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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汉娜·阿伦特

　　《灵魂之旅》（Journal of a Soul，纽约，1965），这本由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撰写的精神日记（他在当选教皇之后被称做“约翰二十三世”），是一本奇特的、让人失望但又被它吸引的书。它的大部分章节都写于隐修期间，因此它由不断重复的虔诚流露和自我劝导、“对良心的测试”和对“精神进程”的注解构成。由于它只有极少的篇章涉及现实发生的事件，故而逐页读来，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如何为善和避恶的初级手册。然而，通过它自身奇特而陌生的途径，它成功地对许多人都关心的两个问题（当时是在1963年5月末到6月初，他在梵蒂冈处于弥留状态

　　）作出了清晰的解答。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由一位罗马市的女服务工简单而明确地引发出来的。她对我说：“夫人，这位教皇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子？难道他不是必须首先被任命为主教，然后是大主教、红衣主教，直到最后才被选为教皇？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显然，对于她所提的这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人知道。”当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他并不属于候选人之一，连梵蒂冈的裁缝们都没有准备适合他穿的尺寸的衣服。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们最终被说服去相信（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

　　），他“将只是一位临时的和过渡性的教皇”，因而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他继续写道：“而如今，我在教皇这一职位上已经快四年了，在我面前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将在全世界人们眼前展现，他们都在注目和等待。”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他不是候选人之一，而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于他的当选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回顾时才会让人感到惊讶。毫无疑问，教会提倡“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已经近两千年，没有人能说出在弥漫所有世纪的幽暗中，究竟有过多少位教区神父和修士，曾像年轻的龙卡利那样说道：“这就是我的榜样——耶稣基督。”龙卡利在十八岁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去“效法仁善的耶稣”意味着将被人“视为疯子”：“他们说并相信我是个傻瓜。或许我确实是傻瓜，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样认为。这就是事情变得越发有趣的原因。”但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来，更多地关注维护自己的正统教条，而非信仰的纯正性，因而它并不会向那些真正受到召唤的人敞开神职之门并且说：“跟我来。”这并不是因为，教会真的担心那些遵循一种纯粹、本真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人，担心他们身上所包含的明显不受组织约束的因素。相反，他们考虑的仅仅是，“为了基督，与基督一起受苦和遭人轻视”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而这恰好是龙卡利满怀激情和热切渴望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的话来激励自己。他的渴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来和我一起承受那清晰的、相同的压力吧……和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一起。”在他的主教就职仪式上，他叹息道：“到现在为止我受的苦太少了。”他希望并且期待着“天主能对我进行一些特别痛苦的试验”，“带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一些巨大的苦难和疼痛”。他迎接他那痛苦的、过早到来的死，就好像那是对他的天职的确证：他必须放下一切，去经历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牺牲”。

　　教会之所以不愿意将高级神职交给那些其个人抱负是效法“拿撒勒的耶稣”的人，其原因并不难理解。或许曾有过一个时代，教阶制中的神职人员的想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相似，他们忧虑的是，（用路德的话来说

　　）“上帝话语最持久的命运是，由于它，这个世界被置于混乱之中。这是因为，上帝的训导来到世上，是为了改变和复活整个尘世，使尘世之人能够触及它”。但那样的时代早就过去很久了。正如龙卡利在草稿中记下的，教会已经忘了，“变得温柔而谦卑……并不等同于变得虚弱而懒散”。而这种品质恰好是他们将会在他身上发现的：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但在人面前却决不软弱。尽管在某些教区，对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皇的敌意非常大，但对教会和神职人员来说它还是不够大，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高级人员和教会首脑，被他争取过来支持他。

　　从他1958年秋天就任教皇开始，不仅天主教徒，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一直注视着他。他自己列举了他受到注目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直率地接受了这项荣誉和重担”，而在此前他总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会直接使人们关注我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立即将某些观念付诸实施，这些观念虽然极其单纯，但其作用却非常深远，并能对未来充分负责”。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关于设立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教区会议（Diocesan Synod）以及修订教会法汇编这样的观念”，来到他身上时是“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考虑的”，因而甚至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前考虑完全对立”。这一点，对于那些注目于他的人来说，乃是他这个人以及他令人惊讶的信仰的合乎逻辑的，或者无论如何是非常自然的体现。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这一信仰提供见证，但没有哪一页（甚至整本书加起来也不行

