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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论卷十三

　　宁宗

　　一

　　赵忠定不行定策之赏，致韩侂胄、赵彦逾之怨，窜死湖、湘，国乃危乱。或谓金日不受拥立之封，丙吉不言护养之劳，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厌二竖之欲，国庶以靖。呜呼！是岂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为贵戚之卿，侂胄为椒房之戚，宣劳于国，不宜膺赏。”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内蕴，有必不可以策功赏者，则不可以言言者也。

　　光宗虽云内禅，其实废也。宁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夺其位，且以扶立者为有大勋劳而报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发之存焉者乎？宁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赀之荣宠。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宁宗之不孝，尤倍于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其君乎？宁宗之立，忠定处于不得已之势，无可曲全，而行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势之必然，留正为之耳。于斯时也，廷臣空国而逃，太学卷堂而噪，都人失志而惊。乃亦何尝至此哉？光宗绝父子之恩，诚不足以为人君，而以视唐玄武之戈，南宫之锢，犹为末减。以害言之，唐且无宗社之忧，而况于宋。方其时，外戚无吕、武之谋，支庶无七国、八王之衅；李氏虽逆，而无外援；杨舜卿、陈源虽奸，而无兵柄。徒以举国张皇，遂若有不能终日之势，迫忠定以计出于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

　　所冀者，宁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顺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愧以临臣民，而勤于补过；涂饰以盖君父之愆，隆恩以报孝宗之德。则宁宗可无疚于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务，施施然佩扳己者以为德，奖废父者以为功，若夺拱璧于盗贼之手，而勒其勋劳于旗常以告天下。则忠定之生，不如其窜死，宋室之安，不如其濒危矣。何也？无君有君，而父子之伦必不可灭也。桀无道而汤代以兴，犹曰惭德。父为桀，子为汤，为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荣利，是可无惭，则其违禽兽奚远哉！褚渊、沈约之所不敢为，而为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兽自处，不敢以禽兽处君，且不忍以禽兽处同事之劳人，厚之至也。顾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诸口，而宁宗即无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

　　然则忠定之为相者，何也？曰：相非赏功之官也。忠定既决策造非常之举，扶危救弊，唯其任而不可辞也。光宗无释位之心，李后有骄横之力，嗣主童昏，奸回充塞，弗获已而引大任于躬，生死之不谋而又何多让焉！舍忠定而他求，为耆旧者则留正尔。时艰则逃之江上，事定则复立廷端，其不足以规正宫闱、詟服群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复起也，聊以备员而已矣。然则其朱子乎！忠定则已急引而晋之，与共图宗社矣。资序未及而进以渐，其常也，贤者之所可受也。拔之于俦伍，跻之于上位，唯英主之独断，非大臣之自我而专之，抑贤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馆阁，以俟嗣己而兴，则亦唯己既相，而后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辞，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议忠定哉！

　　二

　　小人蛊君以害善类，所患无辞，而为之名曰“朋党”，则以钳网天下而有余。汉、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则尤有异焉，更名之曰“道学”。道学者，非恶声也。揭以为名，不足以为罪。乃知其不类之甚，而又为之名曰“伪学”。言伪者，非其本心也。其同类之相语以相诮者，固曰道学，不言伪也。以道学为名而杀士，刘德秀、京镗、何澹、胡纮等成之，韩侂胄尸之，而实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请禁程氏学者。迨及孝宗，谢廓然以程氏与王安石并论，请禁以其说取士。自是而后，浸淫以及于侂胄，乃加以削夺窜殛之法。盖数十年蕴隆必泄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

　　夫人各有心，不相为谋。诸君子无伤于物，而举国之狂狺如此。波流所届，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气，阉党袭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蛊惑天下而售其恶者，非强辨有力者莫能也。则为之倡者谁邪？揆厥所繇，而苏轼兄弟之恶，恶于向魋久矣。

