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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章 痛失臂膀

　　正如李严之废疑窦丛生，马谡之死也是一个谜。关于马谡的下落，《三国志》有三种不同记载；对于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历史上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断然处置马谡，又为什么会一再流泪？在他“戮谡以谢众”的背后，除了严明军纪和执法如山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

　　上一章讲了李严之废，这一章讲马谡之死。

　　马谡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演义有“挥泪斩马谡”，京剧有“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合称“失空斩”，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无论小说还是戏剧，从艺术的角度讲都非常精彩。但要说历史真相，却很麻烦。就连街亭战败之后，马谡是死是活，都说不清。我们知道，《三国志》一书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找，而《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却说法不一。《诸葛亮传》说，诸葛亮还军汉中后，便“戮谡以谢众”。《王平传》也说“丞相亮既诛马谡”。依此说，马谡系为诸葛亮所杀。《马良传》则说“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依此说，马谡是下了大狱，死在狱中。《向朗传》的说法就更不一样，道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按照这个说法，马谡竟是跑了，还连累他的好朋友向朗罢了官。同是一个人（陈寿），同是一本书（《三国志》），就有三种说法。治史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马谡到底怎么样了？是跑了、杀了，还是死于狱中？

　　我认为可以说是被杀了。因为《诸葛亮传》的记载不会错，而其他三传的说法也可以统一。事实上，所谓“戮谡以谢众”，也可以是判处死刑，不一定就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斩首示众。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了。比方说，有人就认为事情是这样的：诸葛亮判处马谡死刑（戮谡以谢众），马谡闻讯逃跑（谡逃亡），又被抓回来关进大狱，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死了（下狱物故）。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据《三国志·马良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马谡临终前曾上书诸葛亮，说明公看待马谡就像看待亲生儿子，马谡尊敬明公就像尊敬父亲。因此，请明公像大舜处置治水不力的鲧那样处置马谡（愿深唯殛鲧兴禹之义），不负我们恩犹父子的深情（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我马谡就算是死，也没有遗憾了（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马谡的态度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在被捕后逃亡？

　　不过，马谡不大可能在被捕后逃亡，并不等于说他不会跑。因为他还可能在被捕前逃亡。大家想想，马谡写这封信是在什么时候？《襄阳记》说是“临终”，也就是下了大狱被判死刑之后了。此前，作为一个败军之将，出于本能拔腿就跑，也并非不可能。如此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马谡丢失街亭后，曾经逃跑（谡逃亡），但后来被抓获，或者自首。马谡自知罪不可赎，便上书丞相，表示“愿深唯殛鲧兴禹之义”。诸葛亮也依法宣布判处马谡死刑，以谢国人（戮谡以谢众）。只不过，未及执行，马谡就死在狱中（下狱物故）。

　　这一猜测，比前面那个说法可能合理一些，马马虎虎讲得过去。当然，这里面仍然缺失一些环节，比如马谡究竟是被捕还是自首，就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的逃亡是在被判死刑之前还是之后，也不能确定。但不管怎么说，诸葛亮下达了死刑命令，大约总是事实。这也是有旁证的。仍据前引《襄阳记》，马谡死后，蒋琬到了汉中，对诸葛亮说，现在天下尚未安定，正是用人之时。这个时候，杀这样杰出的人才实在太可惜（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听了蒋琬的话，流着眼泪说了一番不得不杀的理由。如果诸葛亮并未杀马谡，就用不着做这番解释。由此可见，无论马谡是死在刑场，还是死在狱中，都是被诸葛亮判了死刑的，所以《诸葛亮传》才说诸葛亮“戮谡以谢众”，《王平传》也才说“丞相亮既诛马谡”。因此，只要不钻牛角尖，“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问题。第一，马谡该不该杀？第二，诸葛亮想不想杀？

