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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学历比金庸和贾平凹都低得多，只接受过一点点乡镇的初级教育，十二三岁就辍学了。但是后来，他写下了三十几部世界文学经典，动用了两万多个英文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丰富的作家。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不少人怀疑那些作品是不是他写的。那么，按照他们的推理，真正的作者应该是谁呢？好像应该是那位十二岁就进剑桥大学读书的培根，或者是获得过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的另一位作家马洛，甚至有人还推断是伊丽莎白女王自己写的，因为只有她才有那么多的宫廷知识和词汇。这种推断的思路我们其实很熟悉：就是大学，大学，只能是大学，除非是皇上。
……
一个小孩子问妈妈：“天下的风雨雷电，都是气象站那个百叶箱里制造出来的吗？”妈妈惊奇地看着孩子，思考着产生这种误会的原因。莎士比亚就像那风雨雷电，至于那个百叶箱像什么，就不必深究了。
如果时空倒转，你认为司马迁会去考历史系，鲁班会去考建筑系，郑和会去考航海系吗？请不要怜悯他们，说他们那时没有大学。
人际关系
据我观察，除了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几乎完全是毁于火山爆发之外，古埃及的遗传疾病是保守，古巴比伦的遗传疾病是残忍，古波斯的遗传疾病是奢靡，古印度的遗传疾病是蹈空。它们当时都没有引起警惕，甚至都把疾病当作了优势。中华文明的遗传疾病是什么呢？是内耗。去年我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论述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
我在那种场合论述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性，是为了反驳“*****”；至于另一半，什么叫内耗文化，我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赛义德在著名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当中曾经引过约翰·布坎在一九二二年所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我读一下，他说：“中国有几百万最好的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儿闹得毫无创意。所有的努力加起来都是一场空，因此全世界都在耻笑他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使全世界没法再耻笑了，但是中国文化的内耗本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失。就连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他在晚年也承认。我听过他的演讲，他说：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为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没有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
请大家注意，一种把心思主要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的文化，那必然是内耗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我想只要看看清官电视剧就知道了。
四库全书
要说历史遗产的分量，我想最重的当然是《四库全书》了。乾隆皇帝指派纪晓岚领导当时中国一大批最有学问的人编的，从一七七三年到一七八二年，花了十年时间。这项文化工程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绝大部分的重要文献，被称作文化上的又一座万里长城。《四库全书》永远值得崇敬，但作为现代文化人也忍不住要问一句，就在中国高端知识分子合力投注《四库全书》的这十年间，西方发生了什么？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这场对比引发了中国文化后来大量的激进话语和争斗话语，但结论性的话语却是那么简单，那就是创新、创新、创新！
说到这里我又要对文化素质做一个补充了：我们心中的那杆秤，不能光是摆弄自家的物件，还要度量天下。
对比
我查了一下，就在这十年当中，就是我们编《四库全书》的十年当中，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首条铁铸的路轨，英国建成了首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还有一对兄弟发明热气球实现了第一次的自由飞行，卡文迪许证明了水是化合物……
也许有人会说，你指的是物质科学，西方确实走到了前边，我们中国重视的是精神领域。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就在这十年当中，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而伏尔泰、莱辛、歌德、孔狄亚克也都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