　　君子之学，其为道也，律己虽严，不无利用安身之益；莅物虽正，自有和平温厚之休。小人之倾妒，亦但求异于国事之从违，而无与于退居之诵说。亦何至标以为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摈哉？盖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风尚，有所必不为者。淫声冶色之必远也，苞苴贿赂之必拒也，剧饮狂歌之必绝也，诙谐调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琼、流连昼夜之必不容也，缁黄游客、嬉谈面谀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厕士流，而名义相束，君子又从而饬之，苟逾其闲，则进不能获令誉于当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于士类。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领而望曰：谁能解我之桎梏，以两得于显名厚实之通轨哉？而轼兄弟乘此以兴矣。

　　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游丹铅之垒，弋韩愈之章程，即曰吾韩愈也；窃孟子之枝叶，即曰吾孟子也。轼兄弟益之以泛记之博，饰之以巧慧之才，浮游于六艺，沉湎于异端，倡为之说曰：“率吾性，即道也；任吾情，即性也。”引秦观、李廌无行之少年为之羽翼，杂浮屠黄冠近似之卮言为之谈助；左妖童，右游妓，猖狂于花月之下。而测《大易》之旨，掠《论语》之肤，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游宴乐之私。轩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伪也。”伪之名自此而生矣。于是苟简卑陋之士，以为是释我之缚而游于浩荡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即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为贤臣，处可为师儒，人皆仲尼，而世皆乐利。则褰裳以从，若将不及，一呼百集，群起以敌君子如仇雠，斥道学如盗贼，无所惮而不为矣。

　　故谢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与安石并论，则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视伊川如安石者，轼也。廓然曰：“士当信道自守，以六经为学，以孔、孟为师。”夫轼亦窃六经而倚孔、孟为藏身之窟。乃以进狭邪之狎客为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词为传心之典；曰“此诚也，非是则伪也”。抑为钩距之深文，谑浪之飞语，摇暗君以逞其戈矛，流滥之极，数百年而不息。轼兄弟之恶，夫岂在共、欢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诱天下后世之悦己者，乃至裁巾割肉，东坡巾，东坡肉。争庖人缝人之长，辱人贱行之至此极乎！眉山之学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祸讫于人伦，败贻于家国，禁讲说，毁书院，不旋踵而中国沦亡，人胥相食。呜呼！谁与卫道而除邪慝，火其书以救仅存之人纪者？不然，亦将安所届哉！

　　三

　　孝宗升祔，赵丞相议祧僖、宣二祖，毁其庙，朱子力争以为非。繇此观之，朱子之讲祭法也，不用汉儒之说，刻画周制，禁后王之损益，多矣。

　　汉儒之言周制，周固未尽然也。说周制者曰：“天子七庙，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祢至高祖，四世而已。递祔递祧，高祖以上，则撤榱桷更新之。”抑考周公定礼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讫。而云“上祀先公，自组绀以上至于公刘”。则与“坛无祷乃止、去为鬼”之说，显相背戾。故六经之文不言毁庙，周公之遗典，孔、孟之追述，未有异也。言毁庙者，汉儒始之。郑玄、王肃互相竞诤，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庙，或云瘗之阶间。洵使其然，后王尚可损益；况其不然，何为安忍哉？

　　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庙，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显功，既启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则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间，其为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骤享其荣，失天下而不终绝其食。则自太祖以后，世守其祀，绵延不绝，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间其中，断其续，则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辽阔而不相为绍。亘塞陵躐，精气不联，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苍茫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继世之君，虽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无涯之位”，则子孙之事其先，唯所评骘，而生我之德，不足以当一献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况乎近者非无失德，远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坛有祷则祭，无祷则止。”祷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祷而后谄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将厌恶，而况一本相嗣，子孙之于先祖乎？

　　又其说曰：“诚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虽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无事以虚文为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为轻，文生情者文为重。思慕笃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顷，感其洞洞属属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为用大矣！而恶可以情所不逮，遂弃其文邪？且夫继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祢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则方在殡而情已暌。其抑将并虞祔之祭，问其情之奚若而后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谙其实，遥闻以耳，因循以旧，柴、禜、沈、狸，未尝废也。奚徒其祖而以远不相知澹忘若非有也？

