曾舍丁谓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诈其有不轨之心。唐介所称“真御史”也，张尧佐之进用，除拟出自中书，责文彦博自有国体，乃以灯笼锦进奉贵妃，诋诃之于大廷。曾言既用，谓虽殛而罪不昭。介贬虽行，彦博亦缘之而罢相。然则仁宗所终始乐闻者，以暧昧之罪加人。而曾与介身为君子，亦利用妖人之术，行辛螫以快其心。风气狂兴，莫之能止。乃至勒为成书，如《碧云》诸录，流传后世，为怪诞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毁誉，法纪之外有刑赏。中于人主之心，则淫刑以逞；中于士大夫之心，则机械日张。风俗之恶，一邑一乡之中，狂澜亦日兴而不已。有忧世之心者，且勿以奸佞为防，而急正妖言之辟，庶有瘳与！

　　十二

　　《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莸，臭也，间之以薰，则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后可与言治。

　　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夷考其人，韩、富、范、杜诸公之大节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吕夷简、夏竦、陈执中、高若讷，清议所交谪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之浮沉而无定守者抑与焉。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且诸人者，皆有所怀来，持以为用，一得位而即图尝试；而所与倡和以伸其所为者，勃然蹶起，乘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术。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

　　数进而数退者，或贤或佞，固不可保矣。则政之所繇乱，民之所繇伤，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泽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则何取乎代之？其异也，则亦旦之令不保于夕也。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茹荼以从之，从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则前劳费而后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为可久，而志愈惑，力愈诎矣。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倾而相制者也，则且托于锄奸革弊之大名以摇天下。为害之实相若也，而名与法，则纷纠杂出而不可纪。进者退矣，已而退者又进矣。输忠者无可释之忧疑，怀奸者挟危机以观望。自非清刚独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两容；虽以利病昭著之谋猷，亦乍行而无成绩。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者邪，而贞者不能固保其贞。举棋之不定也，筑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平巩固于百年也，其可得乎？

　　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静正，养之以和平，需之以从容者，固将望之有学有守之宰执，与忧国如家之谏臣。深知夫善政虽行而不能永也，危言虽听而不能终也；无亦奉祖宗之成宪以折其狂兴，息搏击之锋芒以杜其反噬，犹庶乎其有定也。而为大臣者，席未暖于紫禁，剑已及于寝门。议磨勘矣，核任子矣，改科举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当以为厚幸。言路之臣，若蔡襄、唐介、孔道辅者，赪发于颜，发竖于额，以与当路争衡于笔舌，知不足以相胜也，而特以求伸于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闻风以遥和；身未试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争攻。一波乍兴，万波随涌。党邪丑正之徒，亦相师以相报。天子且厌闻之，而奸邪亦不以弹劾为耻。于是祖宗朝敦庞镇静之风日陵月替，而天下不可为矣。人知熙、丰以后，议论繁兴，毒痡四海，激盗贼，召远敌；亦恶知滥觞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

　　伊尹之训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择于先而谨司之于后也。王心载宁，而纲纪定，法守专，廷有亲臣，野无横议，天下永绥，外侮不得而乘焉。呜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鲜矣。宜其举四海而沦胥之也。

　　十三

　　元昊死，谅祚初立，议者请饵其三将，破分其势，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立说之非，人皆知之，诚哉其不可与谋也！《春秋》重伐丧之贬，予士匄之还，彼有取尔矣。邻国友邦，偶相失以相愈，兵临服罪，同好如初，则乖约肆淫，大伤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沦于夷之叛臣，为我蟊贼者也。死亦不足恤也。丧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巩固吾宇，恶容小不忍以乱大谋哉？故琳说之非，不可托《春秋》之义为之解也。

　　虽然，宋至此而欲乘丧以图谅祚，谈何容易乎？昔者继迁死，德明弱，曹玮欲得精兵俘孤雏，郡邑其地；庙算无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为破分其国之说，亦师玮之智，而奚谓其未可邪？夫所谓理势者，岂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势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违，勇者不能竞，唯其时而已。

　　继迁虽悍不内附，收众侵边，宋弗能讨而抚之，然犹定难一节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宠命以雄长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则予夺之政犹行。力诎归降，自有余地以相待。弗能为窦融也，犹不害为田兴；勿庸致死于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俨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国”。则固不能以臣礼畜，而视为友邦矣。建郊庙，立宫阙，岂有一旦芟夷，俯首而从臣列。则谅祚虽孱，处于无可却步之势，其以死争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谅祚已也。当德明之始，为之部曲者，亦节镇之偏裨，幕府之参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设，中国叛人如张元辈者，业已将相自居。束身归阙，不诛不废，而抑不能与徐铉、杨业同升显列。则人怀有死无降之志，以为谅祚效，其情其势，岂可旦暮亟摧者哉？继迁之叛也，虽尝诱杀边臣，袭据银州，而宋不能惩；然未尝一与交兵，受其挫窘，张彼势而自见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败于延州，而刘平、石元孙骈首受刃；再败于好水川，而任福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招讨之任，仅保残疆，无能报也。则中国落胆于西人，狡虏益增其壮气。元昊死而余威固在，度之彼势既然矣。