　　先说该不该杀。这个问题，当时就有争论，后来也众说纷纭。比如蒋琬，就认为不该杀。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就更是发表了长篇大论，甚至认为诸葛亮不能战胜曹魏，原因就在于此（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习凿齿说，蜀汉原本弱小（僻陋一方），人才又很稀缺（才少上国），居然还“杀其俊杰”！如此用人，要想成就大业，岂不是太困难了吗（将以成业，不亦难乎）？因此习凿齿说，诸葛亮在对待马谡的问题上，实在很难说是明智的（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蒋琬是诸葛亮的亲信，习凿齿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曹操定为“篡逆”，主张以蜀汉为正统的人。他们对诸葛亮并无偏见，却都批评不该杀马谡，这就值得思考。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将领是轻易杀不得的。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人才是制胜的法宝。如果打了败仗就该杀，请问有多少人可供你杀？何况你这边杀掉一个人才，敌人那边就增加一分胜算，岂非亲痛仇快？这其实也正是蒋琬和习凿齿要批评诸葛亮的原因。比如蒋琬就说“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习凿齿也说“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蒋琬和习凿齿讲的是同一个典故，就是楚晋城濮之战，故事记载在《春秋》和《左传》的僖公二十八年。故事里面的人物——得臣，又叫子玉，是当时的楚军统帅。这一仗，楚国是打败了的。战败以后，楚成王就派使节去对得臣说，阁下要是回到封地，不知父老乡亲会怎么样（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这意思如杜预的《集解》所云，是“何以见其父老”。得臣没有办法，只好自杀。但得臣虽然自杀，却是成王所逼，因此《春秋》说“楚杀其大夫得臣”。这下子敌人高兴了（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楚国这边则如习凿齿所说，是加重了失败（重败）。蒋琬和习凿齿讲这个故事，意思也很清楚：楚成王杀得臣，晋侯喜出望外；诸葛亮杀马谡，曹魏方面难道就不会拍手称快？

　　当然，马谡失了街亭，误了大事，那是应该处分的，但不等于一定要杀头。比方说，也可以降级贬官或者罚他军前效力，责令其戴罪立功。这也是处分败军之将的常规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谡是不杀也可，或可杀可不杀。

　　马谡可以不杀，诸葛亮也并不想杀，流泪就是证明。陈迩冬先生的《闲话三分》在讲到诸葛亮为什么要流泪时，总结了四个原因，第一条就是“惜马谡”。诸葛亮为什么痛惜马谡呢？也有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第二，马谡是人才。第三，马谡有威望。据《三国志·马良传》，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马谡兄弟一共五人，个个是人才（并有才名），最杰出的是马良。当时的民谚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白眉，就是马良。可惜，在夷陵之战中，马良阵亡了。所以他这个弟弟马谡，便要算作“烈属”。马良和诸葛亮的关系是极好的，好到称兄道弟的程度。裴松之甚至认为他们两人要么曾经结拜，要么本是亲戚。马良牺牲后，诸葛亮对他的弟弟马谡也十分关照。马谡临终前曾上书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讲的就是这种关系。这个说法，从年龄辈分看并不合适。因为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马谡比诸葛亮也只小七岁。但中国历来就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说法，刘晔也说刘备和关羽“恩犹父子”。可见诸葛亮之于马谡，就是如父的长兄。

　　于是有人便因此而认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任人唯亲”。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马谡确实是人才。据《三国志·马良传》，马谡其人“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以至于“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大家想想，诸葛亮公务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胡吹海哨侃大山，摆龙门阵？他和马谡作彻夜谈，当然是因为马谡的见解颇多可取之处。事实上，诸葛亮是采纳过马谡的建议的。据《三国志·马良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送行数十里。临别之际，诸葛亮对马谡说，我们两人虽然策划了好几年（虽共谋之历年），但我想今天你一定有更好的建议（今可更惠良规）。马谡便提出了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纳其策”，这才有了后来的“七擒孟获”。