那么，我们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也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吧？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注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
继承和建设
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理完了自己的远年祖宅，发现它竟然如此精致典雅，真让后代满心荣耀。
但是，凭窗眺望，发现远处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空地和建筑，又有很多人在奔跑和跳跃。一问，那叫“运动场”。
自嘲
我们对“四大发明”能不能顺着鲁迅用过的自嘲，也愉快地自嘲一番呢？比如我曾经这样设想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但是主要是用来放爆竹；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但主要是用来看风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但主要是用来剪窗花；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印刷术，但主要用来印年画。如果认为这样自嘲有损于民族形象的话，那也可以加一句：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喜欢侵略性的战争和航海，因此，把一切发明都运用在民间节庆上了。当然，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儿阿Q，但至少是碰到了一点点幽默。
遗产
我们现在可以在书店里边大量地看到诸如《孙子兵法与经商理念》、《从三国演义学习社会管理》，《从清官戏学习现代政治智慧》等等书籍，我觉得实在让我们的祖先尴尬了。战争本来与经商是两件事，甚至可以说是经商的天敌，是两种文化，很难调和在一起，而三国时代本来是最缺少社会管理的混乱年月，清宫里边的权谋又恰恰是现代政治智慧的反面，我们怎么可以把它们全部反着来，把最大的弱点当作学习的典范，真可以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人们不太喜爱的历史遗产，对一个文明国家来说也应该保存。但是大家记住了，保存不等于延续，要延续，只能在喜爱中实现。这我要说一个真实的笑话，我也曾经给董建华先生讲起过，**一所大学的三位学生有一次跟我说：“余先生，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喜欢中华文化，现在我想告诉你，我们决定不喜欢了。”年轻人的这种天真而又绝对的说法当时我觉得很吃惊，我仔细得问了一下，问了一下原来才知道。他们选了一门叫“中国文化”的课，他们不喜欢那本教材，不喜欢那种教法，他们把中国文化缩小成了一门课了！我听了以后就笑，但笑了以后呢，又很快把笑声收住了，因为这些年轻人放弃这门课之后，今后还有可能系统学习中华文化吗？可能这种机会很少，而且现在的不喜欢也阻止了今后他们的进一步选择。
所以我当时就叹气了，我想我们的同行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把重要的遗产变得那么不让人喜欢呢？我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回答，他们是这样想的：只有不让人喜爱，才让人尊敬。
绕口令
在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和历史遗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着几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越是地区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这几句绕口令式的话，到底是谁说的呢？好像开出过很多伟人的名字，但查下来好像都没有这么说过。
我不知道下届奥运会开幕式来表现中国文化的时候，是不是继续折腾三张王牌——功夫、脸谱、锣鼓？
功夫没有表情，脸谱遮盖表情，锣鼓夸张表情。但是，中国文化应该还有一些丰富的正常表情吧？
真实和艺术
电影《霍元甲》的官司，简单说来就是霍元甲的后代认为这部作品有的地方不符合霍元甲先生的生活真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劝霍元甲先生的后代几句，当然法院和传媒也听听，因为这里边牵扯到艺术上的基本法则。
鲁迅说，后人把诸葛亮的聪明写过了头，把他写得近似妖怪了。我希望诸葛亮的后代不要因此而提出控诉。同样，水浒好汉被写得太残忍，包公的脸被写得太黑，刘罗锅的背被写得太驼，他们的后代都不要生气。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那些真名实姓的英国古代国王是穿牛仔服的。鲁迅《故事新编》里大禹治水时的学者是讲蹩脚英语的。迪伦马特笔下的西罗马皇帝罗慕鲁斯，是因为热衷养鸡而亡国的……
如果一切都符合历史真实，还要艺术干什么？
文人
谁是文人？到底是指知识分子，还是特指人文科学领域里边的知识分子，还是泛指一切舞文弄墨、写写弄弄的人？有人说，文人就是指现在的文联系统所管辖的那些人，那就变成行政归属了，好像不太科学。比如我现在就和文联、作家协会就没什么关系，但是偶尔也免不了做做文人的事情。
