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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征开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据身边一个叫刘仲禄的汉族制箭官的推荐，下诏邀请远在山东莱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长春真人）来到军中，讲述养生之道和治国之道。丘处机已经七十多岁，历尽艰辛来到撒马尔罕。当时成吉思汗已经继续向西越过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暂且在撒马尔罕陪丘处机。

　　这期间，两人在一起写了不少诗。耶律楚材在诗中已经明显地表示出自己想摆脱西征而东归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国息战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楼边三两声，

　　东天回首望归程。

　　天兵几日归东阙？

　　万国欢声贺太平。

　　甚至，他对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种怀疑：

　　四海从来皆弟兄，

　　西行谁复叹行程？

　　西行万余里，

　　谁谓乃良图？

　　后来，丘处机终于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鲁弯行宫见到了成吉思汗。丘处机一共向成吉思汗讲了三次道，根据相关资料总结，有三个要点：一、长生之道，节欲清心；二、一统天下，不乱杀人；三、为政首要，敬天爱民。

　　成吉思汗听进去了，后来多次下令善待丘处机和他的教派。

　　丘处机的讲道，与耶律楚材经常在身边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对成吉思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报告说游泳时见到一头会说话的怪兽，要蒙古军及早撤军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听就明白这是士兵们因厌战而想出来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厌战，就告诉成吉思汗说：“这是祥瑞之兽，热衷保护生命，反对肆意屠杀。希望陛下听从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终于听从了这个“天命”。

　　当然成吉思汗收兵还有其他客观原因。例如，毕竟大仇已报，花剌子模的国王摩诃末已死，辽阔的土地都被征服，而军中又发生了瘟疫。

　　于是，正如耶律楚材诗中所写“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升平”了。

　　在我叙述以上历史时，许多读者一定会觉得奇怪：耶律楚材怎么会写一手不错的汉诗呢？

　　确实不错。我们不妨再读他的一首词：

　　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 横翠嶂，架寒烟。野春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这当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难想象竟出于古代少数民族官员之手。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人士能把汉诗汉词写好的，第一是纳兰性德，第二是萨都剌，第三就是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为喜欢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请丘处机西行的第二封诏书，中间有些句子深得汉文化的精髓。如“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等句，实在是颇具功力。

　　我深信，丘处机能下决心衰年远行，与诏书文句间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迷人气息有关。文化的微妙之处，最有惊人的诱惑力。

　　这就需要谈谈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以远远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几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虽然经常与汉族作战，却一直把汉文化作为提升自己、教育后代的课本。后来到了女真族的金国，也是同样。耶律楚材从小学习汉文化，从十三岁开始攻读儒家经典，到十七岁已经博览群书，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年轻儒生。后来在中都（北京），他又开始学佛，成了佛学大师万松老人的门生。学佛又未弃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达之士。

　　那位丘处机是道家宗师，耶律楚材与他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这个精粹结构对成吉思汗那么尊敬，但又天天不断地散发出息战、戒杀、尊生、节制、敬天、爱民的绵绵信息，终于使成吉思汗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元史》的《太祖本纪》记载，成吉思汗在临死前一个月对群臣公开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多么珍贵的“不杀掠”这三个字啊！尽管仍然处于战争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时还无法做到，但既然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的许诺布告中外，已经让人惊喜不已了。

　　此外，据《元史》和《新元史》载，成吉思汗还嘱咐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耶律楚材这个人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必须委以重任。他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这两份遗嘱，使历史的温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着特别的心情，远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亚战争废墟间徘徊的两个背影。一个高大的长胡子中年人，搀扶着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年人，他们走得很慢，静静地说着话，优雅的风范与身边的断垣荒坟很不相称。他们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国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经蔓延了小半个世界的战火，随时找机会把它控制住。

　　他们两人后来因为佛、道之间的一些宗教龃龉产生隔阂，但我们还是要说，再大的龃龉也是小事，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