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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财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惟聚合，能使它开通、高迈；惟聚合，能使它辐射、发散。但与世界上别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巴黎更看重聚散过程中的选取和沉积，最终沉积成人文意义上的自得和固执，成为下一轮聚散的起点。

　　法国人，从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到一般市民，都喜欢热闹，喜欢显示，喜欢交汇，喜欢交汇时神采飞扬的前呼后拥，喜欢交汇后长留记忆的凝固和雕铸。结果，不管在哪儿发了横财，立了功业，得了名声，都想到巴黎来展现一下，最好是挤到塞纳河边。

　　挤到塞纳河边，一是因为环境好，有景致、有格调；二是因为视角多，便于瞻仰和传扬，包括在塞纳河的游艇上一一指认、静静观赏；三是因为底子厚，已经有那么多巨人名迹蹲在那里，谁能挤进去就能与他们平起平坐、隔代对话。

　　这情景，我觉得是法国贵族沙龙的扩大。当年朗贝尔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龙，便是一种雅人高士争相跻入的聚会，既有格调享受，又有名位效应，又有高层对话。马车铃声一次次响起，一个个连我们都会一见脸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从凄风苦雨中推门而入。女主人美丽而聪明，轻轻捡起贵族世家的旧柴禾，去加添法兰西文明的新温度。

　　卢浮宫博物馆。它始建于1204年，最初不过是一个用来存放王重档案和珍宝的碉堡而已。

　　塞纳河畔的沙龙没有这般温馨，而有一种体量庞大的奇迹般凝冻。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都是这个沙龙的参加者，因而连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灵包括那个最爱出风头的路易十四也没有资格充当主持人。正当巴黎人心中有谱口中难言之际，从遥远的海岛传来一个声音：

　　我愿躺在塞纳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柔情万种的巴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的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河边，而他一旦住下，这个大沙龙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

　　既然已经挤成了国际景观，巴黎人也就一边自豪一边挑剔起来，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发难，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甲胄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后来也佩服它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是世界博览会要请它做标志，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

　　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对此，我们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们在卢浮宫背面的地铁站入口处拍摄，因为今年是巴黎地铁的百年纪念，正好做一个节目。两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直看着我们，最后终于走过来，问清了我们的国籍，然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恳求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地铁了，应该让中国观众欣赏一个古典的巴黎。”

　　我们笑着说：“地铁也已经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岁大寿。”

　　他们说：“中国应该知道100年是一个小数字，巴黎也知道。”

　　这时，我们请的一位当地翻译走了过来，告诉我们，巴黎有很多这样的市民，爱巴黎爱得没了边，有机会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个市长，就怕外来人看错了巴黎，说歪了巴黎。

　　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可爱又太多事，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便通过这位翻译与他们胡聊起来。我说：“你们所说的古典我们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说中最让人神往的一个秘密角落。”

　　这下他们来劲了，问：“巴黎圣母院？”

　　我笑了，说：“这怎么会漏？第一天就去拍摄了。我说的是，巴黎的下水道。那么多惊险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脚下暗暗进行，真有味道。”

　　他们说：“其实只要办一点手续，也能拍，下水道的口子就在塞纳河的沿边，很大。”

　　我说：“现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水道的设计师，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巴黎地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间。100年前，建造地铁的勘探师们一到地下便感佩万分。”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我说：“这将是我们今天所拍片子的开场白。”

　　这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不劝阻我们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体心理。

　　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40万件，件件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槛。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40万件其他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他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丽莎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沉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在离开前匆匆投注一个礼貌而抱歉的目光。

　　胜利女神的残雕也算是备受尊崇了，雄踞在一个楼梯的平台上，但从她所展现的冲天气势，这个地方仍然太小。可见，连主角也受了委屈。

　　艺术家已死，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而且活到了卢浮宫，这是他们的成功，但他们无法想象，那么多杰作活在一起，相当于几千年来无数个历史名人全都活着，挤在一个屋顶下争奇斗艳、唇枪舌剑，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

　　18世纪的卢浮宫内景。

　　“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全景图

　　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酸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欧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