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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历来情绪化的黑白思维，文天祥的舍生求义很容易给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记。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出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历史只要到了这种让两个杰出男子毫无个人情绪地默默对峙的时分，总是立即变得十分深刻，每个时辰都有万钧之力。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种故事化的浅薄深深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种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体验这种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过文天祥之后，立即作出这样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优秀得多；元朝是一个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国真正地回归于统一，而且是一种更加扩大、更为有效、更不封闭的统一。
元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说起来太长，我只想借用两副外来的客观目光。
一位是马可·波罗。他在元朝初期漫游中国，看到处处繁荣精彩。对于曾经作为南宋首都、照理应该被破坏得最为严重的临安（现在的浙江杭州），他描写得非常周全细致。最后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须知，他的家乡是素以美丽著称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临安在改朝换代之际虽然遭到破坏，却还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贵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欧洲传教士鲁布鲁乞。他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的叙述从另外一个更深入的文化层面上告诉我们宋代留下了什么样的文明生态。鲁布鲁乞眼中的中国是这样的：
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时常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读着这样的记载，我有点汗颜，相信很多同胞也会如此。宋代经过了多少战祸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这样，真该为我们的祖先叫好。我希望历史学家们不要再为宋代终于被元代取代而继续羞辱它了。真的，它没有那么糟糕。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今天还好。
忽然想起几年前上海博物馆展出《清明上河图》真迹时的情景。消息传出，世界各地很多华人纷纷飞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则天天连续几小时排着看不到头的长队。热闹的街市间，只见当代中国人慢慢移动着，走向张择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恍惚间，画外的人与画内的人渐渐联结起来了，迈着同样从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约着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观看的。长长的队伍中有人在说，几位九旬老人，两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间。博物馆方面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员找到这些老人和病人，请他们先行入场。没想到，他们都拒绝了。他们说，看《清明上河图》，就应该恭恭敬敬地站那么久；我们来日无多，更要抓住这恭敬的机会。
前前后后的排队者闻之肃然。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
点评一：
人们给宋代加上了“屈辱”、“短命”、“悲凉”诸多形容词，似乎那是一个英雄气短的朝代。实际上，那是一个黄金般伟大的年代，作者站在大文化的视点上，为我们阐述了真实可爱的宋代。中华文明相当重要的一节链条就此复活。（老愚）
点评二：
越过政治话语屏障，本文塑造了宋代文化风致。大宋王朝并不是“积贫积弱”这样一句政治话语所能道尽的。尽管这个中原国家屡遭北方辽国、西夏国欺凌，又被金国驱逐南渡，最后被蒙古铁骑灭亡，但宋朝文官制度的建立、大文人主导的社会改革、格物致知的哲学追求、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与唐诗并峙的宋词等文化成就，远被后世。这里隐含的历史观是：对国民集体性格的塑造，文化话语的功力远甚于政治话语。（马策）
点评三：
宋代的军事政治犹如一团乱麻，但中华文明却于这样的混乱中催生出了朵朵奇葩。在本文中，作者如剥茧抽丝，去箨露笋一般，给我们揭示了宋代文明在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渐臻佳境。
作者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化盛况，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条分缕析，又横向地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作比较，盛赞“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堪称独步”。是“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造就了这种盛况，造就了一批批像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集文化与行政“两种顶级高端的对接”的文化哲人。这些“杰出的人文学者”对政治的参与，“使中国政治第一次如此浓烈地焕发出理想主义的文化品性”，出现了“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才能与之比肩”的伟大时代。就连宋朝的灭亡都体现了文化的延续，无论是个人还是改换的朝代都在实践“儒学的文化行为”。（胡杰） 寻觅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