　　三代以降，与子法立，亲亲之道，尚于尊贤，上以事其先祖，下以传其子孙，仁至而义行焉，一也。自身以下，传之子，传之孙，传之曾玄以放，神器攸归，无所限止。徒于其祖，远而斥之坛，横于四世以上、太祖以下、为之割绝。何其爱子孙者无已，而敬祖考者易穷？度及此，能勿惨怛于中乎？呜呼！一代之兴，传至五世七世，祚运已将衰矣，百年内外，且有灭亡之忧。一旦天不佑而人不归，宗庙鞠为茂草，子孙夷乎舆皂，陌纸杯浆，无复有过陵园而洒涕者。乃此国步尚康之日，惜锱铢之牲帛，惮一日之骏奔，倡为以义裁恩之说，登屋椓削，弃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为寒心者矣！

　　汉儒之丛喙以争，言祧言毁，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抚心推类而恶闻其说者也。汉高之祀，止于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传也；光武之亲庙，止于四世，以其承汉之大宗也；抑叔孙通、曹褒保残守陋，不即人心，而以天下俭其亲也。恶足以为万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绍统者，为祖祢之所自出，则亲无与尚矣；保世滋大，以君万邦，则尊无与尚矣。亲至而不可谖，尊至而不可诎，曾不得与井灿之神、猫虎之魈、历百世而享一朝之报乎？稽之圣训，未有明文，周道亲亲，其不然也必矣。

　　天子有禘，诸侯有祫，大夫士有馈食，庶人有荐，降杀因乎其分，而积累弗绝者，因乎其情。则后世无毁庙，而同堂异室，以俭而可久；顺人情，合天理，圣人复起，当无以易也。朱子之欲复斯世于三代，言之详矣。独于祧庙之说，因时而立义，诚见其不忍祧也。则后之言礼者，又胡忍以喋喋辩言，导人主以薄恩邪？

　　四

　　韩侂胄立“伪学”之禁，以空善类，其必不两立者，留、赵二相，其次则朱子也。蔡季通隐处论学，未尝持清议以讥朝政，未尝作词章以斥权奸，其于侂胄远矣。乃朱子虽罢，犹得优游林泉，为学者师。而季通独婴重罚，窜死遐方，且为之罪名，“伪”不足以尽之，而斥之曰“妖”。夫真与伪，难诬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真者伪其所伪，伪者伪其所真，相报以相诬，而名亦可立。今所讲者日用彝伦之事，而题之曰“妖”，虽佞人之口给，其能无据而恣其狂词哉？盖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于此，亦不能无惑矣。

　　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争殡宫故也。当是时，侂胄勤劳方著，恶迹未彰，即欲防其奸而斥远之，亦无可施其宪典。唯殡宫一议，足以倾动宫府，置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诸丁谓而俯首以死海滨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为宗社血食久远之计。”侂胄之夺魄寒心，与朱子不并立之势成矣。朱子既以此为侂胄罪，而抑请广询术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询者谁也？蔡神与以葬师为世业，季通传其家学，而参之理数以精其说，推崇邵氏，以与濂、洛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于小道，而为术人之领袖者也。殡宫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谓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季通之术知之。然则其云术人者，盖有季通之徒，挟术思售，而季通隐主其取舍也。《礼》曰：“假于时日卜筮以惑民者杀。”则挟指天画地之说，以挠仁人孝子之心者，谓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类，诚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于祸，诚哉其不可免也。

　　呜呼！学君子之学，使小人得加以恶名而不能辞，修遁世无闷之德，而情移于吉凶，复以与凶相触而危其身。处乱世之末流，正学衰，邪说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于无过之地，履坦道以守贞者，可亵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于咎哉？

　　夫道之与术，其大辨严矣。道者，得失之衡也；术者，祸福之测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数者，术之所窥也。大易即数以穷理，而得失审；小术托理以起数，而祸福淫。审于得失者，喻义之君子；淫于祸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亲之形体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则彝伦而天理灭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饰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贵，则鲜不以为禽兽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当于茫茫之士而希福焉，则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获，为君子者，何忍出于此邪？

