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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

　　（笑）我倒是“想”了一个出来，写在《何谓文化》那本书里了。我想，任何好的定义，都应该切中那个最关人们痛痒的命脉。在文化的问题上，什么最关人们痛痒？我发现，三十多年开放后很多跨国婚姻的破碎，大多出于同一个原因，叫“文化差异”。多年夫妻因“文化”而离异，但他们两方都不是文艺专业。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命脉所在。

　　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成，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

　　确实是一个明快、简洁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的二十二字主体容易理解，只是对于后面复句结构中的“集体人格”，含义不太清楚，能解释几句吗？

　　答：

　　在文化的定义中引入“集体人格”，已属于目前文化研究中的最高等级，估计多数研究人员也不清楚。我今天没有时间把这个艰深的学术课题展开讲，只能简单提一句，你们也就能大体明白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说成是“国民性”，写《阿Q正传》《药》《孔乙己》都是在探究集体人格。这个问题，比鲁迅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说得最深刻，可以读读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问：

　　鲁迅所解释的国民性，有很多比较负面。您所说的文化，包括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也都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

　　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最后都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努力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正面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

　　问：

　　“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

　　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问：

　　现在社会上某些热门“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制胜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这一切，不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

　　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有些文化课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

　　问：

　　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

　　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

　　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

　　对。可以问问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

　　问：

　　这么说来，文化教育的终极意义很值得怀疑？

　　答：

　　正因为有些文化教育削减了人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种文化教育来抗衡，让人在更高意义上恢复本真。简单说来，有人在堆积障碍，有人在排除障碍。但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风光、更得意、更受人追捧。

　　问：

　　这不是很悲哀吗？

　　答：

　　就像都市之夜，最风光、最得意的一定是经销商和消费者，而不是清道夫。经销和消费的时间一长，再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城市垃圾和身体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遗址，发觉文明历史越长的地方现在越坏，几乎成了一种“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几千年来“经销商”和“消费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却已伤残凋零。最后，真正伤残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区、那些国家、那些文明。

　　问：

　　我听您多次说过，中华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湮灭和中断的，难道它一直拥有足够的“清道夫”吗？

　　答：

　　中国第一个哲学家老子就是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遗嘱就是永远做减法，走向极简。

　　由他领头，诸子百家中没有一家是复杂的。这个起点，造成了中国文化早期的“轻装”状态。后来越来越臃肿，因此也越来越迟钝，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难了。

　　幸好，中国文化的体量巨大，由此产生了一种自我荡涤作用。这就像大海，算起来每天有多少垃圾倾注在里边，却因为大，日夜翻卷、移动而自我净化，构成了一切小逻辑都解释不了的“体量逻辑”。

　　问：

　　您所说的“体量逻辑”很深刻。体量大，除了空间，还有人口。历来被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种种“大事”，绝大多数民众一无所知，因为文盲的比例十分惊人。不少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落后，向往着西方那些沙龙、学派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师未必这么认为，您甚至会觉得，中国民众对学理的隔膜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是吗？

　　答：

　　你很棒。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得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如果这些人成了气候，空论、激论、偏论泛滥，对谁也没有好处。

　　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

　　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长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问：

　　既然中国文化对高深学理比较淡漠，它又通过什么方式把民众的直觉经验与大道人心、集体人格融合在一起？

　　答：

　　艺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征战，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向于艺术。请你们注意孔子在《论语》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两度概括。第一度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第二度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通过修身的方式获得人格享受。李泽厚先生把“游于艺”“成于乐”说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赞同。

　　问：

　　中国很多人都习惯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您说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更偏向艺术，我听起来有点新奇。但是细想之下确实也有道理，中国的唐诗、宋词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李白、杜甫、苏东坡，一直是历代最流行的“公众人物”。连政治人物李煜，风传世间的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这些，能不能佐证您的观点？

　　答：

　　可以，但事情比这些证据大得多。按照古代圣哲对于中国文化的设计，“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传统。“乐”是艺术，这一点你们明白，但我要告诉你们，连“礼”也是艺术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为方式。因此，所谓“礼乐传统”，也就是古代圣哲为中国社会构思的一种“美的宗教”。

　　问：

　　您多次说过，我们目前在攻读的“中华文化史”课，必须改变平常对文化的误解。对此，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作哪些努力？

　　答：

　　我提三点要求，请你们参考：

　　第一，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从古代就开始了。因此，我们要摆脱历史性的心理暗示，让精神价值、集体人格、礼乐传统等等重要命题一一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独立行走。

　　第二，抢救你们的感觉系统，警惕你们的思维习惯，拒绝课堂上常见的人云亦云、咬文嚼字，激活你们的生命活力，创建一种活跃而睿智的教学气氛。

　　第三，每次开课前可以作一些简单的准备，减少进入新课的陌生感。但切忌准备过分，以免在课前形成固执的观念，而应该在课程中自由寻路，不断重塑自己。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