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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共性

　　梳理中国文脉这件事，我已经做了整整二十年。

　　我在《中国文脉》一书的开头，论述了文脉的定义、形态和几项特征。这儿就不重复了。但我希望读者朋友能够重视文脉是“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这个提法。

　　堂堂文脉，居然是潜流？

　　一点不错，是潜流。中国有一个惯常思维，以为凡是重要的东西总是热闹的，展示的，群集的。这种现象当然比比皆是，但是，如果要在重要里边寻找更重要、最重要的元素，那就对不起，一切都反了过来，是冷清的，内敛的，孤独的了。正是这些元素，默默地贯通了千年，构成了一种内在生命——“生命潜流”。

　　我在梳理过程中，也经历了由热闹归冷清，由作品归作者，由群体归个人的一次次转折。终于，在最高等级上，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寂寞灵魂。他们，正是中国文脉的维系环扣，却维系在安静中。

　　他们，就是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陆游、李清照、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

　　我们把他们称之为得脉者、执脉者。

　　他们后来都很出名，而出名必然带来误解。为了消除误解，我想在《中国文脉》这本书之外写一篇短文，谈谈这些得脉者、执脉者的共性。以往，人们总是以为这样的旷世天才，只有个性，没有共性。

　　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创造者。

　　这好像是废话，但针对性很明确，因为不少研究者总喜欢把他们说成是继承者。那些研究者认为，脉，就是前后贯通，因此“继往开来”是得脉者的使命。

　　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所谓“继往开来”，是后人反观全局时的总体印象，并非得脉者的故意追求。这正像雄伟山脉中的群峰，每一座山峰本身各具姿态，并不是考虑到前后左右的承续关系才故意生成这样的。同样，文脉的每一个得脉者，都是一种“自立存在”，而不是“粘连存在”。他们只埋首于自己的创造，力求创造的精彩。因此，他们必须摆脱因袭的重担。追求标新立异、石破天惊，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他们当然有很好的文化素养，熟悉前辈杰作，但一定不会把很多精力花在蒙尘的陈迹之间。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前辈杰作再好，也是一种“异体纹样”。创造者的着力点，只能在本体，而本体的自我觉醒和深入开掘，都非常艰难。

　　第二，执着前辈杰作，容易产生一种不自觉的“近似化暗示”，这是创造的敌人。哪怕在自己的创作间有淡淡的沿袭印痕，也会遭到他人的嘲笑。因此，创造者不会在自己的道路上留下一个个颓老的陷阱。

　　第三，创造的最好时机，应在生命力勃发的青春年月，但是，这年月远比想象的更短暂、更易逝，因此也更珍贵。创造者哪里舍得把这种无限珍贵，抛掷在死记硬背的低智游戏中！他们，实在没有时间。

　　正是出于以上这三个原因，所有的得脉者都不会让古人的髯须来缚羁自己的脚步，而只会抢出分分秒秒的时间开发自己，开发当下，开发未来。

　　这中间，司马迁似乎是个例外。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他，过往的史料只是他进行文化建设的素材，就像画家让山入画，乐师让风入乐，而不会成为山和风的附庸。司马迁也不是传统的附庸，而是中国历史思维的开创者。在宏大的叙事文学上，他更有开天辟地之功。

　　至于其他得脉者，请排一排，有哪一个不是纯粹的创造者？

　　事实反复证明，历史上最精彩的段落，总是由创造者的脚步踩出。文脉，本应处于一切创造之先。捡拾脚边残屑的那些人，虽然辛劳可嘉，却永远不可能是文脉的创造者。他们如果“呼诱”很多人一起来做那样的事，那么这条路的性质就变了，很快就会从通向未来的地图上删除。

　　中国文脉的曲线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以“捡拾”和“缅怀”为主轴，不管用什么堂皇而漂亮的借口，文脉必然衰滞。这些时代固然也会出现不少淹博的学者，但从长远看，那只是黯淡的历史篇页。

　　第二个共性，他们都是流放者。

　　这儿所说的“流放”，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得脉者即使处于“被动流放”状态，迟早也会进入“主动流放”境界。

　　主动流放，就是离群索居，无羁漂泊，长为异乡人，永远在路上，处处无家处处家。

　　从表面看，这种流放，能让他们感受陌生的自然空间，使创作更有厚度。但是，从深层看，比自然空间更重要的是生命空间。流放，使他们发现了一个与以前不同的自己。他们曾经为此而慌张，而悲叹，而自嘲，结果，生命因此而变异，而扩大，而提升。

　　这些得脉者，多数走了很远的路。即使走得不太远，精神跋涉的途程也非常艰辛。他们同时进行着两层迁徙：既挥别一个个旧居所，又迎来一层层新感悟。

　　这里所说的流放，很可能是离乡、入仕，也可能是被贬、入罪；很可能是戍边、投荒，也可能是求生、等死。总之，完全没有“安居乐业”可言。“安居乐业”是民众的向往，但对于得脉者而言，却是离脉的窠臼，失脉的黑夜。