　　）的说服力能与那无以计数的故事和逸闻相比，它们在他弥留之际的四天里在罗马到处流传。当时，整个罗马城像往常一样，因旅客的大量涌入而震动。这些旅客都是因为他早于人们预期的逝世而来：来自所有种族、所有国家的由神学院学生、修士、修女和神父组成的团体，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出租车司机到作家和编辑，从服务生到店主，从信徒到形形**的非信徒，都在谈论着一些故事——关于龙卡利曾经的言行，关于他在种种场合中的作为。现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被库尔特·克林格尔（Kurt Klinger）收集到一本名为“含笑的教皇”（A Pope Laughs）的书里，另一些则作为关于“仁善教皇约翰”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得到出版，它们都带有“通行”（nihil obstat）和“许可”（imprimatur）的标记。但是，这样一种圣徒言行录，无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关注他；因为大概是为了避免“遭到攻击”，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如下主题：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的通行标准（包括教会的标准

　　），与耶稣的教诲所包含的判断与行为准则相冲突。在20世纪中期，正是这位教皇决定按字面意义而非按象征意义，来对待他所接受的信仰教诲的每一条款。他真正渴望着“为了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他曾规训自己和自己的雄心，直到他真正变得对“这个世界的评断毫不在乎，即使是教会世界的评断”。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仍然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了呢？根本没有。”在他临终时给他的家庭立下的精神遗嘱中，他安详地写下“我确信，死亡的天使……将把我带到天堂。”他的信仰的无比坚定性，在他无辜遭到“诽谤”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只有当我们不理会这些诽谤时，他的精神高度才能被我们正确地估量。

　　因此，在人们交口相传的故事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最有意思、最为大胆的故事；当然，不用说，它们都无法得到证实。我记得其中一些故事，并且希望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就算它们的真实性被否定了，这些故事的发明也足以反映出这个人，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他和谈论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不会引起反感的故事，支持了《灵魂之旅》中篇幅不大的关于他平易而自然地与工人、农民相亲近的叙述。毋庸置疑，他是从底层出身，但他十一岁时离开了这一环境，被录取到贝加莫的神学院学习。（他与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他面临服兵役之时。他发现兵役非常“丑陋、污秽和可恶”：“我是否应该和魔鬼一起被罚入地狱？我知道军营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全身发抖。”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些水管工人抵达梵蒂冈进行修理工作，这位教皇听到了其中的一位是如何以整个神圣家族之名开始咒骂别人的，于是他便走过去和蔼地问那位工人：“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merde）呢？”

　　我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涉及比较严肃一些的主题。在他的书中一些很少的段落里，谈到了他作为龙卡利主教时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麻烦看来始于1925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使徒访者”（'tolic Visitor），这是一个“半地下状态”的岗位，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他从未忘记他在这里的不愉快——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

　　）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露出的是如此可怜的形象——如果用耶稣和圣徒们所发出的单纯、仁慈的光来照一照他们的话”。

　　根据他的这本自传，他是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开始与犹太人组织进行接触的（并且，他有一次阻止了土耳其**把数百名从欧洲纳粹占领区逃亡而来的犹太儿童重新运回德国

　　）。他后来为此对自己进行了非常罕见的自我批评——尽管对所有的“良知测试”而言，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做。他写道：“我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多呢？为什么我不去作一些更坚决的努力，来抵制我天性中的倾向呢？是否我对舒适和安宁的追求——我认为它们与主的精神更能保持和谐——其实只是在掩饰我对拿起武器作斗争的勉强？”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只有一次允许自己发怒。在德国向俄国开战时，德国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找到他，请他利用他在罗马的影响力来让教皇宣布支持德国。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我又怎么去向数百万被杀害在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当时是在1941年，大屠杀刚刚开始。

