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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论中国新诗的诗学伦理

　　钟嵘《诗品》云：“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诗是人类灵魂的折射，能及时反映人类心灵深处的颤动。因而从广义上讲，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诗人。从人类语言的最初形式——低级形式，到文学艺术的结晶和升华——最高形式，诗一直是人类语言和精神内在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

　　中国是“诗的王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灿烂的诗歌传统，在文化上有着强大凝聚力、包容力和内化力。它既能通过自身内在的文化元素提升个体的文化素养、理想信仰，也能从整体上提升本民族的伦理精神，更能通过“海纳百川”，吸纳外来文化的养分，内化成自身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由“诗”串成的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尽管兴衰沉浮，但不变的却是诗歌伦理精神的自然延续。虽然诗的形态有一定的变化，从《诗经》《楚辞》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戏剧甚至小说，诗歌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始终贯穿其中，从未改变。以至诗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度，成为中华民族血脉永续的内在品质。

　　中国传统上就不缺乏西方诗歌形式的成因，从《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等体裁和语境上，都可以看到今天诗歌的影子。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因民族生存习惯和地域环境的不同而自成体系的山歌和民谣，客观上也与西方诗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语言形式甚至格律上、音节上都有可比性，这也是中国诗人能够较快地适应新体诗，并使新体诗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虽然新体诗从诞生之初，便是山歌和民谣的翻版及现代化，但人们丝毫没有被这些远古时代的达官贵人视为俗物的文化样式所影响，反而从这些直率、天真的艺术表现中，找到自身生活生存的影子。也许中国新体诗从艺术表现上，远没有古典诗学的厚重、博大，也缺乏其对意境、意蕴的天才创造。但新体诗毕竟是伴随中国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新鲜事物，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经过无数新体诗创作者和诗学理论家的潜心研究和探索之后，新体诗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找到了其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文学以想象的方式超越现实，描绘心灵图景，将虚幻的世界现实化、形象化，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自由创造本质，在内在意义上与人类的理想追求、价值判断、信仰守望相统一，比任何艺术形式更贴近人类的终极目标。优秀的诗歌不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它基于文学的人文关怀：既是文化的、艺术的，又是哲学的；既有功利的实在性，又有超功利的审美性；既真实可感，又有梦幻般的想象力。因此，优秀的诗歌能超越现实的功利羁绊，以极其自然的文体形式展现人类的精神面貌，继而引领读者达到一定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以及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各家不断相互影响、吸收和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诗学伦理精神传统，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在特定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下，文学的能动性会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人们原有的伦理观念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主动把自己的行为纳入社会总体发展当中。五四之前，以儒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价值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特别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混乱，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无法担负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历史重任。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已经造成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特别是伦理和道德的全方位失落，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已经不再是改良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要图存新生，就必须引入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历史交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家和诗人必须完成的使命。

　　黄遵宪、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时代，就提倡“诗界革命”，就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提出了一些革新的想法。黄遵宪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口号，主张“言文合一”；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新语句”的语言革新要求；王国维更是注意到了语言和思想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的关系。这说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学者早就注意到了中国诗歌面临的严峻形势。但由于晚清封建专制和腐败统治，导致文化和文学“革命”环境的缺失，无法形成新诗的创作语境，更无法突破古诗的形体束缚。到了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呼声逐渐响彻中华大地，而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也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改革甚至废除旧体诗，创造出符合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的新体诗。这种“大势”，使中国一批具有古文根底的“文化大家”，如：胡适、陈独秀、刘大白、刘半农、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戴望舒等，开始尝试用白话写诗。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自己对新诗的机械理解和毫无经验的摸索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着新体诗的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上几乎完全废除了古诗中的音律和节奏，按照生活中的白话格体，用简洁明了、一看就懂的表现形式创作新体诗。

