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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留出来不多的时间，来稍稍直面屈原的文学成就了。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诗人。这种说法遇到了一个小障碍：“第一个”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诗经》。

　　《诗经》很了不得。这三百多篇诗，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不朽诗情。我一直认为，古代比现代更有诗意，《诗经》就是最早的证据。

　　但是，《诗经》虽好，却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诗人。《诗经》中虽然也有少量署名，但我们认为那是对集体创作所采取的一种个人署名方式，还不足以指向一个个明确的个人。在《诗经》里，不管是由宫廷采来的乐歌，还是从乡间取来的民谣，都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整理，本质上还是集体创作。

　　请大家品味一下“诗经”这两个字。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以诗为经”，把诗当做族群精神的经典，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开端；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我们现在重新向往一种诗化的生活，希望在繁杂忙碌的尘嚣中升起袅袅诗意，使精神不再苦涩，使生活不再窘迫。这也就是连现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谓“诗意地栖居”。

　　在诗意上，人类有一种共同失落。几个伟大文明的开端都有一个史诗阶段，都以诗的语言来奠基一个民族的基础话语。遗憾的是，就像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所说的，大家越到后来越没有诗意了。中国与其他古文明的史诗传统有一点差别，那就是，中国的《诗经》主要是散篇抒情诗，特别在乎脚下的现实悲欢，在乎散散落落的亮点，而不太在乎叙事的整体结构。这也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别的民族不一样。在我看来，西方民族诗情的宏伟性和整体性也许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态方式有关，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则决定了诗情的真切、散落、随性。

　　《诗经》是四言为主的诗体。用如此简洁的汉语短句表达出如此经典的喜怒哀乐，又表达得那么大气从容，实在让我佩服。现在不少人在呼吁让孩子们从小读经，开了好些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诗经》，可见那些人只愿意向孩子们灌输教条，而不是诗情。实际上，当年诸子百家们在黄河流域走来走去的时候，不管哪一个人，坐牛车还是坐马车，或者步行，心中总是回荡着那些诗。虽然他们不一定是诗歌爱好者，但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风尚。墨子行走十天十夜，他看到树丛，看到炊烟，看到草堆，脑子里也一定会出现《诗经》中的相关句子，更不要说孔子、孟子了。

　　现在我们的生活太缺少诗意，却泛滥着大量似诗非诗的花哨空话。这使我们面对祖先时有点汗颜。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诗经》就像一种平原小合唱，而屈原，却不要合唱，只有个人；不要世俗，只想超迈；不怕孤独，只想远行。

　　与诸子百家相比，屈原也与他们很不一样。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道尽在我心”的导师形态、教主形态，像一尊尊雕塑一样矗立在学生、门徒们面前，等待他们提问，然后由自己作出解答。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浑身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去训导别人。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苦恼、哀怨、分裂。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么一个孤独人物的出现，看似偶然，却与《诗经》和诸子百家都划出了鲜明的界线，因此，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

　　丛治辰：

　　《诗经》作为中华先祖的歌吟，确实是一种集体话语，我觉得这可能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的早期文明长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旷野千里，那里适合于聚族而居、相邻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产又丰裕，适合满足个体生存，于是就容易产生个体化的诗。秋雨老师您也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原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

　　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诗人的自立与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你说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物产不乏，滋长了个体生存，这说得不错。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种环境，例如树木幽深处的花开花落，奇山怪水处的似梦似幻，巫风浩厚处的神人对话，大江险峻处的力量气势……正是这一切，熏陶着他，塑造了他。结果，像《诗经》那样的黄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悬崖独吟曲”。

　　万小龙：

　　说到这里我想应该把“诗人”做另外一种解释：并非只是一个写诗的人，而是一个在生命整体上充满诗人气质的人；不是以一种哲理的方式讨论生活的人，而是以高度敏感来表达内心、灵魂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特殊感觉的人。

　　余秋雨：

　　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诗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两种诗人。一种就是你所说的只是“写诗的人”，看到云，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写云、写水的诗句；另一种人则相反，他本身就是诗，比他写出来的诗更像诗。他的思维、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团痴迷的天籁。他有点怪异，很可能不擅长交际，大家都不愿意把太多的荣誉交给他。结果，“诗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种人，也就是“写诗的人”头上。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起一件小事。两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论述二十世纪的古体诗，有的以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会地位来排名，我觉得不妥，便自己动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学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国二十世纪古体诗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郁达夫，第二位是苏曼殊，原因就在于他们在骨子里就是诗人，而不仅仅是“写诗的人”。我一排出来，很多深谙此道的研究者都点头了。原来他们也知道其中深味，却没有胆量避开重要人物和重要话题。

　　其实，诗人就是诗人。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诗的时代。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