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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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秋雨老师,您在为我们讲授《中华文化史》,我想问一个起点性的傻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也在各种学术书籍中找过文化的定义,都太长、太杂,什么都包括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范围却很小,主要是指从事人文学科的那些人,有时连工程技术人员也挨不上。我们这些同学都信任您的明快、简洁,请您给我一个答案,好吗?
答:
凡是傻问题,往往是根本问题。考古学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动的痕迹。行政官员心中的“文化”最小,是指宣传加娱乐。一般民众心中的“文化”最杂,是指古文、英文加文凭。其实,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这些年不少跨国婚姻终于离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异”。这就关系到了文化的要害。那么,就请你听听我给文化下的一个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问:
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但我对“集体人格”的说法还是不太明了,能解释两句吗?
答:
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
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那么,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
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和“觉者”的影响更大。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文化,可以把“君子”和“觉者”作为重点。
问:
“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
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
现在社会上最热门的“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三国计策、生存智慧、制胜方略,几乎全都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秋雨老师,这一切,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
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很多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
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
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我家乡的哲学家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
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
对。可以问问一切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
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可怀疑?
答:
正因为很多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
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
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我在十年前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
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
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也有人想多说一点,但抬头一看这位最有辈分的老祖宗默然在上,也就不敢说了。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仅覆盖面积就是世界其他文明总和的十几倍,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
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那也是一个“做减法”的大海。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这会使文化财富和文化垃圾一起走向低效。我们学校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他们都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
你很棒。所谓“低效”,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低消耗”,近似于物理学上的“低熵”。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
在我们刚才简短的请教中,秋雨老师随口道出的一系列重要观念,与目前文化领域的多数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例如,您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文本形态,而是集体人格;您认为世间很多文化行为起到的是负面作用,真正的文化大道反倒与人心良知相关;您还认为中华文明因“低消耗”而长寿……这些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怪了,一听就接受,而且很兴奋。我通过看在场其他同学的眼神,知道他们与我有同感。顺着您的思维高度,我想问一个难题: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
我的回答也许会让你们吃惊: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
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即使在讲述古代文化课程,说着说着又缠到政治上去了。讲古代文人的生平,也常常强调他们的仕途坎坷。因此,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那个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一些,能不能成为您的观点的证据?
答:
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也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礼乐”是比较隆重的仪式,而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
问:
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这种历史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
我提四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刻板、枯燥、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第四,请密切配合我们的课程对于伪完整、伪均衡的彻底突破。在我看来,学术文化上的完整和均衡,大多是为了虚撑规模而削足就履的结果。我只愿选取一些关键门径进入,一旦获得了大感觉便戛然而止,不再滞留和厮磨。例如,我认为中华文化生命力的精彩勃发,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已大体完成,以后的成果只属于余绪的范畴了,因此我所投放的注意力也完全不同。这就像对一座名山的鉴赏,只需细细品味几个最峭拔壮观的景点已经足够,而不必走遍山区每一个村寨、沟壑。如果走遍,反失魂魄。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