　　当然，没有马谡的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么做。但马谡能够和他想到一处，岂非英雄所见略同？可见马谡是人才。正因为是人才，所以也有威望。仍据《襄阳记》，马谡死时，为他流泪的竟达十万人之多（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可见痛惜马谡之死的，并非只有诸葛亮一人，也可见马谡其实可以不杀。

　　这就有了第三个问题：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仍然要杀马谡？

　　前面讲过，这个问题，蒋琬是问过诸葛亮的。诸葛亮的回答是什么呢？诸葛亮流着眼泪说，孙武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因为他执法严明。现在，天下分崩离析（四海分裂），战争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兵交方始）。如果不能遵纪守法令行禁止，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显然，按照这个说法，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既然要“依法治蜀”，就必须依照法治的原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就要铁面无私，也就要执法如山，决不能因人废法，也不能徇情枉法。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撤回汉中后，他严肃追究街亭失守的责任。据《三国志》之《王平传》和《赵云传》，除了将马谡下狱处死外，还杀了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兵权，将赵云从镇东将军贬为镇军将军。唯一没有处分反而升迁的是王平——加拜参军，统五部（统帅由一万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当营事（负责诸葛亮的大本营），进位讨寇将军（原为裨将军），封亭侯。至于诸葛亮自己，也受了处分。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朝廷根据他“自贬三等”的请求，决定将他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这一系列的处置，在当时无疑是震惊朝野的事情，我们今天也同样看得惊心动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许多过人之处。

　　第一是严于律己。诸葛亮在处分马谡等人的同时，也上疏刘禅，自请处分。在这篇著名的《街亭自贬疏》中，诸葛亮几乎承担起这次战败的全部责任。诸葛亮说，为臣以平庸的才能，不幸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重任（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执权柄统帅三军（亲秉旄钺以厉三军），却不能训示规章严明法令（不能训章明法），也不能心存戒惧小心谨慎（临事而惧），以至于街亭将领不遵命令（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守军不听告诫（箕谷不戒之失）。究其所以，都是因为臣用人失误（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看人模糊不清（明不知人），遇事稀里糊涂（恤事多暗）。按照一旦战败就必须问责主帅的“《春秋》大义”（《春秋》责帅），臣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臣职是当）。因此请求自贬三等，以便督促臣改正错误（以督厥咎）。

　　这就实在让人肃然起敬！我在前面讲过，曹操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能够正视和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有时承认得扭扭捏捏。但能够正视，就好。诸葛亮就更了不起，他是把别人的责任（比如马谡的街亭之失和赵云的箕谷之败）也都揽在自己身上了。有人说，诸葛亮的“自贬三等”和曹操的“割发代首”一样，都是做秀。因为当真执法如山，曹操就应该杀头；而诸葛亮虽然降为右将军，却仍然代理丞相（行丞相事），权力也一点不少（所总统如前），这不是虚伪，不是忽悠吗？这其实是不懂历史，也不懂政治。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方法论上讲什么？讲“经”、“权”。经，就是必须坚持的；权，就是可以灵活的。也就是说，政策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所以“《春秋》大义”，既有“战败责帅”的规定，又有“罚不加尊”的说法。因为如不责帅，则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而当真将主帅正法，则势必亲痛仇快，帮了敌人的大忙。所以，主帅犯错误，必须处分，但要适可而止，或者点到为止。因此之故，曹操不能自杀，只能以发代首；诸葛亮也只能“自贬三等”，同时仍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实际上，曹操“援剑割发以置地”，等于判处自己髡刑；诸葛亮降为右将军，也是不轻的处分。这不能说是做秀。