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社会上文化的命题是越来越大，而自称文人的人却是越来越少。文化界的转型速度落后于整个社会的转型速度，但是整个社会又经常要向它讨取精神资源。结果它就变得非常怪，往往是口气很大，姿态很小，半是自卑，半是自傲。这种尴尬状态就会使很多真正有分量的文化人不愿和它沾边了，总是纷纷离开，它的圈子越来越小。
伪精英标本
伪精英的主要姿态是反对世俗、鄙视流行、抵拒沟通、抵拒传媒，而真精英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推倒这一切界限，为民众承担责任。
我记得在**的一次聚会当中，有一位中年的华人妇女遗憾地对我说：“你们刚才在谈论的**明星，我一个也不知道。”这使我大吃一惊，就一个个问她了；“你没有听到过林青霞？”“你没有听到过周润发？”“你没有听到过成龙？”“你没有听到过张曼玉？”没想到她一一摇头，然后抱歉地说：“我们英国人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我根本不相信这位出入**交际场所，又讲一口通俗华语的妇人真的没听到过这么多**的明星，只知道她是在与普通人划清界限。这就是一个伪精英的可笑标本。
文明的袜子
不同的文明进入到同一个人的心灵，当然也会产生某种撞击和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夸张这种撞击和矛盾的严重性，因为我们自己会凭着自己的需要来作出选择，作出比较，然后产生一种协调。对于自己不选择的那些文明，我们也可以作为异态文明来欣赏。实在欣赏不了的，也可以让他存在，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完全消灭。
这种心态现在其实越来越普及了，但文明冲突论往往是在消减这种健康的心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举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遇到的例子。我过去也多次讲过，比如一种心态比较固执的人到百货店里去买袜子，我们设想作这个比喻，他这个固执的人认为，绵织袜是唯一的选择，他们能够说出蚕丝袜和化纤袜的种种不是，甚至认为必须要把它们淘汰，而要大力地弘扬所谓的“棉袜文化”。正常的心态不会这样，正常的心态认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可以对袜子有不同的选择，即使在同样的季节和同样的年龄也可以买来各种各样的袜子。自己实在看不上的袜子，那么别人看得上，和你没什么关系。因此，一个理想的百货店，应该是有很多可供不同选择的袜子，而不是说有一种被公认为最好的袜子……
诗人的坐标
……永远有大批的学者在惋惜，就是屈原和李白报国无门，在政治上很不得志，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看很多很多书都这么写，那么请问，如果屈原和李白报国有门，在政治上非常得意，深受朝廷重用，每天忙于公务，你们该满意了吧？但是，哪还有屈原和李白吗？
屈原虽然做过官，但本质上是个诗人，李白虽然见过皇帝，但更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我们评判他们的坐标，应该是文化坐标而不是政治坐标，不应该是政治坐标。但是在我们中国，最强大的永远是政治坐标。大家想想看，写屈原的生平，有谁认真地研究过他的文化观念与原始山川的关系？他的诗句的节奏与民间祭仪的关系？我们谈到的，永远是他的政治遭遇，而且把他的那些伟大作品看成是他的政治遭遇的直接反映。大家想想看，在中国历史上，政治遭遇比他坏的数以万计吧，政治遭遇比他好的也数以万计吧，为什么都没有成为屈原呢？
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这么个结论了，就是：文化，并不是政治逻辑的延伸，它应该有自己的逻辑。
庭院深深深几许，
云窗雾阁常扃，
柳梢梅萼渐分明，
春归秣陵树，
人客建安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
如今老去无成，
谁怜憔悴更凋零，
试灯无意思，
踏雪没心情。
词人
我想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知道李清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为了一个政治空名浪费了很多生命的时间。
她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在当时是很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写过一本大家都知道的学术著作《金石录》。赵明诚不到五十岁就因病去世了，在他病重期间，当时宋王朝和北方的金王朝正处于军事对峙之中，有一个来自于金王朝的人叫张正卿，拿了一把玉壶叫病床上的赵明诚鉴定。赵明诚立即就判定那把玉壶不是真玉做的，是个赝品，张正卿也就拿回去了。但是，就在赵明诚死后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个谣言，说赵明诚把一把玉壶送给了金人张正卿，因此有通敌的嫌疑。
这是一个以谣言为基础的政治罪名，使李清照觉得非常不安，她要努力地为死亡了的丈夫洗刷，因为在历代中国文人的心目当中，政治气节是头等大事，尽管在现在看起来当时所谓的金人完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李清照要捍卫自己丈夫的学术地位很容易，但是要洗刷他的政治罪名却很难，因为她没有办法让世人相信，那把玉壶是人家送来鉴定的，而不是丈夫送给人家的；她更无法证明，那把已经不知去向的玉壶是一个赝品。结果，她只能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和丈夫多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南宋王朝。她的想法是这样的，她的逻辑，就是现在南宋都快要被金人灭亡了，我都愿意把自己家里的全都文物捐献给它，我们怎么可能把小小的一把玉壶在当时送给金人呢？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只有诗人才想得出来，当时谁也没有理会，南宋王朝当时只管一路逃命，逃奔，整个王朝就在逃奔。可怜的李清照居然带了那么多文物一路追赶这个王朝——逃奔中的王朝，王朝逃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千方百计要献上去，结果，一路被抢、被偷、被骗，李清照实在太可怜了。
