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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

　　这既使我高兴，又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那么，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又会怎么样呢？

　　材料越多，越会互相冲击，互相淘汰，结果反而使内容越加简洁。这就像散去了雾霭的山脉，筋骨终于显现。这下我发现了，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是两件丑事，一是我祖父吸食鸦片，二是我外公沉溺赌博。从这两个“肮脏的起点”出发，整个叙述系统也就活跃起来。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从古典，到荒诞，从平静，到**，应有尽有。

　　但是，“真实”又是什么？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如果需要，又需要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能够肯定的真实只有一项：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

　　直到今天，我还未曾使用电脑，这部书稿仍然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余秋雨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我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