　　二

　　一般而言，新体诗是指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歌艺术和诗歌理论的总称。在新旧文学嬗变的特定历史时期，通过倡导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形式来呼应重大时代课题，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还是王国维的“人间”、鲁迅的“立人”等，都强调文学与时代和政治的联系，“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欲维新人心人格，当维新文学”。他们呼唤“精神界之战士”，以打破中国的平和沉沦，惊醒国人的麻木懦弱，解决个人的精神更新和个性解放，达成“人心之营构”。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完成向现代新体诗形式的转变，虽然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但更重要的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近代中国政治的腐朽、外国列强的入侵、人民生活的贫困、民族尊严的丧失，使大批文学家和诗人开始更加关注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特别是面对国人的精神颓废和民心士气的萎靡，他们忧虑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哪里是国家的出路？民族的未来在哪里？诗人们思索着该用何种方式来唤醒沉睡的民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觉悟的中国诗人开始领悟到：如果要改变中国民族和民生问题，首先要改变民众的精神伦理问题，只有国民个性得到彻底解放，人民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唤醒民众个性的解放，只有推倒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束缚，废除旧的文学形式桎梏，找到适应国民需要、符合民众特点、可以迅速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新的文学体裁形式。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诗人，他们本质上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们既是文化革命的先锋，也是政治革命的先锋，甚至是军事革命的先锋。从一开始他们就把诗学的革命和新体诗的创作当作一种战斗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玩味人生的消遣工具，因而新体诗的出现给人一种突兀甚至是横空出世之感，因为它没有诗、赋、词、曲的自然过渡和渐进式发展。大时代的需要，中国民族自救和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把新体诗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推到了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最前沿。

　　中国新文化运动和诗学的革命不是孤立事件，那是一个封建中国即将寿终正寝、风雨飘摇的时代，整个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探索着新的国家形态，国民在一些先行者的号召下开始逐步觉醒，新体诗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呈现给受众，如何体现新体诗的大众性和战斗性，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新诗特有的探索。所以，中国新体诗相对于古典诗学来说，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颠覆式的、革命式的。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因政治腐败，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人民始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实生存的需要和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催生了一批新文化革命的先行者。他们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天才创造，创新了中国新体诗的创作结构，优化了新体诗的内涵，拓展了新体诗的外在空间。在新体诗的创作过程中，有艰辛的汗水，也有悲情的眼泪；有幸福的欢笑，也有苦难的折磨。现当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本身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生活于其中的诗人们，无论其世界观和生存观如何，无论其有多么不幸的结局，但相对于文学追求、文学创作、文学素材、文学语境而言无疑是幸运的。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或顺利、或挫折，大开大合，既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也为诗人提供了千百年不曾有过的创作环境。纵观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几乎每十年便会发生一些重大事件，而一些事件甚至是革命性的，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有成功有失败，但都推动中国社会急速向前发展，使中国社会的面貌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不只是表层的，不只是剪去了不合时宜的长发，脱去了长袍大褂的束缚，换上了西装革履的光鲜；不只表现在奔驰的汽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等科学的进步和物质的繁荣；也不只表现在生命的觉醒、知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修养的提升，更多的是人们心理的变化：从古代人、近代人、现代人心理向当代人心理转化的过程，是从封建意识浓厚的心理向当代人普遍认同的民主、自由、公平心理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和变化又是快速的，远未终止的。正是这些高潮迭起、丰富多彩的历史歌剧，为当代的诗人们提供了前人无法比拟的创作环境和想象空间。

　　白话写诗其实只是新体诗创作的第一步，是诗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倒逼，是中国复杂社会现状、民众生活需求、文化程度、接受能力使然。正是这开创性的第一步，特别是一些文化和文学大家身体力行的创作，吸引了更多的文学青年和诗歌爱好者竞相模仿，才有力地推动了新体诗的迅速传播和繁荣。但可惜的是，出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文化精英们，他们不只是诗人，他们往往是激进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们有着比创作新体诗、研究新体诗更迫切的事业要做，他们要拯救将死未死的国家，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去唤醒受苦受难的民众，让他们拿起武器参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因而，这些“文学大家”在新体诗的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上往往浅尝辄止，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他们只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快节奏，只是着眼于眼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需要，无暇顾及新体诗的美学构建和艺术范式，他们只是为了记录而写诗，为了愤怒而写诗，为了说话而写诗，甚至为了写诗而写诗。这便导致新体诗成了白话文的分行体，不得不长期停留在口号式的呐喊、标语式的宣泄、“山歌民谣”式的零散。而以此为范式，其形式、结构和内涵必然缺乏科学的严谨性，无法融真善美于一体，也使认识、教育、审美和抒情等功能相互脱离，无法在艺术修为上迈出创造性、开拓性的一步。

