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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海读初中时，我刚刚11岁。那所中学的校园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我这么一个农村来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楼。但当时学校里的第一景观是飘飘拂拂的大字报，我们看不懂，只在纸帘间窜来窜去，捉迷藏。

　　记得第一节课是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从画满五线谱的黑板前走到钢琴旁，弹了几个乐句便张口领唱，他的声音，那么漂亮又那么沉闷。我们已知道，他刚刚被划为右派，正在检讨。他上课时，我们教室的窗口，经常有人头晃动，音乐老师一看，便只唱不讲，唱的声音则更加奇怪。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接到通知，音乐老师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到操场的角落里练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词曰：“1957年呀，真是个胜利年……”

　　没过多久，其他课程也很难正常进行了。大理石喷水池已停止喷水，旁边搭起了一个养猪棚，养猪棚边上又砌了炼钢炉。高年级学生养猪、炼钢，我们的任务则是到街上拾捡破铜烂铁，作为炼钢的原料。

　　2003年4月，一对恋人在上海陆家嘴的中央绿地草坪上晒太阳。

　　当时全民都在炼钢。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但对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却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种说法，即赶上赶不上的标志是看钢产量，于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炼钢。里弄铁门和各家各户阳台上的铁架，已全部砸下来充作原料，我们这些孩子再到哪里去找铁呢？谁拾到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钉就如获至宝了。捡拾了几个月所得寥寥，而喷水池旁炼出来的钢更是一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于是学校根据上级指示转移方向，让学生进附近的工厂劳动，说是要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是坐在课堂里读书。

　　于是上海人成了无根无基的一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不知自己属于哪块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怜兮兮。由此倒羡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乡音的前辈，他们活生生把一个故乡挂在嘴边，一张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派中国的专员拉奎尔教授曾说，里弄是上海最迷人的部分，“一看到它们，我的心里就一阵温暖。”

　　里弄是顽强地伸展在上海躯体上的一根血管。

　　老师们出发了，到一家家工厂去商量，希望他们能接纳我们劳动。这么多10岁刚出头的孩子拥到车间去，既无劳动能力又极不安全，工厂理所当然是不欢迎的。老师们只能红着脸一次次恳求，一直恳求得那些厂长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师而感动起来，才迟迟疑疑地同意我们去劳动几个月。毕竟不行，工厂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师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这么一家家工厂轮着转，初中三年，几乎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劳动之外也上课，老师们知道时间无多，总是像抢夺珍宝一样把那一点点上课时间抢在手里，精琢细磨。那些老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风度非凡，课讲得好极了。就在劳动的夹缝中，仅仅三年，我们的作文写作已达到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数学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来就可与同学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画出一道道著名的几何学难题，吵吵嚷嚷地证明起来。 心中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