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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
今年将诺贝尔文学奖给予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本院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获得这份荣誉的作者在近几年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它们大都是关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作。这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完全相符。本院将以公允的态度,竭尽全力去确认他的诗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原则中所提及的标准。本院会本着公正的态度,并不会因为这位诗人在欧洲的知名度不高而犹豫不决,虽然他的名字在欧洲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实际上,这乃是因为他的家乡远离欧洲。在本奖金创始人的遗嘱里有这样一段话:“既然已经决定了颁发本奖,就不要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国籍有所顾虑”,并以此作为“本人明确的希望与意愿”。由此可见,这种犹豫就更不应该了。
泰戈尔的一部宗教颂诗集《吉檀迦利》(即《颂歌集》,1912)受到了评委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去年开始这部作品就已经完完全全地归属英语文学了,虽然根据作者的文化修养与创作实践判断,他是一个印地语诗人,但他却为他的诗披上了新装,而这种新装的形式与独立性的灵感都堪称完美无缺。因为没有了语言上的障碍,所以那些英格兰、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中对贵族文学感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都可以接受和理解他的诗作。而今,各方面的赞誉不断出现,但这些赞誉并不是因为人们读到了他用孟加拉语写出的诗作,也不是因为人们对任何宗教派别的信仰,同样不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文学流派的偏好,或有任何党派的目的,而是因为他在英语诗歌艺术方面,的确是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至少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种诗歌艺术就一直伴随着英国人的文明而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他的诗一发表,人们就开始用满腔的热情来赞美它。这些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具有完美性,诗人会将他自己的意念与他借鉴而来的意念,以一种最恰当的方式熔铸成一个整体;然后是文体的韵律均衡,引用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来形容,就是“将诗里的阴柔情调与散文中的阳刚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后是诗人的措辞严谨,或者说用词典雅,以及在选词择句上体现出的趣味甚高的审美格调,甚至在借助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维时,仍能达到那种境界,简单来说,这些特征在原作中是特有的,并且,换另一种语言来重新表达时,仍然可以做到神形皆备,这一点着实可贵。
以上评价同样适用于他的第二部诗集《园丁集》(1913)。正如作者本人所言,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他在诠释自己早期的灵感,倒不如说是他又进行了一场革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人格的另一个侧面:那时,青春的爱情让幸福与烦恼在他的心头交替出现,有时,他会深陷于这种感情而无法自拔;有时,他又会为那种渴望和喜悦的感情所征服,而那种感情源自于生命的浮沉与盛衰。但是,无论何时,他都可以看到,那些微弱的光芒在更远的地方闪烁着。
泰戈尔的散文故事集《孟加拉生活一瞥》(1913)的英译本已经出版。虽然,从形式上分析,书中的故事已经称不上是原原本本展现作者本人特色了(因为译本的翻译者另有他人),但其故事内容却足以证明作者才华横溢,他观察事物的范围极其广泛,他发自肺腑地对各种类型的人物的命运和遭遇表示同情,以及他在处理故事情节与发展方面有着惊人的才华。
之后,泰戈尔又出版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为诗集,描绘了充满诗情画意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取名为《新月集》(1913),这个名字来自它的象征意义。另一部为演讲集,当中包含了他在英美各个大学中所发表的演讲,取名为《生活的实现》(1913)。这些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对人生旅途的看法。他认为,通过这个途径,人们就会获得一种信仰,有了信仰之光在前方指路,人们就不会再浪费光阴。泰戈尔是一位天赋极高的诗人,因为他不断地探索着信仰与意识的关系,他的思想异常深邃,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朴实的情感与善于比喻且具有极强感染力的语言风格。当然,在具有想象空间的文学领域中,极少有人能够灵活地把握它们的范围与色彩,同时,还要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心境——由内心深处对永恒的那种渴望,一直到无忧无虑的孩童在游戏时所呈现出的那种愉悦之情。
至于世人能否理解他的诗,我们完全不必担心,尽管其中有一些异国情调会让人有云山雾罩之感,但因其特征是充满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真正的人性,也许,将来的人会比我们理解得更透彻。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这位诗人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努力调和人类文明的两极分化;而这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仍是我们当今世界的特征,因此它构成了这一时代我们所要面临的问题,也明确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基督教徒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教时的不遗余力,让我们可以看清这项任务的内在真实性。将来,历史探讨者们会比我们更胜一筹,他们会更加清晰地评价它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甚至可以看清那些当前被遮掩的东西,承认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承认或不敢去承认的东西。