　　下面几个故事触及了这些主题。据我所知，由于现存的关于约翰教皇的传记中没有一本曾提到过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因而即使它们否认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也完全不足为信。第一件事是关于他在1944年去巴黎前，拜见庇护十二世（PiusⅫ）时的逸闻。庇护十二世在开始接见他时，先告诉这位新任命的罗马教廷大使，他只有七分钟时间可以和他谈话。于是龙卡利就立刻提出告辞，并且说：“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六分钟也是多余的。”而第二件事则很有趣，它讲的是一位从外国来的年轻神甫在梵蒂冈非常勤快，试图在高层神职人员那里获得一个好印象以便于晋升。据说，约翰二十三世曾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不要再这么焦虑了。你应该放松些，同时相信在审判日耶稣不会过来问你：你和宗教法庭相处得怎么样？”最后一件事是一篇报道，里面说他在逝世几个月前收到了霍赫胡特（Hochhuth）的剧本《代表》（The Deputy），有人问他该怎样来反驳它。而他却照着这个人的话回答说：“反驳它？你能做什么来反驳真相呢？”

　　以上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然而，尽管在关于他的文献中一部分文献有些奇怪的变动，但是在其中我们仍然足以发现它们。（如果“口头传统”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约翰教皇就接见过第一个犹太使团，并问候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而这句话是《创世记》中的约瑟，在埃及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时所说的话。现在有报道说，这句话在他当选教皇、接见红衣主教们时也被他说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可能更加似是而非，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在前一件事中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而在后一件事中也同样非常好。

　　）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他身上具有一种彻底的独立性，它来自对世事的真正超然，来自摆脱成见和习惯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通常会带来一种近乎伏尔泰式的智慧，一种令人惊讶的扭转局面的机敏。因此，他在反对在他每天散步时关闭梵蒂冈花园（据说关闭花园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

　　）时，问道：“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同样一种机智的精神气质——法语中称之为“esprit”（灵气

　　）——在另一个未发表过的故事中也得到了证实。当他还是法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时，在一次外交使团宴会上，有一位绅士想令他难堪，于是便在餐桌上给每个人分发一张裸体女人照片。龙卡利看了一眼这张照片，便把它交还给这位绅士，并且说：“这位是您的夫人吧，我猜。”

　　他年轻时曾非常喜欢讲话，喜欢逗留在厨房中并讨论各种事物。后来他批评自己“天性倾向于像所罗门王那样下断语”，去教诲“汤姆、迪克和哈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并且爱管闲事，“无论是报纸上的、主教们的事情，还是每日的话题”。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和“羞辱”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

　　）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这种摆脱了顾虑和担忧的彻底的自由，就是他谦卑（humility）的方式，而他之所以能够自由，是因为他能毫无保留（无论是心理或情感的保留

　　）地说：“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在《灵魂之旅》中，我们很难在一层层的虔敬言辞（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陈腐，但对他并非如此）之下，发现那主导他生命的基本音调（chord）。我们甚至很难期待在其中看到他得自此种音调的笑的智慧。不过，当他告诉他的朋友们，教皇这一职位所带来的新的沉重责任，是如何在最开始时使他焦虑甚至彻夜难眠，直到有一天早晨他对自己说：“吉奥瓦尼，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肃！”此后他便睡得安稳了——这些如果不是在宣扬谦卑，那还会是什么呢？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是谦卑使他如此平易近人：他在和囚犯或“罪人”们在一起时也仍然感到快乐，更不用说和他花园里的工人、厨房里的修女（肯尼迪夫人及其女儿，以及女婿赫鲁晓夫