　　流放的最大门槛，是对体制而言。

　　年纪轻轻就逃出冠缨之门、诗礼之家，就是放弃体制的佑护而独立闯荡。当然，更令人瞩目的是背离官僚体制而飘然远行，既潇洒放达，又艰难重重。这一关，对于得脉之人是生死大关。出之者生，入之者死，可谓“出生入死”。这与官场思维，正恰相反。

　　官场未必是罪恶之地，历来总有一些好官为民造福，而且少数高官也是不错的文人。但是，若要成为文脉中的得脉者，却迟早必须脱离那个地方。

　　这是因为，即便是世间最明智、最理性的官场，它所需要的功绩、指令、关系、场面、服从，也与最高等级的文化创造格格不入。当然，更不要说寻常官场的察言观色、独断专行、任人唯亲、尔虞我诈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冀求以最高文化标准来营造官场。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如果让前面列举的这些得脉者成了官场调度者，情况可能更糟。

　　顺着这个思路，人们也无法接受以官场逻辑来设计文脉、勾画文脉、建造文脉。这种现象，古已有之，皆成笑柄。

　　还是让杰出的文化创造者们流放在外吧。流放在传承之外，流放在定位之外，流放在体制之外，流放在重重名号和尊荣之外。只有当他们“失踪”了，文脉才有可能回来。

　　第三个共性，他们都是无助者。

　　这是流放的结果，说起来有点不忍，却也无可奈何。

　　请再看一遍我列出的得脉者名单，当他们遇到巨大困苦乃至生命威胁的时候，有谁帮助过他们？没有，总是没有。

　　这很奇怪，但粗粗一想，就知道原因了。

　　原因之一，当巨大困苦降临的时候，能够有效帮助他们的，只能是体制，其中包括官方体制、财富体制、家族体制，但他们早就远离体制之外。

　　原因之二，由于他们的精神等级太高，一般民众其实并不了解他们，因此很少伸出援手。

　　原因之三，他们都很出名，因此易遭嫉妒，即便有难，也会被幸灾乐祸者观赏。

　　回想一下，这些得脉者的履历，不都是这样么？

　　我知道这是必然，已经硬了心肠。但是，想到屈原不得不沉江，想到司马迁哽咽着写《报任安书》，想到李白受屈时“世人皆欲杀”，想到苏东坡被捕后试图跳水自沉，想到曹雪芹在“蓬牖茅橼，绳床瓦灶”中只活了四十几岁，还是一次次鼻酸。

　　即便是好心人想帮助他们，也很难，因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此，当我知道苏东坡在监狱里天天遭受垢辱逼拷时，居然有一个狱卒为他准备了洗脚热水，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还特地查到了这个狱卒的名字，叫梁成。

　　我这么写，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不懂得保护文化天才，是中国特有的民族劣根性。其实，这里触及的是人类通病。我曾长期研究欧洲文化史，写过很多文章告诉读者，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伦勃朗、莫扎特、凡·高的遭遇也相当不好，他们显然都是欧洲文明的得脉者。

　　那么，怎么办呢？

　　没有满意的答案。

　　我想，对于杰出的文化创造者而言，应该接受这种孤独无助的境界。既然已经决定脱离，决定流放，决定投入突破任何传承的创造，那么，无助是必然的。抱怨，就该回去，但回去就不是你了。那就不如把自己磨炼得强健蛮犷，争取在无助的状态下存活得比较长久。

　　对于热爱文化的民众而言，虽然不要求你们及时找到那些急需帮助的文化创造者，却希望你们随时作好发现和帮助的准备。尽管，这未必有用。因为在司马迁、李白、苏东坡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当时何尝无人试图润泽文化，施以援手？但必然地，总是失之交臂，两相脱空。也许今天我们会认为，现在好了，最优秀的文化创造者都被很多协会、大学、剧团照顾着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延伸到百年之后，再反观现在，一定会惊奇地发现，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那么，我们只能用民间的善良，悉心打量了。未必能发现旷世大才，但能帮助一个普通的创造者也好；未必能提供多大帮助，但能像狱卒梁成那样，倒一盆洗脚热水也好。

　　当然也不妨建立一个戒律：永远不要去伤害一个你并不了解、并不熟悉的文化创造者。任何政治斗争、传媒风潮、社会纠纷，一旦涉及他们，都不要起哄。他们也可能做了傻事，说了错话，情绪怪异，不擅辩解，大家都应该尽量宽容。千万不要再度出现大家都在诵读着李白的诗，但他一旦受困便“世人皆欲杀”的可怕情景。

　　加害者们很可能指着被害者说：“他不可能是李白！”当然不是，但数千年来，有多少个“疑似李白”被伤害了。这种伤害，未必是真的屠杀，还包括群贬、冷冻、闲置、喧哗、谣诼、分隔、暗驱。伤害这样的人非常轻便，遇不到任何反抗，但是中国文脉恰恰维系在这些软弱的生命之上。 雨夜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