最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做出更高的评价。我们应该对这一举动表示感激,因为这会使活水源头的汩汩清泉喷涌而出,诗歌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灵感。这些泉水也许会与异邦的溪流汇合,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溯这些溪流的源头所在,或许需要步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梦幻世界。更加特殊的是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它对很多地方本土语言的复苏与更新,造成了一种明确的原始冲击。它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促进了本土语言的发展,也让其有能力孕育和维系自然而又鲜活的诗的命脉。
在印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伴随着宗教的日益复兴,文字中开始出现了很多本土语言,它们逐渐进入文学领域,并由此巩固了自身的发展。而事实往往却是这样,当新型传统确立之后,一种新的压力又会让本土语言再一次僵化。但是,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要远超于记录在案的宗教改革工作。充满生机的方言与古老神圣的语言在20世纪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两者在对新文学的控制权上展开了激烈角逐。倘若具有崇高的奉献精神的传教士没有支持前者的发展,可想而知,这场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
孟加拉原是英属印度中最早成立的一个省份,很多年前,传教的先驱者凯里曾在这里工作过。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1861年诞生于此。泰戈尔因其出身而受人们的尊重,他来自于一个具有杰出智慧与能力的家族,我们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家族的实力。在泰戈尔的幼年与青年时期,他生长在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中,换句话说,也就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生活在条件如此优越的家庭里,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此外,他们还重视祖先的智慧与思考,他们将祖先留下来的经文当作传世之宝。在其周围也蕴藏着一种新的文学精神——发展面向人民大众的文学,让文学与人们的生活需求相吻合。最终,这种精神在印度经历了叛乱的苦难和政府改革后,获得了力量。
泰戈尔的父亲在一个宗教团体中担任首领,并对这个团体抱有极大的热情,时至今日,拉宾德拉纳特自己也始终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被命名为“梵社”,它并不属于古印度教教派,因为它的宗旨并不要求信徒崇拜某个特殊的在众神之上的大神。(a:凯里(William Carey,1761—1834),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1793年到达加尔各答,成为到达该地的第一批传教士,曾编纂孟加拉语词典,将《圣经》译成孟加拉语,并将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译为英语。b:印度教内部的一神论改良派组织,1828年由罗易在加尔各答创立。梵社承认吠陀的权威,不相信转世,也不坚持业报或轮回之说,抛弃印度教的礼仪而采取基督教的某些形式。)19世纪初,一位开明而又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创立了这一教派,其创始人曾在英国研究基督教的教旨,随后受到启发。他致力于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解释古老的印度传统,还将这种解释努力贴近他所领悟到的基督教精神。从创立这个团体开始,他与他的继承者们就在解释真理的相关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无法统一意见,由此,梵社便分裂成了很多独立的支派。另一方面,梵社主要受到那些高层次的知识界人士的关注,所以,在这个团体创立之初,他们不接受平民信徒。但无论如何,这个团体在其他领域内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对大众教育与大众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些年,为了能够让这个团队加速成长,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对这些人而言,他仍然可称得上是他们的宗师与先知者。泰戈尔热衷于做师长与学生,在这个团体中,他可以将这两个角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让他的宗教生活与文学生涯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沉、虔诚与质朴。
为了使理想变为现实,泰戈尔求知若渴,虚怀若谷。他熟知东西方文化,国外旅行的经历和在伦敦的求学生涯使他增长了学识,丰富了阅历,也让他变得更为成熟。在青年时期,他曾和父亲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足迹甚至还出现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上。他在少年时期便开始用孟加拉语写作,他的作品形式有散文、抒情诗和戏剧,作品内容除了描写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各种文学评论,以及对哲学和社会学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停下匆匆的脚步,放慢生活节奏,在恒河支流上泛舟,根据本民族的传统,他认为自己需要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以此来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反省。当他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他的名声便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本国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如此的高大,可谓是一位智慧超群而又虔诚纯洁的圣者。他在孟加拉西部创立了一所露天学校,可以在杧果树下为青年学子传授知识,那些年轻人学成以后,自然而然地会将他的教诲传播到全国各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英格兰和美国的文学圈中成了一位荣誉客人,今年(1913)夏季,在巴黎举行的宗教史会议中也出现了他的身影。在这之后,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又一次过起了隐居生活。
