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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出走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