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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小觑他们

　　中国，连同中国文化，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濒于绝境。但是，结果并未断绝，却起死回生了。原因何在？我们听到过的很多原因，往往是后来取得了话语权的各种势力在进行着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发言。结果，让人觉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回归质朴思维，只有一个根本原因：中国没有被列强瓜分。

　　如果瓜分了，那么，就像一个盘子打碎了，里边盛着的水也就会泄漏干净。中国是盘，文化是水，中国文化也就不复存在。

　　那么，怎么会没有瓜分呢？

　　是列强们好心吗？不会。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历史资料，就知道当时没有一个列强对中国存有丝毫礼让之心。列强间的种种争执，都不是在讨论要不要瓜分，而只是在吵嚷如何瓜分。

　　那么，难道真是国内后来那些取得了发言资格的势力发挥了作用？遗憾的是，按时间计算，它们当时还没有出现。

　　也有很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让中国没有灭亡的，是“人民的力量”。但是，请问，“人民的力量”在哪里？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又是如何吓退了列强，保全了江山？是太平天国吗？是义和团吗？但是，有关他们的历史资料，为什么恰恰提供了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成功，中国将更加不堪设想。那么，除他们之外，还有别的“人民的力量”吗？那种力量隐藏在何处？出没在何时？

　　我知道历史学家还会努力寻找，但是其实不必花费这般辛苦了。能够让这么大的中国免于瓜分的力量，还需要如此艰难地寻找吗？即便找出来了，也无法让人相信。

　　我觉得，不能小看了当时真正有力量的一些当权者。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教，他们都是“坏人”。事实果真如此吗？他们当然也做过一些坏事，但是按照公平的历史眼光，能让几件“坏事”掩盖那么多好事吗？而且，做过“坏事”的，就一定是“坏人”吗？

　　小时候看电影，我们一定会着急地询问坐在边上的家长或老师，银幕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早已长大，但是我们的历史思维为什么还像童年时代看电影时那么幼稚？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我受邀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自选的讲题是《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本性》。因为是在日本，我不能不讲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文化原因。我以郑和的例子说明，中国从明代开始就具备了制海能力，却又主动放弃了这种能力，这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农耕文明“固土自守”的思维传统有关。如果考虑边疆防备，主要也只是关注游牧文明，因此目光多在西北方向，而不在意“东南海疆万余里”的复杂形势和千年变局。说到这里，我引述了当时中国一位高官的感叹。我演讲结束时，主持大会的一位印度裔哈佛大学教授找到我，对我提到的那位中国高官表示佩服，请我再说一遍他的名字。我说：“他叫李鸿章。”

　　李鸿章，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一直是反面形象，原因是他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署了《马关条约》。但是，一场历史性失败的责任，难道真要加在签署者头上吗？李鸿章没有推卸，却讲述了文化根源。我之所以要引述他，是因为早早地知道了一个史实：他被迫去签约时已是七十二岁高龄，在巨大屈辱中与日方艰难斡旋，还被一个反华的激进浪人枪击，中弹后“登时晕厥”，血流不止。因为子弹嵌入颊骨，如果取出子弹恐怕有生命危险，只得“留弹合口”，忍痛继续着外交事务。除了日本，他还要与美、英、法、俄、德、比、西等国一一交涉。列强气焰嚣张，暴民此起彼伏，朝廷反复无常，他全都要小心侍候。终于在七十八岁高龄时走到了生命尽头，他的临终诗是这样写的：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对于写出这样诗句的临死老人，我不能不表示尊敬。尤其是“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这两句所传达的雄浑意态，居然产生于生命的最后时刻，更是让人感动。须知，这并不是出于唐宋诗人的大胆想象，而是出自一个衰世残命的切身感受，因此即便放在诗林之中，也别具分量。

　　为此，我曾接受他家乡的邀请，为他出生时就已经有的地名“磨店”题字。后来我还把这两个字收入一本书法集，并且写道：其实当时的中国也已经是一个庞大而又老旧的“磨店”，他推起了沉重而又缓慢的磨盘，推得非常艰辛，最后，连自己也旋入了磨道，被磨得粉碎。

　　在李鸿章去世十五年后，另一位著名政治人物也进入了弥留期，他就是袁世凯。其实袁世凯比李鸿章要小三十六岁，与高寿的李鸿章相比，他去世得太早了些。

　　袁世凯在历史上的恶名，也与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有关，那就是“二十一条”。与《马关条约》一样，“二十一条”也总是被称之为“卖国条约”，这个名号当然会让人愤怒。既然是“卖国条约”，签署者当然是“卖国贼”；既然是“卖国”，当然是收受了巨额款项……

　　然而事实上，签署这样的条约，完全不是“卖”者所愿，而是脖子上被套了绞索，被架了利刃，一步步紧逼而成。更重要的是，这绞索，这利刃，并不只是对准了李鸿章和袁世凯，而是对准了整个中华民族，对准了所有的中国人。因此，找不到拒签的可能。

　　袁世凯能做的，是死磨硬磨，把“二十一条”中最为丧权辱国的第五项中的七条，一一加以否认。日本人磨不过，也就撤回了。日本人一撤回，袁世凯就向属下官员宣布：“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服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向各级文武长官颁发了《大总统密谕》，言词极为哀痛。他说，可能是上天可怜我，没让我亲眼看到国家灭亡，你们都比我年轻，都未必看不到。因此——

　　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

　　这些话，实在不像出自“卖国贼”之口。

　　如果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上有不少无可奈何之处，那么，他所做的那个荒唐的皇帝梦，却是永远不可以被原谅的了。不管有多少为他辩解的理由，例如听从了杨度等人的“君主立宪制”，误信了大儿子伪造的《顺天时报》舆论等等，都没有用，试图称帝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如何是一个历史恶行。虽然他很快知错，却已经来不及了，他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一起灭亡。临死前，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下联是他对皇帝梦的自我否定，上联却是他对爱国者的自我确认。

　　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没有因他而被列强瓜分。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各自称雄，开始了反反复复的“军阀混战”。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丑陋的事件，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所有的军阀都没有投靠哪个列强而实施瓜分中国的行动。

　　关外的张作霖因为不与日本合作而被日本杀害于皇姑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而其他军阀基本上也都秉承着爱国的立场。我在李洁先生写的《文武北洋》中读到段祺瑞的一段谈话，很有代表性。段祺瑞历来被看成是比较亲日的，但他却这样大声说——

　　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惧哉？

　　至于那个吴佩孚，就更彻底了，坚持不到国外，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日本人想尽各种方法拉拢他，全都无功而返。他死后，人们看到，正堂墙上还挂着他亲手写的一副长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这副对联挂在他天天居息和待客的地方，成了人人可以随时验证的人生宣告。这样的人物特别在意“民族气节”的鲜明造型，要他们参与瓜分，显然没有可能。

　　不再列举了。我想这几个人已足以说明，他们在中国最容易被瓜分的时候，没有让瓜分发生。

　　没有被瓜分，其他事情就有了立足点。新思想可以推广了，白话文可以普及了，新学校可以兴办了，实业家可以行动了，各种各样摧枯拉朽、除旧布新的行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一步步实施了。

　　因此，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嘲笑那些一直顶着不少恶名的政治人物和各路军阀。中国能在旁人的拳打脚踢中一息尚存，而且渐渐活过来，站起来，也与他们有关。

　　无论如何，我不敢小觑他们。 雨夜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