　　且宋当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犹习战。而曹玮以知兵世将，奋志请缨，繇其后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将死亡殆尽，厢禁之兵，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颠倒于廷臣之笔舌。乃欲以机巧离其部曲，率屡败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贻僵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时非昔之时，而势可知已。势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势言之，宋从曹玮之谋而克也，则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气，亦唯昔为然，而今不可狃也。当彼之时，宋与契丹犹相角而不相下，则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锋。及澶州之役一兴，而宋亟荐贿矣。刘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币称纳矣。契丹之得志于宋，不待夏人之援；而尽宋之力以争夏，则鹬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獘。即如议者之志，三大将离叛以卷土来归，一隅孤悬，契丹顺右臂而收之，一刘裕之俘姚泓，徒为赫连效驱除耳。关、陇且岌岌矣，奚能终有河西以临朔漠哉？宋于此时，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岁币日增，力穷坐困，舍契丹以不虑，而外侥幸于斗绝之西陲，胜不足以立威，败则益增召侮。瘠牛偾于豚上，其如猛虎何邪？况乎利诱三将之策，尤童昏之智，只为夏人玩弄以相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说非也，而有不能讼言以示弱者，故假于伐丧之义，以止妄人之辩，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时也，元昊初丧之日也。齐桓陉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败身伤；刘裕北伐之功，吴明彻效之而师歼国蹙。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岂可以概论哉？

　　十四

　　功名之际，难言之矣。蔑论小人也，为君子者，道相谋，志相叶，好恶相若，进退相待，无不可视人若己者，而于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宠禄之谓也。出而思有为于当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胜，志可以伸，心可以无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与焉，退处于无能有为之地，则悁悁之情，一动而不可按抑。于是而于友不纯乎信，于君不纯乎忠，于气不纯乎和，于品不纯乎正，皆功名之念为之也。故君子贵道德而贱功名，然后坦然以交于上下，而永保其贞。呜呼！难言之矣！

　　韩、富二公之相为辅车也，旧矣。富任中枢，而韩出安抚，不以为嫌也。富方报罢，而韩亟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后富有憾于韩，韩公死而不吊，隙末之衅，生死不忘，岂韩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储也，范蜀公诤言于廷，谏官交起以应之，而富公居中力劝其成，韩公尚未与也。已而韩公入相，富自以母丧去位，于是韩公面对，不恤恶怒，迫请英宗之名，起复之苫块之中，正名皇子，韩公固独任焉，而富不与。逾年而仁宗崩，英宗立，宦官构曹后以思废立，于是危言以镇压曹后，调和两宫，宗社无动摇之衅，韩公亦独任焉，而富不与。曹后无归政之志，韩公厉声迫请撤帘于衣裾尚见之余，韩公又独任之，而富不与。于是而富怏怏求罢，出守扬州，嫌却自此开矣。及乎英宗早折，韩公受凭几之命，请力疾书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旧窠求兔之邪心，富既出守，韩公自独任之，富固不得而与也。凡此数不得与者，自后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与闻。乃持此以开隙于趣向同归之益友，富于是乎不得允为君子矣。

　　夫此二公者，或收功于西陲，或著节于北使，出入两府，通显已极，人望咸归，君心式重，与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升而望不为贬，夫岂待是以收厚实哉？富亦辞荣有素，非有怀禄固宠之情也。然而捏目空花，青霄为障，几成张耳、陈余之晚节，无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怀忠爱以求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夙志，以正告天下后世，郁悒周章，成乎褊衷而不自释也。故曰功名之际，难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义自靖其心，而贱功名为末节，诚有以也。

　　或且以致疑于韩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于此，有让道焉。则前之定议于密勿者，胡不待富于服阕之后？后之抗争于帘前者，胡不留富于请外之时？幸得同心之侣，与协恭以允济，而消疑忌于未形，韩公有余歉焉。”之说也，其于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诚者也。夫苟秉拓达光大之衷，则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奚必在我？韩公固不以狭小之量拟富之必出于此。而天位去留之际，国家祸福之机，当间不容发之时，如其恤谦让之文，迟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则事机一失，变故丛生。庸人误国以全身，胥此道耳。而公岂屑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决策者，仁宗之独断耳。英宗育于宫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之迟回而审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争请，牍满公车，未能决之一朝者，有间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辈宵人之计，已岌岌矣。则斯举也，独任之则济，分任之则疑。韩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叹曰：“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以此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于人？功可分，名可让，而死不可要人而与共；专死也，非专功也，何容轻议哉？

　　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宋论》卷四终 船山遗书（全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