　　三

　　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人口的流动又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与交流，并日益弱化着传统的约束力量，使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的纷争、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战乱和权力更替，既引发了诗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思考，也引发了诗人对自身命运和民众命运的思考。他们试图从不同的观点、立场、角度对严酷现实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并开出相应的救世良方。诗人们的价值观念一度引发了国家关于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争论，特别是随着大批诗人介入政治和军事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之间，诗人们更多地把自己的价值观移置于火热的生活之中，并以新的文学形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情感。诗人们在价值观念上的表现多元多样，而正是这种多元多样客观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传播和影响逐步加深，新体诗逐渐突破了古典诗学和现代诗学的种种体裁限制和人为束缚，在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上一直努力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技巧、新方法，并通过大胆引入西方诗学的表达形式，强化诗歌形式的自由度与传统音律和节奏的融合，使其更能符合大众的心理和精神需要，进而把诗的内涵与政治观念、哲学思考相融合，用诗歌阐释个体的生存意义，唤醒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呼唤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变革和社会运动。中国现代诗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所以，一开始便具有“革命”的反传统、反礼教的性质，一度试图打破旧体诗的传统和束缚，在形体上借鉴西方诗学，主动引进现代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悲剧主义的、美学主义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最浪漫最激动人心的时间，一度形成了一个千帆竞技、百舸争流的局面，一个求新求变的局面。诗人们或追求理想和自由，大胆反抗封建礼仪和封建专制；或面对现实，敢于直面最惨淡的人生；或试图走进民众的心灵深处，寻求生命的真正意义……但由于缺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特别是缺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支撑，一些诗学流派虽然表面看是相通的，彼此间有渗透、有影响，但大多只能流于形式，无法创作出与世界同一水平的，甚至惊世骇俗的优秀诗作。而一些诗人本来才华横溢，但因为革命、工作和其他文学创作需要，经常从一个熟悉的流派转变到另一个不熟悉的流派；或者从擅长对人内心的表现和分析，转向了对现实的解剖和对理想的追求；或者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使唯美的追求和现实主义的感伤一并流于形式，无法向更高层次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诗人倾其半生甚至一生，始终在新体诗的创作上磕磕绊绊，找不到新体诗的固有意蕴和深刻内涵的原因所在。

　　中国现代诗学是在反帝反封建和国家重建的呼唤声中诞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产生是中国特定社会的现实需要，急促的形变注定其无法全面支撑中国文化应有的厚重和博大。纵观人类文学发展史，一种文学形态的转变，或一种诗体的形成，大致要经过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演变，不能简单地因为历史和现实需要就仓促间异变出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学形态。诗、词、曲的文学演变，大都经历了几百年时间的探索、磨合、适应和普及，更别说一种完全陌生的诗学形态的产生。中国新体诗虽然借鉴和模仿了西方诗学的表现形态，甚至大胆突破古体诗的形式束缚，但却忽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丰富性和厚重博大的诗文结构。中国现代诗学在诞生和形成之初，只是一味强调否定、借鉴和突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视中国古体诗为封建残余，认为它是阻碍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没落文化，必须全盘否定和抛弃，用崭新的文学形式取而代之。这是中国新体诗在形成过程中的短视和急躁造成的，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和稳定，必须建立在长时间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积淀基础上，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缺乏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智慧叠加和灵感突破，仅凭一些文艺领袖振臂高呼是难以完成的。其结果只会造成整个文化体系的破坏和畸形发展，使后来者无法突破既有的模式，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打破业已形成的文化藩篱，只能在已有的形式上修修补补，创造不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学形态。

　　中国新体诗就是在这样的尴尬中孕育发展的，其所处的环境和结局自然也在预料之中。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新体诗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诗”了，其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既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也不同于由古典诗演变而来的创作方式更自由灵活的赋、词、曲等文学体裁，新体诗太过政治化、庸俗化和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因为忽略了诗歌内在的高雅、精致和唯美的特性，而被人们日渐忽略。也许正因为其轻飘浮躁的文风，其随意变换的文体，毫无章法约束的写作方式，让鉴赏者在满足一时的好奇之后，便也消散了对诗学的敬畏之心。当代诗歌无足轻重的社会地位，不是诗学的失败，而是这一文体还没有适应中国新文化的运行机律和发展节奏，还没有找到适宜的土壤，没有挖掘出属于自身的质的属性。回归古典文风已不可能，但重拾中国传统诗学的伦理精神，却可以推动中国新体诗的文化整合、精神重塑和内涵美化，继而重新唤醒人们对诗歌的深层记忆、潜在热情和艺术敬畏。

　　二○一五年一月写于安徽大学 登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