她完全不知道，那个政治谣言，那个政治罪名，实在一点儿也不重要。真正让她名扬千古，也让中华文化增光添彩的是什么？是她在沿途的劳累中偶尔吟出的诗句。
序言
说到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我想提一件二〇〇五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从台湾到大陆访问，与国家领导人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构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全世界都关心。连战先生的夫人连方瑀写了一本访问实录，由连战先生写序。但是，他们觉得还应该有一篇“首序”，叫谁写呢？想来想去，他们选中了我，据说他们还经过“高人指点”。
我是一个连最小的官职也没有的最纯粹的文化人吧，接到写序的邀请的时候稍稍有点儿吃惊，因为这件事情、这本书在政治上是太重要了。但大概也就是吃惊了一分钟吧，我立即又心平气和了，觉得这本书的序言确实应该让一个文化人来写。我在序言的开头就讲了这个理由。
我是这样说的，在很多中国人的习惯当中，政治总比文化大，其实，历史上很少有政治事件值得文化来评述。或者说，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事件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那么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这件事，就是极少数具有文化价值的事情之一。它够格了，因此，值得我来评述几句。
文学化结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共两党的血火斗争，不仅塑造了两岸的政治心理，而且还铸就了两岸的文化心理。几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在这种对峙当中形成的。这说起来比较复杂，深刻也深刻在，文化心理结构，它比政治结构更稳定、更深入，但是这种长久形成的文化心理能够在全国的电视直播当中愉快地消融，这又构成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现象了。因为政治现象只集中在少数政治人物和政党政治之间，而今天那么多大陆民众竟然不再在乎深植心头的原先的界限，兴致勃勃地关注连战先生的演讲风度和连战夫人的服饰笑容，这就远远地超越了政治之外了。所以，台湾有的评论家不在乎这么一个庞大的文化心理的改变，只是说连战先生的演讲当中有哪个政治观点讲得不错，有哪两个政治观点讲得不对，这就又把文化拉回到政治当中去了，就显得很小气。
我在那篇序言当中又特别赞赏连方瑀女士那本书的结尾，访问结束的时候，他们到上海的一家餐厅去用餐，才知道这家餐厅原来是白先勇先生家的住宅，而白先生的父亲正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连方瑀写道，餐厅的窗外是苍老的梧桐树，她回首一看，在点点的月光下，有尹雪艳婷婷袅袅的身影。大家知道，尹雪艳是白先勇先生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
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政治化的结局，比这个文学化的结局更大气。
效果
记得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年学者发言的时候频频提到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做子先，一个叫做西泰，实在不知道他在讲谁。会后一问，原来他是在说徐光启和利玛窦，不知道他从哪里查到了他们的字号。他还微笑着说：“对古人哪能直呼其名！”他做了这么一个技术处理之后，效果是什么，就现场没有一个人听懂他的发言。他为这种效果感到骄傲……
请注意，这种故意制造艰深和不懂的伪精英文化正在逐步地蔓延。蔓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落，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心理，被一些投机文人利用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边，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好像有那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假洋鬼子”阶段，突然间很多文章和发言当中都夹带起了半生不熟的英语词汇，如果连这个也办不到那么就研究了所谓“港台文学”，直到后来连小学生的英文也超过了这些，港台作家更是在大陆街市间成了寻常人，这个阶段才宣告结束。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这是那些人被广大民众冷落以后所表达出的愤怒和自我安慰，这一看就懂了。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这是他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从烟尘迷茫的远处找到的一个新的欺骗点，果然把海内外某些媒体骗住了好一阵子。