无论在哪里,泰戈尔都能称得上是心灵启迪专家,他为人们传授高深的知识。人们将泰戈尔视为福音的受惠者,他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福音传播出去。这种福音源自东方的宝库,而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宝库的存在。泰戈尔会将自己最先获得的宝藏无私地分享给全人类,他将自己视为传播宝藏的纽带,从来都不会炫耀自己是天才或是伟大的发明家。西方世界对工作都趋于盲目崇拜,这是因为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彼此孤立,然而,这种崇拜时刻都会受到不安因素与竞争精神的刺激。西方人喜欢征服自然,原因是他们热衷于谋取利益,就像泰戈尔所说:“我们如同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每当我们想要一件东西时,好像都必须要从一种极其别扭而又恶意满满的安排里抢过来。”西方人的生活都是极其忙碌而又辛苦的,每个人都过着一种疲于奔命的日子。与其相反的是,泰戈尔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印度辽阔而又平静的神圣森林中渐臻完美。这种文化向往的是灵魂的平和与宁静,这恰恰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追求。泰戈尔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富有诗意而非史实的画卷,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这种和谐的生活状态。泰戈尔拥有先知的天赋和非凡的创造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出自己心灵的愿景,而这种景象使我们仿佛回到了开天辟地的远古时期。
然而,泰戈尔和在座诸位一样,他会远离市场上那些所谓“东方哲学”的商品,远离灵魂轮回的痛苦噩梦,远离非人格性的“羯磨”,远离泛神论的、本质抽象的信仰——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将这种信仰视作印度高层次文明的特点之一,但在泰戈尔看来,这种信仰是无法从先贤圣哲的言辞里找到依据的。他认真研读了吠陀颂歌、《奥义书》(为古代印度教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用散文或韵文写成,为后世印度哲学各派提供思想依据),与佛陀本人的言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他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a:梵文karma一词的音译,意指来世命运的因果报应。b:吠陀(Vedic)颂歌,是古代印度用梵文创作的颂神诗歌和宗教诗歌的总称,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c:《奥义书》(Upanishad),古印度哲学典籍,《吠陀》最后一部分。d:指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泰戈尔在自然界中寻找神性,他在那里实现了一个鲜活的、万能的人格,那种人格可谓是自然界中拥抱万物的主,我们可以在一切短暂的生命中看到它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既展现在伟岸的生命里,又展现在渺小的生命里,而它在那些始终要走向永恒的灵魂里则显得格外突出。在这位无名神的脚下,泰戈尔热情地奉献出赞美与祈祷的颂歌,他对神的崇拜可谓是一种美学的有神论,这种崇拜与那些苦行禁欲,以及伦理上的严肃正经是背道而驰的。他的一切诗作符合前面所描述的那种虔诚和敬畏,而这种虔诚和敬畏又可以让他获得安宁。他认为,那些在基督教中饱受困扰的疲惫心灵也会获得这样的安宁。我们不妨将其称作神秘主义,事实上,这并不是摒弃独立人格以委身于“一切”——而这“一切”又如同“虚无”——的神秘主义。我们这里说到的神秘主义,实质上是拥有了灵魂的一切才能,并且可以竭尽全力将其修炼到最高层次,使其能够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迎接活生生的万物之父。在泰戈尔之前的时代,印度人就已经熟悉了这种更为狂热的神秘主义。当然了,与其说是在古代禁欲者和哲学家之间早就存在这种神秘主义,倒不如说是在很多“巴克蒂”的形式中蕴含着这种神秘主义的色彩;(a:“巴克蒂”(Bhakti)的意思是“守贞专奉”,指印度教内部强调信徒必须专心恋慕一位神的虔修运动,即下文所说的“一神论”。)所谓的“巴克蒂”,从精神上来说,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其本质就是对于神的深爱与依恋。“巴克蒂”在中世纪时就受到了基督教与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当时,它就已经在印度教的各个阶段中寻求其唯一的信仰了,虽然这种理论的特征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就概念而言,它却仍然属于一神论。所有高层次的信仰都消失殆尽,或不为人知,因为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混杂的崇拜对他们的奉承,所以这种崇拜才会开始无节制地扩散,因而许多人受到蛊惑而被其俘虏,最终,高层次的信仰便随之泯灭。虽然泰戈尔从他本国先贤的思想中获得启示,但是当今时代可以让他拥有更加稳固的现实基础——和平与冲突拉近了人类的距离。他试图建立一种共同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可以使美好的祝福传遍大地与海洋,也可以使人们致力于发展和平事业。泰戈尔用诗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灿烂辉煌的画卷,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瞬间凝固成永恒的奥秘:
在你的手中时间是无穷的,我的主啊!没有人能计算出你的分秒。
昼尽夜临,夜去昼来,时间犹如花开花落。你知道如何等待。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为的是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没有时光可以蹉跎;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会。
因为太贫穷了,我们不能再丧失机会。当我们将时间分配给每个求之心切的人们,时间正从我们身旁
擦肩而过,最终空着你的祭坛,没有任何供物。一天又将逝去,我匆匆赶来,唯恐你已把门关上;但我发现仍有时间。
(《吉檀迦利》第82首)
按:泰戈尔未出席颁奖典礼,但发表了致谢电报。
我恳切地向瑞典文学院表达我的谢意,同时感谢你们的理解;这理解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陌生人成为兄弟。 新月集·飞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