　　第二是敢于认错。诸葛亮上《街亭自贬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检讨。中国人喜欢写检讨，也善于写检讨，就连皇帝，也有“罪己诏”。但深刻反省者少，言不由衷者多。诸葛亮这篇《街亭自贬疏》却毫无文过饰非之处，全为实事求是之心。他的反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承担了全部责任（咎皆在臣），二是指出了问题关键（授任无方），三是确立了问责制度（《春秋》责帅），四是采取了改正措施。这一点，疏文里面没说，但是做了。街亭失利以后，诸葛亮都必定亲临前线，坐镇指挥，不复再有“授任无方”或者“违命”、“不戒”的阙失。这就是诸葛亮了不起的地方了。实际上，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诸葛亮也不例外。难得的是他能够正视错误，并亡羊补牢。古人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诸葛亮能从街亭一战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可谓大善。

　　第三是赏罚分明。马谡是丢失街亭的直接责任人，处死；赵云虽然“失利于箕谷”，但确因“兵弱敌强”，且能“敛众固守，不至大败”，降级；王平在战前“连规谏谡”，败后“鸣鼓自持”，挡住了张郃的进攻，重奖。这叫什么？这就叫：依法治蜀，执法如山。

　　但我们仍然有问题——诸葛亮既然做得这样对，他为什么还要哭？

　　这可是不能用“依法治蜀”来解释的。谁都知道，依法治国，就得执法如山；而要执法如山，就难免大义灭亲。这道理，诸葛亮不会不懂。当然，大义灭亲，不等于没有痛苦。曹操杀陈宫尚且要流泪，诸葛亮杀马谡又岂能不流泪？问题是，如果马谡确实该死，那么，哭一回也就罢了，总不至于一提起来就哭。而且，诸葛亮第二次流泪，是面对蒋琬。讨论的问题，是人才和法制谁更重要。蒋琬认为人才更重要，孔明认为法制更重要。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流着眼泪来说呢？我认为其中必有隐情。

　　实际上，早就有人认为诸葛亮的流泪并不简单，比如陈迩冬先生就总结了四个原因：第一，叹惜马谡；第二，悼念将士；第三，悔恨自己；第四，追思先帝。惜马谡的道理前面讲了，悼将士也是理所当然。那么，为什么会悔恨自己、追思先帝呢？因为据《三国志·马良传》，刘备生前曾特别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惜诸葛亮太欣赏马谡了，没把刘备的话放在心上，结果铸成大错。据此，《三国演义》安排了诸葛亮和蒋琬的一段对话。蒋琬问，马谡既然罪当正法，丞相为什么要哭？诸葛亮说，我不是哭马谡（吾非为马谡而哭），而是“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也就是说，诸葛亮哭，是后悔没有听刘备的话，当然是既悔恨自己，又追思先帝了。

　　这些当然都有道理，而且我们还可以再加一条：痛失良机。请问，诸葛亮杀马谡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第一次北伐。这次战争，一开始是非常顺利的。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及《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对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曹魏方面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刘备（国家以蜀中唯有刘备），没有诸葛亮。何况刘备去世以后，蜀汉方面多年没有动静（数岁寂然无声），就更加放松了警惕（略无备预）。没想到诸葛亮不但敢于进攻，而且善于治军，居然亲率大军出兵祁山，其部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于是曹魏方面“朝野恐惧”，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则“同时应亮”，结果“关中响震”。这是诸葛亮多年精心策划准备才获得的战果，也是进一步夺取胜利的大好时机，却被马谡毁于一旦，怎能不让他痛彻心脾！

