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余秋雨：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

　　第四，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这四个奇迹如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一种非理性的惊人动员力。这种情景已经远远大于祭祀对象本人，而是反映了一种大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平常研究中国文化，大多只是针对一个个作者和一部部作品，忘却了数千年来一个庞大人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我觉得在文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们只能惊叹，不能读解。

　　正因为不能读解大众，我们只能回到屈原。但一说到屈原，我们又有可能一下子陷入咬文嚼字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

　　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

　　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

　　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地谏言，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阶段：第二次被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罗江。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听听诸位对他人生起点的看法。

　　王牧笛：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据说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巫神。传说，屈原出生当天他家屋顶上有道彩虹贯顶，这成了屈原此后追溯自己生平时引以为荣的资历——《离骚》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这一脉与黄帝的渊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家族荣誉观”；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国当地的，还包括中原的诗书、礼仪、经书的浸淫。屈原在楚国当外交官的时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跟学者名流们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里的学风。

　　王安安：

　　屈原年少得志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一八年——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齐国订下“齐楚之盟”，受到齐宣王的赏识，在政坛崭露头角。屈原逐渐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帮助楚怀王制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针。

　　余秋雨：

　　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功夫。

　　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他们很容易进入政坛，却不懂得政治生态。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更会因坚持理想而不愿趋炎附势。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人。理想化的洁癖使他在心态上缺少弹性。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何琳：

　　他那些理想高远的话，包括那种自豪感，可能别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个世界中去，就会认为他是自大。其实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种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剧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余秋雨：

　　说得很对，但请注意，“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作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罢了。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没有策略而跻身政治，就会遇到一个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潜在的盟友，也都没有那么高贵和纯净。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着人们的理解，那么这种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潜在的盟友都会因你的骄傲而产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脸，而那些笑脸很可能出自小人。请注意，不是投向有强权的坏人，而是投向小人，因为小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让一切投向他们的人感到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安全。于是，小人的队伍大大扩充，而原先潜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国里激发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种辽阔的政治气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很快就置身于觊觎、嫉妒、冷眼、误会的包围中。

　　好，那就让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吧。哪一位来说？

　　丛治辰：

　　那就我来说吧。屈原年少得志，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来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划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宪令（国家法令），他来了，说：“你能不能把宪令的草稿给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给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岂不麻烦？”于是拒绝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跑过来看草稿呢？因为屈原老说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张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后来参与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兰、郑袖都是保守派，这个草稿很可能倾向于改革，屈原担心让他们看了，他们会篡改。于是，就把靳尚给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他就到楚王那里，演了一出小人戏。他一见楚王就说：“大王啊，您要改革，为此要做个宪令，大家都知道这是您的英明，屈原只是给您打个草稿罢了，谁知他每写完一条就出去吹嘘，说：‘你看看我多牛！这些都是我写的！’”小人不仅会对当权者谄媚，而且很会抓住人的弱点：屈原确实有点自恋！这么一挑拨，楚王果然很不高兴。屈原就这样遭到了楚王的疏远，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正是因为流放的郁闷，屈原才写下了千古不朽的《离骚》。

　　王安安：

　　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郑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英明的领导人，对小人的谗言理应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处理方法。所以，楚怀王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余秋雨：

　　但是，同时你应该看到，造就屈原的深切诗情，恰恰也有这个楚怀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对楚怀王的情感一直无边无沿。他走得再远，也把楚怀王作为一个倾诉对象。因此，不管我们多么责怪楚怀王，他也是屈原诗歌中的一个主角。我这么说，又是文学思维与政治思维的一个重大区别了。

　　即使从政治思维来说，楚怀王也让屈原割舍不下。楚怀王能够在屈原那么年轻的时候对他加以重用，可见眼光独到。他交给屈原的任务，也是当时楚国政治、外交上的敏感点，因此他不能不对屈原的所作所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视楚怀王，但纯净如他，又必然把楚怀王对他的任用看作是一种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会曲意奉承，只会安然自得。这种神情，也会让楚怀王觉得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小人挑拨的起点。屈原始终不敢承认，他对楚怀王一厢情愿的知心判断只是一种幻觉。由幻觉所产生的期待又切断了他与楚怀王进行政治对话的正常方式，这就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正面效果：使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从政治语境中分裂出来，渐渐自立自为。屈原，在流放地让诗歌流放，并因流放而独立、而伟大。