　　且夫以祸福言，而其说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诸侯世其国，大夫士世其禄，传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考之于礼，有墓大夫以司国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于上，而后世以昭穆序葬于东西，非有择于形势也。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择于时日也。而血食之长，子孙之庶，后世莫能及焉。岂徒后世之士，能以福泽被其尸而施及子孙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业也。内政修，外侮御，而宗社必安；君不渔色，后不妒忌，而子孙必众。推以及乎士庶，厚以传家，勤以修业，则福泽自远。舍此不务，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块之荣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齿也。

　　小人之欲售其术也，必诡于道以惑君子。故为葬师之言者，亦窃理与气之迹似以藻帨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乱道者，道之所必穷。故京房之谏邪佞，非不正也，而为幸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义也，而为权奸所杀。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载；侮阴阳者，阴阳之灾必及之。房与璞之穷，自穷之也。充其说以浸淫于后世，于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灾者矣；于是有已葬复迁，割析之，焚烈之，以极乎惨毒者矣。导天下以枭獍之恶，而以获罪于天、卒陨其世者，接踵相继。夫君子方欲辟异端以闲先圣之道，奈之何尸琐陋之术，曾不足以望异端之后尘者，公言于朝廷，姑试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学深思也，于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乱，其学淫，卒以危其身于桎梏。为君子者，不以一眚丧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五

　　言期于相胜而已邪？则言之非难也。是之胜非，直之胜曲，正之胜邪，操常胜之势，揆之义而义存，建以为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胜哉？故言之也，无所复屈。其或时不能用，复以得祸，而言传于天下，天下感之，言传于后世，后世诵之，其殆贞胜者乎？贞胜则无患其不胜矣。虽然，胜者，胜彼者也。彼非而胜之，则胜者是矣；彼曲而胜之，则胜者直矣；彼邪而胜之，则胜者正矣。是胜者仅以胜彼也，非贞胜也。且夫立两说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计其初终，有恒者也。然而固无定而无恒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为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恶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恶。故一事之两端，皆可执之以相胜。然则所以胜者之果为定论乎？

　　定论者，胜此而不倚于彼者也。定论者，随时处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则贞胜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倾，皆确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匮之业；不仅以胜彼者取天下后世之感诵，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实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争彼之邪。故曰“谟定命，远犹辰告”。唯其有定，故随时以告，而犹皆以致远，斯以为谟之者也。

　　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于是而为君子者，不遗余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权奸，获罪罟；而其理之居胜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掩之者矣。乃诚如其言，绌秦桧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仇复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国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于胜桧与侂胄而止，而既胜之后，茫然未有胜之之实也。执桧之说，则可以胜侂胄矣，桧未尝不以固本保邦求当于君也。执侂胄之说，则可以胜桧矣，侂胄未尝不以雪仇复宇昌言于众也。反桧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持之皆有故，号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实，则皆义之所不许，名之所不称。故桧死，和议不终，苻离之师，先侂胄而沮败。侂胄诛，兵已罢，宋日以坐敝而讫于亡。无他，操议者但目击当国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诸己，所以扶危定倾之实政、足以胜彼而大服其心、使无伺我之无成以反相嗤笑者，一无有也。不世之功，岂空言相胜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谋，而岳飞之恤典行，秦桧之恶谥定；弥远修讲好之说，而赵汝愚之孤忠显，道学之严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惧。徒相胜者，一泄而无余，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

　　呜呼！宋自仁宗以后，相胜之习愈趋而下，因以相倾，皆言者之气矜为之也。始以君子而求胜乎小人，继以小人而还倾君子，继以君子之徒自起相胜，继以小人之还自相胜而相倾。至于小人之递起相倾，则窃名义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窃之名义，固即前之君子所执以胜小人者也。

