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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里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界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

　　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俗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

　　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有不少是在**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进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众多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出走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