　　屈原的生平记载是从遭受诬陷开始的，诸子百家中只有韩非子与他相似。但韩非子主张残酷的刑罚，所以很少得到后人的同情。由屈原，人们开始用集体情感救赎一个个遭受诬陷的文人。

　　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屈原的流浪却是一种被迫无奈。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起点：自屈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流浪的人越来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却越来越多，最终组成数量庞大的贬官文化。屈原就是贬官文化的起点。

　　现在我建议谈谈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

　　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与一次外交灾难有关，他生于“天下一统”的前期——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时代。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联合谁？反对谁？”作为政治家的屈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那就是“联齐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实践是失败的，尤其是他出使齐国，而秦国的张仪出使楚国，在这场较量中，屈原输给了张仪。原因很简单，屈原的高贵人格中容不下欺骗。张仪用“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的谎言欺骗了楚国，取得了外交联合中的胜利。张仪也好，苏秦也好，韩非子也罢，作为政治家，他们虽说失去了祖国，但赢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国。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种宿命。

　　刘璇：

　　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后的又一骗局之后：怀王被骗去秦国谈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来当人质。楚国没有受秦国要挟，而是扶顷襄王上了台。按道理来说，顷襄王应该讨厌上官大夫靳尚，因为当初楚怀王被劫去当人质，就是这些投降派闹的。但这种讨厌持续了没多久，顷襄王就又开始亲近他们，为什么？他这个心态跟南宋第一个皇帝赵构很像，因为怀王还没死，如果怀王回来了就会威胁他的王位。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导地位，于是就越来越倾向这些投降派。这些人又制造了一个陷阱，就是诬陷屈原，把他流放。流放的时间有不同版本，最长的说法是二十年，总之是屈原到死也没有再到过长江以北，再没有回到楚国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

　　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岁左右，时间是四年，流放地是现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现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岁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岁时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带。这两次流放，某种意义上说使屈原远离了首都的各种政治灾难，不再日日夜夜有那么多切肤之痛了。痛苦当然还存在，但有了层层叠叠的阻隔，升华为一种整体忧伤，与山水相融，使政治郁闷蒸腾为文化诗情。

　　难过归难过，但他却由此走向伟大。他的《离骚》到底写于什么时期，直到现在还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后，也就是三十五岁之后写的；也有的人认为是写于第二次流放之后。这个争论，与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有关。

　　一派认为，《离骚》这部大结构的诗歌作品，能够一气呵成，不见断续痕迹，写作时的年纪应该不会太老；另一派认为，《离骚》所表达的悲愤和对生活的看法，好像需要有两次流放才写得出来。

　　我比较赞成第一派的观点。因为《离骚》里反复讲到：趁现在年纪还轻，要做很多事情。这显然是年轻人的口气。屈原并不是一直用这种口气写作的，他后来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感叹自己上了年纪的话。而且，《离骚》所透露出来的一股气，确实是一股以香草、美人作为象征的盛年之气。

　　我历来非常注意文学作品中隐藏的那股气，似乎不可捉摸，却又扑面而来。文章是生命的外化，这股生命气息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时时刻刻在诱导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离骚》的气息，比较年轻。

　　万小龙：

　　从秋雨老师的讲述可以明白，文学的灵魂来自生命的气息。屈原的生命气息是伟大而美好的，可惜，断得早了。我认为屈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投江自尽。在这之前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走到江边问一位渔夫，汨罗江怎么走？渔夫说：“你去那儿干吗？”屈原说：“我要投江自尽。”渔夫说：“你为什么这么干？”屈原就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夫就说：“傻帽，你书读得太多了吧！”不久，屈原就投江了。这个日子就在农历五月初五左右，本来是民间的一个节日，因为屈原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包粽子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余秋雨：

　　屈原投江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不赞成对这件事作一般意义上的哀痛理解。

　　这里有一个前提：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很盛的地区。人们经常举行的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一种凄美的仪式。龙舟和粽子，都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来“由人入神”的巫傩仪式的延续，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祭祀命题。

　　屈原在流放期间，非常充分地了解了当地的原生风习、民间崇拜。这一切对于一个顶级诗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的生命，融入了神话和大地之间，已经成为山水精灵、天地诗魂，不再仅仅是一个失意谪宫。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投水，以及民众的千里祭仪，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许多年以后，西方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也都选择了和屈原一样的归宿。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人对自己的出身、处境、病衰都没有控制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对屈原之死的理解，也应该提升到更高层面。 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