深刻的是，参与伪精英文化的除了这些投机文人之外，还有不少好人，甚至于挺好的人，这很有意思，我们以后还要慢慢分析。我在文化界有一个可爱的朋友，犯了一个可爱的错误，影响了他的声誉。他想改变这个局面，找了一个机会作了一次学术发言，发言前他来问我，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概念，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黑格尔是怎么说的。我一一告诉了他，结果他的发言果然是佳评如潮，大家说他毕竟是学者本色。
道德风貌
几年前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有关重建当代公民道德的座谈会，很有趣，有几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的教授参加。其中有两位中年教授的发言让人一听觉得高不可攀，他们提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风貌应该是汉代儒生、魏晋高僧加英国绅士，把这三种人品风貌结合起来。对此，有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年教授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风貌，还是应该以现代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烈士作为基准。他们的发言使我再一次看到了自己告别已久的高校文科教授的水准，至少是部分水准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还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些举止细节。他们中有两个人迟到了，进来的时候快步走到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面前热烈地握手，但是他们完全不在意当时正好有人在发言，被他打断了。这几位教授都是抽烟的，在会议中间还隔着桌子把香烟丢来丢去，而小小的会议室里还有不少女士。我甚至于发现，他们在散会后坐电梯下楼时也没有掐灭香烟。
这次会议以后我想了很久，汉儒、高僧、绅士、英雄、烈士，全被裹卷在他们随口吐出的烟雾里边了，再也看不清面目。
以英雄人物来替代社会公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就像一个居民社区里的水管断裂，你不组织抢修，却举出一幅大禹的画像来闭目念咒。
没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呢，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是这种抱负是政治性的，在封建集权下，没法实现，所以只能流于空谈。一代代空谈下来，就严重地降低了文化的有效性认知。
对于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的凄风苦雨当中，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作出过沉痛的反思。他们发现，那些高尚的文人基本生态可以用两句诗来表达，那就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简单说来就是一生都在空谈中等待危险，如果能够等来危险的话，就用生命来报效朝廷。这确实与一般的投机小人不一样，但问题是危险真的来了，这些高尚文人真的管用吗？学者李光地分析了著名的理学家方孝孺，把他作为例子来说。方孝孺大家知道是十五世纪初年一场政权争夺战当中建文皇帝一边的首席智囊，失败以后死得很惨。但细细回想起来，他为建文皇帝所出的主意，每一个都犯了可笑的错误。
李光地说，在平日，方孝孺先生被全社会推崇为“旷世一人”，但是如果让他来处理危机的时候却全错了，问题就在于他的学问大有问题。
李光地还分析了另外一类的高尚文人，不断地为某一些政见顶撞朝廷，等于是自寻危难，非常勇敢，例如有一个一次次与崇祯皇帝当面争论的黄道周，他就是典型。但仔细一想，他的那些政见，就是在勇敢包裹下的政见，实在是迂腐可笑，对天下苍生几乎是毫无意义。李光地认为这是犯了“行有余而知不足”的大病，也就是说行动有余，见解贫乏，以空洞那种勇敢来取消文化的思考力量。
国手和博士
……颜元还举了医学上的例子。他说，医生，为的是治疗疾病，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我是劳心者应该通过阅读很多很多医书才能成为“国手”，医疗技术呢，那是劳力者的事情，我不必要多学。结果，这种“国手”越多，天下的疾病和死亡也就越多。
颜元这个例子在今天还能得到印证。我有好多医学界的朋友，他们老提醒我，他说到医院去看病，不必刻意地去挑选“医学博士”。如果这位博士是因为读书读得多而获得学位，又因为学位而取得了“相当于主治医师”资格的，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他未必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应该永远清醒地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治病，是康复，而不是医生的学位和他的姿态。 历史的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