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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然这种气氛已成为现在布拉格人所共知的一种性格，那么这种查证是迟早的事。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从他的高度来俯瞰这座城市。这位大师，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他在40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20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和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贴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当选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10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是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从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卡夫卡和他的签名及《变形记》手稿。

　　布拉格老城广场。 欧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