　　那么，所有这些，就是诸葛亮失声痛哭的全部原因吗？

　　不是。比如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认为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呢？严冷先生认为，原因就在《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戮谡以谢众”。谢众，大约也就是“以平民愤，以抑众怒”的意思吧！于是严冷先生问，杀马谡是军法从事，与“谢众”有什么关系？原来，诸葛亮使用马谡是“违众”的。据《三国志·马良传》，当时诸葛亮的帐下并非没有将才。比如魏延和吴壹，就是众人心目中合适的先锋人选（论者皆以为宜令为先锋）。然而诸葛亮却力排众议，起用马谡。诸葛亮是丞相，又是主帅。他要用马谡，别人当然没有办法，但不等于背后不嘀咕，心里没想法。马谡如果成功了，大家自然没有话说。可惜马谡不争气，丢了街亭，还当了逃兵。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前面说过，对于马谡的使用问题，刘备生前是打过招呼的。不用魏延、吴壹而用马谡，大家也是不同意的。偏偏诸葛亮一意孤行，要“违众拔谡”，结果一败涂地，请问他如何交待？恐怕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想当年一定是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你想嘛，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信。吴壹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叮嘱“不可大用”的人。你不用魏延、吴壹，偏用马谡，究竟什么意思？这种既违背先帝遗嘱，又违背众人主张的做法，该不该追究？当然要追究。因此，诸葛亮不但要杀马谡，还必须自贬三等。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所以要杀马谡，严明法纪固然是原因，平抑众怒就更是原因。用严冷先生的话说，就是“迫于众怒不得不杀之”。正因为是迫不得已，因此“悲愤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而且难以遏制。

　　这是有道理的。的确，斩马谡不单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正因为是政治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化。在我看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政治目的，并不简单地就是“谢众”。或者说，他杀马谡，并不仅仅因为在选拔先锋时“违众”。他要“谢”的“众”，也不仅仅是魏延、吴壹以及主张由魏延、吴壹担任先锋的人，而是蜀汉政权中所有的权势人物。上一章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荆州集团，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在蜀汉政权中坐头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一势力”。第二股是东州集团，以李严、吴壹为代表，坐二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二势力”。第三股是益州集团，以彭羕（广汉人）、杜琼（成都人）、谯周（阆中人）为代表，地位最低，坐三把交椅，甚至在野，不妨称之为“第三势力”。刘备死后，诸葛亮接管政权，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很多人心里是不服的。不但“第三势力”心怀不满，“第二势力”暗中较劲，就连“第一势力”中的某些人（比如魏延）也有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代行君权”的诸葛亮，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实行“法治”。唯有“依法治国”，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摆平三大势力的关系，安定人心，巩固政权。所以，就连诸葛亮的依法治蜀，也不单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诸葛亮为什么要处死马谡，为什么要自贬三等，为什么会在这样做了以后痛哭流涕了。他这是“壮士断腕”啊！事实上，马谡被杀，事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距离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李严被废只有三年。而且，大约也就在一年前，即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李严已经向诸葛亮叫板，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可以猜测，此时诸葛亮当已考虑如何解决李严问题了。诸葛亮是主张并实施依法治国的。对于李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只能绳之以法。这就要求执法必须公平。为此，诸葛亮已经处置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廖立，属于荆州集团；一个是来敏，属于东州集团。两个人的派别不同，问题却一样，那就是不满人事安排，挑起内部矛盾，破坏安定团结。结果是廖立被废，来敏罢官。这正是诸葛亮执法公平的表现。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马谡出了事，诸葛亮面临的是一个多大的难题，承受的是一种多大的压力！他很清楚，对马谡的处理如不能从重从快，就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法继续依法治国。因为谁都知道，马谡是他诸葛亮的人。放过马谡，不但魏延、吴壹不服，廖立、来敏也会不服，李严等人则会更加肆无忌惮。为了顾全大局，诸葛亮只能拔出刀来，一刀砍向马谡，戮谡谢众；一刀砍向自己，自贬三等。马谡也深明大义，主动请求诸葛亮将自己正法以谢国人。这就不但是自断臂膀，而且是自伤心灵了。这是何等悲壮的行为，又是何等让人心痛的事情。我们恨不得与武侯同哭！

　　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直接原因是马谡丢失街亭，根本原因则是蜀汉政权的内部斗争。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公平地依法治国，在他生前，蜀国总算是大体太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故于北伐军中。他的丧事都还没来得及办，同属于荆州集团的魏延和杨仪就刀兵相见，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魏延和杨仪的斗争又是怎么回事？魏延这个人，难道真如《三国演义》所说，是一个“反贼”吗？ 品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