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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

　　唐代的文人总的说来是自由的，但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使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杰出的文人常常会担任重要的官职，面对社会接连不断的动荡，宋代文人似乎早就有多种思想准备，包括捐躯，包括毁灭。

　　我前面说过，宋代空前绝后地把一些最高等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最高等级的行政职位上，这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遇到过的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对于这个题目，我本来觉得可以轻轻放过了，但昨天一想，还应该再谈论几句，因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范例。

　　让顶级文化大师担任顶级行政职务，这个历史现象，你们平时想过没有？对于这几个文化人，你们有什么印象？

　　罗璞：

　　就说王安石吧，其实他很有才华，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由于他文学上的才华以及治国上的才干，很早就名动朝野。后来成了改革派的中流砥柱和旗手，掀起了一场比较大的政治风潮。

　　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已经确定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了，王安石变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变法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者心目当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忽略。

　　吕帆：

　　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还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就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我们就姑且称他为保守派吧。另外，司马光也是非常厉害的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我至今还没看完呢。而相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就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是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这些措施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

　　这样的顶级文化人在从政时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各种矛盾就比较复杂了。

　　像范仲淹，他想从原有的官僚体制里面做改革，凭借着习惯化了的价值系统来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要从经济改革入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的地方财团恼火了。要执行这些法令，需要有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又不支持他，然后想想不对，又去支持他，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对于司马光，我们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保守派。司马光知道宋代的问题的确很大，但正因为大，就更要“守常”，对已有的结构不要变动得太激烈，避免让整个社会产生心理危机，加剧动荡，这是司马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于是两方面的对立产生了。最后的裁决权，在于皇帝。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几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过，后来完全是因为在革新观念上的差异产生了对立，并不存在要把对方消灭了的意图，这就是君子之争。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同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身边都有一个极被信任的小人，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边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司马光身边的那个人比较有名，叫蔡京。这两个小人把事情全搅浑了，把变法变成了两个人的情绪争斗，双方都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变成了一笔三翻四覆的乱账，结果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争的悲剧。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当政，保守派得势，司马光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推翻。王安石当时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两度做过宰相的人在南京郊区江宁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住着。但是，有一天，他听到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苏东坡来了。君子与君子之间，不管政治观点多么对立，心头总有一份潜藏的互敬。王安石决定去见他。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之后，已经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传遍全国的佳作，他的文学造诣太高了，超过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东坡的，苏东坡看自己一路风尘仆仆，衣服打扮也不对，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这个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这说明他们两个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那就是可以解除礼仪、观点、官职还能轻松晤谈的人。两个疲惫的文学大师还一起游玩了好几天。玩的时候当然不可无诗，一写诗，两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的，那是1086年4月。司马光下令将其厚葬。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死了。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司马光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做元佑党人，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在元佑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人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而且几乎无可挽救。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是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这种漫长的危亡，用文笔记录了这种强烈的失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当然，也是特别刺激的凄楚笔触。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这些人，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

　　陆游号放翁，据说是因为他为人狂放不羁，又经常被贬官、放逐，所以朋友们说他颓放，他自己也就自得其乐了。他的人生命运是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块儿的，他死前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就号醉翁，他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在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了。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

　　王牧笛：

　　和陆游一样，辛弃疾的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渴望“沙场秋点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是喊着“杀贼、杀贼”而死的，这一年是1207年，距今八百余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义士致敬。

　　刘璇：

　　文天祥的命运可谓是最坎坷的了。1276年金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就被太后派去与金军谈判，被金军的将领伯颜羁押，逃出后又与当时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意见不合。后来文天祥领兵到广东一带抗击元军，但两年后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岁被处死。文天祥的身世与当时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可用他的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而文天祥应对情势的表现则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伟大而崇高的民族气节。

　　丛治辰：

　　我们都知道陆游是爱国诗人，但这种爱国其实贵在坚持。陆游的《示儿》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操其实并不难得，因为刚到南宋时，大家都有这种情操，可南定日久之后，就滋养了惰怠的情绪，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情绪就占了上风。以前跟陆游一样有过这种爱国情操的其他诗人，后来都转向了山水诗的写作，只有陆游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还是《示儿》。我觉得这种自始至终不忘北定中原的情**们应该铭记。

　　余秋雨：

　　这些文人，想从军事和政治上挽救一个王朝，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奔命呼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文学王朝被他们建立起来了。

　　军事和政治的王朝，看起来是那么崇高、那么重要，但是，真正永恒的崇高却属于他们自己手下的那个文学王朝。

　　他们不知道，那倒罢了，问题是，直到今天，连很多文学史家也不知道。

　　除了你们刚刚列举的几位外，我还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李清照。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女词人乍一看与政治、军事不应该有太多关系，却也因为身处多事之秋，几乎把整个身心都牵连进去了。她与丈夫赵明诚相亲相爱，但两方的父亲却处于政治斗争的对立面。赵明诚去世后又有谣言诬陷赵明诚私通金国，结果使李清照此后很多年都要为洗刷亡夫的恶名而长途奔波，直到最后不得已而再嫁，再嫁又嫁错了人，离婚又要判罪……一系列想不到的麻烦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纠集在一起向李清照扑来。李清照不知承受了多少无法承受的惨重打击，但她到最后也未必明白：她为之奔波半生的那种政治名誉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文化名誉却已经在她的长吁短叹之间完满建立。也就是说，她在重重困绝之中随手写下的那些词，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不灭珍宝而光耀千古。很快，中国知道她悲惨经历的人已经几乎找不到，而熟读她作品的人却成千上万。时代容不下她，她却成了时代的代表。从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时代是多相位的，在文化相位上，时代从一开始就已经悄悄地封她为女王。她的事情，我在一篇谈名誉的文章中曾详细地说过，大家有空可以找来读一读。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