　　）相处了。毋宁说，是他强大的自信使他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只要是他觉得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的地方，他都尽可能去。因此，他到监狱里向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说话时，是把他们当做“儿子和兄弟”；而为了使他们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他告诉他们，他在童年时是如何偷了一个苹果而没有被抓住，以及他的一个兄弟是如何未经许可就去偷猎并被人逮住的事。当人们带他到“关押无可救药的罪犯的单人牢房”时，他“以最威严的声音命令道：‘打开门。不要将他们和我隔开。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的确，所有这些话都是牢固而经久的基督教教义，但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仅仅只是理论罢了。即使是《新事物》（Rerum Novarum）——这一由“劳动人民的伟大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出的通谕，也没有阻止梵蒂冈教会向工人们支付饥饿工资。约翰这位新教皇可以和任何人谈话，这一让人不安的习惯几乎立即招来了对他的诽谤。按阿尔登·哈奇（Alden Hatch）的描述，他曾问过一位工人：“你的情况如何？”这位工人回答：“很糟很糟，教皇陛下。”然后他便告诉教皇他的薪水是多少，他需要养活几口人。“我们一定会为此做些事的。在你我之间，我并不是你的陛下，我是教皇。”而这句话意味着：忘掉所有的头衔，我是这里的首脑，我可以改变事情。后来，有人告知这项新的花费只能用慈善救济款来支付时，他仍然保持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就从中拿一些出来吧。因为……正义（justice）要优先于慈善（charity）。”这些故事之所以让人感到痛快，是因为它们都拒绝屈从于那种普遍的想法，即“连教皇每天所说的话都应该保持神秘和敬畏”，这种想法在约翰教皇看来明显与“耶稣的榜样”相矛盾。而的确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次引起高度争议的对苏维埃俄国代表的接见结束时，教皇作出了一次非常符合耶稣的“榜样”的发言：“现在，既然你们允许，是该祝福你们的时候了。一些祝福根本不会伤害你们。请接受它们，如它们被赠与时那样。”

　　他身上这种对信仰的忠诚，从来没有被怀疑所困扰、被经历所动摇，也从来没有被狂热所歪曲——“这种狂热，即使是天真的狂热，也永远是有害的”。当这种忠诚体现在行动和活生生的言辞中时，它是极好的，而当它变成印在纸上的僵死的文字时，就有些苍白和乏力了。这一点甚至适用于附在书后的那少数文件，唯一的例外是《致“龙卡利家族”的精神遗嘱》这封信。在这份文件中，他向他的兄弟们、兄弟的孩子及外孙们解释了他为何到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拒绝“把他们从可贵和安心的贫困”中提升出来，尽管他曾“经常帮助他们，就像一个穷人帮助其他穷人”一样。他还解释了为何“任何东西——地位、金钱或好感——我从未要求过这些，无论是为我自己，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发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

　　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

　　）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任何“诱惑和失败”，没有“致命的或可宽恕的罪过”，那它还有什么可讲的？因此，即使《灵魂之旅》中包含着理智上的发展的某些例证，它的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准备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而重读了它。当他不再把新教徒视为“教会之外的可怜的不幸者”，并且确信“所有人，无论受洗还是未受洗的，都有权归于耶稣”之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多么奇特：他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对“教会的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热爱”，而这导致了（正如阿尔登·哈奇所言

　　）“弥撒常典（Canon of the Mass）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变”，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立即投入到“去修正、改革以及……在一切方面进行提升的努力中”，并相信他所提出的大公会议“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主显节”。

　　毫无疑问，正是“精神的贫困”在保护他，使他“避免焦虑和厌倦的混乱情绪”，并给予他一种“大胆的单纯力量”。在“精神的贫困”中也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解答：当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懒散而顺从的人时，这位最大胆的人怎么会当选教皇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渴望，这一渴望在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法基督》一书（这是约翰教皇最喜爱的书

　　）中得到了说明：“变得无名且卑微。”这句话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他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呆，他不是单纯而是头脑简单。那些几十年都看到他确实“从未感受到不服从的诱惑”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他那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他服从的不是上级的意志，而只是上帝的意志。他的信仰是：“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确实“从本质上说是全然福音书的”；同样确实的是，它“要求并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启发着许多人”。正是同样的信念，启发他临终前写下那句他最伟大的话：“每一天都宜于诞生，每一天都宜于死亡。”（“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be born，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die.”） 经典人文——人文精神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