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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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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孔子在年岁已高的时候花费十四年时间游历各国,充分显示了他强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仅仅指身体,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对不同空间、不同事物时的一种能力,一种敏感,一种兴趣,一种试探,一种回应。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真实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追寻着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足迹,出发上路,不断地走,从埃及走到巴比伦,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亲的遗产用完了,回到古希腊,被控告挥霍财产。在法庭上,他朗读了一路上写的《宇宙大系统》,征服了法官和听众,不仅打赢了官司,还获得了高额奖赏。这个官司给欧洲后来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启发,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

  余老师好像一直很强调这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生命状态,您写《文化苦旅》似乎就有点践行这种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

  是的。我很早就发觉,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当外在原因发生了变化,他们还是不行,那只能是内在原因了。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直到现在,大量“伪精英”、“伪斗士”的出现,都是使足了劲在狭小的圈子里装腔作势、尔虞我诈。这种状态实在让人不敢对比两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觉得,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回来了。回来以后,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个一个接踵而来。他刚回到家里,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几年,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动别离,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代价实在太沉重。这中间的默默牺牲,其悲壮程度,不亚于古希腊悲剧。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

  王湘宁:

  好在他还有子路,有颜回,这些跟了他那么多年的学生,还能够让他有个寄托。

  余秋雨: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但对颜回的去世,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噫!天丧予,天丧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过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时卫国发生内乱,子路闻讯,赴难就义,死得很惨烈,被人家剁成肉酱。差不多同时,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一个老人,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学生的去世,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

  至少,在吃闭门羹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郑国和学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门口,学生们在找他。有人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有个人,疲惫惶惑有如丧家之狗,大概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吧?子贡顺着这个人的指点找到了孔子,并把这个人的话告诉他,孔子笑了,说:说我像丧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见这是一个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幽默不起来了。面对亲人和学生的一个个去世,他感到非常紧迫。他回来后任务很重:一方面,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拜到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来者不拒,要给他们开课;另一方面,他还要大规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这是一部编年史,中国编年史的体裁最早就是由此开创的。在思想内容上,《春秋》还提出了大一统、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观念。

  裘小玉:

  这些,也就是后来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可能汉武帝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

  一部编年史变成了一部政治学,这个学术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中外一些顶级哲人的思维,是通过讲述往事来体现的,这比“裸露状态”的哲理更有价值。因为失去了时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离开树枝的落叶而已。孔子以编年史的方式表达的政治观念,证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过的,因此已经具有实践参证。

  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有人在西边狩猎获得了麒麟,他听到以后,心中一震,说:“吾道穷矣。”他感到上天给了他一个信号,他已经靠近大限了。因为麒麟是仁兽,仁兽被猎,就意味着一个重要人物要结束他的生命了,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于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写了四个字:“西狩获麟。”《春秋》就此结束。

  《春秋》后面的篇章,是他的学生补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的“编年史”也结束了。他开始得病,得病以后更觉得自己真的要离开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来了,梁木要断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活了七十三岁。

  先秦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但奇怪的是,“仁者寿”,智者亦寿,先秦诸子的寿命都很长。墨子活了八九十岁,孟子八十四岁,庄子八十四岁,荀子七十八岁,比起来孔子算少的了。当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韩非子,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多岁。总的说来,先秦诸子以高寿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厦的建造,而这个思想大厦当中,最被历史记忆的还是孔子这座大厦。

  司晨:

  我记得鲁哀公还专门作了诔文悼念孔子,这好像是最早的诔文。中国的事情很奇怪,伟人活着的时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后,才纷纷醒悟那个人好伟大。

  余秋雨:

  这种情况现在还是这样,活着的人总是有“争议”,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争议”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争议”结束,立即“伟大”。但孔子的死确实是一件大事,因此当时的葬礼比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

  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

  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

  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

  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

  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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