　　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于心，为己之所有余，则是之与非，曲之与直，正之与邪，其相去也不远。何也？义在外，则皆袭取以助气之长者也。故君子知为之难而言之必讱。岂悬一义以为标准，使天下后世争诵之，遂足以扶三纲、经百世、无所疚于天人乎？熟虑之于退思，进断之于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实有所行。持至是之术，充至直之用，尽至正之经。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经之纬之，斡之旋之，道备于己，功如其志。则奸邪之异己者不能攻，相倾者不能窃，斯以为贞胜也矣。

　　六

　　唐之中叶，祸乱屡作，而武、宣之世，犹自振起，御外侮，修内政，有可兴之几焉。宋则南渡以后，孝宗欲有为而不克，嗣是日羸日苶，以抵于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其当国大臣擅执魁柄者，以奸相倾而还以相嗣，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蹑迹以相剥，繇辨及肤，而未尝有一思效于国者间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以为差等，同一恶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栾书、荀偃不与公子归生均服污潴之刑。齐之灭纪，晋之灭虞，不与卫毁灭邢等膺灭同姓之诛。知此，然后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恶无所分咎。抑君子以驭小人，处置有方，足以弭其恶而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权可移，权不可移，则衡弗能为准也。夫然，则取史弥远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韩、贾二竖而等之秦桧，抑未可也。

　　秦桧者，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故以俘虏之余，而驾耆旧元臣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众论之公，唯所诛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不可以是非概论者也。韩侂胄、贾似道狭邪之小人耳。托宫闱之宠，乘间以窃权，心计所营，不出于纳贿、渔色、骄蹇、嬉游之中。上不知有国之濒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衅开边、重敛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献谀之夫为之从臾，以分侥幸之荣利，彼亦愍焉罔觉，姑且以之为戏。则抑杨国忠、王黼之俦，而固不如桧之阴惨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国有余矣。

　　夫弥远则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济王竑而立理宗，非宁宗意也。然宁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与韩魏公密谋之，韩公且不敢诵言其名，以须仁宗之独断。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桧之挟权罔上，而不能与闻其事。宁宗则一任之弥远，而己无所可否，虚悬储位以听弥远之游移。弥远怀变易之心，然且密属余天锡、郑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贪立童昏，以为窃国地，固欲远己之害，而不忘措国之安。等为支庶，而理宗之静，固贤于竑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真，损国威而弛边防也。然诛止侂胄，而不及将领，密谋预备，固未忘北顾之忧。非若秦桧之陷杀人宗族，而尽解诸帅之兵，大坏军政，粉饰治平，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也。其一，进李知孝、梁成大于台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进，弥远固推毂焉。及济邸难行，二公执清议以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祸福生死决于转移之顷，自非内省不疚者，未有不决裂以逞，而非坚持一意与君子为难，无故而空人之国者也。故弥远者，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为小人。平情以品骘之，其犹在吕夷简、夏竦之间。以主昏而得逞，故恶甚于吕、夏；乃以视彼三凶者，不犹愈乎？

　　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则诛赏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则驾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见天下无不可杀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汉、唐以来乱亡之阶也。而奚足尚哉？故使明主秉鉴于上，大臣持正以赞之，而酌罪以明刑，则唯秦桧者，当其履霜而早谨坚冰之戒。自虏来归，巧行反间，其膺上刑，不宜在宋齐愈之下。盖其阴鸷之才，抑之而彼自伸，远之而彼自近。严以制之，而不敌其怀虿之毒；柔以化之，而适入其网阱之中；则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胄、似道，则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权，则亦与姜特立、张说均为佞幸，弗能为天下戎首也。若弥远，则檠之使正，导之使顺，损其威福，录其勤劳，邪心不侈，而尺效可收；固弗待于迸逐，而恶不及于宗社。驭之之术，存乎其人而已矣。

　　秦桧擅，而赵鼎、张浚不能遏；侂胄专，而赵汝愚、留正不能胜；似道横，而通国弗能诘；君子之穷也。当弥远之世，君子未穷，而自趋于穷，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宋论》卷十三终 船山遗书（全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