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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可以从整体上看看耶律楚材这个人了。

　　这位契丹皇族后裔，无论对于金国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还是对于宋朝的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没有我们历来重视的所谓“民族气节”，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包括曾经战胜过自己家族的民族，简直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为他的家族报了仇，但他坦诚地表示，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那种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务对象，并且努力把服务做好。只不过，在今天的服务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认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历来被人们反复夸大和表演的“故乡情结”、“省籍情结”、“祭祖情结”，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归一统”、“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复兴契丹之梦。尽管他的契丹曾经建立过那么壮阔和强大的辽国，留下了那么丰富而动人的故事。

　　他一点儿也不想做“前朝遗民”、“复仇王子”。他从来没有秘藏过增添世仇的资料，谋划过飘零贵族的聚会。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没有发出过任何暗示，“美髯公”的胡子没有抖动过任何信号。

　　他知道时势在剧变，时间在急逝，生命在重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过往历史的所谓身份，乍一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种崭新的重建，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体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参与这种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楼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种身份。为了摆脱那种身份，他甚至四处逃奔，改换门庭，直到进入“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

　　这让我想起我的诗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写过《乡愁》一诗，很多与他稍稍有点关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乡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作出的郑重选择。

　　越是动荡的年代越有选择的自由，他运用了这种自由。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给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豪华金饰，也决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作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

　　第一个人格结构：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第二个人格结构：夸张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为。

　　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

　　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实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那么，耶律楚材对我们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这位纵横大漠的游子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他的墓和祠还在北京颐和园东门里边。我每次都是在夕阳灿烂时到达的，总是寂寥无人。偶尔有人停步，几乎都不知道他是谁。

　　在颐和园留下他的遗迹，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还曾因此猜测过这位晚于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数民族皇帝的人格结构，并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意。

　　点评一：

　　选择耶律楚材这个少数民族人物，作者是想更有力地指正传统中国历史观的偏颇与阙失。中华民族长期固执于褊狭的族类意识，惯于非此即彼的一元思维，往往以是否为我族类作为价值判断的出发点。过于强烈的血族家国意识，阻挠着心灵的开放。我们缺少的就是抛弃生存背景、展现文化身份的文化人。（老愚）

　　点评二：

　　金灭辽，蒙古人又灭金。在这走马灯似的北方王朝兼并中，通汉文的辽国皇族耶律楚材先是归顺金国，后归顺蒙古军，参与成吉思汗西征，横扫欧亚大陆；东归后，又替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以汉族典章制度治理朝政；在南征宋朝时“不杀掠”，战胜但尊重中原农耕文明和儒家文化，从而奠定元朝政治治理格局——这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也是由民族认同国家走向国家认同文化的恢弘过程。

　　本文评述这段复杂的历史变迁，突出了“陌生的闯入者”耶律楚材的身份认同歧变。这一个案的确堪为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明晰注脚。而文化影响力远比国家或民族影响力为甚。（马策）

　　点评三：

　　中华文明在宋代以后的阐扬，乃至蒙元的基本格局的建立，离不开耶律楚材这位深谙中华文明的“陌生人”的贡献。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睿智的哲辩再现了耶律楚材的才情，叙史充满情趣，言理入木三分。

　　本文层层演绎推论，写出了深受儒、佛文明影响的耶律楚材对开疆拓土战争的前后不同的态度，及其对蒙元统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变化主要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尊重。从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儒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忠诚地实践着中华文明，更让我们对他抱以敬意的是，“他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不以狭隘的民族情结做着“复兴契丹之梦”，而是“固守一些大是大非”--在他眼中“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作者明确指出这主要缘于耶律楚材“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原来，中华文明的传承不在于背景而在于一种文化良知。（胡杰）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